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程光炜，1956年生，江西省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年谱研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等核心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著作有为《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二十讲》《文化的转轨》等，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等大型丛书数种。曾多次赴欧美、日本等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讲学、访问。

根据我的经验，新时期文学这四十年重谈现实主义文学一般会出现在几个关口：一是伪现实主义文学盛行，文学走向末路的时候；第二是文学形式探索达到饱和，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在文学过分商业化、圈子化的情况下。

新时期文学最早亮出伤痕文学大旗，针对的是之前盛行十几年的伪现实主义文学。一本题为《新时期文学六年》的书是这样写的：“谁也没有料到，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竟如此迅速地重新站立起来。更没有会料到，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十年文坛荒芜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非但迅速复苏，而且短短六年间便达到空前繁荣的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这段话说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情，对当代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根本关口。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让广大作家离开最阴暗的历史隧道，获得了文学自主性，焕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当代文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没有这个关口，是完全不可能的。

1985年后，很多作家批评家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仍在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进步，尤其是严重束缚着对文体形式多样化的追求，于是开始了“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第三代诗歌”等思潮的大胆探索。这是新时期文学迄今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当时，它们被标上“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等多种名号。有人曾这样概括它对当代文学的意义：“作家们不满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伤痕、改革等概念的规范，希望重新构建新的文学空间和审美意识；他们急于摆脱‘写什么’（主题或题材范畴）的思维局限，更加关注‘怎么写’（艺术方法）的问题，强调主体自身的创造性。”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98页。）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义、郑万隆、乌热尔图、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就是这样登上文坛的。这位批评家对上述作家作品所体现的艺术创造丰富性，有十分深入的分析：“在这里，小说对非常规的情境的描写，总是提到‘疯狂’‘梦’‘来世’等，那么这些构成了什么呢？小说只有穿过这些词语的时候，才变成创造异域的陌生化经验。这些奇异性效果是如何产生的？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并不创造美，也不一定追求美好。它最重要的意向是表达非常规经验，也是陌生化经验，拓展和挑战我们的感性经验以及心理和思想的承受力。” （陈晓明：《众妙之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但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局限和不足。

经历这两次翻转，有些人又对新潮小说的过分技术化、漠视现实人生的倾向感到不安，其实个别作家如苏童、余华这时候已经开始暗中调整，悄悄转向小说写实的方面上了。最先调整的是“新写实主义”，接着是“新历史主义”。前者强调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后者以后现代视角重新观照和反思历史。但这仍然不是对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总体现实生活的把握，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可能只是以擦边球的小聪明，回应了文学界对新潮小说过分技术化不满的感受。这一段，还有“女性文学”“王朔现象”“文化散文”等等零零碎碎的东西。深刻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交界处出现，尤其是处于低气压的九十年代初出现，当代文学错过了很多应该是属于它的机会。这个关口应该是产生向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和鲁迅学习或接近于他们思想境界、历史胸怀的作家的时候。中国人创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史诗”，却没有创造与之匹配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虽然我们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

现在又到了文坛过分商业化、圈子化，需要重新注入现实主义文学活力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社会大众文化兴起，读者阅读渠道多元化形势形成。这种态势，将相当一部分读者，包括过去铁杆派的大学生吸引到大众娱乐消费当中。受其影响，一部分作家开始在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边界上频繁踩线，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另外一部分重要作家被媒体和书商（出版社）包围，也失去潜心写作的耐心。与此同时，对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技巧的追捧，也使一些能够留下传世之作的优秀作家，在大变动的历史面前，错过了及时把握历史巨变，塑造出一两个不朽历史主人公的机会。

现在有大时代、小文学的说法，我想即使不这样说，许多作家的写作确实也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状态。因此，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指如何重思十九世纪文学，如何理解史诗性作品，如何创造历史主人公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圈子文学”已经占据上风，文学作品主要在作家群体中传输，在与此相关的批评家中传输，他们早已形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文学创作标准”。所以，一方面是如何认识十九世纪文学能力的丧失，一方面又是各种文坛对这种认识的堵截、阻碍，“圈子文学”成为最主要的问题。所谓“圈子文学”，实际就是“利益文学”，是缺乏宏大历史眼光和抱负的文学生态。而在十九世纪，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鲁迅那里，即使也有相类似的生态，有过分商业化、圈子化的问题，这些作家，也是远远超越于这个层面之上的。

因此，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单是指十九世纪文学的规范、原则和创作手法，而主要是指这几位作家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前者，是不难学到的；而对后者，对许多作家来说，则无疑是攀登珠穆朗玛山峰，是一辈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