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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梦:“90后”写作姿态更加开放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聂梦  2018年09月05日08:22

从代际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关于“70后”“80后”的创作,评论界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90后”这里,局面似乎还不那么明朗。

持续升温却迟迟没达沸点

一个显在的现象,是对文学创作中的新因素充满热情——刊物、出版社、媒体等持续推介“新声”,研究者也时常将目光聚集在这一代表文学新力量的创作群体身上。近段时间,《人民文学》“90后”栏目继续推出新人新作,《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收录大半“90后”作品,中国作家协会首次举办“90后”作家研讨座谈,“90后”作家作品的高密度亮相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除此之外,选本的出现,也被看作是“90后”创作群体自信力的一种展现,从小说集《近似无止境的徒步》、诗集《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等选本中,既可以一览“90后”文学创作的风貌,也可以看到写作者及策划者希望进入史册的雄心。整体而言,“90后”作为一个并不算很“新”的文学群体,正承载着各方越来越多的期待,以及多个向度上关于代际更迭的文学想象。

另一方面,在巨大的推进式的热情当中,却也包含着一些迟疑的脚步,针对“90后”的写作生态和创作实绩,研究者们目前尚未形成较为清晰的判断,大家大多仍处于等待和观望阶段,很少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一创作群体中,最重要的那些作家在哪里,标志性作品是否已经酝酿成熟,何时才能破茧而出。这种力介的热情与指认的困难,构成了颇具深意的反差和对比,也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这一话题设下了不小的障碍。由此,“90后”的创作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持续升温,却迟迟没有达到沸点。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90后”的文学表达缺乏内部推进力,同其他代际的写作者相比,他们的成长相对“慢热”或“晚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且情况远比推断要来的复杂。

不同代际的写作者所面对的时代与现实生活,未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如今“90后”正在经历的,在“70后”、“80后”那里同样也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身处同一历史时期,哪些核心要素将对哪些写作群体构成更为深刻的影响,不同代际的作家最终选择以怎样的文学方式对现实世界作出应对、理解、内化和表达,既有的文学经验和文学常识恐怕很难给出统一的回答。因此,当我们希冀用“新力量”来描述“90后”的创作时,还是应当先对这一群体所关联的新情况有所体认。

文学资源体现包容和驳杂性

从写作背景来看,“90后”作家生长的时代,是中国经济起飞、急剧发展的时代,是互联网、新媒体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时代,是多元文化激撞共生的时代。年轻的写作者们所依存的生长环境、持有的资讯信息、以及眼界视野等,都和前代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文学生产和传播媒介近乎革命性巨变的语境下,文学与社交、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许多新的、驳杂的因素进入到文学场域当中,开始对写作本身、尤其是“90后”的创作形态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在学历及个人经历方面,“90后”作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好,且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跨专业特征。以近年《作品》杂志“90后”相关专栏的作者为例,这些年轻人大都有着本科以上学历,其中近半数有硕士、博士教育背景,还有不少人拥有海外留学经历。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中文专业的毕业生,而是来自物理、金融、国际关系、市场营销、临床医学等多个行业。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多元的专业支撑,构成了“90后”创作的一大优势,同时也为年轻的写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途径,进一步拓展了文学书写的半径与空间。

较之于“70后”“80后”作家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谱系的承袭,“90后”在文学资源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包容性和驳杂性。评论家贺绍俊指出,在“90后”的眼里,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文学传统,而不是像前代作家那样,将后两者作为反叛传统、尤其是反叛现实主义传统的武器。在近期“70后”与“90后”的代际对话中,谈及文学阅读谱系问题时,有“90后”作家表示,他们的阅读偏好并不在虚构甚至文学这里,而是对社科类书籍更感兴趣。另外,在一些“90后”写作者的文本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世界经典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影响,也能够捕捉到动漫、电影、音乐等一系列流行文化的因子在文学场域中的施力和运行。

多元发散的开放形态

文学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同样是“90后”文学活动的特征之一。“90后”作家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先通过豆瓣、微信公众号以及各类付费阅读平台等自媒体跑马圈地,而后再转战文学期刊和图书市场,进而为主流渠道所认知。这与通常意义上文学生产过程中发表、选载、获奖、出版的传统路数截然不同。如果将以屏幕阅读而不是纸质阅读为目标的新媒体叙事定义为轻叙事,那么,不少“90后”的文学创作都与这类叙事特征发生着密切且复杂的关联。

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变革,从方方面面塑形着“90后”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写作面貌,“90后”作家并非时代巨变的外在描摹者,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本身,构成了正在行进着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以往文学观念中的代际言说,即在对象、途径相对固定的范围内,从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中总结归纳特征的思路和方式,已经无法含纳“90后”写作所呈现出的多元的、发散性的开放形态。

上文所述的诸种情况,虽各“新”其异,但都为“90后”兼收并蓄的写作特质奠定了基础。如“街道英雄”的创造者王占黑所言:“我不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或者是一个领域在我的外面。”“90后”创作群体由此所形成的写作姿态和美学趣味,也因此显得愈发自在自为、不受拘束起来。从他们的表述里,很少看到一切从我开始的“创世”情结,这些写作者总是能够既遵从自我,又努力正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笔触大多畅快轻盈,包袱感较轻,在丰厚的文学财产面前,表现出的不是影响的焦虑,也不是机械乖巧的应答模式,不轻易被字面意义上的创新牵着鼻子走,也拒绝为某种写作范式禁足而变得畏首畏尾,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开放。这种自在自为的姿态,使得“90后”写作的艺术触觉延伸得更远、更广,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创作群体的文学面相。

以小说创作为例。作为城市原住民的那部分“90后”作家,在城市书写方面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他们的城市经验里天然带有一种内在的视角,立场方面也摒弃了先在的道德预判而更具原生性。这些作家提供的城市表达,时有寓言特征闪现,但又能够与现代社会的呼吸脉搏紧密缠绕,从而避免了无端的漂浮,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其中,王占黑的《小花旦的故事》、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李唐的《降落》、周恺的《不可饶恕的查沃狮》等即是这方面的适例。以他者眼光审视乡土,是近期“90后”写作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向度,《炽风》(崔君)、《去的时候父拉子,回来的时候子拉父》(小托夫)、《我从未见过麻雀》(范墩子)等作品所呈现出的醇熟、熨帖均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和前代作家相比,“90后”作家并非乡土资源的优势持有者,但其身份的杂糅,却为不同文化形态间的相互打量和映照开拓了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传统衍生出新的思考。个体成长依然是“90后”写作最擅长的领域之一。国生的《呼吸》肌理匀畅,充满质感与哲思的力量;庞羽在《我不是尹丽川》里,从自身、自情感发散而出关于主体性的追问,蒋在的《举起灵魂伸向你》将信仰与人性、歧视与隔膜、理性与对抗融汇在富有意味的经验体认之中…… 除此之外,类型文学、网络写作等领域,同样成为了包括“90后”在内的青年写作者的集散地与练兵场。

为当下文学创作添注活力

“90后”叙事的开放特质,为当下文学创作添注了活力,也对评论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摒弃抽象的代际想象,更新现有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路径,更加耐心、细致、深入地进入到对“90后”写作的发生学、以及文本和态势的追踪和考察中。要求我们审慎地理解力量之新的内涵,不拘泥于更新换代或是文学进化论层面上的新奇或新异,不强求质的变化甚至颠覆性的审美样态,而是在充分考量不同代际间文学经验内在蕴含和相互嵌套的基础上,对“90后”写作者的创作节奏和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尊重。与此同时,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样貌的扩充和丰富等,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研究者只有时刻保持开放的眼光和态度,才有可能针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更加有效的研判和言说。

整体而言,“90后”作家的创作不急于被定义,也一时难以被定义。他们所秉持的开放的写作姿态,容易让观察者一时摸不准抓手,却也从某种程度上更加符合代际研究的初衷,也最能代表一代人良性的写作状态。它敦促关于“90后”的代际研究两边敞口,保持动态,而不是只关注某些代表性作家,令整体性的论述简化为重要作家论的合集,它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90后”写作自在自为的自由生长中,总会出现论者们在最初商讨“70后”创作时所期待的那种景象,即用作品说话,用作品完成对“在群体中被指称”的超越。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