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国离乡30余载，忘不了的，仍是对祖国的思念。

暑热蒸腾中，我又回来了，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来自35个国度的40位专家齐聚京城。几天下来，众人操着或娴熟流畅、或艰涩朴拙的汉语，各抒己见。无法沟通时，便转为英语。但那样做时，眼角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惭愧。我暗自发笑：战友们，考验大家的时刻到来啦！

在主办者安排下，我与一位荷兰汉学家同两位中国文坛新星对谈。

女作家盛可以，8年前曾见过。沉静婉约，让我印象深刻。如今她变了，眉宇间多了些东西，也失去了些什么。

男作家阿乙，衣着与神态皆和他的名字一样朴实无华。他用阁楼上的一盒神秘白骨，引出了由户口问题引发的一桩悬案。社会变迁中五花八门的案件，为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我是中国的福尔摩斯”，这位前警察冷静自豪地说。

主持人朝我抛来问题：当下社会中的问题和弊端，能否在文学中展现呢？

我颌首赞同。摸着石头过河，引进西方价值观和经济制度，给中国社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利与弊？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难道不应当在文学中如实呈现，发人深思吗？

不过，如何呈现现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曾因翻译了《孙子兵法》而获奖的伊朗汉学家胡赛尼发言说，中国文学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译作的选择和推介，也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之争。他提到了前几年获得奥斯卡奖的一部伊朗电影，尖锐地点明，那部艺术上平庸、乏善可陈的作品之所以获奖，不过是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夸大了伊朗社会的弊端，因此符合西方阵营妖魔化伊朗的企图罢了。

除了他，还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译者以及欧洲的一些汉学家与我投契。

西班牙的马诺，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的朋友。我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观点，然而，听完他惶恐的解释后，我笑了。“尽管阁下翻译过众多的中文作品，但汉语仍未达炉火纯青之境界，才会造成表达上的误解啊！”我说。

接下来两天，我们的谈话越来越融洽，由西班牙和中国共同认可的英雄人物白求恩，到天主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话题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

印度来的黎明，也是一位出色的青年汉学家。当他回答不了我关于柯棣华医生身世背景的一些问题时，第二天特意把他的导师、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教授带到我身旁，一五一十地解答了我的疑问。我由衷地敬佩这师徒二人的博学与严谨。难怪呢，他们曾多次受教于季羡林先生，致力于翻译经典学术著作，自觉承担着中印两国的友好使者角色。

此外，还有那个自豪地宣称拥有1/4中国血统的俄罗斯女学者、那个在皇城根出生的保加利亚“官二代”汉学家、那个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美国小伙子、那个嫁给北京人并操一口流利京腔插科打诨的西西里教授……他们真挚友好的情感，源于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儿童文学作家的论坛上，我感到格外轻松。老作家李迪是个讲故事高手，抑扬顿挫，手舞足蹈，把沙漠小狗的精彩传奇娓娓道来，感动了全场观众。接下来的几位，也有不落俗套的呈现。

这里保存了一块干净的土地，没有浸染成人世界的复杂和龌龊。也许，这里留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值得推开的一扇门窗。

不是吗？君不见短短数年间，日本的动漫作品已如春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成功进入了千家万户，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文化语言研究系今年新开设了一门“日本漫画赏析介绍”选修课，学生很快爆满。我们已开创多年的“中国文学概述”课程，却没有这么红火。

好奇地询问保加利亚的艾力山教授，结果他告诉我，选修日语课程的保加利亚人，也远比选修中文课程的人数多。为什么？因为人们喜爱日本文化。

好吧，疑问又端到了日本汉学家阿部亘的面前。这个少言寡语、文质彬彬、娶了山东女子为妻的年轻人一板一眼地说，这些年来，日本的动漫作品不仅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成年人也同样喜闻乐见。它们改编自日本的神话传说、童话故事，弘扬了日本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情操，备受读者欣赏，自然不奇怪。显然，那不是花哨的语言和玩弄技巧所能产生的效果。

月色中，带着难言的惆怅，随队伍步入了朝阳门内一条小巷。四合院里遮蔽了灯火的，可是古都残留的枣树？

法国汉学家安东篱在古筝伴奏下，朗诵了一首情感充沛的法文长诗。

俄罗斯翻译家领头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加入了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多人合唱中，用不同的语言。

这交织着不同语言的文学之夜，在头戴深红色礼帽、身披乳白色长袍的摩洛哥音乐家们弹奏的悠扬乐曲声中，缓缓地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