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海琴，江西武宁人，在《创作评谭》等处发表过作品,获奖若干。

我初识南山，是母亲将要出门劳作之前。清晨天刚亮，她就简单粗暴地拍醒还在沉睡中的我：“起来洗衣做饭，午后记得看下南山，如果乌云来了，赶紧收稻谷和衣服……”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顾我的情绪，边说边扛着农具和干粮水壶出门。我在梦中被这样一堆繁重的家务惊醒，一肚子的起床气，把被子踢上一百遍，还不够泄气，又爬起来，趿着拖鞋，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冲着我妈的背影，扯着嗓子喊：“我不干，我就是不干。”可任我喊破嗓子，她头也不回，偶尔回头，是带着几句恐吓和叫骂：“你这个死捞子（赣北方言丫头的意思），你要是敢不做好，看我回来不打死你。”

她不回头理我，我生气。她回头骂我，我也生气。无计可消除，先坐在地上哭一场，哭完，又默默洗衣、做饭、喂猪，给田地里的父母送午饭，午后观天象，收稻谷，收衣服，傍晚搬着椅子安心地坐在门口等满身疲惫的父母归来，因为锅里已煮好了饭，浓浓的米汤已盛上桌。天空中的缕缕炊烟，此刻都变得温情脉脉起来。

彼时我大约十岁左右，每逢农村里的双抢季节，我就被当作半个劳动力来使唤。

我家住在南山和北山的中间，小时候靠它们辨别方向。我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当我坐在家门口的桃树下做作业时，我的右边是南山，左边是北山。南山应该是武宁县境内梅颜山的余脉，北山是幕阜山余脉，但我从不想去考究这些，我喜欢管它们叫南山和北山。

南山郁郁葱葱，春有百花秋有月，可人迹稀罕，冷冷清清。北山光秃秃长满芭茅，毫无美感，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北山里成吨成吨的黑色黄金变成一沓沓人民币，将人们从田地里解放出来。但面对人们对它的“搜肠刮肚”，北山是愤怒的。它发作时，就会将贪婪的人们埋进煤土，永远见不了天日。世间从此多了许多孤儿寡母，这是代价。

我家隔壁邻居，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男人长得挺拔健壮，但对女人却温柔体贴，女人生了三个女儿，男人也没有半句责备和不喜之言。每天从煤矿里下班回来，男人洗净一身黑土后，轮番抱起三个心头肉。

最小的女儿十个月便会走路，每天看见爸爸回来，就伸着胖乎乎的双臂，摇摇晃晃走到爸爸的怀抱里。但这幸福很快随着一声炮响，轰然坍塌。

村里传来煤矿爆炸、塌方的消息，一时，恐惧如瘟疫般蔓延，麻将桌上的女人们，溪边洗衣的女人们，都立刻停下手中活计，蜂拥爬到山腰上寻找自家的男人。

很不幸，隔壁家的男人再也没能回来，人们把他那血肉横飞的残缺身体抬回了家，村里的医生用尽了医务所里所有的纱布，才将他包裹成一个全尸入殓。女人昏倒，几尽虚脱，两个大点的孩子随着大人们一起哭泣，最小的女儿被人们抱着，清澈的眼睛里天真无邪。我看见那可爱的小孩，很为她担忧，难过地在一旁哭成个泪人。当我看见爸爸在人群中忙碌时，突然间有种巨大的庆幸感拥抱了我，那一刻我觉得洗衣、做饭、喂猪、收稻谷是幸福的事。我擦干眼泪，找到我妈，摇着她的手对她说：“你们两个，都不许去煤矿里干活！”

在这件事之前，我特别羡慕那些矿工家的孩子以及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首先他们不受管束，漫山遍野地撒欢，作业爱做不做，夏天在池塘里泡一下午，监护他们的爷爷奶奶只得在池塘边守着，奈他们不何。其次他们手头有钱，父母把亏欠的陪伴都转化成零花钱塞给他们，一瓶瓶的汽水、健力宝浇灌着无知的童年，早早尝到甜头的他们，大多很快辍学，步父母的后尘，终生以挣钱为生活目的。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金钱以外的东西，像动物寻找食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邻居家丧事料理完毕后，很快，人们就好了伤疤忘了疼，煤矿也稍作整顿后，又抓紧时间开工。男人们依然热火朝天地下井，女人们依然热火朝天地打麻将，日子，在侥幸中一天一天过下去。

在挖煤导致的血淋淋的事件面前，大多数在山旮旯里穷了几代的人们麻木认为：生死由命，修短随化。

也有没被麻木的人家，女人没有资本上桌打麻将，只是在家浆洗做饭，洒扫庭院，养鸡饲狗，男人耕着自家一亩三分地，前面有黄牛拉犁，后面有半大的娃推耙。这样的人家是我喜欢的，他们的生活有未来。

邻居男人家只得到很少的赔偿。煤矿老板以本次事故主要责任是另一个矿工失职为由，让他们两家协商后续相关事宜。女人从没有挑起过家庭的重担，慌得手足无措，开始只是在家以泪洗面，后来为了活下去，不得已去找那位肇事矿工索赔，不料肇事矿工并没有善待她和她的孩子，也没有主动在劳力、金钱方面及时给予补偿。绝望之下的女人，摔碎对方家中所有能摔的东西，带着三个孩子，坐在他家门口哭，直到村干部前来调解。如此反复多次。

后来我父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我家远亲，大龄未婚，长着像斯大林一样浓密整齐的八字胡，个子不高，很敦实，话少，外表、性格与女人的前夫相差甚远。他每次到来，女人对他都很冷淡。他白天怕人笑话不敢来，晚上来的时候也只是悄悄地站在她的窗子下面叫她名字，笨拙地说一些保证。终于有一天，女人开口了，要他把她的三个女儿视如己出，并且他们之间不再生育子女。他全部都答应。

她跑到前夫的坟前哭了半日，趴在坟头抽噎不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三个孩子我一个人怎么养得活……”

后来，从母亲和父亲的聊天中得知，当我那远房亲戚再去敲邻居女人家的门时，女人开门接纳了他。渐渐的，女人的脸上又开始出现了笑容，人也重新圆润起来。

我父亲是个热爱生活、浪漫有趣的人，高中毕业后就在本村找了我母亲结婚。两家人只隔了一条马路，听老人讲述，结婚的时候，我母亲盖着一条红手帕，我父亲将她牵回家。

成家后的父亲没有随波逐流去挖煤，他学了一门手艺：酿谷烧。谷烧是赣北地区广受欢迎的谷酒，用黍壳染成红色，味道醇香绵长，易入口而酒劲大。我的童年开始有记忆时，第一个场景就是在父亲的酿酒房里。空气中全是发酵的味道，阳光从瓦缝中射下来，一束束白色的光柱里，含有酒精味的水蒸汽在上升，弯弯曲曲，就像父亲喝醉酒后的步调。

弟弟出世后，爷爷老房子里那一小间房已经容不下我们四口。父亲在北山脚下相中了一块地，自己烧制青砖灰瓦，盖了一栋两层的毛坯房，尽管砖瓦都是自己烧制，也还是债台高筑。

去北山挖煤赚钱的人都要经过我家门口，男人下井，能活着回来的人都会带着不少的工资，只要稍作精打细算，生活还是很宽裕的。父亲想必也心动过，不然不会在将上门讨债的人打发走后，拿起谷烧酒，一杯杯把自己喝得满面红涨。

后来父亲兼职做起了村干部。

那年代的村干部要收钱，收粮，调解纠纷，很容易得罪人。

他原本想让日子过得轻松一点，没想到，工资少得可怜，还苦了母亲，家务事再也无暇顾及，全部由母亲一人扛起。并且落下不少“吃冤枉”的罪名。父亲重名节，爱面子，受冤枉气后，总是用他亲手酿的谷烧酒去消愁。

母亲劝解无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便趁父亲去村组做工作时，拿起铁铲，走到北山上，将矿工从深井里挖出的煤一铲一铲浇到运煤的大卡车里，赚辛苦的力资钱。一天下来，往往两个胳膊已经沉得像两坨铅，鼻孔里塞满黑色的灰尘。

母亲不怕苦，但是她怕人说闲话：“村干部捞了那么多冤枉钱，还要老婆来铲煤？这简直丢村干部的脸。”“他不是有志气不来赚煤矿的钱吗？怎么管不住他老婆来？”

这话很快传到父亲耳朵里，他趁着酒兴，抡起拳头把母亲打得鼻青脸肿。母亲被打后，躺着床上生了几天闷气，一起来看见这简陋的家，又拿起铁铲上了北山。父亲依然重复酒后的暴力行为，我依然是撒开腿去爷爷家、外婆家、邻居家搬救兵。救兵来了实际上只是减轻一点我的恐惧，他们救不了母亲，搞不好莫名其妙挨一顿打回去。

我忍无可忍，在某一天早上，红着一双哭了整晚的眼睛，靠着厨房门框，对着正在做早饭的母亲说：“妈，你把我送人吧……”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又溢了出来，母亲正在捞米的手在空中停了几秒，没有说话。从那以后，父亲再怎么发酒癫，都没有打过我一下，慢慢的，也不打母亲了。

煤矿歇业的时候，人们到南山砍柴，然后整齐地堆放在屋檐下。南山有大片大片的映山红，每年春天，红的、黄的、紫的开满各个山头，数不清的幽兰在山谷悄然绽放。山腰上有一座庙，庙里的钟声从雍正年间开始敲响，悠远而深沉。古寺旁留着一口油盐洞，据说当山下有人穷得揭不开锅时，可以上来取得油盐用以度命，第二日洞里的油盐又补上。小时候以为这是神仙的法力，长大后才明白，这是庙里的僧人对供养者的另一种供养，是慈悲和普度。

古庙叫白莲寺，寺里最后一个老尼叫六婆，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山下的人们都把她当家人一样，只要知道她缺吃缺喝了，不管自己家里多困难，都会主动想办法送点粮食上山。山下的孩子们主动去帮忙砍柴火。后来，人们都忙于外出打工或挖煤，唯恐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老得无法下山的她却被人们遗忘了，没有弟子愿意来古佛前延续青灯，油盐洞里的油盐早就竭尽。她平静地选择在一个夜里，点完最后一根香，点燃庙檐低矮的茅草屋顶，然后盘坐在蒲团上，和整个庙宇一同化为灰烬，只留下一块刻有众多名字的功德碑，那些名字，都是活在雍正年间的人们。

那晚上，山腰间熊熊的大火映亮了半边天，震惊了山下的人。这是我听过的，最悲壮的涅槃。

老尼和古庙的涅槃，也隐隐揭示，那一段时间，人在物质面前的失控。

老尼涅槃的时候我在外求学，但很不幸落榜。母亲当众羞辱我，说我白白浪费她那么多钱。盛怒之下的我失去了理智，和她吵架，吵得声嘶力竭，哭得歇斯底里。我没想到和母亲的第一次嫌隙竟然也是因为钱，我很悲伤，母亲竟然也不可免俗地成为了拜物主义者。

最后是父亲来收拾我们母女之间的残局，很感谢他及时地扶正我的三观：“衡量一个人的标尺并不仅仅靠金钱，而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他让我去读卫校，他认为能治病救人，在任何年代都是有用的人。

我毕业后就留在家乡的县城工作，回村里的机会很多，偶尔，也像小时候那样去爬爬北山，又爬爬南山。

这些年民间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已经苏醒，加上安监部门大力监管，北山上血淋淋的事故已经多年没再发生，安全警示牌也跟着活泼、大胆起来，上面的内容让我笑不可抑：“一个男人上班却不注意安全，等于是在给另外一个男人打工！”“一个女人上班却不注意安全，等于是在给另外一个女人腾地方。”还有一块写着：“事故就是两改一归：老婆改嫁！孩子改姓！财产归别人！”

笑过之后我开始陷入沉思和心痛，在此丧命的人，结局无一不被这些警示牌言中。

北山已满目疮痍，在山体的另一边，原本还有不少村庄，但现在全部移民搬迁，因为山体掏空，随时可能有地表塌陷，而且已经无法蓄水，池塘、水井都干涸。据说很快，这样的小煤窑都要关停。

北山终于可以消停了，只是此刻它像一个被吸吮干了乳汁的老妇。

“妈妈，你看，火车开出来了。”女儿奶声奶气的惊喜声把我的思绪拉回来。

煤矿再也不需要人力去铲煤，当年母亲冒着被父亲打骂的危险去干的活计，已经被铁轨取代，像火车车厢一样的铁皮箱子将煤一车车倒进大卡车，运出山外。

“妈妈，你还铲多久，我饿了，我们回家做饭吧？”当年我总是站在这煤堆旁央求母亲。疲惫不堪的母亲也总是没好气地骂我。

我喜欢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我母亲却不是一个缠绵的母亲。或者说，生活的粗砺磨损了她的缠绵。

我仿佛又看见童年的自己，哽咽在喉咙里堵着。我现在才能明白，父母当年在穷困面前有多么无力，他们坚守家庭完整的决心又是多么艰难。

我牵起女儿的小手，坐运煤车回到村里。当年在煤矿里侥幸活下来的人们都开始老了，当年在池塘边守着孩子们的老人已经去世，当年在池塘里搅浑的泼皮孩子成了村庄新的主人。村庄不管人们怎么折腾，它从不会停止一茬茬的、如割韭菜般的新陈代谢。

年纪稍大的，有的还在玩麻将，有的也跳起广场舞。打听了一下，再没有人去挖煤了，人们不再潦草地对待生命和健康，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邻居家的三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我的远亲遵守着他当年在女人窗下的承诺抚育三个姑娘，其中两个大学毕业，已有体面稳定的工作。我母亲后来把家搬到县城，邻居家最小的那个女孩，牵着新婚丈夫去我母亲家道贺，笑着和我打招呼，脸上有种淡淡的羞涩。

有一日我步行上班经过公园，无意间看见一位偏瘫的老人在进行康复锻炼，我正打算加快脚步赶路，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面熟，于是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正是当年那位因操作失误导致我家邻居死亡的肇事矿工，此时在认真地、迟缓地做着每一个康复动作，然而身体颤颤巍巍不听使唤，所以每一个动作都不到位，嘴角伴随着艰难和疼痛，歪斜得更厉害。最触目的，是他那专注得发直的眼神里，像南山一般执拗地耸立着对于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