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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18年长篇专号(秋卷)|程小莹:白纸红字(选读)

来源:《收获》2018年长篇专号(秋卷) | 程小莹  2018年09月17日07:37

内容提要:

白色恐怖下,左翼作家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红色的篇章。

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中国红色力量重新集聚于上海,并孕育新的革命——革命文化。

本文以1930年代前后的中国历史为背景,着重书写中共建党后在上海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左联是个标志。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革命文化先驱为此呕心沥血,其间既有对敌斗争的艰苦卓绝,又有人物关系的世态炎凉。革命文学初创阶段走过一段崎岖经历,终于开启中共对文化工作、组建文化军队的起始。

红色起点,红色经典,通过文学叙事,再现这一段史实和诸多真实生动的历史人物。

 

1 “左联”诞生之前

1921年7月中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1927年秋,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发起人蒋光慈、钱杏邨 (阿英)、孟超、杨邨人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共党员,成为太阳社的主要核心成员。这些文学青年的革命精神与当时中国时代潮流合拍,他们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但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文学主张颇有激进之处,甚而至于,他们把鲁迅、叶圣陶、 郁达夫等进步作家视为 “革命文学” 的障碍。把鲁迅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而予以批判,鲁迅先生对此错误批判和无端攻击表达不满和愤懑。就此发生关于“革命文学” 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有其积极的一面,论争双方围绕着 “革命文学” 问题进行的探索,客观上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论争中,一些人对待鲁迅先生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宗派偏见和情绪偏激,损害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

面对文艺战线的斗争现实,迫切需要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左联应运而生。

2 横浜桥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履职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时年,先生45岁。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先生,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先生回信:

“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

后来,鲁迅先生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先生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坏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1927年10月,鲁迅先生偕许广平到上海。下船,往码头不远的爱多亚路,也即现在的延安东路长耕里共和旅馆落脚。当晚,林语堂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来访。相谈间,林语堂与孙氏兄弟都希望大先生在上海长期住下。

周氏三兄弟,鲁迅为长兄,人称“大先生”。大先生说:“再看看。”

史料显示,大先生抵达上海后的第一张相片,拍摄于1927年10月4日,这张相片中,除了鲁迅和许广平外,还有周建人、林语堂等人。

10月5日。鲁迅、许广平到横浜路景云里,去看周建人。大先生得知,建人住景云里一弄10号;西邻10号半,现今为11号,住着叶圣陶;而叶家西邻11号,是沈雁冰家;附近弄堂,还有更多好友相邻而居,多为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

大先生问建人,这景云里尚有空屋可租?建人答,空屋当有。遂约定由建人帮忙寻觅闲房,次日下午再来看房。

6日上午,郁达夫和女友王映霞来长耕里共和旅馆拜访先生;郁达夫看先生与许广平,形影不离。内心欣喜。说起离开大学教书的职业,到上海来,先生说:“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

饭后,先生有约在先,要与许广平同去看房,不留郁达夫王映霞。落雨。先生与许广平冒雨至景云里,和建人同去看房,相中第二弄笃底一家,即23号的三层楼房。

10月8日,大先生入住,除随身行李外,添置一张铁床,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和书架。家里吃饭,先在建人家搭伙。那时候,大先生还是没有决定自己在上海究竟要住多久。

大先生定居景云里,收拾定当,便由三弟周建人陪同,去茅盾府上拜访。其时,茅盾遭当局通缉。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段》一文记有,“为了茅盾的安全,这件事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

 

景云里,近横浜桥。横浜桥是四川北路中的一座桥。通常在上海,被称为什么桥的地点,其含义并不仅仅是一座桥,它涵盖方圆一里范围的地块,是一个区域。如此横浜桥,在上海还有提篮桥、八仙桥、斜桥、大木桥、小木桥、枫林桥……如今,横浜桥还是有桥的,提篮桥什么的,连桥都看不见。

横浜桥距溧阳路、多伦路不远,大先生与林语堂相邻而居。两人常有来往,闲谈也多有相互揶揄。林语堂问鲁迅:“你一天吸几支烟?”

“这倒没有统计过,大概很多吧。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先生反唇相讥,“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真是吃力的工作。倘是我,我决计不干的。”

后来,横浜桥便有过一个传说,探究的是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起因还是鲁迅先生吸烟。那是在林语堂家,言谈之间,先生不小心,手里卷烟烟头烧到林语堂家床头蚊帐,将帐头烧掉一角。林语堂心中不悦,厉声责怪鲁迅。性子耿直的大先生,深感此人小题大做,为一床蚊帐而光火,未免推板,便回敬道,一床蚊帐,不过五文小钱,烧了又怎样?两人翻脸。

被认为是发明“幽默”一词译名的林语堂,为了一顶帐子就是幽默不起来。文豪之间动气,竟是为了一顶蚊帐,尚难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有隔阂,这是真的。

类似于“火烧帐子”这样的风波,先生与林语堂之间还真有“二次”。1929年8月28日,一场“南云楼风波”,鲁迅与林语堂误会而疏远。

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里,也回忆此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这俩先生碰在一起就这样“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先生辞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下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而鲁迅先生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先生对林语堂,多少是有点“弃”的。

横浜桥、四川北路,便是这样——桥归桥,路归路。

选读2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鲁迅先生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

然而,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后,联合计划生变。日本的左倾文学,轰轰烈烈,让回归沪上的成仿吾气壮如牛。他和李初梨、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他们追索的“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之料作。他们强加于先生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谩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先生“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先生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对先生多少还表示过一点理解的意思,可此时,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做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不下去,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表达,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诗一首,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先生心中不免凄婉,但还是保持冷静的态度,反击也有所节制,仅只言片语,并非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先生与郭沫若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一书信,致鲁迅先生,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先生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先生还向增田涉谈及。增田涉便在《台湾文艺》发表的《鲁迅传》中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作辨正。鲁迅先生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遂致信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1929年春,有一天,鲁迅先生听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开在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这天,先生有兴致,说:“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

先生对横浜桥一带熟门熟路,于是,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一起,闲逛着便真的去了,一进门,坐在咖啡座中间一个长台子上。“什么人来也不让。”先生说。结果,坐了半天,不见创造社开什么会。归途中,先生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麦拿里,上海四川北路的一条弄堂。建于宣统三年(1911年),联排式新式里弄建筑,砖木结构假三层,坐北朝南,立面连续券柱式构图,多种券式混合使用,壁柱上有简化柱头,中置券心石。一层下部为桃红色粉刷墙面,二层裸露砖墙面。坡顶,开老虎窗,檐口作层叠式。

创造社出版部于1926年4月成立于宝山路三德里,1928年1月迁至四川北路麦拿里41号。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初,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负责。迁至麦拿里后,由成仿吾、冯乃超、王独清主办。先后编辑出版《文化批判》《畸形》《流沙》《文艺生活》《创造月刊》等刊物,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4·12”反革命事变后,广东梅县学子黄药眠只身赴沪,进入其时由成仿吾主持的创造社出版部。黄药眠晚年在回忆录《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中,记载了几件发生在动荡年代的浪漫故事,与其时的创造社出版部有关。

首先是郭沫若第二本诗集《瓶》中的女主角,即日籍李安娜女士,与创造社出版部管财务的成绍宗发生恋情。成绍宗乃成仿吾亲戚,这位老兄裹卷出版部现款,携带安娜女士私奔外逃。其时,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随部队撤退到广东汕头,转道经香港去了日本,以逃避蒋介石的通缉。李安娜在上海只身带着孩子,住在创造社出版部内,与成绍宗同楼相居,岁值春秋鼎盛,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亦在难免。

第二件也是花边新闻。主角是一位安徽人,名唤梁预人,文化程度不高,长相一般,乃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人员。他有一安徽老乡,带着年轻妻子跑来上海。这位安徽老乡写诗不错,颇有才华,但在上海找不到活路,只得回安徽去。不料,那位年轻妻子突然不想回去,原委竟是同梁预人要好起来了。两位男性老乡公开谈判,乡下诗人一时诗情豪发,说是尊重女性意见,既然自己的老婆愿意跟梁预人,便遂其愿,留下她在上海,诗人只身回乡。可是,诗人回乡半途,思想生变,忽然就想不开了,半道没再搭船回去,第二天大清老早,来找梁预人“结账”。梁预人刚从床上坐起身,诗人便一菜刀劈下去,幸好有墙挡着,只劈了“第三者”脑袋的一部分,不然可真就只剩半个头了。经诸多朋友左右相劝,“红杏出墙”的女人回心转意,跟着乡下诗人回去重做乡下人。事态平息。

黄药眠,1903年出生,其时二十四五岁,正值青年英俊。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这位广东高师毕业生既在创造社出版部当编辑、做校对,又外出兼课教书,还译书赚版税。一年多后,他每月已有180元左右的进账,去咖啡店消费,一杯2角钱的咖啡,常常扔下1块钱结账,不要找头。店里的女招待自然极其欢迎他这样的掼派头,每次去时,“就投怀送抱,调笑一番”。

蒋光慈,同为1903生人。也是安徽人,留苏生,其时在创造社出版部吃文字饭。那年初春,一位摩登小姐手抱一束桃花来找蒋光慈。恰好黄药眠在出版部,便对这位光艳照人的摩登小姐说:“蒋光慈先生不在,要到吃午饭的时候才来,要么你在这里坐坐,等着他。”摩登小姐略有踌躇,答曰:“那么我等一会儿再来吧!”抱着一束花,悻悻而去。黄药眠怅然,眼见有美女如此公然“倒追”,十分艳羡,暗想:“人生在世,固不当如是乎?!”蒋光慈回来后,听闻此事,笑着对黄药眠说:“你喜欢她吗?我可以转介绍给你。”黄不好意思地说:“这样美的姑娘还不好吗?你接受她的爱吧!”蒋光慈又笑了:“这一类的女子,我实在太多了。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黄药眠心里有些纠结,嘴上说:“我不要!”心里却想:他不要的女人,我接收过来岂不令人笑话?有本事就自己去找,恋爱也有个策略问题,应该使对方来追求我,然后由自己决定是否接受。若卑屈地去向女人苦苦哀求,实在有失男人气概。

1930年,蒋光慈娶绍兴柯桥来的女学生吴似鸿为妻,但自己于1931年5月病倒,入上海同仁医院治疗肠结核,6月30日逝世。吴似鸿在《大风》杂志上发表纪念丈夫的文章,内中有一段:“光慈的为人,和他的思想完全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贤妻良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

白薇是在1927年,从广州辗转武汉,最终抵沪,寄居于创造社出版部。

1926年4月,陈西滢著文于《现代评论》,推出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陈西滢认为,白薇是“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个明星。”此后,被左翼作家钱杏邨认可,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最优秀的戏剧家”;阳翰笙则以为:“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

白薇长相清丽,雅致脱俗,再加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名副其实才女,但所经历的情感历程却是坎坷。

白薇十六岁,于老家湖南资兴,即遭生活厄运。先是抗婚,未果,被强行嫁到婆家,受尽摧残,甚至有一次,脚筋被婆婆咬断。甚是离奇。白薇难以忍受,遂出逃,一直到远离家乡的异国日本求学。

那时候,留日学生也打工,边学日语;白薇考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生物系;与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为室友。是机缘,与田汉接触。受影响,白薇开始对戏剧文学产生兴趣。后来她认田汉为自己步入文学之门的“导师”。1924年,白薇认识同在东京留学的诗人杨骚。坠入爱河。

杨骚有诗人气质,风度翩翩,潇洒放达,性情浪漫。这样的“文学性”,颇吸引文学女青年。

白薇原名黄彰,在给杨骚的信里,白薇对自己的名字有解:“白薇的白字,我不是取颜色形容的意义。白=‘枉然’=‘空’,我是取‘枉然’与‘空’的意义……我是深深悲哀的命名。白薇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

而现在,燃起新生活的希望。“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终于像暴雨中冲出的两股闪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杨骚的回答是:“我非常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最理想的女子。”

白薇谈感受:“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你有流星一样美丽的光芒”,“我以为一天有他,我的精神就是活的,我的力量会十倍地充实起来。”

文学之美,诗意之美,却并不长远。白薇似乎注定自己的“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几个月,白薇没有见到杨骚的身影,也没有他的信讯,于人间蒸发一般。白薇伤感消沉,弱弱的,一病不起。

1925年的4月。万物复苏。杨骚来信。出乎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诗人已独自离开日本回国,没有说明理由,只有一句“十二分对不起你,我没有和你告别”。

白薇且惊且喜且悲。白薇急于倾诉。“中夜雨,明月何时出?雨洒悲尘悲越新,病扰脑筋脑更病。假睡终夜,合不着怅望西湖的眼睛,心震震,可不是你在湖滨送来的叹声?”“啊,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我眼仿佛迷惑在海底,手被风妖雨怪拖去似的……”

情书寄往当时白薇晓得的杨骚所在地杭州。最终,白薇不愿意如此煎熬,不惜借路费,只身回国,直奔杭州。西子湖畔,他们终于见面。

白薇期望的爱情与浪漫并没有如期而至。此时的杨骚,正满怀到南洋发财的梦想,一时却行程未定。于是,无聊无奈,心绪恶劣;白薇的从天而降,一点没给他带来惊喜,反而更觉自惭形秽。积下的无名火,竟一股脑儿朝向白薇发泄。大声喝斥痛骂后,白薇领教到冷面和绝情。数日后,杨骚扔下一句“三年后再来找你”便扬长而去。

被甩在杭州的白薇,又一次病倒。生活无着。昏睡中,竟还在念叨杨骚的名字。天无绝人之路。身陷困境的白薇卖出一部诗剧作品,才脱困境。遂只身返回日本东京。哪里来,回哪里去。文学使白薇恢复神志与精神。她用自己的文字,开始表达:“人无心,宇宙昏,我受不了这些凄风厉雨的摧残,我要发狂了!……我闷、我哭、我跳、想死。死,我不!我要和世界这一切恶毒宣战!我要革命!”

1926年初冬,“我要革命”的白薇回国,抵达广州,甚受创造社作家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欢迎。此前,在日本,白薇即与创造社有联系。白薇在广州的生活,亦由创造社同人安排。

这年,《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上,刊登白薇的三幕剧《苏斐》。《苏斐》故事情节曲折,内容跌宕起伏,将爱情、人性、宗教糅合到一起,剧情发展充满悬念,既在想象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特别是全剧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将白薇的文学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白薇由此叩开文学之门。

继之,白薇的另一部诗悲剧《琳丽》出版,再次受到文坛极大关注。陈西滢将其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呐喊》并列入“新文学以来的十部著作”。

白薇到上海,寄住于创造社出版部后,杨骚也从南洋抵达上海。此刻的他一贫如洗,狼狈不堪。他得知白薇也在上海后,便迫不及待地去见她。

出现在白薇面前的杨骚,已无往昔骄狂和傲岸。青年诗人脸型瘦削,挂着疲倦。目光双垂,满是歉疚。白薇动恻隐之心。杨骚即发誓,女人再做情感俘虏。白薇陶醉其中,难以自拔。白薇诗曰:“潜伏的爱,经了多年的潜伏,该变为火山的冷熔岩,但你来又投进火星一点点,使我潜伏的爱呀,将要像炸弹一样地爆发!”

这一次的情感抚慰,给白薇带来创作旺盛期。她创作的剧本有,表现在农民运动冲击下豪绅家庭变故解体的《打出幽灵塔》。鲁迅先生曾评价:“《打出幽灵塔》写的不差。”

另有痛斥革命叛徒的《革命神的受难》;表现姊妹俩在大革命的激流中沉浮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这些作品迎合时代潮流,符合当时青年审美情趣,读者爱不释手,其中的情节和主人翁深入人心。此后,白薇创作有小说《接江》《爱网》《天地之死》,自传体长诗《琴声泪影》,多幕剧《蔷薇酒》《莺》,独幕剧《姨娘》等。

白薇的作品大多发表于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和《奔流》。其时,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与鲁迅先生激烈论战;感情上更倾向创造社的白薇,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在思想上,与鲁迅先生也不接近,加上白薇素有“不高攀名人巨柱的怪癖”,因此,身在左翼文坛,白薇却未曾与鲁迅先生谋面。

但这不影响白薇给刊物投稿。《奔流》《语丝》均是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她的稿子多半由朋友捎去,即使自己去送,也总是匆匆将稿子塞给许广平,然后赶紧跑开。为此,先生打趣:“白薇怕我把她吃了。”

这时的杨骚,也常给《奔流》投稿,发表诗作,与鲁迅先生多有接触。一次,杨骚将白薇带到鲁迅先生寓所,有意将其引荐给鲁迅先生。天生尴尬和胆怯的白薇进门后,还想转身跑开,只听楼梯口传来先生之招呼声:“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

此前,杨骚是征求过先生意见的,说是要带白薇来访。先生开心,说也想见见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女才子。

白薇微微低着头,迈进先生书房,不敢抬眼。倒是先生,眼见小女子之怯生生,反而多了温和。先生给白薇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是打趣:“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

拘谨便没有了。白薇抬眼,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从此白薇对鲁迅先生敬重有加。

白薇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便是在鲁迅先生的鼓舞下创作,并在《奔流》上发表。曾有人要先生亲自动手操刀,对白薇的这篇作品作改。先生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

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还令《语丝》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鲁迅先生并无忌惮,反而对编排白薇的稿子煞费苦心。许广平回忆,在连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时,先生曾说:“这样长的诗(剧),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

因为知道白薇与杨骚的关系,先生竟刻意将他俩的稿子同期编发,并排在一起。

1930年,白薇与杨骚一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田汉、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是左翼作家在电影界争得的一块重要阵地。白薇颇得田汉信任,遂被列为特约撰稿人。白薇随即成为左翼文坛十分活跃的女作家。而杨骚则是左翼诗联的发起人之一。

两人的情感却再生变故。杨骚又移情别恋。未知未觉的白薇,直到结婚大喜之日,新郎无端缺席,才晓得男人变心。人生如戏。白薇再受打击,大病。

情感生活的不幸,让白薇转向更深邃的文学世界,性格上也趋于坚强,有志于以文学为民族解放疾呼。1931年12日,她反映抗战的文学剧本《北宁路某站》,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发表。剧中台词曰:“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的心坎深处的痛苦再也忍受不住了,我们不能尽在压榨机下呻吟了,我们的愤怒点的火燃烧了。”

钱杏邨说:“白薇是个戏剧作家,也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比较优秀的戏剧作者。虽然她近来也写小说,可是她的小说远不如她的戏剧有成就。当时上海戏剧界的演出,田汉的作品外,演出次数很多的还有楼适夷、袁殊和白薇诸人的作品。”

另外,白薇还有小说《受难的女性们》、特写《三等病房》以及长诗《火信》《父和女》等作品发表。白薇是当时左联中难得的多产女作家。

白薇身心两亏。鲁迅先生对其多有关照,说起白薇的病,先生对她说:“我想你还是开刀好,反正病到那样,不开刀也是痛苦,始终不会长命的,不如一刀两断割了它。”

关于情感问题。先生自有高论。先生说:“你以为没有感情就不好吗?我倒以为很好,没有感情就做没有感情的事,你别以为写文章才是你的事。”然而,先生还是关心她,“身体和感情到底什么要紧些,你去比较看!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你还是牺牲感情救身体吧!救着身体总有用。”

先生还说:“开刀以后如果真是不能写文章了,你就坐在工厂里去摇纱,今年摇纱,明年摇纱,一辈子也摇纱,做个彻底的普罗列答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