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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18年长篇专号(秋卷)|蔡骏:无尽之夏(选读)

来源:《收获》2018年长篇专号(秋卷)  | 蔡骏  2018年09月13日08:21

无尽之夏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上海苏州河畔一所中学年轻的女教师失踪。十六岁的我是女教师最喜欢的学生,也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

时值本市连环命案多发,我断定老师遇到了同一个凶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是,我甚至曾与凶手正面相遇……我排除万难带着一伙“问题学生”去崇明岛拯救老师。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各自面临不同的青春困境,初次结伴远行,穿越野蛮生长的上海,渡过寥廓的长江口,登上中国第三大岛,前往大海与滩涂下的白骨墓地,前往台风登陆的黑夜,也涉身于一段三十年前的历史悲歌……

此时,同行的一个女孩又失踪了!凶手究竟是谁,为何如影随形?大岛是否永无止境,少年们能否阻止杀戮?

1997年的夏天在油污与风暴中破晓,并长久地留驻在一群生命中。

世界上有没有永恒的夏天?

我的小学与中学死党俞超说答案是YES。俞超的爸爸是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大副,造访过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的爪哇岛,黑暗奴隶之乡的东非海岸桑给巴尔,高更自我放逐的伊甸园塔希提岛,辽阔湿热的亚马逊河,直达南美内陆马瑙斯港的莽莽雨林……赤道贯穿的国度,除了夏天,没有四季。乌木般黝黑的少女袒胸露乳,浓烈的肉桂香味环绕整座大岛,红树林沼泽中的白骨忽隐忽现,汗味、尸臭与果香混合的气味让鼻腔高潮。真正的无尽之夏。

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北纬31度的中国上海,距离赤道还有3440公里。

黎明之前。卫星照片下的长江三角洲最东端,突出成三角锥形,刺向黑色混沌的大海。灯光闪烁成巨大的环。黑丝带如长蛇蜿蜒而过。一边密集喧嚣,一边空旷寂寥。唯独长蛇中间的转折部,生长几栋彻夜不眠的摩天建筑。对面栖息着十九世纪以来诸多帝国的遗产。星星点点的光,犹如八爪鱼的触角,粗糙而凌乱,旺盛而蓬勃,像淤泥里长出的赤道雨林,即将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光芒万丈。

我看见,你像X光射线,像航空炸弹,砸碎飘着煤屑的星空云层,穿破苏州河畔火柴盒楼房。六楼正在梦见狮子。五楼挑灯夜战,九筒与一索齐飞,红中共白板一色。四楼的老妇人午夜梦回,犹在痴痴地等那出征的归人。三楼天花板下,是我家。天蒙蒙亮。我从棕绷大床上爬起,挤爆一颗新鲜的青春痘,浓烈酱汁喷射到镜子上。床头有尊石膏像注视我。挂历上的6月26日、27日、28日被红笔画了圈,写着“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政治”。残酷的中考刚结束,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1997年6月30日,北京时间上午六时整,香港回归倒计时最后一天。”

妈妈给我做了早饭,煎蛋、泡饭还有腐乳。她将一支竹笛交给我,中间拆开,分成两截,布袋子包好放入书包,今天要上台表演。妈妈让我放轻松,勿紧张。她还说,最近晚上不安全,务必早点回家。

我坐了三站公交车。我们学校后面是苏州河,对面是上钢八厂与国棉六厂。穿过“普天同庆,喜迎七一”的横幅,全校师生集合,响彻嘹亮的运动员进行曲,仿佛做第六套广播体操,让我直起鸡皮疙瘩。升国旗,奏国歌。校长上台讲话,历数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屈辱,而今一朝雪耻。校长声情并茂地回顾学校五十年的光荣历史,却没有展望未来。过完这个暑假,我们学校会被拆除,夷为平地,全体师生转移到另一所中学,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涯。幸好那时我已毕业。末代校长想借庆祝香港回归来一次绝唱,尽管谁也无法阻止推土机。

下午,文艺汇演开始。预备班和初一表演《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唱祖国》《男儿当自强》《勇敢的中国人》。初二有四个女生,拎着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弦乐四重奏《梦驼铃》。我凝视台上拉大提琴的美丽少女,手心里紧攥笛子,心想自己就要出大洋相了。

聂倩带我去候场。她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二十五岁,亮晶晶的嘴唇,刷长了睫毛,发型像那年流行的王菲。她穿着红色连衣裙,胸前佩着香港回归的徽章,齐膝裙摆下洁白纤细的小腿,中跟凉鞋暴露踝关节与脚趾,涂着鲜红的指甲油。以后的二十年,她这番打扮与妆容,在我心中犹如三维投影存盘拷贝,历久弥新。

大喇叭响彻我的名字,表演曲目《东方之珠》,没有比这更应景了。我像个木头人上台,下午四点的太阳晒在脸上,我却迟迟没有吹响。操场上几百号人喷出噪声,像两千万只蚊子嗡嗡飞舞。聂老师弯腰上台,问我还在想中考吗?是,我几乎考砸了,分数未知,前途未卜。聂倩抢过麦克风清唱:“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我的嘴巴与手指像巴甫洛夫的狗胃分泌出旋律。老师站在我背后,像演唱会的和声。最后一个音,我吹破了。聂倩为我鼓掌,露出白白的牙齿。文艺汇演完毕,全体解散。1997年的暑假开始了。

操场重新变得空旷。我看到了俞超,他晃着圆珠笔,横在嘴唇上做吹笛状,此时无声胜有声;白雪托着下巴做花痴状,她发育得过分成熟,胸是胸,屁股是屁股,宛如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小犹太恰好相反,几乎还没发育,戴着硕大的眼镜片,镜架链子挂在脖颈上,我们从不叫他真名,只叫他“小犹太”;阿健姗姗来迟,叼着火柴棍,衬衫上有几道破口,牛仔裤的洞却是自己剪的,他说路上碰到三个仇家,在国棉六厂门口干了一架。

以上,都是我最好的同学。我们五个人总是一起行动。聂老师也留下了,她说要请我们去南京路吃美式牛排。没人会拒绝老师的好意,更没人会拒绝牛排。聂倩给我和小犹太家里打电话,免得家长担心。至于俞超、白雪和阿健,要找到他们三个的家长可不容易。

我们坐公交车再换地铁。那年只有一条地铁线。我们抢到座位给老师。到了人民广场,太阳仍未落山。博物馆已建成。大剧院还没造好。人民大道洒满夕阳。颗粒极粗的大屏幕直播香港的画面。

南京路中百一店隔壁的美式牛排,聂倩预定了二楼靠窗位子,可见华灯初上的风景,步行街竖直的霓虹招牌,恍如身在香港。我只能看懂菜单标价。俞超不慌不忙,点了前菜和蘑菇汤,还有菲力牛排。其他人由老师帮忙点了,她清楚每个人的口味,七分熟还是五分熟。她给自己点了一份烤银鳕鱼。白雪要了一大瓶可口可乐,幸好这是美式牛排,不是对面的法式西餐厅。阿健和小犹太还不会用刀叉,聂倩手把手教会了他们。聂老师举起杯子,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即将初中毕业,各奔东西,但她会继续喜欢我们五个人。

俞超代表我们五个人说,我们会永远喜欢聂老师的!他又说,早上他跟妈妈通过电话。今天香港下了一整天暴雨,但妈妈还是会去维多利亚港看烟花。三年前,俞超的妈妈移民去了香港。据说今年烟花特别多。

“国家领导人都到香港了吧?”小犹太托了托眼镜架,“听说英国王储也来了。”

白雪插了一句:“王储都来了啊,戴安娜王妃来了吗?”

“戴安娜跟王储离婚了!”我关心国家大事,所有早报、晚报都不放过,“她现在有个埃及男朋友。”

“英国王妃怎么会有埃及男朋友?不过看面相,人中太短,命不会好。”白雪最爱给人算命。小犹太向她翻了翻白眼。

“别吵了,今天大家都在说那桩大案子。”俞超舔了舔嘴唇上的黑胡椒,嗓音像滋滋作响的牛排炭火,“有谁还知道更多?”

1997年,上海发生过两桩系列杀人案件。第一桩发生在春天,五角场、江湾等地,多名深夜独行的女子遇袭。满城风雨,众说纷纭——凶手有一把大榔头,专砸女人的后脑勺。另有一说,凶手骑着摩托车,如同恶灵骑士飞驰在黑夜,目标是一百个长发披肩的妙龄少女。案子迅速侦破,远没有传说那么神乎其神,只是一个外来人员的系列抢劫杀人案,民间俗称“敲头案”。

第二桩发生在夏天。六月中考前夕,我妈禁止我看电视新闻,吩咐邮局暂停订阅报纸。我每天在街边报栏橱窗前站十分钟,细细看完当日国内外新闻,亦不放过每个版的蝇头小字。社会新闻有一小块豆腐干文章,报道了一桩系列杀人案——崇明岛海岸线,接连发现三名被害人尸体。细节语焉不详,寥寥数语,云里雾里。大半篇幅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正在加紧破案。

小犹太细嚼慢咽着七分熟的牛肉说:“告诉你们啊,我小舅舅隔壁邻居单位的女同事,就是被害人之一呢。”

阿健“切”了一声,我还是公安局长小舅子的小学同学的毛脚女婿的麻将搭子呢。这还是真的,不是他吹牛。俞超说根据六度空间理论,通过六个人以上的联系,你可能会认识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人。

“听我说……”小犹太把目光放低,厚厚的镜片上闪过两团寒光。他的小舅舅家住老洋房,隔壁邻居有一大片朝南露台,经常召集狐朋狗友聚会。春节前,他在小舅舅家门口看到过那个女的,顶多二十岁,颇有姿色,扎着长马尾。小犹太跟她搭讪,得知她在苏州河边的灯泡厂上班。两天前,中考刚完,小犹太又去小舅舅家玩,看到隔壁露台上烟雾腾腾。邻居是个大龄青年,也在灯泡厂上班,刚从追悼会上回家,抹着眼泪把CD混在锡箔纸里烧成灰烬。CD烧化后有股恶臭的金属味,整栋楼的居民都把头伸出来骂娘了。听说女同事喜欢王菲,他买了正版CD准备做生日礼物。女孩生日前一晚,下夜班回家路上消失了。半个月后,她出现在崇明岛南岸大堤外的滩涂上。他陪同家属去公安局认尸,女孩赤身裸体,却无任何腐烂迹象,只在江水和泥沙中泡得发肿。法医说死亡不超过24小时。

“吓死我了!”白雪仿佛自己被剥光衣服,陈尸在长江口的泥沙间,无数男女老幼挤在大堤上围观,热烈讨论她发育得过分良好的身材。

“陈小鸣同学!”聂老师喊出小犹太的名字,“不要胡说八道!”

“老师,被害女孩上班的灯泡厂,离我们学校只有两站路,厂门口卖羊肉串的都知道了这件事。”小犹太信誓旦旦,重复了好几遍,有如一只田鸡。

“灯泡厂的厂长,是我妈大学自学考的同学,这件事是真的。”我证实小犹太没说谎。聂老师也不响了。因为我从不瞎说八道。我妈单位发了红头文件,盖着党委和工会的图章,最近女职工不准加夜班,如果不可避免,必须男职工陪同下班回家。

阿健的饱嗝打破沉默,喷出一团胃酸气。他问服务生要了根牙签,挑出牙缝里的牛肉残渣。他说,他家楼上住着联防队员,最近好几个通宵,联防队跟着警察巡逻,看到可疑的男人和汽车就拦下来检查。街道办和居委会也出动了,要让凶残的犯罪分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阿健给联防队员塞了一包烟,听说最近两个月,先后有三个女孩失踪。她们都家住苏州河附近,或在苏州河沿线单位上班。两周后,她们才被杀害,躺在崇明岛的滩涂上。

我相信阿健说的是真的。谣言比这离谱多了。今天在学校大操场,大家没心思看文艺表演,都在众口纷纭这件事。有同学家里是街道办的,说遇害女孩们被大卸八块,分别藏在上海的八个郊区县,出现在崇明岛的只是人头;有同学家里是卫生局的,说凶手是外科医生,擅用手术刀肢解人体,摘取妙龄少女的器官,送给某位贵妇人延年益寿;有同学家里是电视台的,说凶手选择在香港回归前后作案,实为一名年过七旬的老者,是当年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破坏我党的大好形势。

“你不是最爱看推理小说吗?帮我们分析分析吧。”俞超对我瞪大双眼,很多人说,他的眼睛和气质很像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但我不善于跟人直视双眼。我转头看隔壁桌拿着刀叉切碎牛肉的食客们,窗外璀璨的南京路上流连忘返的女人们。好像有一头牛藏在我的胃里,一双铜铃般的牛眼,泪眼朦胧地盯着我。我红着脸摇头:“对不起,如果连我这个中学生都能想到,刚破过‘敲头案’的刑警能想不到吗?”

小犹太和阿健分外失望,白雪送给我一个白眼。聂老师去买单,消费六百七十块,人均超过一百。我提议大家都出点钱,但彼此摸摸口袋,加在一起只够吃前菜。聂老师早已备好现金,一夜之间,大半个月的工资被我们吃了。

回到人流汹涌的南京路,聂倩像姐姐带着五个弟弟妹妹。老师催促我们快回家看电视直播。我问老师你回家吗?聂倩不是本地人,她住在教育局的宿舍,老家在三千里外。

“我想一个人逛街。”她看到远处闪着华联商厦的招牌,“也许一路荡到外滩……”

“我们陪你啊。”白雪最讨厌回家了,宁愿长夜孟浪街头。

“回家!”聂老师捏了捏白雪的马尾,“1997年的今晚,在你们的一辈子里,再也碰不到了。”

阿健谁的命令都不听,但对聂老师惟命是从。他拽着白雪的胳膊说走吧。我们在南京路上分道扬镳。五个学生去坐地铁,聂倩站在熙熙攘攘的步行街,红色裙裾在风中微摆,霓虹中像团微弱的火。

刚走到人民广场,我喊肚子疼,大概不适应牛排,要去隔壁商场上洗手间。俞超说要等我一起走。我装作不好意思地摇头,说你们先去坐地铁吧,别错过最后一班,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小犹太急着要看电视直播,拉着俞超和阿健跟我告别。白雪说要留下来。我板着面孔让她回去。

打发了他们四个人,我转身向南京路飞奔。我看到了聂倩的红裙子,刚走上南京路与西藏路的环形天桥。她站在桥上看风景,我站在桥下看她。环形天桥四角连接四栋不同的古老商场,我总觉得通向四个不同时空。我从桥下跨过护栏,就到了南京西路。

聂倩下了天桥,经过国际饭店,来到大光明电影院。聂倩在影院门口等人,眺望对面的人民公园。她还没发现我。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跟前。他的卖相不错,三十岁左右,戴着斯斯文文的眼镜,穿衬衫,打领带,像个小白领或公务员。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亲了亲聂倩的脸颊。她本能地躲了一下。他的左手搭着老师的后腰,手指触摸她的屁股。我的心里凉透了。不消说,他是聂倩的男朋友。

我跟着他们走进电影院,迎面一张大海报,画着个霸王恐龙,底下英文The LostWorld: Jurassic Park——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聂倩和男朋友买了两张电影票。我等到他们进了放映厅,才到售票窗口买了张票,用掉身上最后十块钱。

影院像陵墓地宫,观众如盗墓贼,银幕似撬开的棺椁,闪烁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当年远东最大的电影厅,我坐在最后一排,放映机射出的那束光,穿越头顶,幽暗中变幻辗转,无数光子夹着尘埃跳舞,又像织毛衣缭乱的两根针头,浮出记忆里我见到她的第一眼。1995年初秋,她穿着三件套,梳着《东京爱情故事》中赤名莉香的齐肩发型,踩着高跟鞋,踢踢踏踏走到讲台前。我有种错觉,老师在看着我,送给我一个人的微笑。她拿起粉笔,无名指与小指微微翘起,在黑板上写下“聂倩”。她刚从师大毕业,第一次做班主任。她给所有人安排任务:每天写日记,无论一页纸还是一句话。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五个人——我、俞超、小犹太、阿健和白雪。我和俞超写日记不难,但对于像阿健和白雪这种读书像吃屎的差生绝对是个奇迹。我从流水账的记叙文到经邦济世的议论文再到半虚构故事,改写过《聊斋志异》、金庸、古龙、西村寿行、大薮春彦的色情暴力故事。我把日记呈献给聂老师,她说日记是每个人的秘密,没必要给老师看。但我的日记本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她的圈圈点点。我有一篇模仿《老人与海》,被她批注:“模仿痕迹太重!”因为日记,聂倩喜欢我们五个人,但也仅限于我们五个人。她对人有些冷,不是那种人见人爱,像个热水袋谁都可以捂一捂的那种人。她很少发怒,即便班级出了大事。有个男生被隔壁班女生投诉闯了女厕所。人家班主任威胁要报警,聂倩却说通知家长就够了,竟把这事压了下去。相比性情中的“冷”,她的穿衣更让人冷。寒冬时节,她穿着玻璃丝袜和短裙,露着雪白大腿,当着无数男生的面奔过大操场,闯入学校图书馆。那天我刚借了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屏着呼吸,相隔书架,偷看她的腿。严格来说,是裹着大腿的玻璃丝袜。她从书架取下两本书脊,把我抓个正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在找一本书,她便帮我一起找。那天的初中图书馆,就像香港回归之夜的大光明电影院。

十点半,《侏罗纪公园2》散场,没有第一部《侏罗纪公园》好看。亮起灯光,我远远看到聂老师的红裙子。我无声地跟在背后,从散场通道走出电影院。聂倩有些疲惫,男朋友倒是精神了。他抓着聂倩的手,走进隔壁的国际饭店。这栋1934年造起的大饭店,曾是亚洲最高建筑。我在楼下仰望,总共二十四层,其中必有某个窗户是他俩的销魂窟。

穿过旋转门,来到饭店大堂,我躲在屏风背后。聂老师和男朋友走到前台。她低着头,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脸。男朋友付了押金,拿到钥匙,抓着她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按下电梯。楼层指示灯不断往下跳。电梯门打开,聂倩却后退一步,甩开男朋友的手。她的动作颇为激烈,惊到了电梯里出来的两个老外。男朋友叫她“倩倩”,而她转身要走,两人在国际饭店的大堂纠缠起来。

这时意外发生了,男朋友打了她一个耳光。

我第一次看到聂老师眼里的泪花。我没忍住。我从屏风后冲出来,抓住她的胳膊,冰凉但柔软。聂倩讶异地喊出我的名字。大堂里的老外和服务生都向我侧目而来。我拽着她冲出国际饭店的旋转门。南京路的星空也在旋转。旋转门像人的命运,总在原地循环往复。每次穿过这道门的人都不同。唯独不变的是旋转门自己。

聂倩的男朋友也冲出旋转门,气势汹汹来找我算账。聂倩贴着我的耳边说:“快走啊!你打不过他的!”

1997年,我十六岁,尚是体重九十来斤、四肢纤细的瘦弱少年。这回是聂倩拽着我,一路狂奔到南京路对面。她的红裙子,我的灰裤子,像非洲原野的黑夜被偷猎者追逐的两只小野兽。

一辆出租车在我面前停下。急刹车,我听见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刺耳声。这个点已没有公交车,南京路上有许多出租车,几乎都是桑塔纳普通型,简称“普桑”,有黑色的,蓝色的,白色的。只有这辆车是红色的。聂倩拉开出租车后门坐进去。我却手足无措。男朋友已穿过马路。老师将我硬生生拉进后座,她还蛮有手劲的。

司机挂上挡,抬离合,踩油门,颤抖着蹿上马路。手排挡的震动让我前仰后合。聂倩的男朋友只摸到出租车的后屁股,跟着吃了一鼻子尾气。他在南京路上破口大骂。我扒着后车窗,默默对他伸出中指。

“师傅,请带我们去……”聂倩报出我家地址,离她的宿舍很近,算是顺路。出租车司机“嗯”了一声,车子转弯离开南京路。计价器开始打表。对面亮起一盏路灯。刺眼的光穿过车窗,照出一张苍白而年轻的侧脸。通过中央后视镜,我看清了司机的正脸。他跟聂倩差不多年纪,五官端正而且干净。

这张脸让我感到恶心。

很多人都以为我天生胆儿肥。其实恰好相反。我从不敢承认,我怕黑,我怕老鼠,我还怕鬼,我怕奇奇怪怪的人,我怕一切难以解释的画面和声音。但我最怕的是深夜出租车司机。我本能地察觉到某种危险,从视网膜扩散到大脑皮层,再到毛细血管。我的胃里难受,不可名状的恶心,仿佛要把美式牛排呕吐在车上。

我问老师,南京路上那么多出租车,为什么要选择这辆车?她说自己穿一身红色,只有这辆车是红色的,大概是一种缘分,就像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在我最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后半句话让我无话可说,她已对我网开一面。

“你们在国际饭店喝咖啡吗?”

车里响起一个声音。电台里正在播报国际新闻,但不会提到国际饭店和咖啡。我看了看聂倩,聂倩又看了看前面,原来是出租车司机在说话。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但声音很脆,像半夜饿了吃苏打饼干的感觉。

聂倩干咳一声:“哦,是啊,喝咖啡。”

年轻的司机问:“好喝吗?”

“很不错,”聂倩极不自然地笑,“美式咖啡。”

“带着弟弟出来喝咖啡啊。”出租车司机没完没了,我想拿把皮搋子塞住他的嘴。

“我是他姐姐,刚过暑假,我带他到南京路玩玩。”聂倩只能顺着他的话来撒谎。如果如实回答,怕会引起某种邪恶的误解。我很想戳穿这个谎言,但我忍住了。

“你的普通话很标准啊,不是本地人吧。”

“我老家离这里很远呢。”聂倩把头靠着窗玻璃,装作很累的样子。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便也不再多嘴。他调响电台音量,依然是香港回归的新闻,全世界都在等待今晚。出租车突然加速,后坐力将我推到座椅上。离开南京路,上海的街头空旷暗淡,寂寥落寞,像个被冷落的怨妇。唯有红色普桑,一骑绝尘。电台插播气象预报,香港今晚暴雨,却不能阻挡市民们庆祝回归的热情。我幻想出一个豪雨倾缸,灯火灿烂的世界,米字旗与港英旗尚未降落,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已经插上。数百万人涌上街头,观赏维多利亚港的烟花,其中一个是我最好朋友的妈妈。电台气象预报插播——今年第四号热带风暴“白鲸”正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白鲸”将升格为台风,影响我国东部地区。

“我七岁时,碰到超强台风在崇明岛上登陆。”司机突然说话,他把电台音量调小了。

“你是崇明岛人?”我忍不住问他,联想到三小时前在美式牛排店里的谈话。

“嗯,岛上农村很穷,好多人跟我一样到上海来开出租车。”年轻的司机并不避讳,他的口音是崇明话,“那是1977年的夏天,崇明岛东海岸围垦大战,我跟我妈去了几天。我妈给工地上的知青和民工做饭,我天天到滩涂上捉螃蟹贝壳。有天清早,海滩上多了一头大白鲸。”

“鲸鱼?”

“嗯!全身雪白,好几栋房子加起来都没它大呢。成千上万人到海边看热闹。”出租车司机掌着方向盘说,“知青们都管它叫大白鲸。它还剩最后一口气,许多海鸟飞来准备吃它的肉。谁都不知道那么大的动物,怎么会突然搁浅快死了呢?我听说鲸鱼也会有自杀的。有人说要把它送回大海。但这不可能,它是趁着长江口最大一次涨潮,搁浅在滩涂上的。知青们正在围垦填海,要把大海推到几公里外。全体知青开了个会,决定赶在大白鲸死以前,赶快杀了它吃肉。”

聂倩说太残酷了吧。司机说没办法,岛上日子太苦了,大家都想改善伙食呢。二十年前,鲸鱼也不算保护动物。十几个身强体壮的知青小伙子,用木棍绑上刀片做成长矛。大白鲸成了大刺猬,鲸鱼脑袋、眼睛、嘴巴、背脊、心脏、肚皮、尾巴甚至卵蛋上,全都插满长矛……他的叙述相当冷静,却让人身临其境,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浑身鲜血淋淋,犹如刚从娘胎里爬出来。为了跟海鸟争夺新鲜的鲸鱼肉,知青们分成好几个小组,有的负责切割鲸鱼肉,有的负责锯断鲸鱼骨头,特别要切下鲸鱼脑子,因为鲸脑油很珍贵。他们在鲸脑上挖洞,派个最勇敢的党员钻进去,将鲸脑油整个取出来。第二天,整片滩涂臭气熏天,血水非但没有流尽,还有更多海鸟来啄食腐肉。农场组建青年突击队,就地支起几口大铁锅,将切成块的鲸肉脂肪熬成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油价值很高,只要几滴就能长期燃烧。我想起司马迁《史记》里说秦始皇陵地宫的鲛人鱼膏,燃烧千年而不衰。知青们将数百公斤重的鲸油贡献给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了。连续三天,崇明岛东海岸浓烟滚滚。东海上吹来大风,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从东到西席卷全岛,还影响到宝山和浦东甚至外滩。最后,大白鲸只剩下个骨架。几天后登陆的超强台风,便将它的遗迹清扫得一干二净……

聂倩对于这个故事颇为怀疑。小时候,我爱看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最大的鲸鱼是蓝鲸。真正的白鲸生活在北极,没有他说得那么大。但我仍然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我闻到车厢里飘着一股气味,若有若无,但不臭,就像腐烂的栀子花。出租车在刚造好的南北高架下碰到红灯。司机关掉电台,塞了一盒磁带,响起粤语歌声——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聂倩的眼神微微一跳。“聂倩”跟“聂小倩”一字之差。她刚做班主任时,我们暗地里叫她“聂小倩”。她的姿色,自然不能与王祖贤相提并论,但某些时候某种角度竟也神似,比如现在。车载音响出乎意料地好,某种立体声环绕效果。也许我的耳朵出了幻觉。红灯转为绿灯,出租车载着宁采臣与聂小倩,向着兰若寺飞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