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积极与消极之间，我选择积极”——弋舟选择生活，选择面对和关注生活。这本《丁酉故事集》，作家对生活的关注则主要体现在精神生活的层面，因为他的作品是写给“始终有着精神生活的那群读者”的，而“有着精神生活”无疑是一个既广泛又严苛的标准：广泛在于，但凡是人，则都有精神生活的可能；严苛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将这种可能顺其自然地践行或者即便践行但却不一定能坚持下去直至浮游上来。这便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人情味，一种可以思考、可以传递的人文关怀；而这样充满人情味的关怀在这部并不太简单的小说集里，却时时处处地展现出清清楚楚的具象。

虽然作家选择积极，但细读这部小说集，却时常会让人置身于沉重的消极和泄气的冷漠中；这并不是对作家言行的否定，而只是复杂生活本来面目给人带来的直观体验。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很多人都生活在无力的反抗和失落的平庸中。这在这部小说集的小说《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有所显现。

小说男女主人公“我”和妻子小邵，因为小邵偷回了一只猫，我们便开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逃亡——“我”不想妻子因偷窃罪被捕入狱，而“我”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逃亡之初，“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想远离天通苑。这样的心理显示出现代人的普遍恐惧：其一，幽闭恐惧，平日里在犹如牢笼一般的封闭空间里因失业而无所事事只好睡觉的“我”或许还有一点打破牢笼的虚幻期望，比如可以找一份新的平庸的工作来应对生活，所以“我”虽因身处窘境而感到“恐惧”，但却还有偶尔想要面对生活的零星动力；其二，旷野恐惧，当逃离了天通苑，离开了牢笼，“我”便再也无处可逃地陷入了“茫茫的旷野”中，此刻的妻子则比我要幸福得多，因为她既可以将心思花在那只偷来的小猫身上，同时可以将逃出旷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我”身上，而“我”在经历了一度的迷茫和因为发现“天通苑和峪口镇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产生的失望之后，似乎终于确定了前路何往，即便这前路很可能是更大的虚幻和更远的缥缈。

好在值得安慰的是，因为这次手忙脚乱的逃亡，“我”悟到了某种生命的意义：平庸和虚假的人生，往往不由自主，它更像是来自既定的命运，人们也只好被命运裹挟，而一旦习惯了这样的裹挟，便会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本应如此；然而这只是命运顽皮的捉弄和随意的游戏，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人可以根据自生的梦想和自由的意志来支配生活，哪怕这梦想听起来像极了世外桃源，那也是更好的存在；或许我们仔细思考之后，会发现其实想要到达世外桃源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面对自己、肯热爱生活。但愿我们都有选择或重新选择的勇气、运气和机遇。

小说《缓刑》则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解读生活。大概为了躲开或者缓和父母的争吵，小女孩独自走在候机大厅里，不太熟练地玩着机械战警。她遇到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可以很熟练地操纵她的玩具，她便在一旁欣赏，仿佛这个玩具不属于她而属于这个小男孩，直到小男孩有意无意地带走了那个玩具。而后她遇到了一位陌生的叔叔，她像个大人一样跟他聊天，她的语气是消极的、哀怨的，折射出她的内心是晦暗的、烦躁的；这样的聊天中，由于对彼此的身份和底细的不了解，出现了一种暂时的平等：在小女孩眼里，陌生叔叔未必成熟，他甚至很幼稚；这陌生叔叔眼里，小女孩未必单纯，她甚至很复杂。这是一种相对视角，一种通常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纯粹主观定义，有时叫做幻想。其实生活中，我们有时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经常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坚持和原来的样子，而像逛街一样漫无目的、内心迷茫地四处游走，只会不断地被随机出现的事物吸引。

聊天继续进行，小女孩突然想起了被小男孩带走的玩具，于是她近乎天然地想到她可以“哄骗”眼前这位叔叔给她买一个同样的玩具。她先是无师自通地撒娇，但又几乎同一时间想到不应接受陌生人的馈赠。这样短暂的心理斗争背后隐藏的是人的天性与理性的激烈博弈。对于小女孩来讲，些许的贪婪和纯粹的侥幸的合力作用直观表现为渴求的撒娇，这是天性；而被父母灌输的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观念则是理性。然而，天性就一定是错的么？究竟什么是“错”？而理性就一定是对的么？那什么是“对”？须知，对与错，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实质上只是一个群体范围内符合多数人利益的主观自定义，区别无非是群体范围大或小和“多数人”的数量多或少。因此，在天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需要首先思考的不是孰是孰非，而是精神层面的理性究竟是一种怎样高妙的存在。毕竟，我们也时常像这小女孩一样迷茫地游走在一个更大的场域内。正如有很多事是小女孩这个年纪所不能理解却又要命令自己一定要遵守的一样，我们也同样有我们这个年纪搞不懂但却偏偏要强迫自己力行的规则和指令。

在人生旅途中，我们都是被判了缓刑的旅客。所谓向死而生，大抵如此。只是命运很老练，生活很青涩。命运的天性与生活的理性经常发生对抗。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属于命运的东西，而不是生活的产物；非但如此，天性还会在生活中日益被削弱，其中很多方面的削弱在生活的理性逻辑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而小说《势不可挡》在明喻今天“未来已来”的事实，“最初的反抗者们又成为专制者”，这“在无数个时代反复上演”。现实世界的明指暗喻不便多说，我们可以在单一的精神生活层面剖析这一场场“反抗者”与“专制者”对话语权的争夺。必然有过这样一批站在话语开端的人们，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初时代的专制者；之后，他们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具体而艰苦的奋斗，而只要做一些近似愚蠢而乏味的事情——比如徒手将螺纹钢拧成了螺丝刀，这本是一个落魄的女人打发时间的毫无意义的手段，却被一群可悲的“无用者”愚昧地奉为“圣人”一样的存在——便可以在无比惬意的享受中继续着无耻而蛮横的专制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非一直稳固，因为其他人对话语权的窥伺从未停止，这其中既有当初未能成功站在话语开端的人们，更主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力量，他们都被称为反抗者。他们反抗霸权，他们前仆后继，终于，不知是命运的偶然还是人生的必然，反抗者们成功了。就这样，从旧的反抗者成为新的专制者，生生不息、无休无止。世界的演变和历史的前进永远不会停止，反抗者和专制者便永远新旧交替，就像人们永远也走不到时间的终结和空间的边界。

当人们终于失落地发现这一切原来并没有太多的趣味因而越发感到厌倦之后，睿智的人们开始解构：他们解构世界，也解构自我；他们解构命运，也解构生活；他们毫无底线地、不计后果地去价值、去中心。最终，一切荒诞终于将一切荒诞化，人们只好像逛街那样漫无目的地活着，只好以千疮百孔的心去面对这个势不可挡的世界。

小说《会游泳的溺水者》的主人公“我”最大问题是“消极”，“我”的太太则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她竟会毫无征兆地自杀；最奇怪的是，作为一名游泳健将，她竟选择溺死——这无疑要花费更大的气力。也就是说，她的行为等于是自己将自己活活虐杀：这不仅残忍，而且需要极为强大的意志。如此一来，吊诡的是，一个意志如此顽强的人，竟会无法面对生活；一个如此开朗的人，竟会如此狠下心来选择逃避。那么，她想要逃避的究竟是什么？是“我”？是朋友和同学？或许是，但不全是。因为，与其说她在逃避哪个人或哪些人，不如说她在不管不顾地逃离命运；否则，一个用如此手段自杀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若不是绝难改变的命运，还会有什么难以面对的事情。只是，她或许并未成功逃离命运，因为自杀大概正是她的命运。这样的推断非常可悲，她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她以一个最狠心的刽子手的形象，都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依旧跳入了命运的窠臼。

她死了，但故事没有结束——“没人相信她会用这种方式去死，这让她‘为什么去死’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作家的语言近乎零度，他似乎没有应该有的情感波动；“我”作为苦主，竟也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表现悲伤的权力。然而，零度的语言却内涵丰富、空洞的表白却暗流涌动：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到处是空虚乏味的现实；人们的生活单调、重复，穷极无聊的人们已经发了疯地想要听闻一些事件，这便是人们选择围观的原因。围观之所以只是围观，是因为这里面不涉及正常人应该有的关心和真实切肤的悲痛，人们只是为了在苦难的命运面前，以一个最可怜的底层的身份，祈求“幸运之神”给自己平铺直叙的生活中增加一点可笑的调料。“我”太太的自杀让他们得到了“幸运的”满足；然而，这却让他们同一时间暴露了自己生命的匮乏和命运对他们的残忍。

“我”依旧活着，“消极”大概也是命运与我的馈赠。“我”是一个懒得热情的人，也可能因为这样，“我”才懒得自杀。但其实，人类从骨子里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动物，人类本应天然地有着交流欲望的；而“我”却懒得如此，多半是由于被命运所掳进而被生活所伤，这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无可避免的创伤记忆。在眼前这样一个让“我”感到沉重、颓废又混乱的世界里，“我”的症状是很多人都有的典型的时代病，这像极了精神世界里的广泛弥散的亚健康。

“有限的解脱在更深层的忧虑面前仍显得徒劳”，这其实是整本小说集所明确显现出的险些不受作家自己控制的情感基调：五篇小说虽然题材不同、侧重不同、表现力度不同，但情感的指向、心绪的堆叠却在某个层面上近乎完全相同：更深层的忧虑。这样的忧虑，既是具体的又是虚幻的——我们的“所求”会因“求不得”而苦，一个接一个的“求不得”便是一个接一个的苦；然而命运中亦有解脱的线索，只要我们按图索骥，便往往能够将“求不得”变为“求得”；但生活就是这样弄人，人性就是这样复杂又简单，所以“求得”之后的失落也就必然一茬接一茬，这样的戏码竟然就是生活中所谓沉重的诗意。

“生活原本就是对徒劳的应对”，这样的说法其实非常无奈，这种无奈是由于百般找寻人生意义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终极答案。于是，多数人便选择放弃，而开始相信生活需要换个角度去看待，命运需要换个心态去面对。事实上，这是一种“弥足可贵的英雄主义”，甚至是一种切实有效的反抗：无可奈何却仍一往无前，孤身向死却仍坚定不移，这样的英雄主义已然足够伟大，甚至有种“管他身后洪水滔天”式的自顾自的悲壮。凡人的坚守与庸众的命格，能做到这个层面，也便足以感到宽慰了。

“世界本身就是一场像模像样的仪式”，这样的仪式背后必然有着更为隐秘和有趣的所在。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只看作单一存在的人，而应该在头脑中种植一种更为浩瀚的宇宙觉识；暂且不论这样的觉识是否精英专属，我们都可以这样解读：自己本不是自己，而是一种背后更强大力量的暂时的具体的显示。这样想来，整部小说集里的故事便更加有了言说的底气；事实上，作家向我们传达便是：命运往往给人一种让人失望的徒劳感，但生活却教我们直面这样的徒劳；正如，作家宣布选择的是积极，那么直面的便是消极，这既顺其自然，又“无人幸免”。所谓“推石上山”，亦大体如此。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已有的精神生活或者努力重塑我们可能已经荒废的精神世界，而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的那道若陷若现的光——既“如在水底”那般沉重，又“如在空中”那么轻盈。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