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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2018年第4期|张映勤:儿时的阅读

来源《太湖》2018年第4期 | 张映勤  2018年09月11日08:40

世纪70年代,“文革”中后期,我上了初中,懵懵懂懂中多少有了点求知欲,身心需要更多精神食粮的滋养,但是却苦于无书可读。确切地说,是没有感兴趣的好书可读,这种好书,在我,就是一些文学作品。中外的文学名著作为“四旧、毒草”大多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在社会上基本绝迹了,少数家庭保藏的少数文学读物一般也不敢示人。那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我的青少年时期,不仅市场萧条,物质匮乏,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也是相当贫瘠单调的。

即使是小人书,那种儿童看的图画读物在社会上也基本上绝迹了。

当年我们一直把连环画叫小人书,也许是因为上面有小人的缘故。长大以后,至少是上了初中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连环画——一种64开,上有画面,下有文字,图文并茂的儿童图书,可是我们那一代人仍然亲切地叫它小人书,就像叫惯了儿时伙伴的小名。

当年的小人书也是难得一见,记得小时候,“文革”初期,我偶然看到的都是一些缺皮少页,翻卷了边的旧小人书。那是孩子们手中的至宝,谁拥有几本旧小人书,那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本,会得到小朋友的奉承巴结,为的是能借来一阅,满足一下饥渴的阅读欲。

我最早看过的几本小人书都是偷偷从同学们手中借来的,那是几本残缺不全的老版《三国演义》,只有不连惯的三五册,还大多缺少开头或结尾。即使这样,我仍然如获至宝,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上面笔触生动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至今难忘。什么叫爱不释手,什么叫废寝忘食,我最初读小人书时就有了真切的体会。

“文革”期间,街上专门租售小人书的书铺早就关张了,新华书店也很少再买小人书了,直到70年代中期市面上才逐渐出现了新版小人书。在我的印象中,最早买的一本小人书是再版的《钢铁是怎能炼成的》,厚厚的上下两册,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从此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时候,每个小学生手里都有了几本新版的小人书,大家互相交换着看,投入忘情,如饥似渴,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小人书给了我们干涸的心田以滋养、以灌溉,我们沉浸在阅读中,那种感觉有时就像高尔基说的:“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小人书构图简单、文字浅显、价格低廉,携带方便,是孩子们喜爱的理想读物。许多中年人,当年都是看着小人书长大的。

在我的印象中,小人书基本上分为两种,人工绘画和电影翻拍的。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前者,画家的神来之笔将人物情节刻画得栩栩如生,那些原创的构图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而根据电影翻拍剪辑的小人书则显得有些死气呆板。

再后来,小人书市场开始逐渐繁荣,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出租小人书的书摊。地摊周围蹲着一圈孩子,一分钱看一本,可惜,那时候我的年龄渐长,对文字简单的小人书失去了兴趣,转而迷上了文学图书。

谁能相信,在我所谓的阅读生涯中,最早看的文学名著竟然是《红楼梦》,当时的版本叫《石头记》,可见,就阅读而言,我的起点不算晚,也不算低,之所以一事无成,全怪自己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当时我生活在姥姥家,记得舅舅有两本《石头记》,秘笈一般锁在柜子里,怕孩子们翻看,惹出点麻烦。表哥表姐年龄稍长,死磨硬泡把书要了出来,偷偷地看。见他们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抱着《石头记》阅读,我心生好奇,“什么好书,这么吸引人?”也想找他们要过来看看,没想到遭到了一阵数落:“去,去,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去,别添乱!”越不让看越想看,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让他们如此感兴趣?趁他们不在家,我偷偷地找出书来躲到一边翻看。书已经破旧得发黄,没了封皮,用牛皮纸粘的,前面是几页石刻的仕女像,一律是溜肩扭头瓜子脸,跟现在的美女写真有天壤之别。里面的内容半文半白,还是竖排本的繁体字,翻了几页,没看出个所以然,兴趣大减,放回去不看了。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把这部《石头记》囫囵吞枣地看完。

1975年,刚上初中,毛泽东做出重要批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由此,社会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水浒传》借批判为名可以公开看了。那时,我整天抱着厚厚的书,沉醉其中,爱不释手,深深地被书中的人物情节所吸引,对于宣传的内容我不感兴趣,也领会不了,什么“《水浒》的要害,在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成了被招安的投降派等等,我只记住了栩栩如生、侠肝义胆的108位英雄好汉,记住了那些扣人心弦、“打打杀杀”的故事情节。一部《水浒》足以打动我们那个年龄孩子的好奇心理。看完《水浒》,意犹未尽,接下来又读了《三国演义》,那一阵子,古典小说似乎逐渐解禁了

此前,“文革”高潮已过,风声见缓,文学图书好像控制得不那么紧张了,表哥表姐偶尔能从同学那借到一两本外国的长篇小说。他们看得很入迷,爬在里屋的床上一看就是半天,吃饭都要喊两三次才肯动身。空下来的时候我也拿着翻看,没想到,一下子就入了迷。

记得当时最早读的外国小说是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斯汤达的《红与黑》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断断续续,似懂非懂,挑的主要是里面的爱情描写部分,具体情节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最吸引我的是《红与黑》,于连·索黑尔的传奇经历让青少年十分向往痴迷,当然里面于连与德瑞纳夫人的爱情描写也相当细腻诱人,我的文学启蒙就这样偷偷摸摸、朦朦胧胧地开始了。

有一阵,在中学的校办工厂参加学工劳动,我偷偷地把《红与黑》带到了学校,休息时间在小库房里偷着看。没留神被校办工厂的一位年轻师傅抓着了。“好啊!躲在这儿看黄色小说,哪来的?”

我吓得不知所措,吱吱唔唔不知怎么回答,最后撒了个谎,说是从邻居家借的。

这位小师傅和表哥的年龄相当,都是不到二十岁的知识青年,因有病逃避了下乡。“这种书是毒草,你知不知道?小小年纪看这种书,中毒怎么办?”

我推说书还没顾得看,不知道是毒草,央求他把书还给我,并发誓赌咒:保证不看了,回去就还给人家。

小师傅迟疑片刻,看了看我说:“看你挺老实的,这件事就不告诉你们老师了,可是书我得没收两天,检查一下是不是毒草,过两天审查完了再还你。记住了,这种书不能传播,别跟别人乱讲!”

正看得入迷的《红与黑》就这样被小师傅没收了。那两天,我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怕书真的给没收了,回家没法交待。还好,两天以后小师傅果然没有食言,还书的时候还嘱咐道:“这种书你最好别看,小心中毒,以后借了书,我先帮你审查。想看书,有合适的我借给你。”态度竟然十分友好,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这位年轻师傅敢情是拿着《红与黑》自己先看去了,几十万字厚厚的一本,他竟然在两天之内看完了,读书的效率不可谓不高。这以后,我们亲近了许多,也交换过一两次书,记得我第一次看的小说《牛虻》就是从他手里借的。

进入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文化生活相对活跃,文学图书的出版发行开始解禁,印象中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翻印了一批19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时候我十四五岁,正是朦朦胧胧精神饥渴的年龄,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除了四处借书,也幻想着买几本外国名著过过文学瘾,便把家里给的几个零用钱积攒起来。

邻居中接触了几位年龄稍大的文学青年,他们没事就凑在一起聊天,交流各自的读书体会,最近都读了什么书,相互交换着看。从他们那里知道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等文学大师的名字,也偷着读过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囫囵吞枣,似懂非懂,新奇刺激,很是亢奋了一阵。

当时图书出版刚刚放宽政策,限量重印了少数西方文学名著,买书还比较困难。

有一天,从邻居那里听说新华书店来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转天要面对市民限量发行,我心里抑制不住有些激动。那几位年龄稍大的“文青”邻居正商量着转天购书的计划,我自告奋勇要随他们早起去排队买书。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赶奔当时天津市最大的和平路新华书店去排队。时间还不到清晨6点,前面便已黑压压地排了很多人,一打听都是来买书的。“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乖乖地排在后边。听周围人们闲聊,说是前面几位都是昨天夜里十一二点就赶来排队了,有的是几个人轮班,有的干脆搬来折叠椅在街上坐了一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排在前面的一位年轻孕妇,中等偏高的个头,身材匀称健美,面容姣好,一袭白衣,神情端庄,给人一种高傲凛然的感觉。她是一个人来的,不言不语,像大家一样排队等候了四五个小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挺着硕大的肚子挤在队伍中,像是随时都有挤破的危险。这位神秘女郎求书若渴的精神让我顿生敬佩,尤其她那气质神态像一幅风景画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购书的人越来越多,秩序有些混乱,有人自发地组织到前面发号,按先来后到一人发一张写好顺序号的小纸条。那天,因为购书的人太多,新华书店干脆停止了其他业务,专卖外国名著。到了九点钟,书店开门的时间到了,门口挤成一团,有人自发地出来维持秩序,书店职工把守在大门口,每次按号放进10个人,因为外国文学名著的数量有限,每人规定只能买5本。

记得到我进去的时候,有些书已经卖光了,空荡荡的营业大厅右侧桌子上摆脱放着品种不多的外国名著,基本上都是重印的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排了三四个小时,后面还有一大队读者等着购书,进来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挑选,只能像抢购紧俏商品一般挑好认准的图书,拿上到后门的银台处交钱。记得当时我选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数目已经到了限度。好在我们提前商量好了,几个人选的书尽量差开,不买重样的,回去以后好交换着看。当时的书价十分便宜,记得《欧也尼·葛朗台》,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定价才三毛七分钱。有了这些名著,我们可以打发许多无聊的时光,增添许多炫耀的谈资。

爱读书,尤其是读文学名著,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骄傲。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文学给了我们干涸的心田以滋养和灌溉,我们沉浸在阅读中,那种感觉幸福无比。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精神生活的空虚造就了一代文学青年,但不少人对文学的爱好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虚荣和赶时髦。扪心自问,我当时还算不上真正的“文青”,后来也陆陆续续买过不少文学名著,但真正认认真真、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多少长篇小说,实在是说不清楚。我感觉,年纪稍长,有书可读了,我们反而浮躁得难以安心阅读了,倒是最初接触的那些读物让我们记忆犹新。

那时候,找到一本感兴趣的好书看绝对是一种享受,书虽然少,可是看的十分认真投入。现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出版业空前发达,书多得成灾,家里堆得几乎没地方可放,我却很难再静下心来看完一部长篇。不是书写的不好,也不是没有时间,也许是心境环境变了,我们对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那么珍惜。

现在的图书更是多如牛毛,应有尽有,家里也是书满为患,需要不停地更新淘汰。而我们的孩子却只迷恋于电视电脑、手机、游戏,几百块钱一套的书放在那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为他们担忧。不读书,不读文学书,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成什么样,我心中实在没底,只剩下了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