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斌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32届学员，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曾于《钟山》《青年文学》《安徽文学》《西湖》《山花》《延河》等刊发表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选发。

1

我又得去找唐叔了，那或许就是我身上偶发的病。

很多年前的夜晚，在矿区通往四野山村的土路上，我带着黑狗一次次找过唐叔。我拎着摇摇晃晃的矿灯，不时照向掏黄鳝、看西瓜、捉青蛙的村人，也不问路，闷着头跟着黑狗跑，就会在这个村的稻草垛、那个村的晒稻场找到唐叔。那时的唐叔一定是喝醉了，躺在那儿跟天上的星星说话，像是跟它们很熟似的。我偶尔挺烦这差事，就气鼓鼓地问唐龙唐凤：你俩为啥不找你们的爸爸？非要我去找？唐龙头一仰：鼻孔吹出两股气流：哼！他死在外头才好呢。唐凤却难得地赔着笑：你家不是有大矿灯么？我家没有哦。我摇摇大脑瓜，眨巴眼睛还想说什么，唐婶碎玻璃般的尖叫声就传了过来：他又去哪儿找相好的了？快把他找回来啊——我只好朝唐叔养的黑狗丢个眼色，颠颠儿回家拎起矿灯上路了。没想到这一找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唐叔不是我亲叔，是我父亲的战友。他曾是矿上的电影放映员，之前是跨过友谊关的军人，再之前是长江江心洲上渔民的儿子。当年，新中国工矿城市银城刚刚兴起，一批批转业军人开拔而来，一群群招工农民蜂拥而至，于是一座座矿山、工厂热火朝天地落地开花了。唐叔是跟我父亲同批转业到国营煤矿的，那时的矿区还不时会传来野狼的嚎叫，等我出生时才有点集镇的气象。据说，唐叔到矿山时，因具有高中学历且能写会画，有两个岗位供他选择：一是去矿工会，前任工会干事在灯光球场画伟人像时，因把痣点错了位置而被抓走了；二是去矿山子弟学校当老师，那时矿校好多“臭老九”被批斗过，教师稀缺。唐叔不想被抓走被批斗，就自告奋勇去矿工俱乐部当了电影放映员。他的工种比往日的战友好多了，那一批转业军人大多分配到井下当起采掘工，我的大字不识的父亲就是爆破工。于是，唐叔不穿蓝工作服，总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还在口袋里插了一支英雄牌钢笔，把头发梳得光滑顺溜，以示自己跟工人阶级的区别了。

唐叔工作的地儿矿工俱乐部，是个方方正正的两层水泥楼，门前高高的台阶、笔直的立柱模仿着北京人民大会堂，是矿区最为气势雄伟的建筑。那是矿上召开大会的礼堂，经常举办“大干红五月”誓师大会、“五一”职工文艺演出啥的，喇叭里总传出斗志昂扬的歌声，我的父辈们每年至少会在那儿合唱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有些时候，那儿会放放电影，《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上甘岭》《渡江侦察记》啥的，引得矿上人蜂拥而至，电影一散场就会传出孩子们兴奋的喊声：香烟洋火桂花糖——唐叔的工作间就在矿工俱乐部二楼的小暗室里，他把电影胶片缠在放映机上，放映机嗞嗞地旋转起来，一道光柱从小方洞里投射下来，越过挤挤挨挨的人头，投在白色屏幕上，于是一场场战火硝烟、爱恨情仇就上演了。我一直觉得那是个做梦的地儿，那个封闭的礼堂能把日光挡在外面，提前进入夜晚，让人进入恍如隔世的光怪陆离的世界。矿上人很喜欢看电影，因而对水泥楼顶那铁片焊成的“矿工俱乐部”五个大字视而不见，管它叫“电影院”。

少时的我常去唐叔家玩，曾被人误解为我和他女儿唐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其实，我黏的是唐叔，更准确地说是图谋他带我去放映间看电影的特权。我的这个小计谋唐凤早就心知肚明，因而一直用眼梢忿恨而鄙夷地扫射着我。现在她的眼梢已经有鱼纹尾了，可那股冷峭仍不减当年。唐龙却不在意我，那时的他正处于叛逆期，忙着跟唐叔像苏美两国似的冷战。唐婶在不尖叫的时候是个逆来顺受的柔弱人，在那些擅长指桑骂槐、指鸡打狗的矿工家属们中间总显出小心而委屈的样子。她以前是黄梅戏演员，下放过农村，嫁给唐叔后改行做了矿服务社的理发师傅。唐叔总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不多话，不爱理睬人，却喜欢我，酒越醉越喜欢我。他只要沾上酒就会一改沉默寡言的毛病，跟我唠叨他的往事，说他以前在部队是机械化师，他骑着摩托车奔来驶去风光无限，说得我耳朵都起茧了。我每回都貌似仰慕地听着，心里却在暗笑他吹牛皮，我知道他跟我父亲曾在同一连队，都是干铺路架桥活儿的工程兵，而且他的往事苍白得有些可怜，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当然，喝醉的矿工们都爱吹牛皮，都能把蚂蚁吹成骆驼，也许长大的男人都是那样吧。好戏还在后头呢，唐叔说着说着，就会学起电影中的台词，醉眼斜睨，仿佛入戏的演员，学得惟妙惟肖：“高！实在是高！”“黄河黄河，我是长江，听见请回话！”“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会儿，他会眼睛贼亮，神采飞扬起来——也许那是他为自己上演的一场张灯结彩的节目。

那个矿区跟银城只有一山之隔，可通往山外的柏油马路扭来扭去挺小肚鸡肠的。那儿，山岭上，井架高高耸起，两侧碉堡、水塔相对而出。岭下，一排排红砖平房沿山坡蔓延，一条街道串起矿工俱乐部、粮站、学校、邮电所、地磅房向山外游去，当然还有架着发射天线的机关大楼、墙壁雪白的卫生所，抑或还有别的什么。可那个矿区在三年前就被推掉，种上树木，废弃矿山复绿了。矿上人陆续搬走，散落在银城里。唐叔老了，也就搬到城里的高尚住宅区了。

唐叔住进银城后偶尔还会失踪，却不再是酒后忘记回家的路，而是在大街上蹓跶蹓跶就不见了。唐凤怀疑她爸得了老年痴呆症，我坚决予以否认，既然唐婶老年痴呆了，唐叔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应该相信上苍是公平公正的，不会让老两口一起中彩的。可只要唐叔一找不着人影，唐凤就会一个电话打过来，要我去找人。她还是那么理直气壮，仿佛她爸的失踪与她无关，而找她爸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好吧，找就找吧，反正我的提包里始终揣着印有唐叔相片的寻人启事，只是唐叔家曾经的黑狗早就没了。

2

先去电影院找找吧。

有那么几次，我就是在影院橱窗前找到唐叔的。当时，他佝偻着身子，推着眼镜凑在电影海报前，边看边摇头，跟私塾先生似的。他身子干瘦，我真担心他钻进海报成为一幅画，那样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次，那个老电影工作者会不会在电影院前流连忘返呢？这座小城虽然像擦去胎记一样，急吼吼地拆掉了工人新村、劳动新村、机厂家属院、废弃的钢铁厂等当年著名建筑群，建起一批批高尚住宅区，树起一座座仰视才能数得清层数的高楼大厦，可影院却屈指可数，而且原来的国营东方红电影院已成为东方银座广场了。我在几家影院转了一圈，没见到唐叔的身影。我知道他是不会挤在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中间，去看《功夫熊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些影片的。可那个糟老头会跑到哪里去呢？我心里埋怨唐叔是个不安生的老头，他怎么就不能跟公园里的老头们下下棋，跟广场里的老太太们跳跳舞，整天瞎溜达啥呢？

天近黄昏，我给唐凤打电话，那时的她不在去往棒棒糖量贩KTV的路上，就在七里香茶楼打麻将。果然，我听见哔哔啪啪的洗牌声从话筒里传来，便老老实实告诉她，我找遍小城影院却没找到唐叔。唐凤的喊声追过来，直炸耳朵：那他能去哪儿？汉奸，你死人啊，你就不能去别的地儿找找？我张张嘴想说什么，可电话那边传来一女子的笑声：哟，唐凤，你家的狗丢了呀！然后就被挂断了电话。唐凤跟她爸说话总是气冲冲的，没个好脸色，像个债权人，可她却给老爷子买房请保姆，一看见电视上的老年人保健品广告就往家拎。她曾跟我说过：我爸那人孤僻性子，总一个人跑来跑去，没有儿女心，年轻时对子女不管不问，老了老了还管起我来，烦！——我真想心平气和地跟她谈谈她的父亲。我想告诉她：那天，唐叔打电话给我，说他很疼。我去看望他时，唐婶坐在小区花园里笑嘻嘻地看着资深美女们跳广场舞。我绕开她，走进唐叔家。唐叔正躺在沙发上，盖着薄毛毯，咳嗽着。他瘦了，毛毯下的身子不停地抖动着，仿佛他的肺部安装了一个小型发动机。他尽力抑制住咳嗽，把手伸向我。我犹犹豫豫地握住他的手，能感觉到他已经很轻了。他盯着我说：汉奸啊，我要走了。我不知该说什么，连连摇手。他脸上的皱纹荡起笑，让我想起了九月菊。他看向窗外眼神散开，喃喃：我真想看场电影啊……可黄昏的颜色泼进我眼里，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想了想，又拨打电话给唐凤的丈夫、曾经的小方、现在的方总。他也是矿区子弟，当年他父亲死于一场矿难，而今因私人开采煤窑发家了。他在电话那边显得很小心，声音压得很低，仿佛话筒是个陷阱。他说：老爷子年纪大了，给他手机又不会用……你再找找，真是麻烦你了。我说：天快黑了，我到哪儿去找啊。他又牙疼似的说：要不报警吧？虽说失踪没超过48小时，可我能让警察朋友帮帮忙的。我笑：好嘛！你的警察朋友虽然不是专业找人的，但肯定比以前的黑狗管用。黑狗？他愣了一下，声音忽地有些发慌：那还是别报警吧，跟警察打交道不好……你再找找，找找。我无奈地掐断电话，心想那个矿难工人之子真是越活越小心了，是不是越是成功人士安全意识就越强？

我硬着头皮向唐叔家走去，期望能在那儿侥幸避开唐婶，看见自行溜回家的唐叔。走进唐叔家时，年轻的保姆正在往保温桶里装饺子，那显然是为没吃晚饭的唐叔准备的。唐婶嘴巴油光水滑，已经吃过了，却仍眼巴巴地望着饺子，不时偷看保姆的脸色。这不能怪保姆，唐婶老年痴呆，吃饭没有饥饱，刚吃过就会忘，若不制止她，指不定会把肚子撑破的。唐婶已认不出别人了，一见我就会亲亲热热地抓住我的手，龙儿龙儿地唤着，把我当作她的儿子。每次见她，我只好扮演唐龙的角色，跟她漫应着，说着唐龙小时候的事儿，哄她开心。那让我很不自在，恍惚觉得唐龙活在我的身体里，假冒伪劣也真不容易。果然，唐婶一见我眼睛就亮了，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喊：龙儿！龙儿！我饿！你媳妇不给我吃饺子——我只好朝保姆抱歉地笑笑，委屈她再做一次我老婆。我耐心地哄完唐婶，在夜色来临前一无所获地走到银城的街道上。望着万家灯火，我真想给唐龙打个电话，可那家伙早就生死未卜、音讯皆无了——他才是真正的失踪者。

3

我是看着唐叔变老的，就像他那日渐废弃的永久牌自行车一样，没有什么意外。可我总觉得时光把唐婶从一个黄梅戏演员变成傻老太太，就有些残忍了。

唐叔和唐婶不知有没有相爱过。在矿区，我们的父母经常吵架，摔碗打鸡，把对方当作沙包练习或当作镜子抓挠，但相互不记仇，骂完打完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让他们谈情说爱可能是令人羞耻而多余的事儿。唐叔和唐婶很少吵嘴，可有些夜晚唐婶会间歇性神经发作似的，对着我们尖着嗓子喊：他又去哪儿找相好的了？快把他找回来啊——那声音尖利，有着痛楚、妒忌、仇恨，平日的糯腔软调荡然无存，那让我觉得唐婶可能恨了唐叔一辈子。

唐婶认为唐叔总在“找相好”，跟永久牌自行车有关。那时，矿上只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邮电所的绿色邮递车，一辆是唐叔的跑片车，那都是公家配发的，至于矿长则以越野吉普车为坐骑，仿佛是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多东西要凭票供应，粮票、油票、肥皂票、缝纫机票等一应俱全，没有票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想要的东西，何况那时家家户户都没几个钱。因而，唐叔的自行车叮叮当当的铃声就显得格外清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一些月亮爬上岭上井架的夜晚，年轻的唐叔会骑上自行车，奔走在市区与矿区相通的柏油路上，那辆自行车轮圈被擦拭得锃亮，旋转着光晕。他哼着歌儿，就像骑在马上，中山装被风鼓起，让他的身体格外饱满起来——他那是在跑片，或者把电影胶片从银城东方红电影院取到矿区，或者把矿区刚放完的电影送到附近山村去放映，矿上电影院和乡村晒稻场总有一场场电影在等着他开演呢。于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常款待他，他一喝酒就醉得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躺在地上跟星星说话，因为他是在江洲水乡长大的，对山路不熟。唐婶痛恨那辆自行车，却又不敢对公家财产下手，我就亲眼看见她拿着缝衣针，对着车胎比划了半晌，终究没有扎下针去。那辆幸免于难的自行车，现在就跟标有“东岭煤矿行政×××号”的办公桌，一起堆在唐叔家的地下室里。

唐叔一次次不无委屈地对我父亲说：她就是多心，疑神疑鬼，我去村里放电影，喝喝酒，哪有啥相好啊。

唐婶一次次不无委屈地向我母亲哭诉道：他在外指定有人，他在家里大事小事都不上心，一到晚上就骑着自行车不见人影……他跟我过日子就跟客人似的……他每月工资总是少许多，他要是没相好的，那他晚上去哪里了？那些钱又去哪里了？

我的父母就做和事佬，浮皮潦草地劝劝这个开解那个，心里暗自为自家的生活自豪起来。等到唐叔唐婶走远后，母亲就会悄声对父亲说：你战友家就是不会过日子，说着得意地一笑。

说唐家不会过日子，并不有违事实。那时，勤劳勇敢的矿工家属们在岭上岭下、屋前屋后开辟了一片片小菜园，种上辣椒、黄瓜、韭菜啥的，既洋溢着来自乡下积习难改的情怀，又葱茏着自给自足的实用主义精神。可唐叔家跟矿长家一样，没有菜园。我父亲则是会过日子的标兵，他在井下放炮之余，种菜，钓鱼，甚至偷偷用公家炸药炸鱼，把日子过得滋滋润润。他隔三差五自己掌厨，喊上三五战友来家里喝酒，把战友们喝得扶着墙根走，自己则一头栽在床上把呼噜打到天亮。如果说他还有什么追求的话，那就是把我养得白白胖胖，好带回乡下老家，展示非农业户口人家优渥生活的成果，好让他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兄弟羡慕。那时节，能被招兵招工而成为旱涝保收的国家人，对农村青年来说是幸运的，矿上的孤寡老红军离休时，他乡下的侄子们就为顶职闹得不可开交过。可唐叔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乡下亲戚，比孤寡老红军还要清白。唐叔从不参加战友聚会，据说那是因为他性子冷，也没有能力回请战友。可我父亲在打鱼捕虾、收获时令蔬菜时，会顺带烧上一盘，让我送到唐叔家去。每回母亲准会叮嘱我小心捧好美食，还会同情地说：你唐叔家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瞧小龙小凤瘦得跟皮猴似的，真可怜！虽然我觉得长得白胖未必就好，比如我就因此被小伙伴们叫作“汉奸”，但觉得母亲说得也对——唐凤真是太瘦了。我想：唐叔家过得寒酸，应该跟唐婶爱跷兰花指有关。

我不知道唐叔有没有相好，每回找到他时，他都喝醉了，睡在山野里，自行车却驮着电影胶片稳稳地立在身旁。我知道唐叔每月都要偷偷摸摸去邮电所，给老家江心洲寄去一笔钱。我问过唐凤在老家有没有爷爷、奶奶或别的什么人，唐凤说她爸那边没有一个亲戚，那么唐叔把钱寄给谁呢？我对此事颇为疑惑，却不敢告诉唐龙，否则他会像挖敌特分子一样，非得去江心洲找出那个人来。我也不敢跟唐婶说，即便告诉她，她也未必肯信，甚至会生出别的事端来。再说，我是唐叔唯一信任的人，虽然我被他们叫作“汉奸”，但也不能出卖唐叔啊。

唐婶应该是矿上的好看女人之一，这从单身矿工理发的频率就能看出来。那时，很多矿工老婆在乡下，他们总敲着搪瓷缸去食堂打饭，然后喝酒、打牌，在灯光球场打打篮球，消耗没有被井口吸完的精力，而理发店也是个好去处。唐婶不爱跟他们说笑打闹，总是微蹙着眉头，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唐婶心细而又倔强，如若家里疑似有老鼠痕迹，她就会翻来找去，不把老鼠找出来，或者找到鼠蹿而去的确切证据，誓不罢休。可没想到她会患上老年痴呆症，不再尖叫，不再盯着唐叔，就连他的失踪也不闻不问了，也不再轻蹙眉跟委屈的小媳妇似的，变得整日咧着嘴傻笑了——也许痴傻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