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角墩是一个村庄。她和平原上数以万计而籍籍无名的村庄相比，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然而在我的文学版图上，用“光荣”这个词来修饰她仍然有意犹未尽的意思。

南角墩是一个人口几百人的村落。她坐落在里下河的腹地，而里下河是江淮平原的福地。南角墩有一条母亲河叫做三荡河，除了三荡河，南角墩还有很多河流，她们就像是农民的经脉，强壮而显得暴跳，她们用丰沛的乳汁浇灌着这片热烈的土地。不知名的河流、草木、鸟兽虫鱼，安于生活在没有名分的世界里，被南角墩这个地名统而称之。

土地养活了我们。我不知道现在穿着华丽的孩子还懂不懂得这句简单话语的深情。我的这种疑惑源自我这些年的返乡行走。那个我当年出发的村口，除了硬质路面之外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路边的草木依旧顽强地一茬一茬地生长，“满架秋风扁豆花”的诗情从郑板桥的里下河到如今的新农村依旧不变。只是从此出发的孩子，他们手握着先进的移动终端，顶着最时髦的发型，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那些亲切的草木。他们等待呼啸而来的汽车把他们带离这个地方，去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安息之地。离家对于他们而言，比回家更充满着欣喜。他们不明白，那些曾经沾满他们手脚的泥水是我们的命，而我们却又拼了命地要离开。

我从出生开始就在牛背上生活，不是牧童短笛的诗意童年，而是无奈与牲畜一起和土地周旋的困顿光阴。我后来试图努力地忘记这一段并不光荣的历史，但村庄的记忆是顽固的，就像嵌入我皮肤的黝黑，我把土地记在了心里。尽管这些记忆是那么古旧、粗糙甚至卑微，可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我的肤色，是我人生无法改变的底色。

我离开土地开始写字之后，又悄悄“回到”了这片土地。在这片被称为里下河平原的土地上，我只占据了一个村庄的位置，但这个村庄在我的纸上却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世界。南角墩和其他村庄一样，静默而华丽地书写着自己的世界。土地、村庄、农民，这几个朴素的词语有人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和精彩，它们着墨不多的书写中暗涌着无声的壮阔——

春天，当菜花从节令里醒来，金黄用一种革命者般的豪迈占据了黝黑的土地，那色彩是如此孤独而壮美；夏天，蝉鸣的节奏和草木的生长鼓动着土地的不安，就像父亲们带着酒味的鼾声，聒噪而充满着激情；秋天，当最后一茬收割结束之后，平整的土地被翻阅一遍，阳光给泥土暂时的安息，土地却不沉迷于舒适，忙着新一轮的播种与生长；冬天，寒冷渗透每一个角落，可无论好日子还是穷打算，土地都会给人生计。大棉袄扛在肩膀上，一撸鼻子沾满袖口的鼻涕，四处跟着跑跳的狗们，都证实着辛苦岁月里的欣欣向荣。

时序就是这样机械而木讷，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而又一往无前。村庄的坚强就在于不管日子多么枯燥地循环，但生计总是在人们忙碌的手上。逼急了人们跺跺脚说：“有得忙就有得噇（音床，表示吃的意思）！”这就是村庄赖以生存的最高哲学，是人们从泥土里找到的终极生存密码。这一密码南角墩有，一切的村庄有，所有的土地上都有。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种地的人，即便进了城仍在纸上耕种。虽然在地理上离开了南角墩，但在精神上依旧盘踞在这个安静普通的村落——她位于某县道的边上，有草木葳蕤，有阡陌交通，有良田千顷，有屋舍俨然。当然她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逃脱的宿命：拆迁。我从纸上一次次地返乡与到达，就是为了在文学地理上让她成为一个顽强的“钉子户”，永远嵌落在里下河的版图上。我从来不为现实或悲或喜，我知道村庄以另外一种方式在生长。她那么骄傲地存活在文字里，那是农民的光荣，村庄的光荣，更是土地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