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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2018年第5期|风飘石:壳

来源:《星火》2018年第5期 | 风飘石  2018年08月28日16:52

风飘石,本名张绪平,江西瑞昌人,江西省作协会员。小说、散文曾发表于《文汇报》《清明》《时代文学》等报刊,著有长篇小说《梦呓》《我是一棵树》,历史文化专著《九派浔阳》《中国历代状元》。

那个坏消息是一只苍蝇带来的。

八月的一天午后,张三就着一碟臭腐乳喝了三碗红薯粥后,四仰八叉地躺在老屋天井边的竹床上午睡。这是他伏日里每天的习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聊赖。全村的人都在忙着双抢,中午想躲在家里休息一下,弄不好还要受到一阵雷声的恐吓,大呼小叫地去抢晒在稻场上的谷子。做工的小憩片刻后也要顶着烈日去上班。只有张三既不作田也不务工,午饭后便可以放开身子睡觉,只有尿才能憋醒他。自从父亲被广州的二哥接走后,他便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立夏之后,他每天只起一次火。常常是三更时分,全村的人都还在睡梦中咂嘴,他便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架起鼎罐来煮粥,有时红薯粥,有时南瓜粥,轮换着来。他这么做一是因为睡不着,二是怕早餐的热粥烫嘴。

盛夏时节,乡间的菜蔬是丰饶的,菜园里的茄子辣椒豆角俯首可撷。张三也不愿意下地,喝粥只就着一碟臭腐乳,很是焦苦。尽管如此,他的这种在乡间被称作“歇伏”式的生活还是让全村人嫉妒,连门口林子里的知了和麻雀都感到不平。平日里,只要他一躺下,林子里的知了便开始拼命地嘶喊。一拨喊累了又换另一拨,实行两班倒。麻雀也三五成群地登堂入室,叽叽喳喳地在饭桌上找他遗落的残羹,有时还跳到他身上,在他的前襟上一反一复地磨喙。知了和麻雀像是打好了商量,同心协力要吵醒他,但这都是枉然。

这一天的午后,门口林子里仿佛在酝酿着一个阴谋。知了一只都不叫。几只麻雀也只站在青石的门槛上贼头贼脑地望了几眼便穿过天井飞上了天。这种反常的寂静压抑得张三心烦意乱,把竹床折磨得叫苦不迭。就在这时,那只苍蝇来了。

先是由远及近的嗡嗡声,像是在空中逍遥的飞机,接着便在他的脸面上盘旋。张三知道这只苍蝇是从天井上下来的。假寐的张三等待着它在嘴边的降落,因为那里残留着午餐的粥壳。但是那只苍蝇好像没有什么食欲,只是一味地盘旋。张三有些焦躁,便挥手去捉。闭着眼睛捉苍蝇是张三的一门绝技,躺在这张竹床上练了不下十年。他用听觉和触觉来定位,准确出击的手掌就像是一张弹网,十拿九稳。但这一回他数次出击都是无功而返,其中有一次似乎已触到了苍蝇的翅膀。那只苍蝇仿佛要与张三斗智斗勇,仍然示威一样地飞来飞去。羞恼的张三翻身坐起,要见识一下这只视死如归的苍蝇。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六叔急迫的呼喊声:

张三,张三!你爹病了。你二哥打电话来,叫你到广州去接他。

坐在竹床上的张三心里还有些忿忿,目光始终追着那只苍蝇游移,懒得答应六叔。直到那只苍蝇像一架完成了轰炸任务的敌机,大摇大摆地从天井的上空消失后,张三才对着已经站在面前的六叔高声大气地说,接什么接,谁接走的谁就负责送回来。

父亲是五月被二哥接走的。二哥是在广州读的大学,和二嫂同学。二嫂的父亲在广州是个人物。二哥毕业后便留在了广州,先是在一个机关工作,干了七八年,眼看着就要熬成婆了,忽然就接到老丈人的圣旨,要他辞职下海做生意,因为二嫂的哥哥已经承了父业。二哥的生意虽然做得很大,但实际上是过着“倒插门”的日子,公司里的钱赚得再多也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当然,二哥也是个有心计的人。张三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很多钱,多到不好意思说,多到银行的行长每年都要来给他拜年。这些钱都是二哥汇进来的。这张卡挂名是张三的,但里面的钱他却无法支取,因为密码是二哥设置的。对二哥这种老鼠驮粮的把戏,张三总是暗暗地嗤笑,心想这大老板过的是什么日子。

在张三的印象里二哥有些年没有回家了。往年电话打过去,总是说公司里的事情多,不是在香港就是在美国。这些电话都不是张三想打的,但一年三节和清明祭祖之前,父亲总要张三给两个哥哥打电话问他们回不回。大哥从来没有肯定的回答,但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顺便”回来转转。大哥在省里工作,回来的时候总像做贼一样生怕遭到县里和镇上的围堵。二哥那边只会打来一笔钱,有时候三万有时候五万,都是由二嫂经手打的。不知二哥吹的是什么风,想到要接父亲去广州呢。

父亲的身体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年纪大了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只要一个磕绊就会要他的老命。二哥说,转年爹就九十岁了,做九不做十,我和你二嫂商量好了,想在广州给父亲大人做九十大寿。张三说,我知道你钱多,你多给我点钱就行了,我保证把爹的九十大寿办得风风光光。你把爹接到广州去,就你一个人给爹拜寿哇?我和大哥怎么给他老人家拜寿呢?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叔侄、姑娘姊妹怎么给爹拜寿呢?冬日里你怎么不接爹去广州?现在炎天暑热的,你把爹接到广州去抗日呀?父亲自己也不愿意去,他怕一把老骨头丢在广州,魂魄不得还乡。

就在两兄弟相持不下的时候,六叔来了。他对父亲说,大哥,这也是老二的一片孝心,你就跟着去吧。我都去过无数回了,老二家里宽敞着呢,亲家公亲家母都和善得很。二哥见来了帮腔的便更来劲地说,就是,我回来接你,也是我老婆和她爸妈的意思。你看,我在广州二十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家门朝南朝北呢。也就是今年空闲些,想把你老人家接到身边尽尽孝道。你老人家一年老似一年,要是一辈子没进过儿子的家门,我不是要遭人道路?他又对张三说,我跟大哥商量过了,大哥也认为父亲的九十大寿最好不在家里做,叫我还是把父亲接到广州去,到时候你和大哥都过去。

估计父亲一想,老大家他已经去过几回了,只有这老二家还没有去过。做寿不做寿的倒不在乎,老二靠着老丈人生活也不容易,手板手背都是肉,一碗水要端平。于是父亲对张三说,你帮我收拾一下东西吧,我跟你二哥去。

在张家,六叔有特殊的位置。在整个金城镇,这个六叔也算得上一个奇人。父亲是张家的长子,六叔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比父亲要小二十多岁。父亲年轻的时候读了不少书,先在政府做事,后来改行在金城学校当老师,再后来又自学中医替人看病。不管走到哪里,父亲总是带着这个幺弟,两个人很有感情。到了运动多的那些年,祖父已经去世,父亲作为长子顶着家里的成分要常常参加斗争会。那时候的六叔正是一个青皮后生,凡是有父亲参加的斗争会他必定作为一名坚定的决裂者跳到台上去。他终于得到了一只红袖箍,整天戴在手臂上耀武扬威的。那时候张三还在娘的怀里吃奶,大哥、二哥都在小学读书。六叔不但自己从家里搬出去,还蛊惑走了大哥、二哥。六叔给他们每人用毛竹片子削了一支红缨枪。上学放学的时候,三个人排着纵队在村街上“一二一”。他还带着大哥、二哥提着石灰水到处刷标语。

六叔的用心旁人没有看懂,说他是个忤逆不道的家伙,送了他一个绰号“六傻子”。只有父亲心里明白,对这个幺弟很是感激。天下太平之后,父亲常常对张三兄弟三个说,我们家能有今天,真是难为了你六叔。有了父亲的这个评价,六叔从此在家里便傲慢起来,常以功臣自居。父亲落实政策后,大哥和二哥相继考上了大学。六叔更是趾高气扬,开口闭口就说:我大哥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我大侄子二侄子都是大学生。满金城到处都是他的声音。大哥有了一些地位,二哥也发了财后,六叔更是不得了,跑到镇上找到镇党委书记要村支书当,说某某某是我大侄子,是他叫我来找你的。又说某某某是我二侄子,他的钱多得能砸死人。镇党委书记真的就让他当了村支书。大哥知道这件事后专门给镇党委书记打了电话,嘱咐镇党委书记对六叔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但工作上绝对不要听信他一派胡言。镇党委书记捧着电话信誓旦旦地答道:没有没有,领导放心,六叔确实是一个有威信、有能力的老党员。说他有能力大哥相信,说他有威信大哥只能哑然失笑。镇党委书记这么说,大哥也没有横加干涉。就这样,六叔在村支书的位子上干了一届又一届,如今都六十好几了,还赖着不肯下台。当然,也是因为有了大哥、二哥的关系,别人办不到的事他能办到,别人要不到的钱他能要到。这样的村支书,也没有哪一任党委书记想到过要换他。六叔就这样逍遥着,做些好事也顺带着做点坏事来肥肥自己的腰包。

张三父子四人,个个都有看不惯六叔的地方,但父亲和大哥、二哥都不说破。父亲忘不了那份患难之情。大哥、二哥也是因为有了这位六叔,童年才过得那么自在,没有谁敢欺负他们。更重要的是,大哥、二哥现在更需要这么一个六叔。他就像一架大喇叭,到处广播着大哥的清廉务实和二哥的义举仁心。他的肚子里总有那么多令人信服的生动事例,仿佛就是他自己的身受目睹。

只有张三不给六叔面子。这似乎是有着前世的渊薮。张三从小有些愚笨,读到小学二年级还不会做十以内的加减法,指头扳来扳去就是算不清楚。那时候六叔在家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当即便摇着头对他作出了结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就是个“三傻子”。张三再傻也听得懂这不是一句好话,当即反驳说,“三傻子”总比“六傻子”强。张三从此便记恨着六叔,总是跟六叔唱反调,小时候挨了六叔的不少“栗钻”。张三长大后,果然就不如两个哥哥能考上大学,只好去当兵。六叔说,你看,我看人就是有这么准。

张三当兵是在北方边境线上,连队里没有一个老乡,完全生活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平时给家里写信抬头便是:父亲大人,儿很想念你。这自然是真心话。复员的时候,张三想给父亲一个惊喜,事先也没有写信告诉父亲。当时,父亲已落实政策安排在金城镇医院当医生,虽然退休了,但还返聘着。张三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打得豆腐块一样的背包直奔医院。看见满头白发的父亲正在给人看病,张三情难自禁,不由自主地双膝一软,“噗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用部队的官话高声叫道:父亲大人,儿想你想得好苦哇!当即让候诊的病人们目瞪口呆,父亲更是手足无措。这个场景正好让六叔撞见,他赶上前去揪着张三的耳朵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张三忍不住疼痛,用手护住耳朵,自然而然地就冒出一句金城土话来:耳菇揪落咯,耳菇揪落咯!大家继而哄堂大笑起来。

回到家里,六叔指着他的鼻子训斥道:你说我是“六傻子”,我是人傻心不傻。我看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三傻子”。要不是看到张三已是人高马大,六叔说不定又要给他吃几个响当当的“栗钻”。从此以后,六叔便不再称呼他的名字,开口闭口就是“三傻子”。

张三复员回家的时候,父亲在金城已被尊称为老先生。两个哥哥大学毕业都分配了工作,张三自己也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国营企业上班。这样的家庭在金城是首屈一指的。和张三在同一个厂上班的姑娘也不少,但张三就是谈不上对象。许多姑娘一听说是那个叫“爹”做“父亲大人”的“三傻子”,便都是摇头抿嘴一笑。年轻的张三心里想,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婚事这么耽搁着,转眼就过了三十。接着就是企业改制,工龄买断,五百块钱一年。张三领了六千块钱后又把背包打得豆腐块一样背回了家。从部队到工厂都是有作息时间的,一下子闲下来的张三有些不适应。厂里的同事们基本上都是南下打工,张三考虑到父亲没人照顾,便想就近找一份工作。先是在镇上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后来又调到城建办。父亲说这工作不好,让他辞了。后来找了几家厂子都没人要。在一家厂子都工作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被解雇了。大哥便对他说,父亲年事已高,你就不要再出去找工作了,就在家里帮我们安心照顾好父亲吧。二哥也说,大哥说得对,我们两个都忙,就只有靠你来照顾父亲了。经济上你不用操心,都由我和大哥负担。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最重要的是赶快找个姑娘结婚。

就这样,张三按照大哥二哥的意见在家里照顾父亲。说是他照顾父亲,更多的时候还是父亲照顾他。父亲虽然快八十岁了,但身体还健得很,只有一些重体力活是张三干。实际上张三只是跟父亲做个伴。张三虽然没有工作,但因为大哥和二哥的关系,来相亲的人还是蛮多的,只是姑娘的年龄不再是十八二十。虽然老姑娘务实些,不再在乎他把“爹”叫做“父亲大人”,但一走进那幢老屋还是忍不住要打一个寒噤,瞳孔随之就要因惊悸而放大,双手紧搂着肩膀受不得寒一般,大多数转身再也不肯回头。有肯坐下来谈的,开口就问:你爹几多钱一个月呀?你大哥是书记还是县长呀?就没有哪个姑娘肯问问张三自己的情况。张三想,我又不是找娘找嫂。这样的姑娘张三是一概拒绝。次数多了,一些促狭的人便跟他开玩笑说,张三,你是不是家当有问题呀?张三一点情面也不留,当即反驳道:我家当没有问题,不信叫你妹妹来试试。

张三就这样养成了与人格格不入的习惯。特别是跟六叔,凡是六叔赞成的他就坚决反对。针尖对着麦芒。

你到底去不去咯?六叔站在张三的竹床前说,你要是不想去就给钱我,我去。张三心里想,你去?怕不又要在广州赖个十天半月,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吧。六叔最喜欢去的就是二哥家。大哥的家里他也喜欢去,但大哥身份高,工作忙,去了也只是叫秘书安排他吃顿饭,多少带点东西。去二哥家就不同,专车坐着,专人陪着,白天到处玩,晚上住宾馆,吃香的喝辣的,走的时候还要大包小包地拿。这几年兴招商引资,县里的镇上的领导只要去广州都是六叔引路。六叔家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差不多都是二哥家里换代淘汰的。一家人穿的衣服也是二哥送的。六叔每次从广州回来,身后跟着的都是托运回来的箱包。张三知道,二哥的这些东西不送给六叔也是要送给别人的,但心里就是不舒服,尤其是对六叔的这种做派很是鄙薄。

想到这里,张三搓了搓眼睛懒洋洋地说,嘿嘿,你去?又不是你爹病了,你去干什么?

看见等在别墅门口的父亲拄着拐杖,张三心里暗吃一惊,心想父亲病得不轻,已经“三条腿”了。张三叫了一声“爹”就快步上前去搀扶。父亲挡开他的手说,没事没事,这都是做派。说完就把拐杖递给身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张三再仔细打量父亲,但见他稀疏的白发梳成背式,唇上的短须修剪得就像广州街上的绿化带一样,下巴上蓄起了山羊胡子。一身淡黄色府绸便装,束口绲边,对襟布纽。脚上着一双千层底皂色圆口布鞋。看见父亲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张三暗暗思忖,父亲这是重操三指旧业呢,还是在广州打卦拆字呀?

父亲看出了张三的疑惑,抬起双臂来说,你是看不惯我这身穿戴吧?唉,戏台上的官服龙袍,唱完了就要脱的。

张三看到父亲不像有病的样子,就问道:爹,二哥不是说你病了吗?打电话叫我来接你。父亲回答说,也没什么大病,就是水土不服,没有一天是舒服的。是我让他打电话叫你来接我的。张三一天也不想在二哥家里待,就说,那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你看,回去的车票我都买好了。父亲说,不行不行,明天还有一台戏呢,做人做事要善始善终,你安心住两天吧,我们后天回去。张三没闹明白,以为是父亲明天还要看戏,就说,广东的鸟语戏有什么看头,我们还是早点回家,看我们金城的糯米采茶吧。父亲听后摇头朗笑道:不是看戏哟,是要上台演戏哟。张三见父亲精神还好,心里一时高兴起来,就望着父亲调笑道:看你这身装扮,演个算命先生还差不多。话刚出口又觉得言语上有些冒失,赶紧改口道:还是演你的老本行神医扁鹊最合适。想不到父亲听完后又是一阵朗声大笑,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些角色我都演过。当然,演得最多的还是寿星老儿。你二哥二嫂三五天就要给我办一次寿宴,海参鱼翅当饭吃。只有一点不称心,你二哥二嫂说我年纪大了,这广州不比老家金城,看着就在街对面的高楼,没半个小时也走不到,人来车往的也不安全,总是要拿轮椅推着我去。张三见父亲笑得前俯后仰的,赶忙上前去给他捶背。

父亲拉着张三一起坐到沙发上,侧身盯着张三狡黠地说,爹活了九十岁,只听说过少不入川老不走广,这回真是见识了。广州这地方日头毒,瓜果蔬菜花草树木什么东西都蹿得快。连人的年纪都跟田里的甘蔗一样往上蹿。我在广州待了不到四个月,年纪就长了十岁。父亲见张三不明就里,又接着说:我第一次随你二哥二嫂出门吃饭,一位大领导拉着我的手问你二哥二嫂:令尊大人精神矍铄鹤发童颜,有一百岁了吧?我还没来得及纠正,你二哥便抢着答道:托领导的福,今年九十九了,按我们老家的说法就是一百岁。你二哥二嫂前后给我做了七八次寿,但做的不是九十大寿,都是百岁大寿。三,你看我能活到一百岁吗?

张三接了父亲从广州回来,两个人继续在老屋里过着寻常的日子。父亲再也不提广州的事。左邻右舍有来闲坐或是找父亲把脉的,问起怎么不在广州老二家多住些时日,广东那边暖,至少也可以等过了冬再回。父亲只说有些水土不服,吃不惯喝不惯,老二也很忙。大家便说父亲是个劳碌命,享不得清福。

七八天后的一个中午,张三和父亲正在天井边的饭桌上面对面地喝粥。六叔拿着一张报纸跑来,对着父亲兴冲冲地说,大哥你看,老二当上政协常委了,这上面还登着他好多事迹呢。父亲随手把报纸递给张三说,你帮你二哥收着吧。半夜煮粥的时候,张三就着灶火浏览了一遍,上面还有一幅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穿着倒是清清爽爽,只是面容有些呆滞,脖子上围着一块隔巾。二哥和二嫂双双蹲在轮椅前给父亲喂药。张三顿时有些脑溢血的感觉,当即把报纸在手心一团塞进了灶膛。

父亲从广州回来后,天天赶着张三出去找工作。父亲说,你不要管我,我身体健得很,自己还能照顾自己。就算不能照顾自己了,你兄弟三个我一人家里住一年。村上的老人不都是这样在子女家里轮转着住?有的还一个月一转。我生了三个儿,不该你一个人照顾。

张三想起来,厂里刚改制的时候,他硬着头皮找到镇政府,书记二话没说就把他安排在计划生育工作队,没几天又调到城建办。父亲知道后对他说,你这不是凭本事,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张三说,六叔还当着村支书呢。父亲说,六叔是六叔,你是你。张三只好辞了这份工作,要不然干到现在恐怕都转正了。后来连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成功,张三以为是自己没有什么专长,便按照大哥二哥的意见,在家里一心一意地照顾父亲。想到这里,张三对父亲说,我读书不认真,在部队上也没有学到一门技术,年轻的时候都找不到工作,现在哪里还有人要?父亲说,什么样的年纪找什么样的事,近处没人要就到远处去找。你没有技术,去给人看门当保安总是可以的。

父亲是这样的意见,但张三并不打算完全采纳。找工作也是为了赚钱,张三不缺钱。二哥那张卡里的钱他动不了也不想动,但他还有另一张卡。那里面都是二嫂逢年过节打来的,加起来怕也有一百多万,他和父亲这一辈子都用不完。父亲不这么看。父亲说,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事,劳动是做人的本分,一个人不能一辈子不工作。张三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父亲,父亲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他对父亲说,你年纪太大了,我去远门也不安心,要不就近找一份工作吧。没多久张三便在镇上的一家外资企业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但干了两个月后,还是被企业辞退了。

那天太阳已从天井里照进来,怕是到了九十点钟了,张三还在床上睡觉。父亲问他:你上夜班吗?现在还不起来。张三懒懒地答道:我被厂里辞了。父亲迟疑了片刻说,你把电话给我。接着就听见父亲站在天井边对着大哥大发雷霆。张三赶紧起来走到父亲身边,就听见大哥在电话里压着声音说,爹,爹!我正在开会,晚上我打电话给你。父亲则大声地叫嚣:你不用打电话给我。我不是你爹!这是张三第一次看见父亲对大哥发脾气。大哥是什么地方触怒了父亲呢。

不到半个小时,六叔便匆匆而来。父亲正坐在堂屋里的八仙桌旁看书。六叔走到父亲的身边说,大哥,莫生老大的气。老大是给我们张家长了脸的,干到那样的位子上不容易。老三有没有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不愁吃不愁穿的,替两个哥哥照顾好你就是他最好的工作。本来已经平静了的父亲忽然又发起火来,指着六叔的鼻子骂道:你这个“鬼子六”,给我滚!张三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骂六叔。

六叔灰溜溜地离开后,二哥又打来电话,叫张三到门外去接。二哥在电话里说,老三,你就不要再惹爹生气了。我们兄弟三个,又没有亲姊妹,你不照顾爹谁来照顾爹呢?叫大哥辞职呀?叫我把公司关门呐?三兄弟都回去守着老父亲喝西北风呀?找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我们家又不差钱。你说要多少,二哥给你。张三想,怎么就是我惹父亲生气的呢?张三不想听这个“二老板”瞎胡扯,就把电话挂了。二哥再打进来他也不接。

张三这时才明白,父亲发火跟他的工作有关。回到堂屋里,看见父亲还坐在八仙桌边生闷气,张三对父亲说,爹,不找工作也好,我也懒散惯了,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我还是在家里好好照顾你吧。父亲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过后,就到了深冬季节。父亲不再跟张三提找工作的事。他每天早早地叫醒张三,两个人在房前屋后开起荒来,菜园里种上了萝卜青菜。父亲还问六叔要了几亩抛荒的田地,打算种油菜插稻谷。废弃多年的猪栏也修整一新,父亲跑到镇上捉回来两只猪崽和一匹刍狗。有了这些活物,家里一下子生动起来,竹篱绿树间鸡飞狗跳,俨然就是一户地道的农家。父亲说,撸锄头棍种庄稼的事情也是要人做的,做工务农都一样,只要劳动都光荣。

父亲还请来木匠在家里打了一架中药柜子,开起中医义诊来。闲暇的时候,父亲便带着张三去采草药,告诉张三中草药的炮制方法和功效。父亲对张三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民是天底下最稳当的职业,夜夜都可以伸直脚睡觉。父亲又对张三说,一个有抱负的人,宁为良医不为良相,悬壶济世福荫三代。张三就这样跟着父亲亦农亦医,日农夜医,觉得这种生活虽然辛苦却也很惬意。

春节期间,大哥“顺便”回来,看到父亲和张三过着这样的日子,连声说好。他对父亲说:爹,等我退休了,一定回来给你当学徒。不过儿子还有个请求,中草药的成本费就不要收了,爹记在我账上,全部由我承担。父亲对大哥还存着芥蒂,一边铡片一边说,我有钱,不用你操心。二哥二嫂知道后,立时打回来十万块钱。二嫂在电话里对张三说,只要爹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做什么都行。

金城人一般都是在元宵节的晚饭桌上商讨来年的生计,就着猪头肉下酒,把来年要做的大事共同规划好。过完元宵年就没了,全家人都要努力去践行。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头头得胜,金城人元宵节吃猪头大概就是这个寓意。

三,家里有多少钱?父亲在元宵节的晚饭桌上这样问张三。量体裁衣,每一个规划都要从家庭财力的实际出发。父亲想做什么呢?张三猜不透。他答道:多得很,用不完。父亲追问道:多得很是多少?张三说,具体多少我不清楚,至少也有一百几十万吧。听说有那么多,父亲的脸上开出一朵菊花来。他说,今年我们要做两件事,一是把老屋拆了,盖一栋新楼。二是你一定要成家。

张家的老屋是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人退兵的时候重修的。三六九的青泥火砖,四水归堂的格局,青石板的厅堂前后三重。说起拆老屋盖新房子,这是张三十几年前就有的心愿。那时候,他受大哥、二哥之托,在家负责照顾父亲的生活,两个人守着这样一栋老屋,总感到气息阴浸。父亲已是年逾古稀,关节筋骨受不得潮袭。得到父亲的同意后,张三打电话征求两个哥哥的意见。二哥倒是很爽快,说老屋阴暗潮湿,对父亲的身体健康有影响,是应该拆了重建,要花多少钱全部由他负责。二嫂当即就打了二十万块钱回来。但大哥没有同意。他说现在经济还不宽裕,先将就着住几年。张三告诉大哥,经济上全部由二哥负担。大哥说,房子是三兄弟共有的,二哥的生意也刚刚起步,让他一个人出钱不好。父亲便对张三说,那就听你大哥的吧。

张三就这样陪着父亲仍然住在老屋里。除了天井以外,房间里的窗户开得像牢房一样,夜里楼板上的老鼠跑马一样地来回,墙角里的蜈蚣蟑螂四处疾走,后来,张三谈了一个姑娘,不问他家的钱财,也不问他哥的官职,两人相处得很好,差不多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有一天,姑娘与张三说话晚了,就在他家住了下来,半夜里一只老鼠钻进了她的被窝。第二天一早姑娘还是惊悸不定,临走时揉着乌青的眼泡对张三说,昨晚一夜不敢合眼,还是先盖好房子再说婚事吧,在这老屋里睡觉,要把人吓出心脏病来。眼看着婚事要黄,张三便有些焦躁起来,再去找两个哥哥商量。这时候二哥的意见也变了。他说,长兄如父,我们都要听大哥的。大哥的意见不但没有变,反而加了一句话:婚姻看缘分,和拆屋盖房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看到那个姑娘再也不来,也为张三的婚事着急,整天地背着双手围着老屋打转。终于有一天他对张三说,树大开杈,儿大分家,这是古理,要不这样吧,你们三兄弟分家。老屋是你们三兄弟共有的,三一三十一,你把你的三分之一分走,你再拆他就没有权力干涉了。这几天我用脚横直都量了,三分之一的地基足够你盖房子的。说起分家张三自然不敢同意。但父亲说,你真是个“三傻子”,不分家你永远也别想盖房子,一辈子也讨不到老婆,这事你听我的,你大哥、二哥那边我来打电话。电话打过去,两个哥哥坚决反对,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不行,过得好好的分什么家,外人知道了还不道路我们两个不孝不悌。过了一会儿,六叔也赶过来对父亲说,大哥,这家万万分不得。我们张家在方圆几十里是有名的仁义之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这一分,不是打老大、老二的脸吗?你叫他们两兄弟在外面还怎么做人呐?父亲铁青着脸对六叔吼道:我再不打他们的脸,全金城的人就要来打我的老脸了。

父亲话虽这么说,但家到底没有分成,家不分张三自然得不到自己的三分之一。张三便琢磨着另外开基建房。父亲说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大哥、二哥还是不同意,说这更要遭到外人的道路。在外人眼里这不是把老父和兄弟往外赶吗?就这样,张三的房子始终没有盖成。结婚的事自然也是竹篮打水。

十几年过去了,父亲现在又旧事重提。两个哥哥会同意吗?张三的心里没有底,更没有多大的兴趣。但父亲这回有点一意孤行破釜沉舟的味道。他也不跟老大老二商量,径直请来帮工就准备拆屋。人正在屋顶上下瓦的时候,就见六叔救火一样地跑来,站在地下冲着上面喊:下来!下来!都下来!六叔对父亲说,大哥,这老屋拆不得,老大、老二知道了是不会同意的。父亲手里正拿着一把锄头,气得在地上拄得“咚咚”响,高声叫道:我自己的屋我自己怎么拆不得?我还没有分给他们呢,还要他们来说三道四?就在父亲和六叔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只见远远地来了七八个城建办的人,把骑在屋顶上下瓦的人一个个都叫了下来,而后对父亲和颜悦色地说,张伯,拆屋盖房是要先办手续的,你这样做是违法的。说完又把几个帮工好一顿训斥。父亲眼看着事情又要泡汤,气得举起锄头就朝六叔挖去,嘴里骂道:你这个“鬼子六”,我就知道又是你捣的鬼!大家赶忙搂住父亲,六叔趁隙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晚上,六叔又提了两斤冰糖腆着脸来给父亲赔小心。他对父亲说,大哥,这老屋是我们张家的风水宝地,千万拆不得呀。你看老大老二都是在这老屋里生的,一个做官一个发财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还有你,九十岁了身体还这么健。这老屋里坐着福禄寿三星呢,怎么能说拆就拆呀?嘿嘿,大哥,白天的事你莫怪,我也是没办法。现在到处都在搞工业化、城镇化,县里给我们金城镇做了新规划,农村建房一律停止审批,拆旧建新也一律冻结。你没看见到处都在拆除违章建筑吗?你在金城德高望重,是有身份的人。弟弟我当着村支书,要是你带头这么做,我还怎么去管别人呐。老大的位子那么高,要是有人做起文章来,不是要让他前功尽弃吗?你和老三就受点委屈吧。这老房子冬暖夏凉的,也还说得过去。父亲只是默不作声,等六叔悻悻地离开后,随即就把两斤冰糖扔出了门外。

过了几天,县里忽然来了一班人,镇党委书记和六叔陪着屋里屋外地转了几圈后,就在老屋的大门边钉了一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铁牌子。上面写着:江南古典民居。

自从那块铁牌子钉上去后,父亲便变得沉默寡言起来。除了张三以外,谁都跟他搭不上话。父亲每天从田地里回来,总要盯着那块铁牌子反反复复地看,就像是审视一个陌生的访客。茶余饭后,父亲便坐在藤椅里,怔怔地看着那块铁牌子在日头的映照下放射着光芒。终于有一天,父亲被那块放光的铁牌子照出病来了。

年岁不饶人,病来如山倒。也就三五天的时间,父亲便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张三要送父亲去医院,他坚决不肯。父亲对张三说,我行医大半辈子,自己的病自己清楚。张三要打电话叫大哥二哥回来,他还是坚决不肯。父亲拉着张三的手说,我是三个儿的爹,但只是你一个人的父亲。那一年你从部队上回来,不就是跪在我面前叫我“父亲大人”的吗?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告诉他们,也不要惊动你六叔。把我送上祖坟山后你就出去找工作。

张三点头答应了父亲。

父亲在老屋里闭眼的时候,只有张三一个人在床前。

张三的大哥、二哥得到父亲的讣讯赶回家的时候,只看到祖坟山上两支迎风飘荡的白幡。老屋的门上也只有一把横穿的铜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