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农村秩序重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侯波常年来一直关注及思考的问题。

腊月二十吃过早饭，薛老师照例提了个小马扎到村里的广场里去。广场这块地过去曾是个池塘，村人俗称“老池”。在这个地处旱塬的乡村里，每到夏季，每下大雨，大路上四面八方的水就会积聚到这里来，把老池填得满满当当的。有了水，就有了生机，婆姨们会在此洗衣服，每日下午，捶打衣服的沉闷声此起彼伏；倘是中午，那些学生娃就都会偷着来洗澡，到了傍晚，归来的牛羊则会低了头猛喝这些污浊的脏水。前几年，村里修路，老池就被填掉了，池畔的几棵老柳树也被锯掉了。老池填起来铺上了水泥，乡文化站又配了几件简单的运动设施，这里就成了村里的活动广场。有了广场，广场舞大行其道，这些离城十五公里的世宁村的婆姨当然也都不甘落后，一群一伙就天天下午在这里跳开了广场舞。春夏秋冬，不管有人看或没人看，这群婆姨都跳得不亦乐乎。当然，这些人中，水平也参差不齐，有跳得好的，就像红鞋生来就有舞蹈天赋的，举手投足就都协调，摇来扭去也都顺眼，但也有一些跳得差的，胳膊腿不连贯，顾了手顾不了脚，但整体来说这些婆姨个个跳起舞来都非常认真。

薛老师去的时候，阳光照在这里，暖融融的。虽是冬季，天气却并不寒冷。广场里的几个婆姨正在跳一曲《祖国，你好》，他站着观察了半天，发现这些人跳舞没有人管歌词是什么，似乎只要是那种节奏感很强的，叮叮当当声音突出的舞曲都受大家欢迎。一遍跳完，倒回来再跳一遍，如此反复，乐此不疲。

薛老师将小马扎在一旁的柳树下放好了，打开盒子，拿出二胡来拉，当然他拉的也是《祖国，你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法拉别的曲子的。

薛老师名叫薛文宗，就是本村人。早年他不知怎么就得了乙肝，长年累月吃药。因为这个病，前年他还在县医院住了一段院，检查是早期肝硬化，后来就转院到西安，差点要了命。再后来病是治好了些，但身体却虚弱了许多。因了这病，他便提前退休了。他本来在县城也是买了房子的，可去年娃娃结了婚，占了房子，这样他和老婆两个就回到了老家来住。好在他们结婚早，当初一结婚，老婆户口就落在了村里，世宁村分地时给他分了两口人的地。这些年，他在外一直当教师，地里都由老婆折腾着，四五亩果园，每年收入虽说不多，但再加上他的工资，一家人也能确保过个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薛老师业余爱好是二胡，70年代，他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村里成立文艺演出宣传队，他每场就是拉二胡的。后来，改革开放，文艺队解散了，再加之当教师工作忙，老婆没工作，娃娃要上学，生活压力大，他也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了，二胡被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了多年。现在退了休，没事了，正如一段河流，惊险处都过去了，到了平缓地带，也应了一句俗话，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到了现在，那些操心的问题都有了着落，先是娃娃考上了大学，顺利毕了业，招到了县农业局的一个下属部门，接着，娃娃又谈了对象，去年顺利地结了婚，虽说现在还贷点账，还要还房贷，但他已经感觉没甚压力了，他有个人的退休工资，家里还有几亩果园，照目前看，收益还是不错的，所以多少年绷紧的生活这根弦就松了下来，日子清闲了许多，也自在了许多，这样，他就又翻出了当年的那把二胡，开始咿咿呀呀地拉上了。

薛老师的老婆叫李彩霞，高个子，红脸膛，说话粗声大气，干农活一个可以顶他两个。现在冬天地里没啥活儿了，她也没啥爱好，不会打麻将，也不爱跳舞，整天就是串串门子，做点闲活。现在在她眼里，最要紧的，就是等着媳妇赶紧生个孙子出来，自己就可以抱到东家串到西家了。薛老师在家拉二胡，她嫌吵得慌，就常常去串门子。在她看来，全世界的音乐都是噪声，她弄不懂这二胡究竟有啥好的，凭什么就拉得那么起劲呢？吱吱呀呀，还不如枝头上的喜鹊乌鸦叫声好听。

薛文宗知道老婆嫌他拉得烦，他就想到了个办法，每天到广场上去拉。拉了几次，他发现自己的水平长进了不少，一个是会拉的二胡曲子多了，二一个也能赶得上节奏了。他拉的时候，间或有三五个人听，但后来也就没人听了，大家从这里路过时，顶多跟他点点头，算是打一声招呼而已。唉，算了，现在流行音乐那么多，晚会那么多，大家天天玩手机，看电视，欣赏水平都高了，就像吃饭一样都吃馋了，谁还爱听他这个半路上出家的二把刀子拉二胡的声音呢？

但在老婆眼里，可不这么简单地认为他是练习二胡，而是固执地认为他就爱在女人堆里混。女人，女人，就这一点，老婆一辈子也对他没放心过。

今天这六个妇女跳的一直是《祖国，你好》，翻来覆去一直放着曲子，薛文宗也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拉。

拉的时间长了，也就娴熟了，也就不用多动脑子了，手指只管惯性运动着。那几个跳舞的，偶尔会停下来，舞跳差的自然就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但说归说，差的人自是知道自己差，也就悄悄地不敢吭声，说罢了，就重放曲子重新跳。

薛文宗的手自然动着，看着妇女们在跳，他的脑子也都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就在这时，身旁有一个人开了话，说：拉得好哩，越拉越好了。

薛文宗抬起头来，一下子回到现实来了，却是世宁村当年的老支书薛智忠。多天不见了，他瘦了许多，脸上的肉皮发灰，满脸的老年斑，眼睛与脸颊深陷，嘴呈O形，眼见得有了几分下世的光景了。见他这个样子，薛文宗赶紧起身将小马扎让给他坐。薛智忠坐了下来，将手中的龙头棍放到地上，先是咳了一阵，接着说：你拉得好哩，这多年都没听过了，生产队当年拉过的，那时天天唱戏，红红火火的，村里还排了许多文艺演出。

薛文宗知道老支书病重，去年到延安、西安看过一阵，也听说他可能不算事了，村里许多人都到他家里去看望他。薛文宗一直没去，一是在外边工作，和村里人打交道少，二是和老支书虽是同宗，但离得远了，就一直没看望他。现在见了他，不禁吓了一跳，看来他真是离下世不远了。听见老支书这么说，他就敷衍着说：瞎拉哩，闲下来了，没个干上的。

老支书说：当年，你可是咱村的台柱子哩，那些演的小品都是你编的，也拉的一手好二胡。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薛文宗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村里要组织文艺队，他这个文化人自然就成了组织者。那时村民读书的不多，更别谈写东西了，他也就算是半瓶子醋吧，编过几个小本子。比如说，编一个小伙子贩柴油，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抓住了，这个小品在公社调演的时候演出过，也拿了奖的，但现在想来好没意思的，那都是图解当年政策的，只是起个宣传作用而已，艺术性当然谈不上。他记得当年他还给广播站写过通讯稿，还画过一些漫画，记得没有绘画功底，画“四人帮”怎么都画不像，他想了个办法，在照着画的像上画了许多方格子，然后再在自己的格子上画，这样就画得有模有样了。

现在支书提起这些，他都觉得脸红，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恍若隔世，他不愿意说起这些，就想换个话题。就说：你病如何？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哩。

老支书说：唉，我对这事看得开，瓜熟蒂落，人终究都要死的，没什么的。但只是这些天我老想起一件事，想起那时候的岁月，那才叫红火呢，大家成天有使不完的劲，白天地里活儿忙完了，晚上一群人就围在一搭里排练、演出，那些红火的日子可真叫人怀念哩。那一年你编的本子咱们还拿了县上会演的一等奖哩。

看来，只能和老支书在一起聊这个话题了。反正薛文宗也没啥事，就索性和他多聊几句吧。老支书打开了话匣子，他说：现在这个年头，人有吃有喝的了，但就是没得个精气神，死气沉沉的，其实人不是活吃活喝哩，人是活一份精神哩。那时的农业学大寨，大会战，夜夜提着马灯平地，人就像个机器，总不觉得累，总有出不完的力，使不完的劲。

这时那群跳舞的婆姨也停歇下来了，个个就都过来围着老支书问长问短，询问他的病情。听到他提起那些岁月，这些婆姨也都四五十岁了，个个都是从那种日子过来的，便都有了共同的感慨。

老支书看到红鞋也在这群人中，就说：当年红鞋演出完，早晨起来又硬是穿着演出服在村里跑了一圈，到最后一双红鞋也没有交上来，跟我说弄丢了。那个时候可不照现在啊，一双鞋也是集体资产呢。我们几个队干部就撵到她家里搜了一圈，结果在她被子里翻出了一双红鞋，为这事她妈还打了她一巴掌哩。她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红鞋也在这群女人中，她今年已五十多岁了，听他提起这件事，也不觉得难为情，只是说：那时候年轻，就看见红鞋好，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哩。

旁边一个婆姨说：该不会穿着鞋在被子里睡吧。

红鞋说：我倒想来着，只是我妈不让。

几个人围着这个话题说着，就又叹息了一会儿现在的人虽然钱不缺了，可活得没了个精神，死蔫蔫的，男的成天就喝酒赌博，女的领娃娃打麻将，日子过得有气无力的，和个行尸走肉差不多。

几个人正说着，个子高高的薛文宗婆姨背着一小袋米，胳肢窝下夹着个簸箕就来了，她的身材高，走起路来两个肩膀就左右摇晃着。薛文宗看见了，就问：你该是碾糕米去了，咋又回来了？——马上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碾点儿软糜子，用来做年糕。

李彩霞粗声大气地说：石碾坏了，没法碾。

老支书听到了，说：当年天天用，都用不坏，现在用得少了，反倒坏了。

红鞋说：不关用的事，主要是坏了没人修。你看看村里现在是群龙无首，人心涣散，各顾各，各忙各的，连个像样的村长都选不出。

另一个婆姨说：可不是么，我窑背上被雨打了个大窟窿，眼看要塌了，要断路了，也没个人管。

咱们村，当年可是县里的大寨队来着，是县里天天观摩的点，天天有车来参观，为了让车在路口好掉头，还专门修了一个转盘哩。可现在转盘依然在，转盘中间栽的松树长得也有几人高了，但红火热闹的场面却没有了。老支书感叹道。

是啊，连个村长都选不出，这样的村子哪来的希望啊。有婆姨附和着他的话。

世宁村地处塬面上，是由上下世宁两个自然村组成，塬面平坦，在上世纪70年代是远近有名的“大寨村”。后来分开单干了，村子发展苹果产业，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有钱了，大多家户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开上了小轿车，然而在集体的事情上却越来越没人管了。村里现在连个村长都没有。本来这个上世宁村是有村长的，也姓薛，是村主任兼村长的，但是村子出了一些事，他就撂了挑子不干了，出外打工去了。原来，上世宁村在当初分地的时候村里有个林场，有一百多亩地，后来分地时其他地分了，这些地就一直没动，按村集体的地承包给了家户。到了今年，第一批承包给群众的地到期了，大约有60多亩，村长就打算再将这些地承包出去，结果却被村里一些人挡住了，他们的理由是当初承包这60亩地还有其他未到期的60多亩地，没有经过村民小组会讨论，是由当时的村支书与村长私下定的，所以就不允许再往出承包。不只这些到期的地不让包，并且那些未到期的地村民吵着也要收回来。开了几次会，每次都吵，这些地一直包不出去，就空撂了一年。村里的一些人占着这个由头就到处上访告村主任、告支书，说村主任与支书两人当初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私下把地包给农户了。村主任着了急，就说，当年包地时自己是在村里通知了的，可是由于是一次性交15年或20年的钱，许多家没钱，包地时就没有到地里来，地当然只能包给那些情愿掏钱的人。再说，收入多也罢，少也罢，都归到村里了，自己没有多拿一分钱，也没多喝过一瓶酒的。双方争论不休，就翻看会议记录，可是十多年了记录又找不着，于是双方就各找证人，而证人之间又彼此都各有小利益算计，一个人说一套，说来说去，又牵扯了村里许多事，就越发说不清了。最后吵来吵去，村里就有一大批人到市上上访，市上让接回到县上，县上就督促镇上处理，镇上就协调，但众人七嘴八舌，达不成个统一意见。后来镇上建议村群众通过司法解决，可是又没有人愿意当原告，愿意打官司。大家只是上访，只是到处告村长、告支书。后来村主任嫌麻烦，就辞职不干了。这60多亩的果园也就荒废了下来，好好的苹果园眼见得不到一年，因为没有人管理，地里荒草疯长得足有一人多高了。那些苹果没有摘花掐果，又结得繁，一个个黄拉拉的，和个乒乓球大小一致，结得满树都是。再说村里，自打这事发生后，矛盾就公开了，无论谁主持开会，大家就吵，各说各话，个个恨不能把地分了自家种着才行。至于公家，公家又是谁呢？没有一个人会在意了。所以，现在别说石碾坏了没人修，就是路塌掉了，大家也都是拐个弯绕远点走而已。

薛文宗此刻见老婆碾不成米了，就说：要不，我去修一下。

老婆说：你又不是木匠，咋修得了？还是别修吧，现在是你修好了，有些人就不愿意了，村里有许多人成天等着看哈哈笑呢。

薛文宗问：那咋办？

老婆就说：我明天到城里去，看城里那里能压糕面不。说完了，立时就拉着老薛回家。

一旁的老支书瞅见了，咳嗽了两声对薛文宗说：老薛，你先别走，我跟你说个事，我看你还有这份闲心，你能不能把咱村里组织组织。

薛文宗不明白他的话，正要问啥意思。红鞋在一旁说：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让村里热闹热闹。

原来这老支书虽是垂老之人，但这些天老想着过去村里的热闹劲儿，今天见薛文宗在这里，就动了心思，想让他组织组织，大家伙儿一起热闹热闹。

几个妇女的脑子尽在广场舞上，心里也早就想着显摆哩，纷纷附和着说：就是啊，把我们组织组织，让我们好好表现表现。

薛文宗说：我闲着也只是拉拉二胡，我又没个职，哪就能组织了？

老支书说：话不是这么说，能组织起来更好，组织不起来也没什么。一个人活着可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想着更多人哩。你想着大家，为大家做事，大家都能看得到哩。

老支书的话说得有些大，有些突兀，一时让气氛多少有点尴尬，但很快的，这群妇女们就明白老支书的意思了，就都来劝薛文宗说：你又能跳又能拉的，在学校里组织过多少台节目了，还不把咱村里组织组织，让过年也红火些？

薛文宗脑子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他面软，架不住一大堆妇女的劝说，就说：那容我想想再说吧。

老婆李彩霞在一旁觉得他似乎要答应了，当即就不满意了，她顶看不惯的就是一个大男人成天跟女人混在一起，说是拉二胡哩，鬼才知道他是瞅啥哩，她可不愿意自己的男人成为这些女人的中心。她张口就说：我家老薛还要修石碾哩，还要过年哩，碾米哩，炸糕哩，我儿子儿媳还要回来哩，他可顾不上。

这群女人一听李彩霞这么说，就不说话了，纷纷交换了一下眼神，个个收拾东西，忙着回家去了。

老支书看到这情景，就说：我是年龄大了，气不得上来了，要不，我还不服气这世事哩。我现在算是想清楚了，这活在世上，不只是活个人，而是要想着大家哩。要不的话，你埋在地下就没有人记得你了。那些做了好事的人，大家都能记得哩。就像你老爷薛耀堂当年捐地修了一座学校，后来在党湾桥那儿还立了石碑呢，县志里还有记载哩。

那最后还不是被冤死了。李彩霞说。

听到这句话老支书扭头看了看她，就不说话了。他站起身来，薛文宗要扶他，他不让他扶，只是不满意地瞅了瞅李彩霞，然后把拄着的拐子在小凳子上敲了敲，缓缓地离开了。薛文宗明显地能感觉到老支书对他的失望以及对他老婆的不满意。

薛文宗祖上薛耀堂在这个县城是赫赫有名的。县志里边也多有记载的。当年他家里捐地在乡上修了一座学校。后来薛耀堂本人还曾出任过国民党的教育局长。在他任教育局长的这段时间，由于族人安心务农，非常看不起那些挑着担子做生意的人，所以也都很贫穷。他就教导后人不要把目光只局限在土地上，要经商，要多赚钱。并且身体力行，在县城设立了田德元号，主营染布、纺织、房地产等，这样过了没多久，他们家就成了远近有名的大户，家族的一些人在他的带动下，也开始涉足商业，接着这个家族也有钱了，发了。没想到田德元兴盛了一些年，就遇到了社会动乱，国民党剿匪，派来了长官陈诚领着一大群兵，时正值田德元扩张之际，因为军队要军费，陈诚便召集县里的大户，规定每户出一千两银子供军队开销，但田德元当时的流动资金并没那么多啊，这可把薛耀堂愁死了。好在陈诚在县城只住了两天便走了，薛耀堂便寻找地方驻军的头儿，又行贿私人，最后交了三百两银子了事。当然田德元号也就不敢再扩张了。紧接着发生了匪乱，薛耀堂的父亲及小儿子被匪首曹老九绑架了，土匪又开口限三天内缴一千两银子赎人，否则就撕票。薛耀堂没办法，就卖了所有田地，开始赎人，最后花了八百两银子赎回了儿子的遗体与他颤颤巍巍的老父亲。经了这两场风波，田德元资金已所剩无几，不久，薛耀堂这个教育局长也因病去世，田德元从此一蹶不振，族人个个没了靠山，也都回村里种地了。接着，解放了，土改了，把薛家的剩余的地又都分了，至此，薛家红红火火的事业红红火火的光景，就只剩了一个看起来还算光艳的四合院了。

解放后，因了他老爷，薛文宗家也被定成了地主成分，又耽误他爸爸没法招工，再到薛文宗这里，那时还有阶级成分这一说，他没法考学，初中毕业就一直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后来进修了以后，转成正式的，从此后，日子才安定下来，靠教学养家糊口了。

薛文宗在学校里担任过副校长，曾多次组织过文艺晚会的，按道理说，目前组织村里人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说起来，他户口不在这个村，也不是村委会成员，组织活动当然也有几分名不正言不顺啊。

这一晚上，薛文宗脑子里有了事，坐卧不安。老支书薛智忠还有红鞋这些婆姨今天说的话都印在他脑中了，大家都盼着他来组织活动，这些信任，让他心中暖烘烘的。他倚在炕头盘算了一下，村人有热情，有一些广场舞做铺垫，组织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想着想着，就有些跃跃欲试了。恰巧这时，老支书与红鞋又都打来电话了，问今天说的这事他的想法，他话里就有了暧昧，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干，但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干。双方说了半天，就挂了电话，他对老婆说：你看看，今晚这两人都打电话哩，都要闹秧歌哩，都有热情哩，大家信任我，都要我组织哩。

老婆疑神疑鬼地望了他半天，然后说：即使全村人让你闹，我也不让你闹。

薛文宗说：你看你这话说的，这是人心所向嘛。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你不听老支书今天还说了，心眼不要这么小，时刻要想着为大家做点贡献哩。

老婆呸了他一声说：你看看，这村里都是些老虎豺狼黄鼠狼，个个鬼心眼，说人话不做人事，村里的事就是个火坑，别人躲哩，你却要往进跳哩。

薛文宗说：不怕哩，我点子多着哩，我又不是憨憨，我只组织一台晚会，又不参与其他事。

老婆说：你哄鬼哩，你那心里的小九九，我才不信呢。薛文宗早年在一所乡镇学校曾和一个女教师弄出一点风流话，被她男人撵到学校大闹了一场，这个事大家都知道的。这件事也影响了薛文宗的前途，致使他到退休也没当上个校长。老婆此时看他意志坚决，就拿这茬敲打他。

薛文宗经过一夜的酝酿，还是下了决心不负众望组织一台联欢会，日子就放在大年初一。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想一阵，就起来写一阵，老担心怕想到的事又给忘记了。

说干就干，村里其他人靠不住，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与老支书薛智忠、红鞋三个人一起商量，他们也就成了这台晚会的发起人。

几人一起商量，初步根据村子群众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几类节目：一类是广场舞，这些婆姨都熟悉，都会跳，要多少有多少，薛文宗就围绕“春节与欢庆”这个主题从众多的节目中挑了四个：一个是《祖国，你好》，反映热爱祖国主题的；二一个是《常回家看看》，大过年的，热闹红火；三是《财源滚滚》，是大家的最爱；四是《九九艳阳天》，一首老歌一首怀旧的歌，其他的就不考虑了。为了让节目再丰富些，由红鞋提供了一些情况，一是村里的建安子婆姨，据说当年在小剧团学过一段戏，能唱《花木兰》选段，这也算一个。另外，老支书建议说组织个大合唱，唱个老歌，提了几个歌让大家选，一时没定下来。薛文宗考虑这个歌的解说词应该是感谢所有祖祖辈辈为世宁村发展付出的人们，就选了大家熟悉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村里有一班唢呐，可以登个台，算作一个节目。薛文宗说尽可能方方面面都考虑到，红鞋就建议薛老师表演一个节目，可以是独唱，也可以是其他，要不就来段二胡独奏，这个节目用来表扬世宁村在外工作的人们对世宁村发展所做的贡献。村里有个男的唱陕北民歌还可以，平常最爱唱的是《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就暂时确定了下来。红鞋建议，最后用大秧歌来收尾。反正放到最后，愿意扭的都可以上台去扭。几个人说着说着，薛文宗就想着把村里一些上了八十岁的老年人也请到台子上来，让他们说说话，但放到节目中，不知他们说得了不，该说什么才好。红鞋就提议干脆别让他们说话，给每人赠条红围巾，也有个过年的氛围。大家都觉得好，只是红围巾的钱从哪里出呢？老支书就说，他愿意捐一千元，这薛文宗听得这话也是一时冲动，就说他也愿意捐一千元，红鞋这时也提出要捐五百元，薛文宗知道她上有老下有小，说这话得咬半天牙，就说：钱到时间再看吧，我们现在想着如何把这事给弄成。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与个人沟通，节目就有了个大样子，由老支书担任本次晚会的总顾问，薛文宗担任总负责，红鞋担任节目总导演。红鞋爱张扬，得了这份任命，就打电话确定一个个节目。薛文宗考虑参加晚会的人年龄普遍偏大，就琢磨着看能不能动员村里的小媳妇也参加。红鞋就挨家挨户去问，结果有几个小媳妇在一起商量了，竟然愿意来个小合唱《走进新时代》。薛文宗一听就更高兴了，说：这下好了，加上小媳妇这个节目，我们的联欢会就饱满了。一时心里就有了些许激动。

节目有了谱，大家就分头准备去了，具体确定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彩排，大年初一演出。第二天，拿着初次排定的节目单，薛文宗开始写串词。串词写好了，他取了个题目：金鸡迎丰年，美丽世宁村，村民春节联欢会。串词经过一天的努力，也方方面面都写到了，有世宁村历史，有对祖国的热爱，有对世世代代世宁人付出的感谢，当然也写到了春节的欢乐，写到了感谢在外工作的人。方方面面的考虑使薛文宗觉得不亚于一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至于主持人也是现成的，村里有一个在城区教学的女生据说曾多次主持过晚会，就让她来主持，男的呢，大家议了一下，村里有一个大学生在外打工，这个小伙子帅气，普通话也标准，就联系他来主持。电话打通了，这个小伙子一听也同意了，说他无论如何要赶在腊月二十九回来参加彩排。随即串词薛文宗就通过QQ给他发过去了。

薛文宗是总负责，红鞋是文艺狂热者，也是这台节目的总教练与总导演。这台节目激发了大家的热情，第二天由红鞋总负责排练大秧歌，其他节目，大家也三个一帮五个一伙地忙碌地准备着。

村里永堂婆姨叫秀兰，平常脾气怪，个性也强，和红鞋她们一直有矛盾，村里许多婆姨都不待见她。红鞋私下挑节目时当然就将她排在外了。这永堂婆姨听说大年初一要演出哩，就闹着非要参加不可。她个子高，身材还算苗条，但两脚往外撇，腿成罗圈腿。她见红鞋挂着个哨天天在排练哩，就来找红鞋也要参加跳舞。红鞋不想让她参加但又不想惹人，就说：这几个广场舞及人数都是薛老师敲定的，他是总负责，你去找他吧。一面又私下给众人安妥，大家扭成一股绳，千万不要让秀兰参加。

秀兰跟红鞋说了半天，没个结果，就来找薛文宗，问为什么不让她跳广场舞。薛文宗知道她脾气怪，个性也强，当初是自己没想到，如果想到的话就会照顾一下她的，但现在他和红鞋共事，当然要以红鞋的意见为准，就说：那你跟着扭大秧歌吧。在薛文宗看来，大秧歌多一人少一人都没问题的，衣服一穿戴，几乎谁也认不得谁了。

但这秀兰偏不扭大秧歌，偏要上台跳广场舞，薛文宗被迫无奈，就说：这些节目与人数都是事先定好的，现在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秀兰听到了，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是合起来欺负我哩。薛文宗就装作没听见。

紧紧张张排了几天，这群妇女也个个铆足了劲，她们在家里练，在台子上练，个个非要露一手不可。马上年关了，家里也不蒸馍了，不碾米了，不炸糕了，都让别人捎着在城里顺便买点儿，都一门心事操在了联欢会上。

腊月二十八走得一遍过场，这时主持的那两个学生也都回来了，个个抄了小卡片握在手心，男穿西装，女穿旗袍，打扮起来蛮像一回事的。排练如期进行。一个节目，一个节目，都在有条不紊地举行着。

彩排终于完了，薛文宗就讲了几点意见：一是节目还看得过去，但主要不紧促，幕都报了，许多人却没时间观念，半天上不了台。二一个家家户户要管住孩子，别让孩子到处乱跑。尤其是在演出时，有孩子竟然上台来把当妈的腿抱住了，要吃奶。三一个把自己收拾利索，别演着演着把红围巾、红绸子掉到地上了。四一个真正到大年初一，各家各户要通知亲戚及早来观看。自己村的节目，不管好坏，大家都要鼓掌，要营造整体氛围。他正在这里说着，老婆李彩霞却来了，跟他招着手，薛文宗不知道她要干啥，就招她过来，结果过来后，老婆李彩霞竟然说她也要参加演出。薛文宗说：你没秧歌基础，也没舞蹈基础，一辈子也没听过你哼一句歌，只是下苦能行，吭哧吭哧的，现在到这节骨眼上，参加什么呀？当场就拒绝了。

这李彩霞听了，满心地委屈，当即就说：我就知道你嫌弃我了，看见那些年轻婆姨眼红哩，你巴不得跟她们一起鬼混哩。

薛文宗听得这话顿时火冒三丈，想说她两句，见当着众人面，就不吭声了。

李彩霞一个人待着，见他不说话了，就大声说：我都知道了，你还要捐款哩。你不要我参加，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出一分钱去。

她说这话倒不算是威胁，薛文宗的工资卡老婆全保管着，他要花一分钱是真要经过老婆手的。

这时，红鞋过来了，她一听就明白了，说：让彩霞来跳广场舞吧，《财源滚滚》动作招式简单，虽说没跳过，但练上一两天就能跳了。

原来，这红鞋见薛老师这么热心，跑前跑后的，还要捐钱哩，说不定花上一大摊还要他想办法哩，就临时和稀泥，满足了彩霞的要求。反正就那么回事，六个人是跳，七个人也是跳，大不了前排三个人，后排再多个人嘛。反正各跳各的动作，又有什么了不得呀。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不能半路上因这些小事再退了坡啊。人家是总负责，像这么点小问题，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李彩霞听了，一时就在一旁墙角跟着众人去学《财源滚滚》。但她什么也不会，跳起来胳膊腿都不连贯，一个动作做多少遍也做不到位，有时管了腿就管不了胳膊了。她先前还不服气呢，结果学了不长时间，她就服气了。薛文宗看到她笨手笨脚的样子，就暗暗叹气，但心里不忍心说她，只是渴望她尽早知难而退。谁知这一切反倒激起了她的热情，她不学是不学，学倒是学上了劲，根本没有退缩的打算。其他人跳得两遍，就都说家里有事，先回去了，李彩霞就缠着要红鞋一遍遍教。到了这份上，看着老婆完全投入的样子，薛文宗就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但就在红鞋正给李彩霞教舞的当儿，秀兰却来了，她径直走到台子边上来，找到了薛文宗，问：你不是说人早就定好了，咋又加人了？

薛文宗干着急说不出话来，他擦着脑门上的汗哼哼着说：你也可以参加演出啊，我都说了你可以跳秧歌舞啊。

秀兰说：我总该比你老婆跳得好吧，她能上广场舞，我咋就不能上？

薛文宗扭捏了半天，说：那我叫老婆下来吧。

秀兰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合伙起来欺负我一个。我昨天琢磨了一夜，当年，你祖上就欺负我娃他老爷了，趁我们家背运的时候把我家的地全买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落井下石，硬说娃他老爷偷了你们家的葫芦南瓜，还教学生娃娃画了许多漫画，有画偷猪娃子把鞋丢的，有画喝人家的水把罐砸了的。多少年了，你们竟还这样！

秀兰的一席话，一下子把薛文宗说得目瞪口呆，她老爷叫薛德政，过去也是有钱人家，但后来不务正业，整天赌博，欠了人许多账，就将地卖给薛耀堂了。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薛德政的儿子薛建帮当过敌人保长，搞阶级斗争那阵，这个薛建帮就属于“四类分子”，成了大家批判的对象，薛文宗当时在学校当民办教师，为了配合村里的批斗，他动员组织学生曾画过多幅漫画的。当然有些事他也没有考究，也是道听途说，他总以为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谁知多年了，这个秀兰倒还记得，现在却翻出来了。看来这仇结大了啊。这可该咋办哩？

薛文宗想了下就说：秀兰，你不要说得这么远，咱们都是一个村的，谁跟谁呀，你要参加就参加吧，《财源滚滚》还差一个名额呢，你上吧。

哼，我跟你说，你让我参加，我还不参加哩。秀兰说。

这回轮到薛文宗吃惊了，他说：你不是要参加吗？红鞋那头我跟她说。

秀兰说：这是我争来的，我稀罕吗？是我吵来的，我稀罕吗？我就不参加，我只是把话跟你说明白了，让你难受着。

说完秀兰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着胸脯走了，把个薛文宗独自一人扔到了这里。薛文宗一时呆若木鸡，看来这世上真是百人百性啊，办个晚会还能牵扯那么远吗？平白又得罪一个人，到了现在，他真后悔自己不该蹚这浑水了。

大年初一，联欢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村里男男女女几百口子人全都集中到广场来了，还有一些走亲戚的，更有女儿本来是大年初二才回门的，但听说有秧歌可看，就都跑来了，周围的村子人也来了不少，整个人群将台子全部围了起来。由于先前进行了两次彩排，再加上村人唱的歌老跑调，就临时叫了一个会电子琴的现场伴奏。当然这些伴奏也都是跟着唱歌的走。这样就遮了不少丑，也热闹红火了几分。联欢会演到最后，无缘无故地多了一些事，有几个县城上来看热闹的人非要让自己的孩子表演一下不可，本来薛文宗就觉得没有孩子的表演不够全面，这下刚好多添了三个节目。一个是两个儿童表演了一段舞蹈，另一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表演了一段街舞，还有就是弹电子琴的娃娃上台表演了一段魔术，这些精彩的节目，也成了这台晚会的意外收获，一下子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演到魔术时，大家把手都拍红了。个个睁大了眼，实在闹不懂那么个小纸盒中明明看见是空的，咋会一下子就冒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呢。

联欢会完了，大家久久不愿离去，所有参加的演员一块儿合影留念。村里未演出的许多人也都上了台子拍照。化了装的演员们更是舍不得离开，合影再合影，两个人合，三个人合，四个人合……这个年，值了，说起这台晚会大家都伸出了大拇指。

大家称赞薛文宗，认为在外边工作的人就是不一般，做事有板有眼，办了一台和电视上一样的晚会。老支书薛智忠是被儿子搀扶着上台的，他围上了红围巾，原本要讲几句话的，可上到了台子上反倒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想起了当年的红火岁月，喜极而泣，眼泪就不断串地掉下来了，一下子惹得台下的许多年龄大的老人都哭起来了。

尽管大家都喜欢这台联欢会，但薛文宗还是感到隐隐不安，前天秀兰吵了几句，平白无故地惹了人不说，并且最终自己的老婆也没有上场。因为她跳得实在不像样子，个子又高，排队就只能排在前边，那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后薛文宗考虑来去，就毅然决然地拒绝她上这场春晚了，这让已经做好准备的李彩霞实在是伤心透了。这不，大年初一，她连家门都没出，连场地都没来。

收拾完东西，薛文宗回到家，李彩霞红着眼，看到他也没有什么好声气。薛文宗故作不在意地说：联欢会好哩，来了一些年轻娃娃，表演得不错，有了意外的收获。

李彩霞不吭声，他又说：把薛支书都看哭了，眼泪一串一串的。村里人也配合，掌声从头到尾都不断哩。

哇一声，李彩霞似乎委屈透了，一下子哭了起来，薛文宗着了忙，忙去哄她：大过年的嘛，不哭不哭。

我不会跳舞，大家不要我，可我不会学吗？我这两天只学这几个动作还不行吗？她红鞋绿鞋的还不是一点点学的嘛。答应我跳，又不让我上台，故意让我丢人现眼……老婆哭诉着说。

薛文宗听她这么说，有几分心疼，又有点心酸，这台晚会说到底只是村人的一场自娱自乐的表演嘛。何苦呢，倒惹得老婆这么不高兴，大过年的哭哭啼啼的。

想到此，他就说：你要跳你就去跳，一过得年，就天天跳，你个子又高，又有闲工夫，跳上一年，不比村里那些人跳得好？只是今年嘛，该有个特殊情况么。

我就知道你是怕惹人。我告诉你，你就是个软面皮，我算把你看透了，一辈子屁事也办不成，想法多，但就担不得责任。胆小怕事，到处充好人，直到最后把自己弄得左右都不是人了。

薛文宗故意逗她说：你把我看透了，也没看出我能把这事弄成吧。

老婆这时顾不得哭了，说：你也就是弄个秧歌罢了，软面薄情的，别的你试试看。

薛文宗说：弄这么个节目就不错了，你没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拉着我的手都不放哩。

老婆瞧着他的得意劲，擦了擦眼泪说：那你就好好嘚瑟吧，我可还是那句话，从我这里一分钱你都不要想拿到。

薛文宗说：这么一大摊事，我发起的，钱总该我想办法吧？

老婆说：你去想你的办法吧，和我有什么相干呢？

薛文宗闹秧歌时是热闹，到一场秧歌完了，才知道这场秧歌可真不是好闹的。一个是喷了个底幕，还有钢塑架子，找的熟人，算起来得1500元。所有演出的服装都是借的，有向先前学校借的，有向文化馆借的，基本没有花钱，但录像洗照片得1000多块钱，大家参与了一次，不拿钱，留张照片做纪念总行吧。音响呢，租的，500块，再有红围巾，村里老人15个，每个50元，得750元，还有其他，结果算起来整个花销近6000元。

老婆把包捂得严实，不给钱，这些钱该从哪里出呢？好在刚过得年，所有债主都不好意思向他要钱，这件事就暂先缓了下来。但薛文宗的脑子可没闲着，一直在打转，从哪里弄这些钱呢？

到了大年初六，薛文宗的同学聚会。这些是师范同学，当初是县教育战线的主力，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一个个都谢顶了，有些甚至有了孙子，大部分都退居二线了，只有转到行政上的，还在忙碌地工作着。有住建局长、文化局副局长什么的。大家坐到一桌来，有人就翻出手机，说世宁村大年初一的联欢会挺不错的，网上到处都有视频哩。薛文宗就说，这个晚会是他办的，他自己还做了个网上的宣传页的，政府网站也转了，后来转到新华网上，点击量已达到50万人次了，只是做这个介绍的时候低调，只是一些节目介绍，关于个人竟一点也没介绍。

听他这么说，大家都恭贺他，都觉得他了不得。现在农村人虽然有钱了，但人心涣散，像一盘沙子，互相之间又不服气，又和村干部矛盾突出，组织一次肯定挺难的。

一起聊着天，薛文宗就苦笑着说：唉，你们不知道，各有各的苦处哩，组织得红红火火，但花销一大摊却没处报销哩。

大家就问有些什么支出。

薛文宗就拿出一张单子来给大家传阅。有同学就说：你拿你的钱报了不就行了，不就一个月工资么。

薛文宗准备说老婆的坏话，但想老婆和这些同学个个都认得的，传出坏话可不好。就低了头只顾夹菜，不说话了。

这时同学中有一个叫赵文平的，现在中学当德育主任，他说：我觉得办晚会是集体的事，掏自己的钱不合适，毕竟给大家办的嘛，再说了，村里人都觉得在外的人有能耐哩，结果这么点钱还让自己出了，这不只是给自己也是给别人难堪哩。

这句话一时倒提醒了大家，当时有个叫崔云的同学说：那就让张局长掏了，张局长他在住建局当局长哩，手里整天不知要过多少钱哩，这么点钱，塞牙缝还不够。一句点醒梦中人，大家纷纷说好，一时就都瞅着这位叫张志峰的同学。

张局长正忙着给同学倒酒，听到崔同学的话，就说：亏你们还干公家事哩，这住建局的钱倒是多，多得花不了，可也都花在应该花的事上。这种没名堂的事，是没法子报的。

大家一听，就觉得这个张局长真是拿捏，这么点小事都不办。崔云同学不服气地说：共产党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哩，办节目难道不是服务人民么？钱又没装到自己腰包，怕什么的。

张局长哈哈笑了，说：话不是这么说，共产党的钱一个榫子一个卯，要我说啊，你们不如向镇政府要去，在那儿支出要简单得多。

薛文宗说：我在乡镇教学多年，现在咱们的镇书记与镇长都是年轻娃，都不认识，我哪能就要得了？

张局长说：我给你打电话安妥就成。当下张局长就给镇书记打电话说钱的事，镇书记在电话中说，他知道这回事了，给乡镇上争了光了，给点钱应该的。要薛文宗等收假了过来就成。

打完了，张局长说，我估计他也给不多，多是三千，少是两千。要不这么着吧，你们村和哪个单位还有联系哩？

薛文宗说：好像县残联包的我们村。

张局长就又翻开三星手机，当着同学的面，就给残联的头儿赵伟打电话说钱的事，这赵伟正在麻将场里，当下也就应承了。只是又说，村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应该早先和我们单位联系的，大年初一我们也可以派人上去的，这也算是我们一份工作成绩。一时间，就这样，经费问题全解决了。

一会儿，张局长出门接电话了，其他同学就都坐着，都又喝酒。这时薛文宗就想到，这同学和同学可真不一样，局长的威力可真大，几句话问题就全解决了。

赵文平主任说：我倒觉得不是他威力大，而是看找着门路了没有。有门才能进人，没门任你费再大的事也面对的是墙啊。要我说，如果你年前把这个事给乡上说了，给包村地说了，弄这点经费应该不成问题的。他这话说了，一时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吃罢饭，薛文宗想到钱的事不用老支书与红鞋捐款了，也不用跟老婆要了，心情自然也就好了许多。到了正月初八，单位开始上班，到了初九，薛文宗就到县城找到了镇政府与残联，这两家工作人员对他很热情，大家都说在微信看到了他们村在大年初一的节目，说这在全县可是首创。至于钱，开上个上税的发票就可以拿到手了。

薛文宗只得再去开票，开了票又返到镇上来。领钱时，镇上的郭副书记却来了，对他说：你村里现在是个烂摊子，村民天天上访，连个村长也没有，拖镇上的后腿，去年给乡镇上奖的几万元资金也都泡汤了，你能组织这么个活动，说明你有人缘、有能力，干脆你把村长给咱们兼上。

薛文宗哪里会想到这件事，这阵只想着钱哩，就说：我哪里行啊，村长那可要能人上哩，能闹得动事。

郭副书记说：你放在过去，就是乡绅。年前年后我读了几本书，说解放前农村的事都是靠乡绅来协调处理的。

薛文宗听到“乡绅”这个词觉得别扭，就说：你可别这么说啊，哪来的乡绅，都是些土豪劣绅。

郭副书记笑了，说：你别这么紧张。咱们镇这几年主抓文化旅游，我查过不少资料，当年你祖上可就是实实在在的乡绅，给村里办过许多事哩。县志上都有记载哩。

薛文宗听他提祖上，就说：得得得，你还是别提这事，再提我就要掉脑袋了。薛文宗没见过老爷，但对爷爷还是有印象的。那是1960年，地点在他祖上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那时捐钱盖的房子依旧在，依旧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学校。岁月流逝，先前灰色的瓦成了黑色，长出了许多瓦苔，墙面也斑驳了，先前充满温情的黄灰色石头，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了褐色。累积的石头中间长出了一些细碎的青绿草。教室门口铺的石台阶明光发亮，爷爷被众人揪着站在台阶上。正是中午，他低着头，那些黑得发光的石头都可以照出他的影子了。爷爷在阳光下被批斗了一整午，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一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他大叫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这是薛文宗记忆中的场面，但这个场面他应该是没经历过的，因为他爷爷挨批那阵他才一两岁。这个场面是母亲给他说的，说了不知多少遍，后来就固定在他脑子里了。一提到他爷爷，他就会想到这个场面。母亲还说那时她挺着大肚子，你爷爷，秃了头，在烈日下被批判着，脑门儿直渗汗滴。后来，人们押着他走的时候，她递给了他一块汗巾。

这件事的高潮是那天批判以后，他爷爷回到家就开始吐血了。照母亲的说法是，先是恶心，吐出来的东西带着血丝，淡颜色的，非常不起眼的，接着吐血频率越来越短，开始吐血块了，黏稠的那种，每次吐了，大家扶着他躺下来，把嘴擦净，喂点水给他喝。吐一次，大家总以为没事了，但他过一会儿又开始吐，家人用毛巾擦他的嘴，毛巾上就沾了大量的血，后来毛巾没法用了，就用枕巾擦他的嘴，结果枕巾上也沾上了血。就这样，他吐了几天血后，终于死掉了。母亲说，她怎么也忘不掉他爷爷那无助的眼神，母亲还说，那些毛巾她在小河里洗呀洗呀，那些血丝就在小河上不断地漂着，漂着，最后就漂向远方了。

现在，镇上的副书记提到了“乡绅”这个字眼，薛文宗马上就紧张了，赶紧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再说弄不好我也就掉脑袋了。

郭副书记哈哈笑了，说：没有人会要你的脑袋的。你看看，古时候，农村就没个村干部，都是靠乡绅治理的，乡绅也办了许多事的，像你老爷，你问问这方圆多少里大家都知道的，当初在党湾桥那儿还立有碑子呢。

可现在都哪里去了呢？薛文宗问。

这个，咱们就不讨论了。只是我问你，你家在农村，农村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这几年，村里人钱多了，可也变得极为自私了，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一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人等着看哈哈笑，还有一些人，不说正经话，纯粹就是捣乱。大家都没有个是非观，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文明道德，全都被忘记了，开会不来，来了乱吵，会后乱讲，这样下去可如何得了呢？

薛文宗想着村里的事情，觉得他说得对，但也不认为全对，就说：我倒不这样看，社会上人有钱了，就追求地位哩，追求话语权哩。我觉得老百姓也是这样的，他们有钱了，就追求一种地位，就想着如果什么事情我能说了算就行。要我说，他们只是想活得更体面一些，更被人看得起一些，想在众人面前有更多的尊严。只是很多人又是没见识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追求体面罢了。

郭副书记听了，说：你这个看法倒挺特别，也很正面。你这样一说，我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些大学生村官有热情有知识，但拥有的知识和农村是脱节的，单靠热情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这几天脑子就在考虑呢，是不是可以派一些像你这样的在县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出自本村的人再到村里去任职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重要的是你们村现在就没个村长，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薛文宗等着用钱，一边签了字，一边把钱领了，然后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薛文宗把钱领了把所欠账开了，为这场村级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为这是从上面争取到的钱，一下子让村人对他有了新的看法，觉得这从外边回来的人可真是有能耐啊。在这几天里，他到了哪儿，村人都待他蛮热情的，也毕恭毕敬的。薛文宗因此也就有几分得意了，毕竟干成了一件事嘛，心中有了一种成就感，走起路来脚步也就轻快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用手机调开网络页面，给大家看人家的评论。他老婆起先不愿意让他逞头的，但看到村人对他尊敬，这心里也就甜滋滋的。把先前给薛文宗的难堪就全忘在脑后了。

有一次薛文宗跟她说：你不给钱么，但我还不是全解决了。

老婆说：我不给你钱，你自己争取的，这才叫能耐。要是我把钱给了，你还会去争取吗？这说来说去，你还得感谢我呢。

哼哼。薛文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正月底，镇上的包村干部袁芙蓉下乡来了，由于他和薛文宗的儿子薛光胜是同学，所以就没到别家去，单只到了薛文宗家，薛文宗碍于情面，就招待他吃了一顿轧饸饹。

吃完了，袁芙蓉说：乡上给每个村下达了建沼气的任务，咱们村子是五个，这管子、砖、水泥等设施都由乡上贴，可咱村里连个村长也没有，这该咋闹哩？

李彩霞听到这话，就觉得他这是要和薛文宗讨主意哩，这不把他当成村里管事的了吗？就说：沼气没人愿意闹，虽说钱由镇上出，但这下苦挖坑的事还得自己做，再说以后管理太麻烦哩。

袁芙蓉年轻，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血气方刚，说：县上的专家、领导都说建沼气是好事，能点灯，能做饭，沼渣上到地里还可做肥料哩。平常管理也简单，喂上两头猪，把猪粪倒进坑里就行了。据说附近县里都全面推广开了。

薛文宗说；建沼气是好事，但村里人都嫌喂猪麻烦，现在都不喂了。大家做饭烧火，现在用的是裁剪的苹果枝，多得烧也烧不完。

袁芙蓉就厚着脸要求薛文宗明天了解一下，看村里哪些人愿意建沼气池，镇上布置了任务是要考核的，自己完不成，要扣工资的。

由于这个人和儿子是同学，薛文宗碍于情面，第二天就对村里众人说了建沼气一事，他临时还恶补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说了一大圈都没有一个人感兴趣的——年轻人嫌麻烦。老年人则说，原来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村子里折腾过沼气的，后来都失败了。建的沼气池，有的能产气，有的不能产，点的火也太小，做饭也可麻烦哩，管理也麻烦，有时往进添了许多粪便都产不出来气呢。

过了两天，袁芙蓉就又来了，这次他是和薛文宗的儿子薛光胜一同来的。

儿子回来了，当妈的也高兴，调了两个菜，就大家一起少喝几杯。中间又说到沼气这个事，薛光胜就劝他爸能不能做一个，再和其他本家说一下，给小袁把任务完成了。但这个建议一下子就被他妈给拒绝了。李彩霞说：家里成天用电做饭哩，哪里用得着沼气啊。这儿子就求他爸想想办法，帮帮芙蓉，小袁刚参加工作，一心想给领导留好印象哩。几个人说来说去，后来这薛文宗就想出了个办法，对袁芙蓉说：乡上不是有土地员吗？明天你和他商量着一块来，丈量一下去年新建房子的那几家地基，哪家多占了不要罚钱，让他建个沼气池就成。

袁芙蓉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好。但又质疑道：村人有多占地基的吗？

薛文宗说：你把绳子拉紧点不就行了。村里地基原来批的是五分，现在批的是三分，新建的人家都嫌三分太少，能多占一点就一点，家家户户看样儿，你多占一点，当然也就多占一点。

得了这句话，第二天，袁芙蓉就和镇上的土地员一起来到了村里，一个是清查宅基地多占的，一个是落实沼气池示范点的。清查宅基地针对的是去年新批新建的六户人家，一家挨一家地过，他们用绳子将房前屋后拉了，然后记录在案。结果这六户无一例外，都多占了一点地。这些人家只当是镇上统一的大行动，见了土地员个个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好烟好酒招待，反正只要不罚钱就行，商议到最后袁芙蓉就出面了，说只要大家签建沼气协议书这罚款就可免了。众人一听这话，个个恨不能掏出四支笔来签，签的时候手都颤抖得不成样子了。这六家乖乖地与袁芙蓉签了协议，反正钱由公家掏，个人不外乎多下一点苦罢了。再说建起来说不定还真有好处呢。一时袁芙蓉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他回到镇上把这事给包片领导郭副书记汇报了，郭副书记听了也很高兴，安妥小袁今后凡有事解决不了，就先和薛文宗商量。

就这样，薛文宗本来没打算管这一大摊烂事的，但渐渐地，人们有事就都来找他了。他俨然成了这个上世宁村的村长了。这天，他正在院子里闭目养神呢，一个老太婆却颤悠悠地跑来了。他抬头一看，却是秀兰她妈，这老婆子拄着个拐子，一进门就大喊大叫：难道这世上就没王法了，难道这世上就任恶人横行吗？

按村里辈分，薛文宗小她一辈，叫她婶。看到这情况，薛文宗马上起身相迎，这老婆气呼呼的，就站在他对面，将手中的拐杖戳得嘣嘣响。她说：有人管没？德娃家的树叶子全落到我院子里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她唠叨了半天，薛文宗这才明白了原委。原来，秀兰她妈至今还在窑洞里住，邻居是张德娃家，这家院子里栽了一棵杨槐树，树先前没长大倒还罢了，现在长大了，枝丫有一些就伸过来了，现在刚过了年，树上的一些未脱净的叶子及杨槐角风一吹就全落在她院子了。秀兰妈一个人住着，腿有病，大概她扫着扫着，就冒火了，就来找薛文宗了。她问薛文宗：你到底管不管啊？薛文宗当着她的面，不好意思说不管，但又没法管，就给她宽心，说：谁家院子里都有树，这西北风一直刮，叶子就乱飞，飞到哪里可就说不定哩。你家院子没树，但佥畔上有啊，你能确保树叶全落到你家吗？但此时秀兰妈却听不得他这些大道理，她只认一个死理，反正就是公家划给我的院子我就不愿意让他家的叶子落到我院子里来。一时李彩霞也出来了，也给秀兰妈讲了一大摊道理，但这些道理却说服不了秀兰妈。双方你来我往，高喉咙大嗓门的，吸引了许多人来看。最后，薛文宗实在无奈了，就说：这也不归我管啊，你找村里管事的去。秀兰妈就说：不归你管，那公家人咋来都找你哩，你还成天跟他们吃哩喝哩。

薛文宗觉得这老太太实在太不讲理，就给李彩霞说：你去把秀兰找来，让她把她妈领回去吧。一会儿，秀兰黑着脸就来了，她手里提着个簸箕，一进门，还没等得薛文宗说话哩，她就站在院子里呵斥她妈：我都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斗不过人家，就不要斗了，多少年了，我大在世的时候就受人欺负，最后把我大都气死了，你还看不清这世事吗？你还在这里瞎闹腾，你觉得这世上还有说理的地方吗？你赶紧认怂，回家去，别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薛文宗听着秀兰话里有刺，但一时也顾不得追究，秀兰说起话来一说一溜串，高喉咙大嗓子的，根本就没有别人插话的地方。别说薛文宗，就是老太太，一时插话也插不上。秀兰教训了半天，然后一把拉了她妈，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去了。

等到两人出门了，薛文宗半天才转过神来，觉得这秀兰责备了半天老妈，也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心想跟她理论，人家又没点名指姓，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是想着，这世上的人可真是百人百性啊，有些人就是一根筋，只认自己的理，无论何时都以为全世界和自己作对哩。

李彩霞看他闷闷不乐，就给他宽心道：和这种人吵架，你越给她解释，她就越不听，你不解释了，她一个人就越说越冒火。总而言之，是非要把火发泄完才成。

薛文宗说：那遇到这种人可咋办哩？

老婆说：没办法，就看能不能发生个意外的事，把事儿给打断了，她才会罢休。

薛文宗说：你说的就是你吧，一条道走到黑。

老婆不爱听他说这话，就说：你该是爱管闲事，这下子管好了吧。人家捎带的连你也骂上了。

薛文宗说：人家撵上门来找我哩，我能不管吗？人家把你当个神敬哩，你该不能成天往驴圈里跑吧？

好，你就是神神，你就安心当你的神神吧。小心你这泥坯子塑的神哪一天被众人砸烂了脑，从莲花台上滚下来了。

说了这话，李彩霞一时又觉得不吉利，就照地上吐了口唾沫。

一两个月无话，渐渐地到清明了，天气热了，天日子长了，农村人又要将两顿饭改为三顿饭了。清明这天，村里的一位传说中的大官却回来了。这人也姓薛，和薛文宗是出了五服的兄弟，他爸早年是当兵走的，后来据说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在那里安家了。他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也一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他们这一家据说当的官不小，但出去后就没回来过村子，所以村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只停留在传说中。清明节这天，这个叫薛洪达的人领着老婆一起回来了。与他最近的本家都去世了，他回到村里，由于薛文宗家里房子是新盖的，又比较宽敞，也好客，所以他就住到了薛文宗家。薛文宗给他腾出一间房子来，并生了炉子。村里人见他回来了，就都热情，家家户户都叫他去吃饭，因为薛文宗在村人眼里也是个头面人物，所以请薛洪达吃饭时也都把薛文宗叫上了。村里人只知道薛洪达与他爸的官大，但具体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叫吃饭期间，多数人就看他能不能将自己孩子安排了，或者给孩子找个工作等，但这薛洪达总是哦哦地应承着，说等吧，等吧，看以后有机会没，诸如此类推托的话。吃了一大圈饭，也都没个定论。但说来说去，最沾光的还是薛文宗，白跟着他混了几天饭。

这天晚上，两人一起吃饭回来，这时夜已深了，村子静悄悄的，天空中有许许多多的星星在眨着眼。两人此时都有些醉意，深一脚浅一脚地相跟着走着。薛洪达就说：我这次回来还有个意思，就是想给父亲找个坟地，这地呢，也瞅好了，就是秀兰家背后的那片地，那个圐圙。母亲年龄大了，每况愈下，等母亲去世了，就母亲与父亲的骨灰移回来一起安葬。为什么要瞅这搭呢？这也是我父亲的意思。他去世的时候安妥的，说这片地，风水好。但这个事我前天试着跟秀兰说了一下，结果让她给驳回了。我把这地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村里的地，不是她个人的，只是被她占着，给她说也只是给她个脸面而已，没想到，她倒把这地当成自己的了，直接拒绝了我。唉，我们本家人几乎都去世了，村里也没个说话的，父亲的骨灰在那边放了有年头了，母亲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这叶落归不了根啊，这可让我咋给老人交代哩。一时说着，声音就有几分哽咽。黑暗地里，薛文宗看不见他的脸，但他能感觉到他此时已老泪纵横了。薛文宗知道他说这话，是要自己帮忙的意思，但一时心中也没谱，就没急着表态。

两人正说着话，这时正好走到那个圐圙旁了，忽然黑暗中有人腾地从里边跑出来了，一时倒唬了两人一跳。那人跳出来后就向左边的方向走了，两人注意看了一下，但黑暗中也没认清究竟从里边跑出来的人是谁。就都伸头向里瞅，却瞅见这个圐圙内微风中有星火在一明一灭的，在这漆黑的夜里，看到这情景，蓦然间两人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战。

一路唠唠叨叨的薛洪达回到家，情绪就有些失控了，给薛文宗说了许多。薛文宗看他哭得恓恓惶惶的，就答应第二天帮他找找秀兰。

这个圐圙的情况薛文宗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庙宇，先前村人都住在窑科里，这里离村子挺远，后来大家都搬到塬里住了，家家户户盖了新房，一下子将这块空地包裹了起来。这里先前有个庙，文化大革命那阵把神像砸了，只留了一个空壳，接着，砖瓦与木料今个被这个拆两块，明个被那个拆两块，没多久就拆成一个空台子了。后来秀兰的地基批到旁边，她在附近修房子，要填地基，就把这个高台的土全部取了下来，填在了自家院子里。至此这块高台就被夷成了平地，再后来，秀兰又将这块地掏的种了菜，因为离村近，怕鸡猪糟蹋，她就用一些柴棍将此地圈起来，村里人就俗称叫圐圙。就这样她这几年一直种着，但具体说起来这块地的归属当然不属她秀兰所有，还是应该归集体的。之所以其他人不眼红，是以为这是块庙地，大家都心存敬畏，没有人愿意种。另一个那地本来就是个高台，如果不是秀兰把地移平，也是没法种的，所以村人也都没人计较。就这样，秀兰种了一年又一年。

第二天，薛文宗去找秀兰，秀兰家里门却上锁了，有几只鸡正领着小鸡在周围的地方叽叽捕食吃。他拨拉着栅栏门，进到了圐圙里。这里边是一块地，地里干干净净的，有一条被脚印踩实的小路。靠房子的背后堆积着一堆去年收的玉米秆进去，在圐圙的中间却有一通用碎石头围起来的小石碑，石碑上赫然写着九天圣母之牌位，在石碑顶上围着一圈红布。薛文宗成天从这里路过，只见种着一些玉米和一些菜，从来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些名堂，一时看见了，竟觉得有些意外。再细看，在小石碑前面，有几炷燃尽的香，还有一大堆堆积的香火纸，显然昨天夜里有人到这里烧香来了。他与薛洪达当时照见的星火就应该是这里的香火。

转着看了一圈，听得外边有小狗汪汪叫，他扭转身子往外走，刚出门，却见秀兰来了，正站在栅栏外，身旁的小狗汪汪直叫呢。

该不会又惦记着我家的地吧，又让土地员来拉尺子吧。秀兰讥笑着说。

薛文宗一时像自己的秘密被人看破似的，讪讪地笑了，说：唉，昨天薛洪达说了想让他大他妈埋在这儿，说可以给你出些钱哩，他还说这地是公家的。

这地是公家的不假，但现在是我种着，就由我说了算。不过，我把话撂在这儿，这地村里谁要都可以，他薛洪达要我可不给哩。

那是咋个理？村里也没人看下这地，他还说钱可以商量哩。薛文宗硬着头皮说。

咦，亏你还是个明白人哩，还在人前说理哩。这周围都住的人，他把他大他妈埋在这儿合适了？活人死人挤在一起，娃娃晚上敢住了？

洪达说，可以不建墓堆的，悄悄埋在这里就行，要不，就立个碑或者上边建个亭子都行的。薛文宗说。但他明显地觉得个人底气不错，在他心里，虽然硬着头皮来当说客，但这件事他还是认为薛洪达做得不地道的。说穿了，今天来

当说客，也只是对薛洪达有个交代就成。

那不就成庙了。他给他大建庙哩，你也同意？

唉，我……我……薛文宗说不出话来了。

你一大活人，眼窝瞎了，眼眶也塌了？秀兰说，我跟你说，这地是村里的，村里把地要回去要干啥我都同意的，但他薛洪达掏多少钱想把他先人埋在这里就是不行。他是想供他大他爷的，他大是谁？他爷是谁？和这村里几百号子人有<\\Xhyq\新华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8年当代\2018年当代\5#\链接\尸求.eps>的关系了。他只不过多比别人有点钱而已，可谁家沾他一点光了，谁家拿过他一根针一根线了。他有钱，该是在外边能行吗？那把他大他爷就埋在外边，让外边人敬去吗？还要埋到这搭哩，让村里供？村里人吃他了喝他了？

秀兰一说一溜串，薛文宗虽觉得话粗，但理却是这么个理的。一时倒对这婆姨有了另一番看法，觉得村里人平常议论她说黑肚子，一根筋，但这大道理她还是懂的。一时自觉再说也无用，就换了个话题，随口问：那这里边的碑子是谁立的？我咋不知道。

秀兰说：是老支书的孙子立的，我估计是老支书的想法，他后悔年轻时候带头把神像砸了，这不到老了就得下个不治之症，天天呐喊叫唤哩。自打这里立了个碑子，这里烧香的人就多了，大都是偷偷晚上来烧香的，毕竟这事不能光明正大么。

哦，我见香火还旺哩嘛？

大家偷偷来烧香，都把地里踏成一条路了，尤其是过年前后来烧香的人多。还有往碎石头下压钱的，都不知被哪些碎娃娃拿走了。你想，这现在是全村人的求神之地，他薛洪达凭什么要占哩，这分明是想让村里人把他大他爷给敬着么。秀兰说着，就又回到了原先的话题。

薛文宗听到他说是老支书让立的，就想到那天见到老支书的情景，满脸青灰，皮包骨头，随即心里涌上来一点感叹。心想着，老支书那天给自己说，把生老病死看得开的，但也只是这么个说法而已。临到头了，还不是想着法儿多活几天是几天呗。一面同时又想着，看来这每个村都得有个庙宇哩，给那些无助的人，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最后一点精神寄托也是好的。一时乱想着，就告辞了秀兰，回去敷衍薛洪达了。

清明节过后的第四天，薛洪达和老婆打算离开上世宁村，这天晚上他开车到镇子上买了一些菜，买了几瓶好酒，把一些相关的人都约到了薛文宗家里吃饭，也算作一次个人的答谢。村里这些人见好菜兼好酒，杯来盏去，喝着喝着就喝多了，话题又到了圐圙这儿。薛洪达说：实话说吧，这秀兰不答应我，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我自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建设兵团，我爸先前官当得大，但兵团这个行业和其他的不一样，是很单纯的，也很单调的。当年如果你们娃娃当兵在新疆，实话实说那还是可以帮点小忙的。但我爸这人又很正气，又不愿意给帮忙。后来他就退了，不管这些事了，乡亲们的忙想帮也都帮不上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八几年的时候，咱们县的教育局长找到我爸，想要点钱，或者托关系给县领导打声招呼，给教育局买辆车，我爸说：县上的人我不熟悉，我这儿有装甲车，你要的话给你开回去一辆吧。那些年各方面卡得都紧，什么也不敢弄，到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但想给乡亲们做点什么都迟了。唉，人这一生，总是在后悔中啊。当初，手中有点小权的时候，给其他人不知办了多少事，但村里的、亲戚的却没照顾一个，这回回来见大家这么热情，我这心里发慌啊，心中有愧啊。至于给秀兰说的这事，是我爸先前安妥的，我也就是尽个心事，秀兰不答应，我也不会怪她的。

这几句话说得很真诚，他这么大年龄的人了，胡子一大把兼杂着时有哽咽，一时颇让许多人动容。薛文宗就宽慰他说：这件事你也不用着急，我给老人家找一块另外的风水宝地。包你满意，毕竟是从咱村里出去的人么，叶落归根也是人之常情。

薛洪达揉着干枯的眼睛拉着薛文宗的手说：你知道我这几天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是亲人。这世上谁亲？家人亲，亲戚亲，乡亲亲。他拍着薛文宗的手：文宗啊，你在县里人熟，人缘广，办法多，还有一些同学在当官，你一定要想办法给村里做点事，不要像我，一辈子自认为正直，到了老年明白了才后悔。乡亲们一直在村里种苹果务庄稼，不和外面的人打交道，没有背景，没有后门，见识也小，你想想事情不靠你靠我们这些外面的人靠谁哩？我这次回来一路上的路都不错，全是柏油，但离近村里时，看到通往咱村的路这么烂了，坑坑洼洼的，我这心里难受啊。只恨自己帮不上忙。老辈人常说一句话叫“活人”哩，其实就是要活众人哩，活亲戚、活乡亲哩，否则的话，你再有钱，再有势，在村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话说到这里，他大概一时想起了自己连个父母亲都没处葬，一时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薛文宗一时也心情激动，见他这么看得起自己，当下就说：你只管放心地走吧，村里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虽然没办法，但我有同学在住建局当局长哩，还有几个当副局长的。我明两天就找他们去，想办法给咱村修路，给咱村办点事。

薛洪达听了这话，又一次握住了薛文宗的手，说：虽然我常不回来，但我知道你们这一大家子人的。我爸先前就说过，你祖上薛耀堂可是全县的大名人哩，乡里的学校就是他捐的，县城还立有碑子呢。到你们这一代，有这样的情怀，难能可贵啊。你只管去想办法，只要是村里的事，有什么都可以找我。薛洪达拍着胸膛继续说：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我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我要让有一天，我的骨头回来，乡亲们愿意接纳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一块下葬的地也没有。你只管好好干，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来，大家干了这杯酒。薛洪达说完话，端起了酒杯，他国字脸，须须白发，慷慨激昂，一饮而尽，倒凭空给这酒场添了几分悲壮的气氛。薛文宗及众人一时觉得好像要上战场前的送行酒一样，心里头也都多了几分慷慨。众人一饮而尽，一时个个都激情盎然，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恨不能舍身就义马上为村里干点什么。

薛洪达第二天和老婆一起离开了村子。第二天早上下了一场小雨，气候湿润，草色青青。前一天晚上和薛洪达一起喝酒的人一觉醒来，睁眼看，天还是原来的天，村还是原来的村，个个胃里难受，哇哇直吐。原来这好酒与破酒都是一样的，喝到肚子里都一样地难受啊。他们伸着懒腰，看着天下雨了，就都想着，有了墒了，又该种地了。而昨天晚上薛洪达老泪横流嘱咐的话只有一个人记到了心里，这个人就是薛文宗。薛文宗没过两天就到县里去打问铺路的事，打问到村子里边的路归新农办管，而通往公路的连线路归交通局管。他就去找同学杨局长想办法，看能不能请交通局长吃顿饭，或者给人家送两条烟也行，把这事办了。哪知，这件事一口就被杨同学给回绝了，他正忙着处理一起城建上的纠纷，敷衍着说：我跟交通局的领导不熟的，这件事我帮不上忙。薛文宗原先准备了满腹的话，如村里的路怎么烂，如能争取到项目也可以给一点回扣啊等，这些话还没说出来，就被拒绝了。他一时不甘心，就坐着不走，这杨同学就有些烦了，说：你又不是村长又不是支书，管这么多事干啥哩。你不得吃了还是不得喝了，你个人的事我给你帮忙，集体的事你干得再多也落不了好的，何苦呢？

这几句话像一盆凉水似的把我们的薛文宗在心底燃起的火焰给浇灭了。他回到家里就焉不塌塌的，老婆问情况，他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婆说：那你不会找别的同学啊。薛文宗说：其他的人都和我一样，甚至还不如我呢。老婆说，那你不会找薛洪达啊，他那天说，他是你的后盾嘛。薛文宗说：看他那哭鼻溜水的劲，他能弄得动世事的话，还会跟我说？

就这样，铺路这回事儿就撂下了。过得一些日子，薛文宗就不想这些了，他又开始过个人清静的日子，拉拉二胡，偶尔和年龄大的人一起抹抹花花牌，一玩就是一宿。他衣服也多天不洗，胡子也不天天刮了，一眼望上去，和个庄稼汉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大家见了面依旧称呼他为薛老师。

仅此而已。

天日子渐渐长了，家家户户又开始忙了。薛文宗虽有一点地，但因地少的缘故，也并不很忙。他家屋外有燕子筑巢在屋脊上，整天叽叽喳喳的，刚白墙壁弄得脏里吧叽的，薛文宗想来想去，就找了个木板，又找了两颗长钉子，将木板在燕巢下固定了下来，这样看起来协调了，燕子的一些粪便也不再落在地上了。无聊的时候，薛文宗就拉拉二胡，闭着眼听听燕子的呢喃，叽叽啾啾，叽叽啾啾。

农忙归农忙，但上世宁村的有一部分村民眼睛却总是瞅着别处。这不，村里关于承包地上访一事，经了这个冬天以后，也渐渐苏醒了。说来也不怨这些村民，三十年土地不动，家里增人不添地，减人不减地，许多人家增添了人口的，眼见得别人家种的地多，就眼红了。瞅来瞅去，大家就盯住了属于集体的这上百亩地。由于土地不均衡，村里的一些人就找个由头上访，说当初承包地时没有经过村民大会，是由支书与村长私下决定的，签的合同应该不算数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承包到期的土地不准再承包，那些未到期的土地要求中止合同，全部收回来，把地统一分给大家。

上访的人去年来来回回折腾了几趟，也没个结果。其实村里闹事的，也就是二红几个年轻人，这些人各有各的想法，各吹各的调，有的嫌地少，有的是想把支书给搞掉。目的虽然不一样，但做法却是一样的，只上访，不打官司。这不，天气热了，他们又上访了，今年的上访理由比去年还多了一条，说上世宁村有近百亩平坦的土地已承包到期，可现在竟然一直荒着没人耕种。村民屡次上访，要求解决问题，但县政府、镇政府竟然一直不理不睬。这样说说倒还罢了，谁知他们竟然联系了一个小报记者，这个记者根据群众采访内容写了一篇《上百亩良地荒两年，县镇领导不理睬》的文章，发表在了网络上。县上领导一看这个事有了星火燎原之势，就都着了慌。当即就给镇上下了死命令，要求镇政府尽快妥善解决问题。镇上的郭副书记是世宁村这个片的包片领导，这不，事情转了一圈就又回来了，担子全部落在了他头上。

郭副书记带人将上访的人接回来了，先安抚了下来，就开始家家走访。他直接与这十多家面对面，看看他们有什么诉求。但说来说去，这些人的意见就是到期的土地不让承包，未到期的承包合同要求作废，然后把地分给大伙儿。这个意见很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些未到期的家户手中有合同，如何就能作废呢？即使作废，也要法院说了算的，行政命令硬性作废，只会引来更多的不安定，更多的上访。但现在又荒着60亩地，开了几场会，场场都吵架，部分村民拦着不让往出承包这些地。——郭副书记转了一大圈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又来找薛文宗商量。

郭副书记到了薛文宗家，先给他戴了个高帽子说：咱们县先前流传一句古语是要进南丹长（县城名），先拜薛耀堂，我如今是要进世宁村，先拜薛文宗了。

哪里哪里。薛文宗说着就从炕上下来了。

两人寒暄了几句，郭副书记就说了承包地的事，看薛文宗能不能从中想些办法，或者是做做这些群众的工作。

薛文宗被一顶高帽子戴得二五一十，他说：好我的郭副书记哩，不瞒你说，我倒是想给村里办点事哩，但没这本事啊。前几天，我都打算修路来了，可连个门缝都找不见。你现在又说这些事，我真是爱莫能助啊。

见他这样说，郭副书记一时听着有心了，就说：我有个提议，你帮我把村里这事摆平，我帮你修这条路，你看行不？

薛文宗一听就赶忙摆手说：真不行的，我可没那么大能耐，先前的村主任兼村长都为了这事不干了，我何德何能，能把这事拿下来啊。

郭副书记说：群众要上访，我也没办法，但我不是怕他们上访，事儿终究有事儿在，究其到底，这件事还是要打合同官司的。但这大几十亩地荒着，可不是个办法啊。前几天，来了两批记者，就因为荒地这件事，来敲诈政府，镇上给每人打发了3000块钱，才把他们的口给按了。但这只是暂时的，这地就像个地雷，一天承包不出去，谁知道哪天就一下子炸了呢。再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土地如此紧缺，这么好的地天天荒着，我看着心里也疼啊。

薛文宗觉得郭副书记说的这个理也对，只是目前实在没个解决的办法。一开会就吵，一些人拦住不让承包，个个只想着分了地呢。几十年增人不增地，村里土地的矛盾太多了。他摆着手说：郭副书记，你的建议像个桃子一样诱人，但实在是太高了，我够不着摘啊。

郭副书记说：像你这号人，在解放前，那是乡绅，村上的疑难杂症都要靠你们协调解决哩。你祖上可是响当当的，县志中都有记载的。我现在也只能指望你了，你多想想办法吧。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事你了结了，修路的事包在我身上。

两人就这样说来说去，也没说出个什么结果来，就这样散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郭副书记给薛文宗画了个大蛋糕走了，他一走，薛文宗就把这事记在了心里，又激起了他想铺路、给村里办点好事的雄心壮志来。他憋在家里想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第三天，他就跑到镇上给郭副书记说了。

薛文宗想出的办法是抵押种地，既然郭副书记着急的核心是别让地荒着，那就想办法先让村民把地种上就行，如何种呢？他想的办法是，开村民会，不说年限，不说租金，愿意种地的拿房产证来做抵押，等那些未到期的合同承包地有了说法后，再合到一起一并处理。

郭副书记听了半天，明白了，说：你这样弄，不等于问题还没从根本上解决吗？

薛文宗说：你该是要地先别荒着吗？

郭副书记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办法，在村里能通得过吗？

薛文宗说：这是个折中办法，村人不让承包，是怕承包年限长，那些未到期的地到期了的话，这些地又不到期，所以，我就想着抵押种地，反正就等那些地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放到一起合并处理。

郭副书记说：我就怕在会上他们又吵着无论如何也不让种地，非要以解除那几十亩地的合同为先决条件。

薛文宗说：先试试看这个办法吧。

郭副书记想了想，说：那好，先试试，到时我给你派几个派出所的人来撑腰。再给你封个代理村长，正式村长可要村民选的。

薛文宗摆摆手说：还是别派干警了，不要事情没解决，再给你惹下一大摊事了。

其实，薛文宗关于这件事还是动了脑子的，闹事最凶的是二红与三蛋，这两家都是男孩多，结婚娶了媳妇，添了娃娃，但土地少得可怜，他就从这两家开始入手，说了自己的想法，要这两家先带头响应自己，这两个娃娃在大人的劝说下，也都勉强地同意了，当然这个消息也仅限于他们知道而已。

新的一天，郭副书记带了两个干部来上世宁村开会，一个是包村干部袁芙蓉，另一个是镇纪监书记郭天法。上午十点多通知召开全体村民会，大家见郭副书记来了，估计有大事，来参加会的人就不少。会议由袁芙蓉主持，先由郭副书记宣布了上世宁村由薛文宗暂时代理村长一事。接着郭副书记讲了一大堆话，意思是关于上访的事，事儿有事儿在，但总不能让地荒着，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见地荒着心疼。同时地荒着也影响到了县上、镇上、村上的声誉问题。他讲完了，就让薛文宗宣布种地方案。薛文宗就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了，名字叫抵押种地，不说价格，不说年限，谁有抵押就先种着，截止时间是待那些未到期的问题解决就终止，地价将来参考村子包地的价格收取。

他这个方案一宣布，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就不对劲了，原来这些人是想借荒地给县、镇施压，终止合同，一揽子解决，现在一听说要先种这些地，个个就着了急，有一个二杆子小伙蠢蠢欲动，说：不行，要解决必须放在一起解决。

薛文宗制止住了他，邀请满脸灰色的老支书上台讲话。

老支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走上台来，咳嗽了半天，颤颤巍巍地说：这些地都是当年社员日夜奋战平出来的地，大家可以问问你大你妈，看看冬天夜里大会战是什么样子，男女老少齐上手，几百号子人，提着马灯，大冬天，天天夜战。为了平这些地，还搭上了一条性命。村子有个叫平娃的小伙子掏地热了，仗着年轻，他冬日里竟然脱了个光膀子抡镢头，结果就感冒了，可他还是不休息，还依旧参加劳动，后来就昏倒在了地里再没醒过来。当年他才二十四岁，现在他的坟就埋在村里后咀上，算算已有三十多年了。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村里还准备介绍他入党呢，结果硬硬累死了。还有就是咱村的黑子，那时他也是积极分子，是村里和公社树起来的典型，在工地上，别人推两车子土，他就推三车，他劳动时有一次累得吐了血，也就是从那时起，再没长个儿。村里人都说，是劳动把他给挣坏了。前年他也出世了，去世时才四十多岁。现在大家都没法想象，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拼命干，可大家不知道这上百亩地先前是荒滩荒坡，名叫野鸡畔，是杂草丛生之地，是野狐子与狼、野鸡出没之地。那是一道坡啊，是一道梁啊，硬硬让大家平成平展展的地了。这些人拼命平地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我们后代人生活方便，为的是让后代人多打粮食，为的是后代人不再挨饿。老支书说到这里语气就有些哽咽了，他这一哽咽，村里就有许多年长的人都抹眼泪。老支书抹掉了眼泪，话题一转说：但现在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地不让承包，就这样荒着，不知大家心里怎样想？我看着心疼啊。你们这是在造孽啊，在糟蹋世事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和土地有仇吗？和粮食有仇吗？无论哪一家种着，那都是我们村里的人，他家有了，那我们不是借还有个借处了？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地荒着，难道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痛了吗？六一六二年，我们大家可是吃松子吃杠树籽挺过来的啊。

老支书满头灰发，声泪俱下，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时许多人都想起了昨天，也都情不自禁地哭了。一会儿他发言完了。郭副书记就解释说：薛代理村长提的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咱村整体利益与实情才做出的，有些人要告状，要上访，要打官司，但事情的解决总得有个过程，难道说，问题解决不了，就不种地了吗？这些地可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是咱们的祖辈当年一锨锨一镢镢挖出来的啊。

话说完了，袁芙蓉就拿出本子与笔来摊在桌子上，问谁愿意报名谁就上来报名，但必须有抵押的，为了统一起见，所有抵押必须是房产证。

一时没有人报名，有一些群众开始议论上了，一些老年人觉得这办法好，无论如何不能让地荒着么。但去年今年参与上访的一些群众就不同意这个办法，他们在一起嘀咕着，如果就任这样了，那以前的努力不都泡汤了吗？几个年轻人一起商量着，跃跃欲试，试图阻拦这种方案。

袁芙蓉说：公开报名，先报先种，报6户就每户10亩，报12户就每户5亩。只报1户了，那这60亩地就全由他一家种。

他这一说，就有人着急了，老支书的孙子薛红旗，从身上掏出一个本子来，说：我报名，我要种。

郭副书记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老辈子人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点没错，咱们村率先富起来的户都是承包了村里的地才富起来的，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

混在人群中的二红与三蛋本来不好意思先报名，现在见薛红旗报名了，一时也不管那么多了，也都拿着本子，走上了台子。袁芙蓉就忙张着查验他们的房产证，各发了一张表让他们填。

村里其他几个年轻人本来跟二红三蛋是一伙的，去年今年都共同上访了几次的，现在忽然见二红与三蛋都上台签合同了，一时都愣住了，都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反转过来，才想到这一切事情看来都是事先串通好的啊。这些人恨得牙痒痒，他们上访了两年，吃了多少苦，耽误了多少农活，本想着把支书搞掉，把地分了，哪里想到戏却没照着他们的本子演。半路上蹦出个薛文宗，一下子把这些人给瓦解了。一时大家心里闹得慌，憋了一肚子的火，却不知该向谁发，该如何发。当下院子里就有几分乱了，台前有几个人围着签合同，另一些人没有房产证，就围着问宅基地证做抵押行不。还有几个老人就呐喊着让儿子或儿媳回家去取房产证。

正这样忙乎着，忽然一个小伙子高声喊道：不能，这地不能这样包。

忙张着的袁芙蓉听见了，就说：咋不能这样包？

那小伙子说：两宗事应该连在一起，未到期的合同就该作废。

你说连在一起就一起吗？你也只能代表你个人的意见。袁芙蓉说。

这时会场就有几分乱了，那几个找不着发火对象的小伙子就趁机喊道：这地不能种，即使白扔在那儿也不能种。

袁芙蓉年轻气盛，说：你说让地白扔着，这是人话吗？这地不是你祖辈平整出来的吗？不是世宁村人流了血流了汗整出来的吗？难道就这么白扔着？

不白扔着，也不能这么承包，要不就分掉。有人喊着说。

分掉？那集体的事谁管？路塌了谁垫？碾子坏了谁修？

就这样，一边有人喊着话，袁芙蓉一边登记着，嘴也不闲着，听到什么就怼什么。薛文宗与郭副书记此时怕夜长梦多，只想快刀斩乱麻，趁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把这桩事给办了。

但事情注定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

秀兰的儿子亮亮是个二不愣，也是上访人员中的一个。他在人群后边挤着，看到这么多人争吵，他虽然插不上话来，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听见来回吵着，他一时就冒火了，从人群中挤到了桌子跟前。他也不管是谁的东西，伸手一把从桌子上抓到了一张纸，他这一抓，刚好抓的是老支书的孙子红旗签的合同，薛红旗担心着怕他把合同撕碎了，一时就着急争抢着要。但这个二不愣，啥也不管，一时间把纸噌噌噌噌全撕掉了，扔到了地上。薛红旗这时真急了眼，他说话有些口直，说：那么多的，你凭什么就撕我的呀？

亮亮说：谁也不能签，签了的也不顶事，要解决就得压在一搭里解决。

薛红旗说：那你撕别人的，别撕我的啊。说着就推了一下他。

亮亮见薛红旗动了手，就直接一把将他推开了，薛红旗身体瘦弱，一下子被推倒在地上，头咣的一声打在了袁芙蓉坐的板凳上。

这时，一旁的老支书就不愿意了。

他大声斥责道：你就不是个好种，你让你大来说这事，让你爷来说这事，看天下有这道理没有！

亮亮说：反正没说好就不让签。他一边说着，一边就又伸手抢别人手中的纸，但这时别的几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将合同保护起来了，他没抢着，就又来抢袁芙蓉手中的纸，袁芙蓉一把将纸也揣在怀中了。薛红旗倒在了地上，他媳妇一下子着了急，她先是将红旗拉了起来，接着就一把扯住了亮亮，非要和他说个一二三不可。亮亮是个冒失鬼，这时遭多人围攻，一时没想许多，就左手一推，右手一拳，一下子把红旗媳妇打得撞在了老支书身上，老支书一下子被撞到了地上。老支书倒下了，红旗及媳妇着了急，赶忙拉，但他人年纪大了，一时在地上起不来。他蜷着身子腿一伸一伸的，手指着亮亮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挣扎了半天，头往左边一歪，不省人事了。

一村的人，一时见了这情景，顿时乱了阵脚，有扶人的，有打110的，有打120的。夹杂着呵斥亮亮的声音。一时间院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亮亮趁乱就跑掉了。

薛红旗回去开了车，和媳妇一起把爷爷送往医院了。这里的会场依旧，薛文宗没经过这样的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郭副书记铁青着脸，让袁芙蓉打电话，让派出所的民警赶紧来，这里有一群年轻人闹事，出了人命案子了。当此之时，村里几个吵闹的年轻人，眼见得老支书不知死活，就都害怕了。再有些大人，恐怕派出所上来，把个人娃娃牵扯进去了，就将孩子拉扯走了。这样，过得一阵，场子里又重新安静了下来。郭副书记招呼大家各就各位，继续开会。薛文宗想想也是，反正总是惹人了，那就今天非要把这事弄成不可。一时间就让愿意报名的继续报名。但村里很多人都没有房产证的，想报也没法报啊。总共也只报得七家，薛文宗就让袁芙蓉和这些家户把合同签了，把章子盖了，一下子把这事就给做完了。

至此，村里人也都明白了，这就是薛文宗设的圈套，所有的这一切全是他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只等着大家一步步往进跳呢。也就是说，人家给你留了一条必走之路，你从这里过，人家就拿机关枪在路口等着哩。所有来的人，没有准备，手无寸铁，机关枪突突一扫就什么也没有了。

村里有个叫天成的，他这几年因为承包村里的抽水有点钱了，每次开会他都要多说几句话，典型的是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下家。这阵他见郭副书记去接电话了，就过来戳了一下薛文宗，说：你又不是村长，你管毬这号事了，集体的事让烂了沤了肥去。

薛文宗顶见不得的就是天成这种人，说起来他这个人也勤劳，近几年承包村里抽水一事，攒了点钱，但就是压不稳，凡事总想逞个能，总想贪点小便宜。去年有外村的人来给他家摘苹果，结果不小心把个树枝压断了，他就扣了50元钱。还有个摘苹果的女人来了月经，晚上睡觉不小心把他家的褥子染了，他又扣了50元。他家本不缺地，但他就是要在这种场合逞点能。

薛文宗算起来是他的长辈，这阵觉得不给他两句他就嚣张得不得了了。就说：有你这样说话的吗？你回去问问你爸你妈当年下了多少苦。

天成不服气地梗着脖子说：反正不要包地，让烂了去，沤了肥去。

薛文宗眼睛直盯着他说：你这话当放屁哩，这都是集体流过血流过汗的。就像你现在承包的村里的抽水，当年还不是集体掏的钱从沟里抽到塬里的，照你这么说，这也别弄了，那也别弄了，大家都从沟里担水去，那你赚谁的钱去？

但就在这时，在外接电话的郭副书记却返回来了，他的身后赫然跟着两名警察。一高个警察一进来就问大家谁打人了，村里人见警察找上门了，就都一个个唯唯诺诺着，溜着了。

郭副书记与袁芙蓉离开了，薛文宗收拾好合同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回到家，李彩霞一边手中忙着和面，一边就埋怨他：一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今天倒好，为了公家的事，惹出一大堆麻烦。老支书还不知是死是活呢。说了一阵，她又开始埋怨郭副书记，埋怨他不该帮攀着让薛文宗接这么个烂摊子，人人都躲哩，就他往进冲哩。

吃过晚饭，薛文宗操心着老支书的病情，就又打电话给红旗问了问情况，知道老支书人醒来了，心便就安了。挂了电话，一个人发了一会儿呆，但这时秀兰却从门外进来了，说亮亮找不到了。

民警当时上来就找着了亮亮，将他带回到派出所去问话，但在天擦黑之际，却将亮亮放回家了。只是指定他哪里也不准去。这亮亮回家后，被奶奶骂了一顿，又被秀兰骂了一顿，他生了气，一个人喝了大半瓶酒，就出门去了，结果到现在不见个踪影。

李彩霞不想让薛文宗再管这些事，就对秀兰说：你娃跑了，你不找他去，你跑到我这里干啥哩？

秀兰说：你们今天不承包地，我娃娃会打架了？

李彩霞说：那包地哩，谁让你娃打架了？

这一句话一下子把秀兰给说哭了，她哭着说：我知道，这全村人都欺负我们哩。娃爷受欺负，大也受欺负，娃也受欺负，我们这家算是翻不过身了。

薛文宗见她这样胡搅蛮缠，就忍不住想训她两句，说：你总是说别人的过，你就不看看，你把娃娃惯成什么样子了，村里那么多娃有哪一个像你们家亮亮的，对老年人动手动脚。你成天爱娃娃、惯娃娃哩，把娃娃惯坏了。事情到了现在，你还不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去，还在这里埋怨。我跟你说，这村里人人都在过个人光景，没人和你家过意不去。你再不要怨三怨四的。

秀兰争辩着还想说什么，薛文宗制止住了她，继续说：世事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公家的，自有讲道理的人哩，今天这事可大哩，老支书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娃娃要坐牢的，你家还要赔钱哩。

秀兰性格要强，但毕竟是女人家，见识小，经得薛文宗这么一说，当时就拖着哭腔说：我咋这么命苦啊，摊上这么个娃娃。

李彩霞看她哭，就忙劝她先找娃娃去。一边说着一边将她推出了门，秀兰一边出门，一边哭着说：我娃找不到了，我也就不活了。这世上让能活得下样子的人活去吧，我们这些狼不吃狗不啃的，活不活都没关系了。

一时说着走远了，薛文宗坐在炕上不吭声，李彩霞黑着脸也不吭声，都觉得秀兰最后的几句威胁的话似乎有所指，就都是委屈。

两人沉默了半天，薛文宗就说：你出去看看。

彩霞说：她是自找的，她娃动手打人，和咱有甚关系哩。

薛文宗说：秀兰没多念书，肚子里一根筋，但人也没什么坏心眼，再说她也不容易哩，男人早早殁了，留下两个娃娃，她把娃娃当心肝哩，哪知道把娃给害了。

听到这话，李彩霞忽然想到了什么，说：这几天村里有传言说她家迟早要出事的，原因是她把庙台子拆了，种了地了。

薛文宗说：唉，这些事，听听就对了。你还是去看看吧。

李彩霞说：我就见不得你这人，软面薄情的，你没见人家说话都捎带着打你哩，你还反倒帮她。

薛文宗说：干点事不受点委屈咋能行哩，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

说完这话了，两人都不再吭声，一会儿，李彩霞就挪腾着下了炕，打算出门去。

薛文宗问：你哪儿呀？

李彩霞说：这亮亮跟二红好，现在肯定在一起打麻将哩。说着就自顾出门去了。

李彩霞出得门来一看，不禁吓了一跳，此时整个村里都灯火辉煌，许许多多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有打着火把的，有举着矿灯的，还有用手机照明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在寻这亮亮哩。大家忙张到后半夜，亮亮终于找着了。原来他就在他爷先前住的空窑洞里睡着了。那几面窑洞，本是他爷住着，他爷去世后，边上的窑洞就空了下来，这门本是锁着的，但锁钮却能直接拔掉，亮亮喝多了酒，来到这里，把锁钮拔了，钻了进去。这房子里放一个空的旧货架，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竟然窝在一个空框子里睡着了。这个地方她妈及众人也都打着灯来找过几遍的，但只是看到炕上什么也没有，谁也没想到，他竟然窝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在睡觉。这秀兰找着了亮亮，伸手在儿子嘴中拭了拭，觉得还有大气在出，就心肝宝贝地搂着儿子放声号开了。

老支书住得两天院就回到了村里，因为医院觉得看也是白看，让病人弄点药回家吃。

薛文宗怀着歉意去看了老支书，老支书此时眼睛已呆滞了，盯着什么就目不转睛，眼看着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他断断续续地告诉薛文宗，秀兰到他家来了，他告诉派出所不要追究亮亮的责任。秀兰一个人，挺不容易的。这些话说完了，他便打发婆姨出门去，自个儿要跟薛文宗说几句话。待家人出去了，他才对薛文宗说：这几年，我老想着一回事，脑子回不转，那年我血气方刚，带着五六个人砸了庙，把个泥菩萨的头扔到沟里去了，仔细想来，当初砸庙的这几个人都没好结果。文春耕地被拖拉机挤死了，薛建邦脑出血死了，天成大出了车祸，卫东卫红兄弟两个也都是暴死的，唉，这神神啊报应啊说不定也有了。你就说个秀兰吧，把庙台子拆了，可是两个娃娃都不成器，儿子是个愣头青，女子听说在外成天胡逛哩。

薛文宗说：你不要瞎想，人活在世上，吃五谷杂粮，得百病哩，和这些没关系。

老支书说：我是个老共产党员，我也只是说说。但我考虑人活在世上没个怕的可不成，你看看这世事都乱成什么样了，原先怕神哩，怕鬼哩，怕报应哩。现在是鱼龙混杂，活成什么样是什么样，一个比一个逞能，世事这号发展下去可咋办哩。

薛文宗接着他的话说：你说的倒是真的，现在是人有了钱了，可越来越自私了，人心越涣散了。但这跟迷信应该连不上的，跟砸庙不砸庙也没关系的。

老支书指使薛文宗从炕头拿过一个小木盒子来，用钥匙打开锁，里边放着一些证件，在最下层，有2000块钱，他掏出来塞给薛文宗，说：我说的意思也不是建庙，建庙是迷信。这点钱，我本来闹秧歌时准备捐献哩。现在，你把这钱拿上，我看你还是有本事，将来给村里修个祠堂，把祖辈给村里做过贡献的人都记下来，好好教育这些下一代，要大家不忘初心。

薛文宗说：学校有教育哩，从幼儿园到高中、大学都教育的让人学好哩。

老支书摆摆手说：那些不止事，道德、品质这些东西得传承哩，得从小影响哩。世代相传的一些东西更牢靠，更扎实。这几年村里发生了许多事，这些参与的年轻人也都起码是初中毕业吧，可个个把书都念到驴圈里去了。大家伙儿和集体都有仇似的，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小盘算，其实许多人都没活明白，这活人是活大家哩，活得死了也要让大家记住哩。薛文宗听着老支书的话，忽然想起了薛洪达，那次薛洪达也说过这样的话：人活在世，就是要留个名，让后代记住，要不有屁的意思哩。一时颇有感触。但建祠堂这样的事情，却是薛文宗没想过的。这个事的工程量也太大，他一时也拿不了主意。但此时架不住一个垂死老人的请求，便含含糊糊地先应承了下来。至于钱么，他先接了，待出得门便塞给了老支书婆姨，只说等到用钱的时候再从这里拿。

地包给人了，上访的这些人便都懈了气，这件事便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再加上农忙，一时间村子便安静下来了。这一切使薛文宗想起了一件事，他想起小的时候有一天他逮了十几只螃蟹，全部放在一个脸盆中，那些螃蟹张牙舞爪，那么多条腿，都分不清谁是谁的了，个个争着往出爬，爬得满地都是，忙得他手忙脚乱。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找了一块石板往脸盆上一扣，一下子就安静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村里的地一种上，郭副书记答应给世宁村铺路的事就有了眉目。交通局下属的道路管理站的文件也下来了，计划给世宁村铺二公里多路，也就是从与大路衔接的坡底一直铺柏油铺到村里。这些路原来有柏油的，只是多年了，早已烂得不成样子了，另外，有几处弯太陡，也需要重新规划一下，重新拓展一下路面。

郭副书记又来找薛文宗，李彩霞一见就着了急，说：我再也不让老薛闹这号事了，说不定还要闹出人命来呢。

郭副书记说：那你让薛老师说，他不愿意干就算了，这件事我也求了人的，我还多贴了几包烟跟两顿饭的。你们村如果不要了，其他村还在排队呢。说完了，眼睛就直盯着薛文宗。

李彩霞也望着老公，单等着他说出一句不干的话来，可哪里想到，这薛文宗吭哧了半天，只是说：修路最难的就是整路基这一块，但有困难，我们不会克服吗？就像上一次，那么难的问题我们不是都解决了？

郭副书记会意地笑了。

要修路的事瞬间又传开了，大家都说这老薛有能耐，给村子能办实事。薛文宗听了头就仰了好高，走起路来也觉得轻飘飘了。多年来，他在学校里面从基层教师干起，德育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除了下苦还是下苦，那些风光的事一点儿都没轮到他，以至于到退休都还是个副的。可没想到的是，现在倒在村里有了用武之地，到处受人尊敬了。这几天，他的精气神好了许多，连恩替卡韦药也不吃了。李彩霞更是逢人便说：这修路的事是我们家老薛争取来的，他跟镇书记关系好得很呢，镇书记到我们家来还给老薛拿了一条芙蓉王哩。

看来，每个人很多时候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要被人在心里重视，被尊敬。

修路的指挥部就扎在薛文宗院子里，先是测量队来了，测了路，撒了白灰面。路基本上还是先前的路，只是再加宽了一点，有两处坡度大，就重新规划了路。一共修二公里，有一公里是坡路，这些都好说，坡地退耕还林了，伤点地也没什么的。但塬面上的一公里多路，却有了大问题。在这一点路上，要伤四家人的地，这四家人地里都种了苹果，现在是伤谁都不愿意啊。公家仅仅赔那么一点钱，这四家人能愿意吗？

薛文宗在村里张贴了一张红纸，写明了修路的意义，尤其是阐明不修一条大路，超大车进不来，苹果难运出去，卖不下个好价格。所以，大家要从大局出发，发扬风格，积极支持修路。在红纸下面，也公布了赔偿的标准，及每户损伤的苹果树，要受损户积极前来签字领钱。

开始修路了，两台推土机整天都在工作着，大家也都能看得到，突突突的，一天天眼看着坡里的路基整好了。村里人都在等着盼着路修好呢，但伤地的四户却迟迟不来领钱。没领钱就意味着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当然就没办法铺路。

管理站的人和乡上的郭副书记一天天都在眼巴巴地望着薛文宗，看他有什么办法。但是，一直拖到原定的期限都到了，这四户人家照旧没有一家挖树，没有一户来领钱。薛文宗来来回回跑了几天，给大家讲道理，但任你说死说活，这四家结成了统一战线，就是不签协议。一句话，他们嫌钱少。其实说来也是，一棵苹果树一年收入三四百块，但赔的钱也仅仅只有四百五十块，这能行吗？这些人提出一棵树至少要赔五千块钱，否则的话，看看谁敢动他们的树。而且这四家人中，伤的树最多的，就是薛天成，他家伤了13棵树。他可是这村里最难说话的人哦。至于其他几户更是拿天成做挡箭牌，也都在盯着他呢。

因为包地，薛文宗与村里的二红与三蛋成了好关系，他们也成了薛文宗的帮手，这两人就跃跃欲试，晚上还往天成家偷偷扔了一些砖头瓦块，但这都解决不了问题。看着薛文宗一筹莫展，李彩霞就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下难住了吧。

上头催得紧，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薛文宗觉得事情到了这份上，也没有谁可以依靠了，按道理说，苹果树赔的是少了，可是政策是政策啊，又不是他能改得了的。现在看来唯一的只有自己咬紧牙关，下决心了。妈的，惹人就惹人，哪怕把这宗事闹完这临时村长不当了呢。

这天晚上，薛文宗暗暗地给开推土机的文红安妥好了，然后他一个人悄悄离开了村子。就在这一晚上零时，在家家户户熟睡之际，开推土机的文红按那一条白线的要求，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将规划内的苹果树全部连根都拔了，将地铲平了，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拔掉的苹果树都扔到了沟下面。

第二天早晨，上世宁村早起的人，惊讶地发现路面笔直了，畅通了，可以一眼望到头了。

但这件事却捅了马蜂窝。太阳半竿高的时候，这四家人的男男女女就来找正在睡觉的推土机师傅文红。文红是个敦实的小伙子，被大家吵醒了，他揉着眼睛说：苹果树是我推掉的，是薛文宗让推的。大家都猜到肯定是这么回事，但依然不愿意相信。就说：那薛文宗让你吃屎你也去吃哩。说着，就要扣了这台推土机。

文红只是个干活的，这类事他见得多了，他说：老子只是干活的，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呢。谁敢扣老子的推土机谁就扣，一天1000块钱。老子正不想干活了呢。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掏呀掏，掏出一张纸条来，扔给了大家。天成捡起来看，只见上边写着：所有推掉的树都是我下的命令，所有的后果由我承担，与文红无关。薛文宗。

这些前来找碴的人想了一通，把推土机扣了，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反正冤有头，债有主，干脆找薛文宗去，这不，就都骂骂咧咧地来找薛文宗了。可这时哪里找得到他啊。李彩霞说：我也不知道这老不死的哪儿去了，说不定喝酒喝死了，说不定和他那个妈混去了。我也要找他哩。大家估计她说的不是实话，但又能将她一个妇道人家怎样呢？就又给老薛打电话，结果电话关机。这时，这几家人就如无头苍蝇一般，个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人就建议按损坏公私财物类报警，找政府，可很快这个意见被否定了，因为，这是修路，这是征地，本身就是政府行为，再返回来告他们，管用吗？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谁也想不出个办法来，有两个婆姨气极了，就蹲在沟畔上照着自己被拔掉的苹果树哭。她们哭一阵，就大骂一阵薛文宗。薛文宗，等着瞧，你给老子总有回来的那一天。

七天之后，薛文宗坐班车回来了，他从坡底里的公路上下了车，然后沿着宽敞碾压得瓷实的洁白如手臂一般的大路上走来了。

薛文宗提心吊胆地回到了村里，一路上碰见了几个村人，一见了他，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夸他把路弄好了，虽然还没铺柏油，但是路面宽了，走起来平展展的。这些夸奖的话多了，薛文宗把所有的担心都忘了，心中不禁有了一点小得意。

一回到家，老婆提着个桶，看到他了，当时就没了好声气，说：你还知道回来？

薛文宗说：陶渊明有诗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老婆说：还胡归胡不归哩，还得意哩，有人等着要跟你算账哩，一会儿恐怕你连哭都来不及了。接着絮絮叨叨地说，老胳膊老腿了，还当个人十八哩，一天还逞能哩，村里谁都不敢惹的事，就你能行，有本事你就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不要出去躲啊。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没有三根胡子，充什么大脸猫……

劈头盖脸挨了老婆一顿训斥，薛文宗硬着头皮敷衍了两句，见老婆要喂猪，忙接过桶，赶到猪圈旁了。两头肥猪见有人来喂食了，就哼哼唧唧地爬起来吃食。

薛文宗正低着头看猪吃食哩，这时，冷不丁大门哐的一声就被踢开了，他抬头一看，秀兰持着一根杆进来了。她披着头发，红着眼，似一个魔鬼似的，一脚踢开门，看见了薛文宗，手中的杆就抡了起来。

薛文宗吃了一惊，当下扔了手中的桶就往家里逃，一逃到家里，赶忙把门关住了。

秀兰站在门外，拿着根长杆，大声叫着：薛文宗，你把人亏了，你给我出来，我今天非要了你的狗命不可。她在门上踢了几脚，但见门关得严实，一时没有弄开的可能性。她就拿着杆，砰地将窗玻璃打碎了，然后将一根长杆从窗户外伸进来，哐里哐当趁摸着要打薛文宗。

李彩霞在家里见此情况，一时担心薛文宗有个三长两短，就将他拦在了身后，保护着他，一边冲着窗外喊：秀兰，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有啥事冲我来，欺负我家老薛干啥哩？

秀兰这时几近疯狂状态，她说：我今天不活了，我树都让人砍了，我没收成了，我跟他拼了。

薛文宗被老婆掩护在身后，他抬眼从窗子望出去，见院子里不知何时来了许多人，大约秀兰妈怕秀兰出事吧，此时也赶来了，也在院子里。渐渐地，他也就不慌张了，他说：秀兰，你回去吧，你妈的低保我给解决了。

秀兰此时根本听不进去，但这话李彩霞却听得一清二楚，就悄声问薛文宗：你说的是真的？

薛文宗说：是我跟郭副书记一起到民政局说好的。

这李彩霞听了，胆气也就正了，她往窗户边走了几步，喊着秀兰妈：老婶子，你过来。你把你秀兰领回家呀。我们家的老薛这几天给你跑低保去了。和镇上的郭副书记一起到的民政局，给你把低保要来了，每月能领几百块钱哩。

秀兰妈听到她这么说，就在窗外接了话，说：真的？

李彩霞说：当然是真的。用不了几天，文件就下来了。几棵苹果树才能值多少钱，吃上低保了，可是月月都有哩。

秀兰妈听了这话，就心动了，就过来劝秀兰，让秀兰回家去。

秀兰说：他欺负咱家，他们一直欺负咱家，我就要跟他说说理。

秀兰妈说：上次那个村长不让咱家吃低保，这老薛跑来跑去让咱家吃上了，这是欺负人了？你咋好坏都不分哩。说着，一把将秀兰手中的杆子夺了，然后把秀兰强拉硬扯着走了。

秀兰走了，院子里还站一些人，但没了吵闹声，整个气氛也静下来了，薛文宗打算出门去。彩霞挡着不让他出去，他说：没事的，没事的。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门。

门外的院子里站了七八个人，大门口也有一些人围着，都黑压压的不说话。薛文宗打开门来，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将身上的土来回掸了一掸。

果然，人群中的薛天成说话了，他说：老薛，你今天非给我个说法不可。

薛文宗不急不忙地说：天成，你也别发怒，你跟我进来，我给你说一句话。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天成道。

薛文宗对天成这人还是了解的，虽然任何事都想占点小便宜，但他们其实胆子小，薛文宗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不会将自己怎样的，不像秀兰一样一戳枪，一急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薛文宗说：是你儿子的事，我不方便公开说，你不愿意听的话，那就让你婆姨过来。

薛天成两口子都在人群中，一听是关于儿子的事，两人登时愣了一下，然后天成婆姨极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李彩霞将天成婆姨拉到家里来，薛文宗也进了门，然后悄悄给天成婆姨说了一阵话。

过了一阵，天成婆姨出了门，她只管低眉着眼，自顾自走着。天成问了一句，她不吭声，天成又问：他对你说什么了？天成婆姨恨恨地说了一声：快点回，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天成要走，心有不甘，就说：到底咋啦？

天成婆姨大声说：你娃娃把你城里的房子都输掉了，你还在这里为几棵树跟人折腾哩。

原来，薛文宗这几天虽然不在家，可也没闲着，一门心思就操心着怎么了结这事。他先是给秀兰妈要了个低保指标，再就是有一天吃饭时，他听别人说，天成的娃娃染上了赌博，已经输了有三十多万了。天成的娃娃叫文峰，原来在城里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后来染上了吸毒，村人都知道，现在听说又赌博了。薛文宗听了吃了一惊。就问了个仔细。那人就对他说，他也是听人说的，天成娃跟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混，赌博欠账都达到了三四十万了，据说现在有人正打算折天成在城里的房子哩。这个消息薛文宗也只是听了，没有得到证实，但现在见情况紧急，就把这事给天成婆姨说了。

天成一时脸面上下不去，不愿意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就说：娃娃的事我会管，咱们先说苹果树咋赔。

薛文宗听见了，就站在门口说：你儿子赌博已输了三四十万了，你城里的地方都要成别人的了，你还在这儿算计一棵苹果树能赔多少钱。十三棵苹果树一共能赔多少钱？你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哩。

天成硬着头皮说：我就捡芝麻了，咋了？

薛文宗说：天成，你嫌少，那我还有五亩苹果地哩，你看上哪棵哪棵就是你的，如何？

天成说：我要公家的，我要你的了？

薛文宗说：公家也是我在这儿赔哩么，该是你不愿意吗？那我地里就全当是公家的，毁了你十三棵树，我这块地，你看上哪棵都是你的，这不就行了？

天成说：你当真？

薛文宗说：说话算话。

但这时，天成婆姨已不让天成说了，她把骂骂咧咧的天成一把拉走了。

院子里还有些人，都不愿走开。薛文宗索性就站在了当院，大声说开了话：刚才大家听到了，秀兰说我把人亏了，究竟亏没亏大家知道。我就是想给村里修一条路么，大家给我这么大难堪，恨不能杀了我剐了我。前几天，老支书去世了，他最后对我一个人说了几句话，是说他相信这世上有神哩，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哩，举头三尺有神灵哩。究竟谁亏了人，有天照看着哩，最后都会得到报应的。这修路是大家走哩，赔钱也是公家有大政策哩，大家和我过不去，那么，我对大家说，我拿我婆姨种的这五亩果园给大家赔，谁看上哪棵要哪棵。我薛文宗说话绝不放屁。

一席话说完了，大家都没了声气。这些人本来是看秀兰的，看天成的，结果这两家就都先走了，剩下的人也就没了底气。李彩霞就过来给大家发了一根烟，一时也有接的，也有不接的，但都慢慢地各自走散了。

其实大家就看着能不能向公家多要些钱，至于要他薛文宗个人的钱或者苹果树，那大家倒一时也没想到的，自然也不会背这样的骂名，这一点众人清楚，他薛文宗心里也是清楚不过的。

一条路就在这样坎坎坷坷中铺着了。这时，村里发生了另一件事，却实实在在地把秀兰这个要强的女人打倒了。——秀兰的女儿婷婷卖淫竟然被公家给抓住了。

秀兰这个要强的女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儿子不成气，前几天差点惹了大祸，而女儿呢，一直告诉她在外边打工，哪里想到是当小姐的。

秀兰在家里哭了好几天，不出门，也不愿意见人。其实这个事先前在村里都有传说的，只是大家没说到秀兰当面而已。薛文宗几天没见秀兰出门，听说她很伤心，就打发彩霞去看看。

彩霞去了秀兰家，先是叫不开门，等叫开门了，秀兰睁着两只红肿的眼睛只是哭。她哭诉着说：嫂子啊，你说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呢？从小命就苦，家里没儿子，就招了个上门女婿，招女婿耍把戏，年轻时候没少折腾，到年龄大了，光景可以了，可这女婿却一命呜呼了。把两个娃娃抚养大了，可小子天天打架，女儿也这么不省心。你说我这可该咋活哩吗？

彩霞安慰她说：你也别太伤心，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哪一家安生了？这老支书大家都说是个好人，不也没个好结局吗？

一说起老支书，秀兰就说：老支书是年轻时把人亏了，做的坏事多么。搞阶级斗争那些年，秀兰她大多次让老支书领人批过斗过，所以一提起他来她心里就有气。

彩霞心眼直，瞧这秀兰现在都这样了，还这么刻薄，就说：老支书心底不坏的，他得病听说是当年领头砸的庙，唉，那都是公家让干的嘛，不干也不行。一时间就把老支书临去世时对薛文宗说的话对秀兰说了。

没想到一听彩霞这么说，秀兰就心动了，说：唉，你说我这几年家里不顺，是不是种着庙里的地了？

于是两人的话题就又扯到了这上面，两人还扳着指头算了一算村里那些当初砸神像的，拆房子的，算来算去都没个好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老辈人留下的话看来还是对的，当初建庙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打砸的人就得有个说法了。

说到最后，秀兰对彩霞说：老嫂子啊，我这心里可后悔哩。年初薛洪达要这地哩，我不给，当初还不如给了的，他是强人，大概能镇得住了，我们家命弱镇不住这么好的风水，你回去给老薛说，看该怎么禳哩么，给我想个办法。

李彩霞怕给薛文宗揽麻烦，就说：哎呀，老薛可不是法师，他管不了，他只是个教师。

秀兰说：看上是教师，他能耐可大哩。

一会儿，李彩霞回到家就对薛文宗讲秀兰说的话，薛文宗说：有屁的鬼了神了，娃娃出事都是她惯的。但架不住李彩霞说，再他觉得秀兰就是脾气怪一点，人其实也没瞎心眼的，就想着还是帮帮她吧。

这样，到了新的一天，薛文宗就到了派出所，镇上的派出所长叫王宝龙，是薛文宗的学生，薛文宗拉下老脸去求他，他一说，王宝龙就答应了。第二天，花枝招展的秀兰女儿就被放出来了，但她仅在家待了一天，第三天就又偷偷跑出去了。

这一年的薛文宗特别忙碌，在干了村里的事以外，他也没忘记当初答应薛洪达的事，也给他家瞅了一处风水特好的墓地。地点位于茹畔塬上，是一块坐北向南的簸箕形弯地。这是薛文宗侄儿的一块地，因为地处边缘地带，收成少，他前些年就不种了，只栽了些杨槐树，现在杨槐树长得非常茂密。薛文宗和侄儿商量通了，然后又把这块地的照片拍给了薛洪达，薛洪达看了，非常满意。就想着将这块地买下来，建个大陵园，用来葬他的双亲。

到了八月份，薛洪达就回来了一次，除了实际查看墓地外，还带回来一大堆陵园的设计图纸，大约是陵墓前有石碑，石碑前有石兽，石兽前有石台阶，然后再有牌楼什么的。他在拿回设计图纸的同时，还带回来一大堆资料，其中有一本书是专门记载他父亲一生的，还有一些记者采写的他父亲的事迹，都是复印件。薛文宗把这些资料看完了，有一些部队的专业术语他解不下，但却从中了解了薛洪达父亲的一生事迹。大约是当年薛洪达他家给他爸说了一门亲事，但他爸个性强，看不上这个女人，到了结婚年龄，家里逼着结婚。有一天他爸在山顶上锄地哩，看见山下有队伍正一溜串路过，他就扔下了锄，也不管是什么队伍，直接从山坡里跑下去当了兵。但非常庆幸的是他参加的是红军。后来便跟着红军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斗等。薛洪达父亲离开家后，他的那个女人还在薛家待了好几年，就那么一个人待着，等着薛洪达父亲回来，后来实在等不上了，才找了个人嫁了。在关于薛洪达父亲的资料记叙中还提到了一些村里的事，有好多都是薛文宗所不知道的，比如说，村里遭遇土匪劫掠的事。薛文宗看了这些觉得有趣，一时就又推荐给村里几个有文化的人看，大家看着，就在一起议论着，但对书中提到的一些村里发生的事都含含糊糊的，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看到这情况，薛文宗就想着，唉，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么多重要的人与事，只短短的一些年，大家都不记得了。到再过几年，村里人搬到城里居住了，那时恐怕连自己是哪个村出生的都不知道了，这是多么可悲啊。

薛洪达回来了，实地察看了墓地，他非常满意。一边就签订合同找寻工匠准备修建。这一晚上，他把薛文宗及一些工匠叫到了一起，请到食堂吃饭，吃饭中间大家又说起薛洪达的父亲来，经得这一段薛文宗的宣传及看一些史料，大家越来越多地对这个人有了了解，都觉得他了不得，是个大人物。都认为他从小就有远见，他之所以后来能当大官，都和小时候的胆识是分不开的，众人不免又感叹了一回。

薛洪达对父亲的感情深，一提起父亲来就激动不已，他说：当年，这里是红白交界带，共产党员闹革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县志上就曾记载最早开始闹红的两个共产党员都被杀掉了。可他父亲毅然决然参加了革命，出生入死，九死一生，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父亲敢于冒险、敢于牺牲的精神其实不只归于他个人，应该归于村子、归于乡亲。他父亲取得的成就其实也应该是村子的成就，是众人的成就。他一时说得激动了，挥舞着胳膊，泪水涟涟。

话说到这里，当场就有人提议，村里完全可以建个纪念馆，像公家那样，把薛洪达事迹以及衣物工具、史料全部展出来，用来激励后人。薛洪达听了，为之振奋，当场就说，如果能建的话，那么这个馆的钱由他们兄妹三人出。

这时，就有人提议说要不把庙给恢复了吧，但这个想法，马上被薛文宗给否定了，他这时忽然想起了老支书临死时安妥的建祠堂的话来，一时就说：薛洪达父亲的成就，放到大中国应该不算大的，但对上世宁村来说，意义却是非凡的，是个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他的精神与事迹完全值得我们学习。但单给他一个人建馆，这不合适，我们应该建个祠堂，把我们村从过去到现在的优秀人物的事迹都展出来，让他们的精神世代相传。

这个说法一下子获得了众人的称赞，薛洪达当下直接表态愿意出三分之二的钱。

说干就干，建祠堂的地基也是现成的，就是那个圐圙。第二天，薛文宗就与秀兰商量地基的事，秀兰当下就答应了，不要一分钱，白给。薛文宗又召集村里几个威望高的人成立了修祠堂领导小组。然后找村里的工匠荣娃来，画草图，做预算。大致是主体修建五间大房子，再在西侧建两间办公室，后续还得编写家谱，印刷书等，初步预计需20万元左右，薛洪达兄妹三人出10万，其余的在外工作的捐献一部分，村里人采取自愿捐款的方式，但建议每人捐款100元。

薛洪达住了几天就回去了，他并不食言，一时就把钱打到了账户上。有了钱，修祠堂领导小组就决定动工了。按照薛文宗的考虑，后期还有大门、铺地砖等事宜，钱该省就省，就将工程以较低的价格承包给了荣娃，但小工钱并未计算进去，照薛文宗的想法，小工应由村人出义务工。

上世宁村薛氏祠堂建设在鞭炮声中开始了。

开始几天下来，村里愿意出义务工的人很少，即使派到各家了，要么人不来，要么就打发个娃娃过来瞎凑合。房子开始挖地基，但工地的人少得可怜。倒是有几个没事的老年人时常来这里，喝上两杯茶，说一点闲话，回忆一下过去的事

情。对于他们来说，过去的总是最美好的。

荣娃以较低的价格承包了这个工程，缺小工，他就动员婆姨来干活，但干得几天，婆姨就冒火了。她说：这是大家的事，又不是咱一家的，难不成把咱们累死不成。这天，荣娃婆姨去拉水，却遇到了一件事。原来，上世宁村的水很早以前是从沟里或担或拉的，七五年的时候引水上了塬，2010年将水直接压到村口了。也就是从沟里用电把水抽到塬上高处的大池子里，再利用压力把水压到村口，然后众人用油桶做成的拉水桶子一桶桶拉回家去用。这几年一直是薛天成承包的抽水放水，价格对本村是一桶子水八毛钱，对外村是一块二毛钱。荣娃派婆姨去拉水，几天来一直也没说价格，天成都记在了本子上。但这天水装满了，天成告诉她每桶子水要按一块二毛钱收取。荣娃婆姨一听憋了几天的火当即就发出来了，就和天成吵了起来。荣娃知道了，也赶了过来，对天成说：当初说好本村人用水是八毛钱的。天成说：本村用水其实指的是生活用水，像盖房子这种就得按外村的价格收。荣娃说，这是盖祠堂哩，是公益事业。天成说：我管你盖什么哩，有人为这赚钱哩，有人为这出名哩，有人是为了给他大他爷建庙哩，我又不打算沾光，我只要我的抽水钱就行。荣娃觉得他说话不讲理，两人当场就在水池子前吵起来了。

荣娃打发婆姨将水拉走，天成却一把扯了个车辕不让走。两人吵来吵去，村里还有其他人等着拉水的，他们也就分成了两拨，一些人说，天成应该让步，这修祠堂么，终究是好事。也有人说荣娃应该掏钱，反正修那么大的祠堂，也不在乎这点小钱。说来说去，荣娃没办法，就给薛文宗打电话，但薛文宗此刻在县城里办事，一时又回不来，他让天成接电话，两人说了半天，但天成就是不同意。最后气得薛文宗在话筒里骂起了人。

正在大家僵持之时，秀兰拉个水桶子也来了，一看到这情况，就说：荣娃，你让婆姨把水拉走，钱我来付。

荣娃听了吃了一惊，只当她是付这一桶子钱，就说：这桶子水钱我也能付得起的，我只是说个理而已。

秀兰说：不怕的，你只管你用水，建祠堂所有的水钱都由我来付。说着，就问先前一共用了多少水。天成拿出本子来，趴在水池子上数了半天，说一共是49.2元钱，秀兰就从身上掏了五十块钱给了天成，又对天成说：你只管让他拉水吧，所有的拉水钱都算我的。

就这样，到薛文宗回来的时候，这件事已解决了。但薛文宗觉得这钱不能让秀兰掏，就自个掏钱还她，但秀兰无论如何也不要。薛文宗还不了钱，就想着应该把她表扬一下。就寻了一张红纸，把秀兰愿意自动掏钱付水费的事写到了上面，贴在了水池子旁。这件事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天成一时也就成了反面典型。天成老婆知道了，将天成埋怨了一顿，说：你看你，该是积德的事么，倒为一点小钱弄成了这样，让秀兰成了英雄，让咱们左右不是人。咱家缺这点钱哩？整个村人吃几年的水钱咱们都能供得起哩。一时把个天成说得灰塌塌的，不吭声了。天成婆姨想来想去，不能让这几块钱弄得内外不是人，就盖几间房子么，将来是祠堂，大家天天去祭祖了，结果却总会说起她家多收了几块钱的事。再说了，大人不活人，还有娃娃哩，建祠堂可是多少辈子人的大事，将来让娃娃咋有脸见人哩?这样想来想去，她就将薛文宗表扬秀兰的那张红纸揭了，卷成一个圆筒来找荣娃。对荣娃说：盖一座祠堂么，能用多少水了，天成也不是心疼这点钱，主要是先前苹果地的事心里不顺。我们不要这钱了，盖房子用水尽管用，不管是一期或是二期三期工程，只要我们家放水，就不要一分钱。说完了，就把钱又全部退给了荣娃,同时也将红纸塞到了荣娃怀里。荣娃将钱收了，就把这事又告诉了薛文宗，薛文宗非常高兴，就写了一份红喜讯，表扬天成两口子自愿给祠堂捐献水钱。

好家伙，这个红纸一贴，可不得了了，修祠堂的事一下子成了村里关注的中心。从这天开始，村里许许多多的人都关注起祠堂建设来了，不只愿意出义务工，并且工地缺什么，家里只要有的就拿什么，还有些婆姨女子主动给匠人送吃的喝的。村里有一些人更是自愿当起了义务工。他们说，不为什么，庄稼人么，下几天苦有啥哩。为的就是给娃娃树个榜样，让后代有样可学。有了第一个，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接着大家都在抢着为建这个祠堂做贡献。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娃娃们也参与进来搬砖搬瓦。薛氏祠堂的建设到了现在不只成了薛文宗与他的领导小组及匠人荣娃的事，更成了全村人的一件盛事。

祠堂建了有二十天左右，五间房子的大框架就起来了。但就在众人忙忙碌碌之时，这天，袁芙蓉与镇上、县上的土地员却来了，他们说有人将建祠堂这件事反映到县里了，因为这个祠堂没有任何手续，属于违法建筑，所以要先停建，等待县土地局处理结果。

关于这座祠堂的手续问题，薛文宗早就考虑到了，他曾想了许多办法，一个是建成村活动室，但问题是村子本身就有活动室的，再建个活动室说不过去；二是把这个祠堂列到个人名下，但显然这是不合适的，将来容易造成许多纠纷；三是有人建议列在教会名下，但手续批不下来，即使能批下来，用途不一样，到时也恐怕有问题的。他私下问了一些人，但都说不出个一二三，后来，他就与领导小组成员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先建起来再说，反正这是块空地，又不伤害大家利益。待生米做成熟饭后，手续再想办法。否则的话，批不到手续，那岂不是建不成了？

现在见有人找上门了，薛文宗着了忙，赶忙去找郭副书记。

郭副书记说：很简单啊，没有手续就是违法的，是要拆掉的，要不，就会在全镇形成特例，那还得了？况且你们这是修庙呢，是搞封建迷信哩。

薛文宗说：不是修庙，是修祠堂，房间内将来彰显先祖事迹，教育青少年不忘辈，学习先辈的优秀品质。

郭副书记说：你说的这些，这不是过去搞的那一套吗？现在都提倡文化自信了，提倡移风易俗，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哩。

薛文宗说：祠堂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活动。

郭副书记说：文化活动，那跳跳舞、打打篮球或者下下象棋、看看书多好啊，就像你今年搞的春节活动就很好啊，你应该让这个成为传统，继续办一届两届三届，在全镇甚至在全县树起典型来，用这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来引领文明新风尚。

薛文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停了一阵，又不甘心，说：像我老爷，你那次还说是乡绅哩，像薛洪达他父亲……

他刚说到这里，话马上被郭副书记打断了，他说：你老爷更没什么可学习的，更没什么优秀品质，他当的是国民党的官，要表彰那就应该让国民党表彰去。

听到这话，薛文宗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他发现郭副书记的这张脸是如此陌生。他一下子就泄气了，觉得再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就这样，他无奈地又回到了村里。村里众人都眼巴巴地在等着他，看他焉塌塌的，情知也没有什么好消息。这一晚上，领导小组成员召开会议，商讨对付的措施，但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大家都认为建祠堂是好事，建起来也当然不会搞什么迷信活动，反正就是祭祭祖，再放一些先祖的资料书籍之类让后辈时常看看。说穿了，这就和公家办的展览馆或者资料馆是一样的用途。几个人商量来去，都认为不能就这样停了，如果停下了，那损失可大了，最怕的就是拆了永远建不起来，那花销了一大摊可咋给村人交代哩。商量了一通，大家觉得还是继续建，只要建成，拆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要说这是个公益性建筑，就是个人的房子，在农村没手续的多着呢，也没有见谁建成拆了的。

第二天重整旗鼓，工程就又开始了。到了第三天就到了上梁的日子。这可是个大喜事啊。因为要上梁，一大早，村里就自发地来了一大批村民。一是上梁要的人多；二是建这个祠堂也牵扯着许多人的心呢；三是因为只要上了梁，下午就铁定会有一顿酒喝的。所以，村中许多闲人都赶来帮忙，等着喝一场庆功酒。到了中午十二点，一切准备就绪。大梁的两头绾了红布，在鞭炮声中，大家呐喊着号子，吆喝着把梁抬了起来。渐渐地，大家都看见了薛文宗写的那个“上梁大吉”的红布在随着大梁冉冉上升，迎风飘扬。

但就在大梁刚放稳鞭炮声刚停歇的当儿，村里忽然上来了几辆车。一辆两辆三辆，有县土地局的，也有乡上的，车一来就都停在了秀兰家门口的空场地里。郭副书记、袁芙蓉以及土地局的一位副局长等一大摊人下了车，然后赶过来了。薛文宗忙笑脸相迎，将烟递了上去，问道：郭副书记，你们来了？

郭副书记嗯了一声，然后走到近旁，呐喊着，让所有忙着的人都停下来。

这是违法建筑，没有手续，没有报批，必须停。土地局的一位姓兰的副局长扬着手中的一张纸，那是县土地部门刚下达的关于《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

荣娃跟几个匠人还在房子顶上，他们赶着要把大梁支稳了。现在正是十万火急的时候，这手也不能松啊，手一松了这大梁滚下去可怎么办？周围一些帮着忙的群众也都没有离开，单等着完了喝喜酒呢。

薛文宗一时见这里人多，就招呼郭副书记及兰副局长到屋里去说话，又给房上的人呐喊道：都听土地局的，把手中的活儿忙完就停下。

土地局兰副局长说：你薛文宗好大胆啊，不把法当法啊。前两天给你们说了让停，这不，就又偷偷地建开了，这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薛文宗一时只管唯唯诺诺着瞎应付。他想着人少好说话，一时就把郭副书记、兰副局长拉到秀兰家里来了。

工地现场，镇上的土地员依旧在下边呐喊着：不准再上梁，要先将这一切封存，等候处理。

房顶上其他人听到喊声，就抬头看荣娃，荣娃觉得大梁既然上来了，就得先固定好，就不理睬喊话，只管手脚不停，埋头做着自己的事。该垫的垫，该支的支。

袁芙蓉到底年轻，见这些人还不停手，就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呐喊道：让你们停了，等候处理，你们没听见吗？

上边的二红听见了，不服气，他说：这有办法停吗？这不固定好，滚下来会要人命的。

袁芙蓉在下面呐喊道：还固定哩，这整个房子都要拆哩。

但顶上的几个小伙子，仍然不理睬袁芙蓉的话，依然在忙着。袁芙蓉觉得个人失了面子，就非常扫兴，忙回房里去找郭副书记了。

郭副书记在房子里听了袁芙蓉的话，就走了出来，瞅见房子上还有那么多人，就说：让你们停下来，没听见吗？

土地局兰副局长这时也站在郭副书记身旁，他见喊了这么多话，这些人没人听，一时觉得自己失了面子，顿时，勃然大怒，掏出电话来，拨了号码，大声说道：派出所吗？请求支援，上世宁村有违法建筑，不听劝告，妨碍执行公务，你们赶紧上来。

这薛文宗正围着给两人祷告好话呢，见他们发怒了，喊派出所的人上来，登时就着了急，连忙给荣娃、二红几个房上忙张的人说让停住手中的活儿。但此刻正刮起了风，他的声音传不远，他就赶到了房子跟前来，对房上的荣娃喊话道：你们赶快停了，兰副局长都给派出所打电话了，赶紧停。顶上的几个小伙子听了这话就都吃了一惊，大家立刻松了手，顺着墙边的梯子往下溜，不一会儿，房上就只剩荣娃一个人了。

郭副书记也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兰副局长，见身旁墙上下来的几个人正经过，他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眼里就没王法了？想建就建，让停不停，小心公安上来找你们算账。你们谁是头儿？

从墙上下来的二红看了一眼薛文宗，嘴里却说：荣娃是头儿。

他哪里去了？兰副局长问。

薛文宗回头上顾，但此时房顶上已不见荣娃了。他大约一时害怕，就悄悄地从后墙上跳下来溜了。

兰副局长说：芙蓉，你和小张两个，写上几张纸，把这个门及大梁都给封了，谁都不准再动。说完又对周围的人说：贴上封条后，这可是带法的，下面有印章哩，我看你们谁还敢动。

袁芙蓉与小张来回折腾了几回，写了几绺白纸，盖了章子，拿了出来，两人就忙张着四处张贴。他们在门框上贴了几张，然后袁芙蓉又沿着梯子爬上去，想把白纸贴到大梁上。但就在他爬上去的时候，下边的人意外地发现大梁动了一下，众人看见了，一时惊呼了一声。但这时背着风，袁芙蓉似乎并没注意到，他手拄着大梁，又往前挪了一两步。就在这时，那根刚支上去的大梁突然一头倾斜了，骨碌一下子从上面翻了个过，梁上的袁芙蓉也一下子从高处掉下来了，到了房子里边，接着大梁顺势掉了下来。往下掉的一忽儿大梁一头卡在了一边的边墙上，另一头沿着墙面往下滑，随即把建房用来人员上下的梯子砸倒了，梯子倒在了袁芙蓉身上，接着，大家就眼睁睁地看见掉下来的大梁砸在了梯子上面。

众人发出了一阵阵的喊叫声。

作者简介

侯波，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现为《延安文学》主编。先后在《当代》《北京文学》《中国作家》《清明》等文学杂志发表小说上百篇，200余万字，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录进各种年选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谁在那儿歌唱》《稍息立正》《太阳花开》《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四部，长篇小说《流火季》一部。2015年，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获第四届柳青文学奖。曾在《当代》发表小说《黄河之歌》（1986年1期）《春季里那个百花香》（2012年5月）。

——选自《当代》201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