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隐约雷动

1978年春寒料峭，我们衣衫不整，满血复活，集结在绿树环绕的南开校园主楼。中文系111教室是阶梯构造，空间阔大，腹地纵深，很适合检阅77级阵容的成色。十二生肖一应俱全，齐聚于同一条起跑线，其中侥幸搭上末班车的大哥大姐居多。别管十七八还是三十几，我们习惯了“散养”，童心依旧兼野性未泯，难免会有调皮捣蛋、没大没小、临阵磨枪、起哄架秧子、人约黄昏后、隐秘结婚的“劣迹”，以滋养贫血的青春。至于一些人如何成为学霸、大亨和栋梁，那是后话。

既然是大学生就没有不轻狂的道理，而中文系学生的轻狂则更是透着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和轻慢，似乎当代文学百废待兴，不搞几个文学社拯救一番，简直就是对不起后人。这源于一种滴血的情结，每每文学名刊新鲜出炉，争相传阅，大惊小怪，品头论足，煞是热闹，《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我该怎么办》《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影响一时的作品，都曾经是我们热议的话题。我们的眼力的确不错，那些小说果然撑起了新时期“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的坚硬骨架，我们也成了一段新时期文学风景的见证者。

《伤痕》最初发表在《文汇报》，据说当时全中国读这篇小说流出的眼泪可以汇成一条河，引以为傲的是作者卢新华居然是同为77级的复旦中文系学生。我读《伤痕》及同类题材的小说很少落泪，这当然不值得炫耀。不过也有例外，读发表在《收获》1979年第二期复刊号的《铺花的歧路》，我的枕头就被泪水濡湿了。小说写了女红卫兵白慧参与殴打过一位女教师，不料她后来结识的男朋友常鸣竟是女教师的儿子，故事之外，便多了悬念，比如，白慧殴打过的那位女教师，究竟是死是活，一直是个谜团，这个悬念折磨着白慧，也揪扯着读者的心。作者的叙事才华也很打动我，印象最深的，常鸣对白慧讲述母亲被暴打的场面时情绪激动，一屁股坐在铺得平平的淡蓝色床单上，床单的皱纹向四周炸开，好像坐碎了一块玻璃……这个细节搅得我整夜恍惚。听说作者冯骥才是天津的，我深感惊异。据说小说原题目叫《创伤》，完成的时间不比《伤痕》晚，由于刊物出版周期原因而发表延迟，为避免题目撞车而临时改为《铺花的歧路》，不然，说不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就是“创伤文学”了。当人人心里都有伤痛时，最要紧的不是励志、鸡汤，而是申冤、喊疼，谁捷足先登喊出第一声，就有可能被写进文学史，有点类似于中彩。若干年后，当卢新华被凤凰卫视主持人问到小说《伤痕》时，也的确是如此回答的，哦，你问的是那张“彩票”？卢新华可以自我调侃，历史老人却最尊重岁月真相。

我从小就被视为“根红苗壮”，周围接触的多属于“物以类聚”，对于那些因出身“原罪”而噤若寒蝉，因政治原因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比较隔膜，缺乏感同身受。但我还是被惊吓过。那年刚进中学，一个下午我见黑板下面空着，随手用粉笔画了只龇牙的狗，正画着，就听背后有人大喊黄桂元，你好反动！我惊回头，看到的是排长的一双怒目。那时中学模仿军队建制，班集体为排，年级为连，排长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头儿。排长的父亲是老工人，出身苦大仇深，他手指戳向黑板厉声质问，领袖像挂在上面，你画狗，嘛意思？说着拽我去找辅导员张老师。张老师听了排长报告，低头不语。我傻眼了。张老师是位归国华侨，身子瘦瘦巴巴，对学生活动总是听之任之，近乎软弱。我开始抹泪。张老师忽然抬起头，操着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听说你父母都是老红军？我呜呜哭着，说是。张老师又用商量口吻征求排长意见，老红军跟毛主席爬雪山，走草地，说老红军的孩子反动，不太可能吧？排长紧咬嘴唇，迟疑着点点头。张老师又说，黄桂元同学也要多注意，不要再乱写乱画了。我永远忘不了张老师和善的目光。同时也意识到，即使“红后代”，也不可忘乎所以。

父母曾是我的政治“护身符”，这固然不假，若说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童年记忆始于断崖，而非花丛。6岁丧父，9岁失母，我像是一只破壳小鸟，一下子面对满天乌云而茫然无措。我成了一个爱哭的男孩儿，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孤儿偏偏是我？为了找到寄宿学校，我曾四次转学，仿佛不是学生，而是一个背着书包和行囊行走于一所又一所学校的过客，行踪可疑，居无定所，老师对不上号，同学总是生面孔。我15岁过早地走进军营，其实没有什么可荣耀，我的目的近乎卑微，就是找个归宿结束漂泊。我并非一无所得，生活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就是可以用文学取暖。如今看来比起一代人的伤痕，我的故事微不足道，打个蹩脚的比喻，这是整体性与个案性，或全民性与私我性的关系，怎可同日而语？不过，一切都成了过去。

这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我加塞儿先睹为快，理由堂而皇之，我认识作者。有同学很好奇，追问你真的认识蒋子龙？我信誓旦旦，这事还能假？又补充一句，也可能，他不认识我。顿时引起一阵哄笑。我说的是实话。我在《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诗歌组曾供职两年，借助近水楼台，见过其“庐山真面目”，他每次来编辑部的小楼，都会有“子龙来了”的消息在各屋传开。他一般是去小说组，并不落座，直奔主题，完事扭头便走，虎步生风。有几次，我都是扒着玻璃窗，目送楼下不远处他的背影匆匆消失。

一段时间里我亢奋不已，眼前总有个毛遂自荐、大刀阔斧搞改革的人物形象晃来晃去，他的名字叫乔光朴。不久前，郭沫若曾引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古诗，激情预言“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但谁都清楚，若无经济振兴，何谈“科学的春天”？在我看来，乔光朴就是先觉式的经济实干家，而作者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很对我的胃口。我一气呵成写了篇阅读心得，题为《卓有成效的探索》，寄给了《天津日报》。二十多天过去，文章发表了，前面特意加了“编者按”，满满一版只发了两篇评论，主打文章对小说持否定意见，且措辞严厉，我的文章作为陪衬被放在右下角。编者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之后《天津日报》摆开阵势，接连又编排了三个整版，否定方版面突出，长篇大论，可闻到渐浓的火药味。很快，便有为小说撑腰打气的声援文章纷纷亮相，国内一些重要报刊参与其间，蒋子龙也被视为“改革文学”的开创者和旗帜性人物，当属时势使然。如今，当中国人源源不断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时，这样一篇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小说，尤其值得我们尊敬。

当年仅仅是一篇即兴挥就的自投稿，却成了我的评论“处子秀”，并左右了我未来的文学方向，是我事前没有料到的。我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浪漫幼稚，多愁善感，理性薄弱而感性膨胀，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与文学评论为伍，日后被“架上”批评的战车而左支右绌，无法退身，也是一种宿命。

春风化雨

洛杉矶的天气即使在冬季也总是透透亮亮的。那个早上它却晦暗朦胧。我打开窗子，细雨如织。这时有敲门声。是萍子。我做出请坐的手势，她站在门口不动，面色淡漠，说吃完早饭我们就走。

我明白了。这一天终于来临。

早饭有些沉闷。然后我随萍子上楼。她进了卫生间，“砰”地关上门。我在门外踱着步，问怎么是今天？外面在下雨。这话我自己都觉得透着虚伪。她在里面硬邦邦回答，这与下雨有什么关系，我可是替你着想，过几天我可就没时间了。我纳闷她怎么会就没时间呢，萍子开了门，说我肚子下面长个小东西，医生让我下星期动手术。我着实一惊，不会有大碍吧？萍子穿上外套，并不看我，顾自往外走。自从分手的事摆上桌面，我就被萍子视为一个与她不再相干的外人，她不愿谈，我就没有资格深究，可毕竟是身体里长的“小东西”啊。我跟在她身后，说还是先看病，其他的事，拖拖也行……萍子站住了，嗓音的分贝在升高，拖拖？还有必要吗？你这次为什么来洛杉矶？别担心，医生排除了恶性的可能，你的既定方针不受影响。我瞧了瞧楼下，那段日子她的父母正来美国探亲，我低声说，即使去领事馆，最好也别让孩子和老人知道。是的，我无法面对杉杉，她未满12岁，根本无力扭转父母加给自己的命运。我也无法面对萍子父母那一双日渐衰老的眼睛，尽管他们并非毫无思想准备，但毕竟已是古稀之年。我从小失去双亲，这些年他们待我如同儿子。萍子冷笑道，这种事能瞒得住谁？不过放心，他们还没有老糊涂。

乘车去领事馆的路上，雨淅淅沥沥一直未停。车窗玻璃上爬满了晶亮的水痕，像是挂着一双双流泪的眼睛。萍子开着车沉默不语。她完全想开了。到美国后，我发现她其实活得很粗糙，平时就连最简单的化妆也省了，真正的素面朝天。这使她明显老了许多。我的心一阵凄凉，赶紧移开了视线。

剩下的日子可用难堪形容。萍子陌生得像雾中人。她只是一个与我曾共同拥有一张结婚证的女人，一个我的女儿杉杉称之为“妈妈”的女人。我在这里成了多余的人。我的生活被一再删减，仅仅是一日三餐和昼伏夜寝，近乎行尸走肉。

依然记得，15年前初次去她家，我的身份还只是她哥哥的同事。正聊着，屋外一阵响动，她哥哥欠起身，说我妹妹来了！话音未落，萍子拎包进来，她步态轻盈，惊鸿一瞥，又悄然离去。日后我与萍子完婚，才悟出她哥哥的良苦用心。萍子学的是机械专业，在一家研究所当绘图员。每次下班都是我先回家，刚蒸上米饭，便听到房间锁孔里有转动钥匙的声音，我扭过脸，视线里一只满满的车筐正顺墙角落在地上，车筐里是肉菜蛋之类副食品。这样的镜头每日傍晚都要重复，持续了约三年，便随着她调进一家大型商贸公司戛然而止。

萍子很快就受到赏识，当了计划科长。公司每年都要进京争取一定数量的经营权、许可证，一旦受阻，都是她临危受命，马到成功，她也成了下班没准点且经常出差在外的超级大忙人。这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春潮涌动，全民皆商，谁手里都煞有介事地握有货单、批文、车皮，似乎熟人见面不谈上几句水泥、钢材、水果、服装、粮油、烟酒什么的，简直就不配活在热气腾腾的中国。

1992年冬季，萍子做出了一项颠覆旧日人生路径的决策：辞职南下。公司领导怎肯放她？再三挽留，但萍子去意已决，不愿沉沦于大锅饭，甚至不惜与档案“拜拜”。可真要丢掉铁饭碗，她又信心不足，问我的意见，我说，既然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具备，不妨试试，不是谁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的，至于这个家，尽可放心，杉杉我会照顾好的。她问失败了怎么办，我壮着胆说，那就回来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吐血挣稿费还养活不了你？话一出口，我都被自己感动了。其实我很心虚，我这么一位无用书生敢拍胸脯说狠话，完全基于我对她能力的判断。况且也需要我这么表态，机会来了不去试试水性，她会抱憾终生。萍子听了，激动得抱住我泪花涟涟，并承诺此番南下打拼是暂时的，两三年里赚个十万八万，就回来过安稳日子。

那时候，我对她将来可能会遭遇的逆境想得貌似周全，诸如上当、遭劫、被坑、破产等等不测，都替她考虑到了，单单遗漏了一个最容易忽视的后果：这是一条不归路。其实有些好事者早就断言：这对夫妻这么天南海北下去，分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萍子对我转述，是当作玩笑说的，我们嘻嘻哈哈，谁都没有多想。萍子第一次回津是在转年冬季。她手持砖头状的“大哥大”，驾一辆黑色“马自达”日出夜归，环佩叮当，尽显华贵。我过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静态日子，长年在爬格子编稿子，与萍子动荡刺激的商战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别。美国企业家哈默说过，人一旦进入商界，如同站在一列呼啸的战车上，身不由己。当了老板的萍子曾在海南被骗过，对商界不讲规矩的厚黑行为深怀恐惧，终于移居美国。我戏言，香港1997年才会实现“一国两制”，我家却先行进入了“一家两制”。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浑然不觉中，夫妻就已不再同路，甚至陌路。

1996年元月，我第一次到洛杉矶，她就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去，还是留。这个选择太过沉重，对于年已不惑的我，并不亚于“生，还是死”的哈姆雷特之问。湖南作家阎真在加拿大求学期间，写过长篇小说《白雪红尘》（国内出版改名为《曾在天涯》），把这种两难选择表现得惊神泣鬼，我攥着这部书，曾在洛杉矶住所旁的一条伴山坡道久久徘徊。那是个黄昏。身边不时有人走过，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嘴里吐出一串串英语，和我毫不相干。我站住了，喂老兄，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夜幕垂临。我驻足仰望，星空迷乱，似有无数神秘的眼睛在注视我。俯瞰山下，洛杉矶像个巨型魔幻场，密集闪烁的车灯汇成奔流不息的波浪。据说洛杉矶已稳居华人移民数量之最，我也曾试图为自己的留下寻找理由。难道还有什么比家人团聚更重要？有人说，移民相当于重新投胎，在有限的一生中活过两回，既然如此，何乐不为？一个人活过两回，难道不是天赐的幸运吗？但我还是摇了摇头。王小波说，移居异国，人生主题就会被改变；周国平则忧虑，移居他国，所有的人生问题都会被简化为生存层面。这也正是我难下决心的痛点。放弃并非逃避，归来也不等于败阵。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回到天津，回到熟悉的小屋子里，听潮声临窗，继续爬格子编稿子，日子虽普普通通，却实实在在。

一周后，我如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返程航班。我把揪心的最后一瞥留在了大洋彼岸，那里毕竟有曾与我相濡以沫的亲人！我戴上墨镜，为的是隐藏泪光。至于在国内朋友和同事眼里，我的归来，是愚蠢抑或明智，坠落还是升华，都不重要了。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在一片狼藉中翻检旧人旧物，像是在清理生活废墟。裙子。大衣。化妆盒。墨镜。围巾。两册业务笔记本。一捆显然再也派不上用场的机械专业书。箱子里有一副娇小的手套，羊皮的，杏黄色，我甚至不敢碰它。以往冬天，出门前她把小手伸进手套的习惯动作历历在目。我在抽屉里摸到一盘满是灰尘的录音磁带，手触电般缩回来。磁带录着曾经的一家三口说笑聊天，节假日里，萍子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反复聆听，如今却有隔世之遥。还有那件我去上海出差时买的毛衣，价格低廉，萍子却如获至宝，急急穿上对镜子左右转动，一脸灿烂。但萍子下海之后，我再没有能力让她惊喜了。

枯坐中，几滴咸涩的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滚落下来，终于酿成一个男人的失声恸哭。“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一些年后，我听到林志炫唱的这两句歌词，觉得仿佛就是为我定制的。别了，洛杉矶。为结束，也为开始。

……

（节选自2018年第8期《散文海外版》，原载2018年第5期《天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