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艰苦的岁月跟家里老房子的记忆是死死捆绑在一起的。以1987年这一条明显的时空分水岭为界线，我家在住房问题上创造和改写的一个又一个历史，虽说只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投影，可这个投影倒映出的却是今日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祖父留下来的家当除了三间牛棚般底矮破败的瓦房外，就是一些不値几文的破家什。那三间破烂的瓦房，地势特别低，周围的房屋高高地把所有的阳光都挡住，我们一家像窝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深井，外边热得要死，家里还是凉飕飕的，黑洞洞的，大白天进屋找东西还得点上电筒，大人不在家，打死我也不敢呆在家。由于房屋地势低，天阴下雨，房后厕所被雨水灌满后粪水就会见缝插针地顺着老鼠洞往我家屋里灌。黑洞洞的家一下子变得臭气熏天，父亲只得无奈地忙着把粪水一瓢一瓢地舀出去，寒冷的冬天，北风像是引了线的针，顺着瓦缝钻进屋里，冷得一家人上牙下牙一个劲地打架。虽然从小听着姐姐唱的“谁不说咱家想好”长大，可对那个盛产臭气或冷气的家我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三岁时，父亲跟两个叔叔分了家，三间瓦房我家分得一间，姐弟四个只得跟父亲母亲同居一室。

家里姊妹多，口粮老不够，随着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父亲母亲盘田种地的积极性提高，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我家得以解决。父亲和母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的种子结出了甜蜜的果实，干瘪瘪的钱包有了装放的内容，手头一下子宽裕了。1987年,住怕了黑屋子的父亲在村后半山腰批了一块地，盖了五间高高的大瓦房，一家六口人才有了各自的窝，告别了“群居”。可这山头上的房子也不好住,吃水要到村前几百米远的水井里挑，出门骑车单车只能用肩膀扛上扛下，一家人独居山上，成了山寨王。

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红猫黑猫，拿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在城里风靡很久理念像醒酒的汤药把醉醺醺的父亲唤醒。时任村民小组长的父亲邀约了几个热血方刚的汉子在村头建了一个瓦窑厂，把村里赋闲的青年男女吸收进厂打小工。瓦窑的兴起，村里的麻将扑克摊子不见了，墙跟脚下整天烤黄太阳的人也烤不住心安理得地回家干活去了。瓦窑的兴起，村里走出了窘境，焕发出生机，也脱去了“贫困村”的帽子。1997年，过怕了爬高上低日子的父亲把山上的房子卖了，到村尾批了一块平整的地，盖了三间砖混结构的房子，在院子里打了水井，还在房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吃水方便了，再也不用去洗冷水澡了，父亲被视为村里的能人，爱干净的父亲再也不用到镇上洗澡了。

住的解决了，吃的用的也改善了许多。家里最先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只记得父亲特别爱惜它，生怕磨花外壳，在收音机下垫了一块绒绒的布外，上边还盖了一块崭新的洗脸毛巾。父亲不在家那半导体谁也不敢动，父亲一回来，那半导体叫得可欢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能听到。那半导体是省城昆明工作的姑妈家淘汰来的。后来家里买了一台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再后来换了一台14寸“熊猫”牌彩色电视机，彩电买来的当天，父亲在家里摆了几桌，请了好多亲戚朋友来庆贺，当晚我家院里被围得水泄不通，看电视的乡亲把我家大门都要挤倒了，院墙上也爬满了人。再后来家里又买了一台55寸薄薄的“长虹”彩电，现在为满足家中各人的口味——避免争抢频道，家庭每个成员的卧室都拥有一台彩电，那又笨又重的“熊猫”白送人没人要，只有当成古董接灰尘。一年前，父亲邀约村里的一伙人到北京耍了几天，大饱了眼福口福心福，“乡巴佬”进京，为村史抹上了光彩的一笔。

公鸡母鸡大献鸡，电扇冰箱电视机、电磁炉、抽油烟机，这机那机，除玲琅满目的家电外，家人睡的也是实木的席梦思大床，酒柜，衣柜，矮柜，这柜那柜，一个家干干净净，家里样样齐全。三年前，父亲的脑壳开了窍，决定把老家的房子统统处理，资助在州府打工的弟弟城市里买房，除千里之外的我外，大哥一家和弟弟一家在顺利“会师”。在州府买房，是祖上几代人也不敢有的梦想，可终归在父亲大哥和小弟手中实现了。我家在住房问题上的“三级跳”，不过是老家农村在40年改革开放国策感召下微不足道的九牛一毛，整个农村今昔的巨变才更让人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