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晴好夏天接近傍晚的时刻，在天空的北方靠近地平线那里，天色逐渐换成了灰蓝。我用手机去拍，才发现看起来宁静的颜色内部已开始酝酿风暴。云朵在转弯，在被风追逐，同时也去追逐风，明明暗暗的色块柔顺地纠缠在一起，不声不响，但好像要人知道，一些事情将在天空发生。那一片蕴着光的灰蓝色有丝绒质地，像悲伤，克制矜持，一种充满了情绪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这颜色忽然让我想到弋舟的短篇，他的语言，他的故事和故事的气味，那种大事前裹蕴着力量的宁静，雨也许将要落下来，也许，并不。

那个弋舟所说的，他对于“含混”和“无力”的偏爱，在这一片巨大的灰蓝色之中渐渐明朗起来，它成为一种提示，当我试图去揣摩他写作中的一些动因和技巧时，这个傍晚，空中一片颜色回答了我。这是一种无法离析的质地，它接近于暧昧，是一种犹豫不决。在进和退的踟蹰和盘亘里，我们有了看到生命的幽微与复杂的可能，是这样的迟疑，让我们目睹着人的可怜、可悲、可爱和可能。

他的小说离地三尺。甚至有些很轻的不可名状的东西在逃逸出故事本身，可是当阅读完成，那些不时飞出的游丝又都将返回，生命显示了它本来的重量，甚至更重。它们有时叫你感到不安，一些压抑的愤怒在耸动。可出击时，故事里的那些人却常常打空。在《丁酉故事集》中，弋舟反复地写着失落之人。但这一群失落之人又有着明显区别于我们惯性想象的特质，是的，他们在围困中，却鲜有挣扎的姿势，他们遭遇过惊惧，但并不歇斯底里。他们“恹恹的有点儿消极”，有点丧，但他们不攻击、不破坏。他们怀着心事，沉静行走，走在巨大的灰蓝色之中。那是他们的生命底色，他们很少说起，却从来没有忘记。《丁酉故事集》中的人物，失业者、艺术家、设计师、儿童，都有着属于自我节奏的从容。这让人觉得，弋舟的小说是慢的，有一些低于体温的凉。

你读弋舟，会感到他对你的邀请，首先在语言。弋舟的语言给人以妥帖，甚至是柔滑。这种语言方式有时候像在和你聊天，那种不接地气的聊天，为你的想象赋形。

现在想，我和她，和她们，看待世界的时候，也许就像古希腊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各自有着不同的视域。古希腊人形容植物会说‘鲜艳清新’，而不是绿色，同样，雪花在他们看来‘闪烁华丽’，而不是白色，他们能够完美地感知蓝色，但却对描述天空或者大海的蓝色没什么兴趣——至少，不像有着现代颜色感知能力的我们这样有兴趣。那么，究竟谁才准确地感知着世界？或者，世界是否真的能够被准确地感知。

当你接受了他的邀请，便会发现，这样的文字会带引你滑行。他不去制造语言上的障碍，而是稳妥地带你上冰面，接着，你会拥有自己的速度。当你把他的文字读出声来，会发现句子与句子，词与词的配搭拥有着音韵上的美感，很好听。而这已成为背景，是你滑行中余光漏过的连成一片的世界。作家把节奏、音韵这些诗歌要打磨的手艺搁在了对短篇小说的精进中，也搁在了故事里。在听到他“短篇小说更接近于诗”的表述之前，我便认出他的短篇有着接近于诗的气质。要这样表述一句而非那样，句法结构，词语选择，甚至对语气助词的偏爱、什么标点停在哪里，都会泄露一个小说家身上作为诗人的那种气质。弋舟的故事和语言之间，有一种非常自洽的平衡。

他喜欢下定义，为处境命名。这些对于处境的确切描述又或许能够解答我们对生活的困惑。小说在这里和未知的人们交集。这正是艺术的价值，它存在于它和你的关系里。比如他写到，“你明白，我所认为的‘好’，是以人类理性中所谓的‘正当性’为依据的——它专断地抑制我们本能的好恶，让我们无视垃圾堆的恶臭和窃取某样东西所能带给人的那种原始的兴奋。”，比如“我和小邵是相爱的，我们的爱像所有真正的爱一样，都那么岌岌可危，我们的爱承受不了一次捕获。”比如，“我走到了室外。晨风薄凉，草木在废墟中随风轻摇，世界衰败，但像每一个清晨那样地依然宛如一个奇迹。”

弋舟的语言净洁、稳定并且节制，这让他的小说在语言层面拥有一种明亮的气质，但是，他要处理的问题却是灰色的。在语言的净洁和语言所造之境的含混暧昧中，只有文学可以抵达的境地在无限地弥漫。如果说什么是文学能够给予的独特，这种经由阅读制造的奇异幻想便是之一吧。

不打算在这里复述五个故事，否则只能是对作者叙事之幽微细腻的一种伤害。但是，那些故事里攥住我的细部，却还是想再说一说。

《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一个拗口到看了两遍都没能让我准确记住的名字，可笑的是，大脑还固执地将它处理为《天通苑没有巴别塔》。女友小邵“偷了只猫回来，给我们的生活窃取到了一场振奋人心的逃亡。”这是后话。当这只猫出现在“我”眼前时，情绪只有本能的拒绝。“它”在提醒“我”，小邵对一个孩子或者一种更稳定关系的渴望，“我”并非不爱她，只是自认为“生活在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中”。“我”与生活本身的“疏离感”在谋划“带走”或是“送回”鲁西迪的旅途中发生了微妙质变。“鲁西迪”是我们为小猫取的名字，而它真正的主人叫它“巴别尔”。对鲁西迪真名的知晓，竟让“我”第一次感到人群中存在同类。这确认，是“我”生活中的高光时刻。

它当然不叫鲁西迪，但是，在它的主人那儿，它的名字竟然是——巴别尔！你能理解这有多么令我震惊吗？“巴别尔”，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震撼，超过铺天盖地的舆情——业主们愤怒了，在集体诅咒偷猫贼。但我却被这只美短的本名惊吓得差点儿扔掉手机。

巴别尔是谁？是那位写过《骑兵军》的大师。他和鲁西迪一样，都不属于大众阅读的对象，这个地球上可能只有专门的一小撮人才对他们发生着兴趣。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划分趣味的优劣，我没那么傲慢，我只是觉得人类要被分成快的，而且块和块之间相互不可理喻，无法通约。就好比，你都想不到有一群少数者，毕生热衷于收藏垃圾堆里淘出来的内裤。我以为我也是个少数者，万万没有想到，并不需要一个浩瀚的宇宙来作为背景，就在天通苑里，便潜伏着一个自己的同类。

这是很动人的一段内心告白。因为两位文学大师的名字偶然地降落于一只小猫，少数者确认了自己的同类。这确认不仅是“我”与他人兴趣的投合，更是“我”发现了有人理解着“我”对世界的那种偏爱。也正是这突然而至的“灵犀”，促成了“逃亡”。一个不易被察觉出欲望的男人，一个已经对生活缺乏行动力的男人，带着他的女人和鲁西迪，上路了。

弋舟的本事就要显露出来了。他轻轻地一滑，也将带着你，踏上漂流的“五月花”号。

一个失业的男人、蛋糕房工作的女友、偷来的小猫、巴别尔鲁西迪、甚至“五月花”号，这些都哪儿跟哪儿，可是弋舟将他们顺滑地串在一起了。当芸芸众生成为了“五月花”号上的搭乘，你便不由得会在一个阔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人生际遇、生命偶然与未知的新大陆。他们好像一下子庄严了，可他们又分明从来就是生活本身。

是生活，是故事，是寓言。弋舟在小小的精巧的装置里，安放他对生活的思考，真诚甚至痛苦，可他还是要去触碰体贴。他在日常里出其不意地安置凌空的部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五月花”号，还像古希腊人对颜色的形容。他可以为生活里那些细枝末节找到与遥远的、深刻的、阔大的、庄严的事情相通约的部分，或许可以说，他的写作，为我们重新领悟生活之“远”提供着可能。

在《会游泳的溺水者》中，他引道：

“古希腊人站在海边，眺望着紫色的大海。”

……在他们看来，蓝色属于深褐色，而绿色则属于黄色；他们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乌黑头发、矢车菊和南方的大海，也用同一个词来形容最青翠的植物、人类的皮肤、蜂蜜和黄色的树脂。没错，看起来就像是一群色盲。想象这些，令我也有了如同站在古代海边发呆的心情。

这篇我在整部集子里尤为偏爱。它充满着诗的气质。孤独，悒郁，克制的感伤，一点点光火也会叫人激动。与其说弋舟在讲故事，不如说他在尝试为几种关系寻找居所。友情、爱情、友爱以上的知遇，爱情之外的相惜，以及人投注在生活一些非常细小之物上的寄托。

宋宇跟了出来。她冲我笑笑，红着脸，一言不发地陪在我身边，等我将那根烟抽完。那是我抽过的最漫长的一根烟。当时，我想就这么永远地抽下去。我们站在一起，有种莫名的慰藉感，就像有一群无形的流浪狗正从我们身边跑过，世界动荡而危险，而我们彼此成为了对方的依靠。

故事集中的两篇，《会游泳的溺水者》与《如在水底，如在空中》，都有失去妻子的背景。但作者没有展开这种彻痛，而使它或多或少地晕开，成为叙述的底色，我们所见故事的开始，已是悲哀之后的宁静。一个人在经历巨大的悲痛后一定要走出吗？他也可以选择不。而这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丁酉故事集》所呈现的世界，是绝境之后。

去年读《丙申故事集》时，我在书页边写过这一句：故事落停，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五场人间遭逢透着相似，那便是要在一种巨大的空无感上重新建筑生活的勇气。这一回，感觉起了变化。读《丁酉故事集》有着看《海边的曼彻斯特》时若隐若现的情绪。你会感到失落者生活之困顿与混沌，但他们好像并不急于摆脱这样的境遇，是这一点这让我想起电影。而且，在阅读中越发确认，这一次，弋舟不再建筑了，他在拆除，他从一间房子穿过另一间房子，他要看一看那些围困在逼仄处境里的人和情绪，如何与生活角力，或者，以“丧”式态度，与生活之艰涩，平行着向前。

我一向怀疑“最会书写女人的男作家”诸类标签。他们贴在过太多的男作家身上，也有人拿它比附弋舟。可是你难道没看见，他还揣摩了“漂亮的小女孩”的心理，他还让一只叫做鲁西迪的猫在临别时，扬起了前爪，同它突如其来的爸爸告别。作家天然擅长虚构与共情，他们要处理的从来不是二元问题，不是以性别区分的物种，他们关心人，人类，关心人类的处境和选择。

这五篇小说读到最后，我会感到他有更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小说内在强韧的生长力。故事至此要结束了，可是，它分明是又要开始。在这一点上，弋舟的短篇无限地接近着我们的生活。他曾说许多创作灵感来自“二手生活”，而这“二手生活”，提供了许多我们对自我“一手生活”辨认的机会。

我不确定弋舟在写作《丁酉故事集》时是否有一些整体性的考量，使得这五个而不是其他，站在了一起。但我依然试图在它们之间寻找公约数，并相信它们能够暗示某种创作上的“停靠”。如果说，我在《丙申故事集》中读到的，是人对重建生活与重新进入它的用力，人与困境的对抗，那这一次，我看到的毋宁说是人与困境的相处。弋舟好像不关心人该如何突围了，他想去看一看的，是人在困境中如何与自己相处，甚至他要问，人非得走出他的困境吗？他要用故事铭刻的，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人在这一种状态中的选择。如果要描述这一状态，我以为它接近于空茫。五个故事，五种对生活的逃离，尽管这逃逸也是生活的继续，但弋舟创造了生活的“警惕者”，他们意识到哪里出了差错，敏感地活，走向生活的真相。如果将这五个故事视作完整的逻辑链条，我们就会发现，弋舟从现实出发，在造梦造境的过程中，也飞天入海，最终依然回到生活。他们没有对摆脱生活困境的用力挣扎，他们很平静，甚至超然。然而，他们又确实活在困顿之中，这困顿不仅是俗世层面的，更是精神深处与自我的较劲，但这种较劲落实在生活行动上，又是一种克制，一种漠然。这一群不抵抗也并不妥协，不勇敢也并不畏缩的人，在暗处与生活和自己较劲，一番角力之后，更加服帖地滑进了生活。对那些生活于精神灰色地带的人们而言，不超脱于苦难或平庸，或许也是一种道德。生活像一种液体，包裹他，融化他。生活作为问题与答案本身，发问同时也在解答着人类全部的困惑。

从丙申到丁酉或许再到戊戌，弋舟有他书写的逻辑。这一种命名的惯性之后，或许是对写作之恒常的笃定。他在让我们看见，故事与故事之间，故事集与故事集之间，他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或者说，手艺，的偏爱与信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