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是茅盾文学奖最年轻获得者，一个是茅盾文学新人奖得主；一个为乡村谱写史诗，一个为城市讲述故事。

5月30日晚，成都轩客会24小时书店。阿来与弋舟展开了一场夜谈。缘由是，70后代表作家弋舟推出了他的新作《丁酉故事集》，阿来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即是我所说的那种语言的信徒。”

小说不等于故事

漂亮不是美

既为“语言的信徒”，那必然在弋舟的笔下，有着近乎完美的表达。但这样的完美，又并非是我们常人所理解的“漂亮”。阿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忘记了语言，忘记了情感。人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直接把小说与故事划了一个等号，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小说，小说大于故事。”这样的阐述，在普通读者听来，略显复杂，阿来借用弋舟新书上的一句话来进一步作解释，“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本书是一束光，我看见了阴影中的自己’。那束光是什么？从故事中来说，是人性；从文学上来说，那就是语言。”

阿来认为，漂亮的语言，的确是美的，但美的语言，不一定漂亮。谈及近年来，频频被提及的“小说的诗意”，阿来直言：“大家对诗意有一个曲解，读者也好，写作者也好，以为抒情性、文字精美就有诗意，就很美。我在这里必须要说，美和漂亮在很多时候就不是一回事。在小说中，要有真正的诗意，就得准确、凝练、生动、传神，这样才能构成小说里的文字之美。比如海明威的小说语言就简单，平实，他就说过‘用动词，删去形容词’。”

是的，弋舟正是用这样的语言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这样评价他：“弋舟以他短篇创作的实绩作出说明，小说抽象的大脑终究要落实在气血的肉身上。”弋舟坦言：“在我看来，语言之美，来源于残酷的诗意。而我个人的理解，可能真实的生活中，那些残酷的面相更接近善和美。”所以，在新作《丁酉故事集》，弋舟认为，他书写了“对更普遍的生活的忧虑”，小说家们一直在感受着世界的秋雨冬风，一直心怀忧戚。“它无法给出一个方案，但它仍然可以给出一点慰藉。”

书写乡村或城市

终点都是写人

同为“讲故事的人”，阿来和弋舟却被外界贴上了不同的标签。阿来写的是乡村，弋舟写的是城市。对此，阿来很不赞同，他说：“我们现在的写作，总是喜欢去归类。什么乡村小说、工业小说、城市小说……其实哪儿有谁开始写的时候，就说我今天要来写一部乡村小说，或者城市小说。我们小说中的人物，他在哪里，他发生的故事在哪里，都是根据他们来走的，而不是非要刻板地去定位，我是个什么题材的小说家，我就只能写那个地方的故事。”

弋舟则承认自己从小生活在城市，的确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其实我们当下的生活离曾经的乡村生活已经渐行渐远了，中国的城市化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但即使这样，弋舟也觉得，他所写的也并非就是所谓的城市生活。“我在西安生，西安长，它的确是城市，但也不是我所理解的城市。作为一名70后，物质匮乏的印象，仍然是深深烙印在记忆中的，即使我生活在城里，那也不是我憧憬的城市生活。真正的城市，应该是现在，此刻，成都的繁华，夜灯初上，熙熙攘攘。”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用弋舟的话来说，“怎么去回应这种复杂的情绪？就形成了写作冲动，我的小说都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展开的。”

因为作者有了这样的情绪，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也是焦虑的。小说里的人栖身在“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小说里的人失业抑或就职于大机关，他们养猫或者偷一只猫来当儿子养。被驱赶者据说送外卖或者快递，跻身不甚高级的行业……小说里的人最终放弃了活在“最大”里。“在那座大城里，你总是要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总是像一个贼，仿佛这感激与恐惧交织的日子都是从某个庞然大物的家伙那里偷来的，你总像是欠了谁的。”弋舟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他切身的感受。“当年路遥进得西安城，终日也有挥不去的恐慌——怕一觉醒来，自己就被扔在了城墙外面。那是一个成功者心中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