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守仁，1933年9月生，上海市人。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后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散文《林中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世界美文观止》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一

我和小说家张弦第一次见面，大约在1978年底、《十月》创刊不久的时候。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完电影剧本《苦难的心》，回宁路过北京，在《十月》当时办公的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搭伙。张弦身体清瘦，脸色憔悴。可能因长期农村劳动、经济拮据、营养不良所致。早在1956年，我就读过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甲方代表》，后改编成剧本《上海姑娘》，拍成电影公演。他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便在吃饭时约他坐在会议室一角交谈。

我向他介绍：打倒了“四人帮”，坚冰融化，文艺春天可能要到来。1957年后散至各地的作家们正从新疆、山西、辽宁等地陆续回京。我们估计王蒙、从维熙、邓友梅们平反归队后，必然会把基层生活积累多年的体验、感受，熔铸成文学作品发表出来。因此我们紧抓机遇，创办了一个大型刊物，迎接文学井喷时期的出现。刊物取名《十月》，是因为本世纪几个重大转折事件，如1935年长征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76年“四人帮”覆灭，均在十月发生；同时还想表达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大地丰收的喜悦之情。我送张弦一本《十月》创刊号，请他以后多给《十月》写稿。

张弦向我诉说他的经历。他说：我从小就爱写作，在上南京五中高三时，主编过《五中文艺》。第一期墙报竟在市大中学校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于是心里有了想当作家的念头。看到苏联工程师阿扎耶夫，投身于火热的经济建设之后，写出了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成了著名作家，于是我报考了工科大学。1951年夏，我考上了华北工学院冶金专修科，第二年院系调整，并入清华大学。大学时期是我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最多的岁月。毕业后我分配到鞍钢。1957年春我写了中篇小说《苦恼的青春》，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安徽农村干活。我车过水，插过秧，挑过粪，赶过马车，在马鞍山市电影院里当过扫地的、引座的、看门的……1977年秋天回宁后重新创作。这次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心情振奋，准备大干一番。

张弦从1979年到1981年，短短三年里，接连发表了《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名篇。《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荣获了1979年、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当时《十月》缺乏精彩的短篇，故我每当《十月》出版之后，首先向住在南京上海路25号的张弦寄赠样刊，并附上热情洋溢的约稿信，切盼他赐稿。这件工作我整整坚持了九年。

二

1982年初夏，我到南方组稿。到了南京，首先去拜访张弦的家。我从市中心新街口走了很长的路，探问着寻找到上海路25号小院。我见院子里晾晒着一竹竿衣裳，像阔叶似的争探出低矮的檐头，去迎接被附近建筑物挤窄的阳光。这时小屋里正有个中年妇女提着一只擦得锃亮的水壶走出来，到院子里自来水龙头上接水。我问她：“这儿是张弦的家吗？你是……”她微笑道：“是张弦的家。我是他妻子张玲。”我问她：“张弦在家吗？”她说：“他老不在家，不是到外地参加笔会，就是去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文学剧本。你是？”“我是《十月》杂志编辑，来向他组稿。”张玲白皙的脸上戴副眼镜，苗条的身子穿一套素净的短袖夏装，胸前系条镶边碎花小围裙，伸手道：“那你请进。”

他们的小屋很暗，里外两间，外间小，里间大，中有门相通。在里间坐下后，张玲给我沏了一杯茶，笑道：“你大概是张守仁先生吧？”我吃惊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持续不断寄赠的《十月》，还有你写的约稿信，我们都按期收到了。张弦不在家，信都是我拆的封。我都为你坚持不懈的编辑精神所感动，觉得张弦早应该还你们文债了。他写作认真，数量不多，应付不了众多刊物约稿。但你专程来了，我就催他给你们写。”我说：“那就谢谢你了。”张玲说：“我也要谢谢你。你寄来的刊物和书张弦没时间读，正好成为我的精神食粮。”

我和她谈起近几年文学界对张弦复出后发表的小说交口称赞。《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拍成电影后，观众爱看，还推出了一位优秀女演员沈丹萍。张玲指指靠墙的小桌子，说：“他平时就埋头在灯光下写作。深夜，他常把我从睡梦中摇醒，硬要我听他念刚写下的得意段落。我经常给他泼冷水，指出他作品中的毛病。”

我为张弦高兴，他有懂文学的妻子作高参，使他的作品如虎添翼，更加出彩。趁张玲给我削水果之际，我环视小屋，发现张弦的家虽小，光线不足，但窗上挂的、桌上摆的、床上铺的，都精心，品位高雅。水泥地擦得发亮，一尘不染。张玲显然是个懂生活、爱整洁、善理家的主妇。

桌上摊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问她：“你在看？”张玲说：“儿子张远、女儿张为上学去了，闲着无事，欣赏欣赏。”

造访不遇，感到遗憾。临别时我托张玲转告张弦：“下一篇小说，写完了务必寄给《十月》，别再投沪、宁刊物了。”张玲送我离开小院，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转告他。”我得到主妇的允诺，欣然离开了她的家。

1985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由王蒙、陆文夫主持会议，在春暖花开的南京市隆重颁发中篇、短篇、报告文学奖。群英荟萃，记者云集，举城欢腾。会议间隙，张弦夫妇特地要了江苏作协的车，邀请王蒙、谌容和我到新街口附近新开张的一家西餐厅用餐。当晚在中山东路307号俱乐部（原国民党励志社招待所）有一场舞会。舞场气氛热烈。先有一位南京歌舞团女演员表演独舞，作为开场。那女子身材细高，两腿修长，舞姿奔放。大家在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裙边飘扬，欢声笑语，如痴如醉。但我很少见到张弦带领张玲进入舞池。她独自戚戚地默坐一边。我便走过去邀她跳舞。不知为什么，张玲眼神忧郁，似有什么难言心事。我不便问，又带她跳了两支舞曲，见她不像往日那么健谈，就离开了舞场。

三

1987年秋，我听说张弦在离我北三环路住所很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红楼招待所里改编电影剧本。一天晚上，我骑了自行车，兴冲冲去了北影厂区。走进红楼214房间，张弦正在跟人打电话，已摁下免提，声音较大。从他们交谈中我获悉对方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邵燕祥。燕祥原是写诗的，但那时主要写针砭时弊的杂文。燕祥说：“你近十年的小说、剧本，写的都是女性的性格和命运，她们的受害、受骗、失望、绝望，或者沉沦，或者默默死去。善良、软弱的性格，导致悲剧的命运，值得同情。”

张弦说：“历史上，多数读书人与女性的命运是相似的。他们都处于被豢养的地位，不能自主，依附于人，扮演听喝的角色。”

燕祥说：“五四文学的特点之一，是突出了诸多社会问题中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往往从女性的命运折射出被压迫阶层的困境，于是发出控诉的呐喊。这印证了经典作家所说的话：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志。”

张弦说：“我近年一直忙于写电影、电视剧本，写小说的时间很少了。”

燕祥说：“如今你小说家的名声已被剧作家之名覆盖。我作为你的读者，还是希望你给我们多写一些精彩小说出来。而改编剧本，更多属于专业技巧性的活，让他人去干吧。”

张弦说：“守仁来找我，我正巧要跟他谈谈最近寄给他的一部小说。”

那年初，张弦给我写过回信，感谢我多年来坚持向他赠书、赠刊、约稿。他在信中写道：“你每封来信，使我又感动又着急。如今我居住条件改善了，已搬离上海路狭窄的平房，住进了省作协分给我的锁金村新房子，但仍不能静下心来写小说：一是陆文夫小说《井》要改编成电影，老陆的事不好推辞；二是我要访问香港、日本。但是我向你交稿的决心是不会变的，无论如何今年九月底前要交出一部写婚外恋的中篇小说……”这样，我持之以恒地约稿九年，才在上个月收到他寄给我的小说稿。

张弦和邵燕祥打完电话，坐在我对面问：“我给你的《情网》你审读了吧？有什么意见？”

我当文学编辑多年，只看作品质量，决不顾及作者知名度和亲疏关系。我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看法；写小说的作家触“电”之后，改编影视剧本时间长了再写小说，他的文笔就粗了，语言没有以前那样细密、精致了。这是因为小说语言和影视剧本语言，有雅俗之分，细粗之别。小说的魅力在语言，而影视剧本的语言允许简略。比如写“黄昏”，作家在小说中要用几百字甚至几千字卓尔不群地、细致入微地描写黄昏的色彩、光影、氛围；但剧作家写影视剧时，只要短短几行或只写“黄昏”两字就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昏，则由导演、摄影师到野外寻找、选景，使之形象化、视觉化。剧本的文字是草图，而小说语言要求细密性、精致性、唯一性。《情网》最大缺陷，就是语言粗糙。我建议你有了充裕时间，慢慢细改。

张弦听了我的话，面露愧色：“你是行家，指出了《情网》文学语言上的不足。稿子退我吧，以后重写。”

我说：“最近我审读了散文家韩少华上高三的女儿韩晓征写的中篇小说《夏天的素描》，她把每个同学的个性描写得活灵活现、生动传神。尤其是她的语言鲜活、伶俐、机巧。我很佩服，已签字，将在《十月》发表。我听张玲说，你们女儿张为也热爱写作，准备明年考南京大学中文系。”

张弦说：“小为爱看书，作文出色，可能是个写作坯子，但写作是很苦的，她能坚持下去吗？”

我说：“你儿子张远特爱摄影，可能是你在马鞍山电影院里干杂活时，小远从南京去看你，常拿张小板凳坐在过道里蹭看电影埋下的爱好。我听说北京电影学院明年招生，在全国设两个考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福州。北京考点人才集中，福州考点人少可能好考些。明年《十月》杂志将在福州举办笔会，我建议你带着儿子与会，顺便去了解一下电影学院福州考点的详情。”

张弦说：“谢谢你关心我儿女上大学的事。不过我和张玲的夫妻关系已经闹僵了，互相折磨，你知道吗？”

我说：“有所风闻。但我觉得，张玲是在你处境艰困、一贫如洗的时候爱上你、嫁给你的，又扶养大小远、小为一对可爱儿女，你一定要善待她、体贴她、关心她。”

张弦说：“张玲陪伴我风雨同舟度过了一段极艰苦的日子。这我铭记在心。但人是会变的，生活改善后，她虚荣心重，爱打扮，视钱如命，看到爱慕我的女性写的情书，就跟我大吵大闹，要死要活。我们的家已无安宁，斗得不可开交。”

我说：“正因为她爱你很深，才不能容忍你这样那样的绯闻。她写信告诉我，你老不着家，偶尔回去，总是疲惫不堪，没有精力温存她、爱抚她。”

张弦说：“骨子里你不了解她。她要我完全听从她支配，经济上控制我，感情上淹没我。在这样的家里，我感到空气窒息，不能自由呼吸。总有一天，我要跟她分道扬镳，摆脱互相伤害的困境。”

我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我也不是清官。但我作为你的挚友，还是劝你和张玲重归于好。你要珍惜你和张玲之间近二十年来相濡以沫的患难亲情。”

时间已晚，我正要离开，214号房间里，推门走进来一位撑雨伞的女子。她收下伞，跟张弦说外面下雨了，又指指我：“这位是？”张弦说：“《十月》编辑张守仁。”又向我指指她：“她叫秦志钰，北影导演。我写她导，正合作一部电影《失恋者》。”

我仔细端详，进来的是一位亭亭玉立、身材姣好、眉清目秀、肌肤白润的女子。她穿一件红色秋装上衣，下身是深色长裤，脚上套双新款女靴。她把给张弦洗净、叠好的一摞衣裳交给他，转身对我说：“由于《高山下的花环》轰动全国，你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我听北影剧本室主任江怀延——就是演员江珊的父亲，多次夸你组稿能力特强。今日幸会。”我谦辞道：“谢你过誉。”联想到刚才在盥洗室看见张弦已放了半浴缸温热水准备洗澡，猜测秦女士今晚是来欢度良宵的，便借故匆匆离开了北影招待所。

四

1989年4月20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率领多位评委、编辑家、散文获奖者到江苏无锡市金城宾馆召开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集颁奖会。散会后回京途经南京，我顺访了上海路25号。本来张弦、张玲夫妇已搬至紫金山下、玄武湖畔锁金村住宅区。后因夫妇离婚，于是张玲又搬回旧居平房过日子。1988年后张玲常写信给我，诉说她命运之不幸、生活之绝望。有一封信里她甚至说：“我走在马路上，巴不得大卡车轧过来，把我推进死神的怀抱。那么含辛茹苦都挣扎过来了，张弦却移情别恋，把我抛弃了！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活得那么累、那么苦还要活着？为什么活得那么没有希望还要活着？我随时准备结束这其实没有必要再拖延下去的残生！”

那次我一踏进小屋，张玲一反往昔的热情和礼仪，向我一面流泪、一面倾诉她苦难的童年、苦闷的青年、苦楚的中年。年轻时渴望有个历尽沧桑、学养丰厚的男人与己结伴同行。19岁那年遇到了张弦，一见面心就嘭嘭跳，渴望见他又躲着他，夜里睡不着觉想他。有时一连几个小时站在他路过的街上，只盼望见他一面。在如此疯爱的心情下，我不顾亲友反对，痴恋着与穷作家在“文革”中结了婚。那时穷得天天只吃一毛钱菜，以86斤体重的瘦弱身子，拖带着两个幼儿上班；背一个，牵一个，下着雨，还要挤公共汽车；挤车时牵着的孩子滑进路边水沟里，捞出来，拧拧水，再挤车；下班了还要侍候张弦瘫痪的老母，为她梳头、洗脸、喂饭。多睡一个钟头都是奢望。中秋节张弦从马鞍山回来，全家人只能分一块月饼。那些心碎的岁月、泣血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生活好过了，他竟这样对待我、遗弃我……

我耐心听完她诉苦，邀请她到旁边“一棵树”小饭店吃顿便餐。她摇头说心里难受，没胃口。我便请她到户外走走，散散心。路过五台山体育场，张玲告诉我：“我常避开孩子，孤零零坐在这空旷的台阶上独自暗泣：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命运为什么如此蹂躏我、捉弄我、折磨我？”

我劝慰她：“事已至此，只能想开点。人要随遇而安。换个角度想想，摆脱了相互的折磨，解除了依附的羁绊，得到的却是轻松和自在。你老师夸你作文好，让你在班上朗诵，何不利用充裕的时间，从事写作呢？对于文学创作，痛苦的体验，是一种极宝贵的资源。你写给我的信，文笔比我的散文好，你搞点创作吧。”

这时我们已从上海路转到了北京西路，又从北京西路拐上了树林茂密的颐和路。我们沿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走去，暮色中见树荫下一对恋人正紧紧地相亲相拥。那男青年甚至把女的抱起来走了一程。那姑娘欢欣地撒娇着、挣扎着，轻声叫唤：“让我下来，快让我下来！”待那对情侣的背影消失之后，张玲说：“作为离婚的单身女人，如今我不敢面对他人的幸福。面对他人的幸福，更衬托出自己的不幸和孤独。”我告诉张玲：看到这两位恋爱中的青年，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从1953年至1956年，4年时间里，我一直住在这颐和路一幢三层楼别墅里，给华东军区首长当俄语翻译员。那时下班后，苏联专家住进北京西路的AB大楼，首长们回到自己的家。我独享一座花园洋房：楼下耸立着一棵高大的雪松，有一座玫瑰园，园旁植有三四株金桂，连接着一片草坪。这条颐和路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各国大使集中居住的地方。路两侧拥有两百多幢风格各异的西式建筑。解放后，这些豪宅均为人民军队接收。1952年，我在外专毕业后，就住到这里当翻译。那时每天晚饭后，我走出爬满藤蔓、蔷薇摇曳的铁栅围墙，足踏被月光照耀的树叶碎影，听着附近别墅里传出的曼妙钢琴声，一个人怡然散步。到了星期天，就骑着自行车到新街口新华书店、南京图书馆买来、借来一大摞中外古典文学名著，钻进小楼里狼吞虎咽地阅读。青春岁月，无忧无虑，充满向往，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美好的时光。现在，我常怀念住在颐和路的日子①。

张玲说：“那时你才二十一二岁，和我儿子张远现在差不多年纪，就已从事这么重要的工作，真令人羡慕。”

我问：“张远、张为在大学里学习好吗？”

张玲说：“挺好。这得感谢你周到的安排。张弦带着儿子到福州参加你们的笔会，顺便让儿子在福州考点报了名，经过考试，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录取。你在《十月》发表了小为一个短篇，有了编辑部推荐，再加上她成绩越过了考试分数线，顺利进了南大中文系。守仁老师，对于一个独身女人来说，儿女是她生命中的唯一依靠：儿子意味着她今后生活的希望和支撑；而女儿呢，则是母亲美丽的梦和贴身小棉袄。”

在街上蹓达了近两小时，我沿原路送张玲回家。临别叮嘱她一定要抓紧时间写作，有了作品就寄到北京去。

五

1989年6月，我在《十月》编辑部收到了张玲用纤细的钢笔小字写成的散文《偶像》②。那是一篇蘸着血泪写出来的精品。尽管我反复阅读，仍找不出一处需要我润饰、修改的地方。

张玲年轻时崇拜张弦，视他为偶像，深陷爱情漩涡不能自拔：一厢情愿的盲目，不顾一切的痴情，全心投入的狂热。张弦成名后，张玲发现他在外不断拈花惹草，心中的偶像迅即跌成碎片。往日浓烈、炽烈的爱情，破灭得一无所有。离婚后她从锁金村带回一大包分居两地时写给张弦的信。她清楚，布置新房时，这包感情浓浓的信函，将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可能在风雨中飘散成零乱的纸片，被好奇的路人偶然捡拾起来，窥探到原本属于他们两人之间的隐私，从而耻笑一个痴情的女人。

张玲在《偶像》中写道：“我们一同走了二十年。二十年永远像是昨天。突然间，我们同舟共济的小船搁浅了，我们眼前的大河干涸了。一切都似有魔鬼驱使。一切都猝不及防。河底交错着裂纹，似一张无法修补的破网，更像一篇用古老甲骨文写成的悼词……”

我得悉时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艾煊③在调解张弦、张玲家庭纠纷时所说的话语：“两人都是感情极丰富、爱得欲死欲活的人，但两人的感情趋向，又差别极大。张玲的爱是排他的，又是极端专一的。在她心中，除了张弦，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是不存的；张弦的爱是泛爱，也是情爱和性爱不可分的爱。”既然江苏作协主要领导作了这样明确的评定，《偶像》又写得凝练、深沉、精致，我便把此文签发于1989年《十月》第4期。旋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年散文选转载。京城作家王蒙读了评价道：“婚姻如此剧痛，才能憋出这样的妙文。”

《偶像》发表后，我忙于编辑部的事情，还受从维熙委托编他拟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四百万字八卷本文集，便和南京的张玲疏于联系。有一年我忙里偷闲给张玲打长途电话致以问候。她说：“我病了，老是胃痛，吃不下饭。一吃就呕吐，夜里睡不着觉，人瘦得不成样子。”我焦急地问：“你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她说：“去了，照了片子，医生说我肠胃上出现一串小泡泡，大概是淋巴结核吧，叫我住院进一步检查。”我说：“那你快住院吧。有病快治，千万别耽误！”之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张玲住院的病情，几次想抽身去南京探望，都被办刊、评奖的事情挡住了。过了一个月，我往张玲家里打电话问讯，是她儿子张远接的。我问他是否需要给你家寄点钱，以补贴你母亲住院的费用。张远说：“张叔叔，母亲原单位可以报销医疗费，不要寄钱来。妈得的是胰腺癌，剖腹动手术，医生发现已到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只好又缝上。”我听完冒出一身冷汗。现在看来，医生说她肠胃上有一串泡泡，就是癌症扩散的迹象。不过他当时不能如实对患者明说罢了。

张玲发表《偶像》后，众多报刊、“年选”纷纷转载，遂引起散文界重视。南京的文艺刊物开始向她约稿，不久她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我猜想张弦是看过《偶像》的，当张玲得了胰腺癌处于危重之际，他念及患难中的恩爱，伸出援手，和众多亲友一起，千方百计寻觅偏方，踏访名医，紧急抢救张玲生命。但病入膏肓，无法挽救。在剧痛得难于忍受之际，张玲于1995年12月21日凌晨6时50分设法自尽，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

六

张弦和秦志钰结婚后，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我的住地离北影仅两站路，所以两家往来频繁。张弦、秦志钰介绍我认识了影评家李尔葳，让我出版她编的《巩俐影集》。李尔葳和陈凯歌很熟，为我们弄到了观摩《霸王别姬》首映式四张电影票，地点在凯宾斯基大酒店后面的21世纪剧场。开映前，我们见到了导演陈凯歌和领衔主演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等名角。片子很长，接近三个小时。影片情节围绕两个伶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故事展开。看完电影，我们在剧场附近吃自助餐。一面吃一面议论张国荣饰演的男扮女装京剧旦角程蝶衣，入戏很深，扭着身段，说话娇滴滴，笑起来酸溜溜，举手投足活脱脱一个旧伶人。制片人告诉我们：“开拍前张国荣从香港到北京生活了6个月，专门学戏，故演得如此传神。”秦志钰说：“葛优演的戏霸秦四爷，戏份不多，可多么出彩。我是看着葛优在北影大院里长大的，他一直亲热地叫我秦姨。想不到他长大后比他父亲葛存壮演得强多了。”张弦说：“这部电影众星云集，摄影是顾长卫，配乐是赵季平，并由林忆莲、李宗盛演唱主题歌《当爱已成往事》。阵容强大，才拍成如此出众的电影。”

当晚我约张弦到我们两家之间的北三环中路双秀公园散步。进园门后，我们绕过芍药园，坐在竹林旁一张长椅上。我对张弦说：我们的友谊好比一杯美酒，不希望掺进不洁的成分。作为诤友，我要指出你最近干的不应当的事。我的朋友看见你在西单星巴克双人座里，跟年轻姑娘S搂搂抱抱，十分亲密。起初我不信，正巧S是我耐心辅导的文学青年，我们俩亲如父女，便打电话问她。她据实相告，在一次讨论会上经人介绍彼此认识。次日你约她到外面喝咖啡。过几天又请她到北海公园玩，送她一条金项链，又进“仿膳”饭庄吃饭。饭后钻到白塔旁的树林里，你抱住她、摸她、亲她。我知道了很生气。这事一旦被秦志钰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秦是李鸿章的后代，又是电影学院被人瞩目的美女，娶了这样的大家闺秀，你还不满足，太不像话了！怪不得艾煊批评你泛爱，张玲说你像换菜碟一样换女人……这时一对老年夫妇携手经过我们长椅前，我便停嘴，待他们走远后我又说下去：你可要吸取教训。太湖笔会后，你把D女士写给你的情书，撕碎了，扔在家中纸篓里。张玲见到了，小心把碎纸片拼接起来一念，才知你在外面拈花惹草，从此感情破裂。你如今已58岁了，还想老牛吃嫩草，这使我感到忧虑。好色者，必失足，也必伤害我们的友情。

张弦听我劝说，闷声不吭，脸露羞愧，猛吸香烟。我又说：“男人要自律，别出底线。好女人是生活中的花朵，可看可欣赏，宜加保护，决不可采摘。”为了缓和气氛，我拍拍他的肩膀，呼噜呼噜他的头发：“张弦，我请你听我的话，别再浪漫了，到此为止吧。”

沉默了一会儿，张弦尴尬地靠近我，握住我的手：“守仁兄长，谢谢你给我一顿当头棒喝。你严厉斥责我的老毛病，是挽救我。今晚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往后一定管住自己，改邪归正。”

从那次双秀公园谈话后，张弦一直规规矩矩，兢兢业业，认真编剧，和秦志钰配合默契，夫妇俩拍出了《杨开慧》《双桥故事》等多部优秀影视剧。

这样平平安安过了几年，张弦感到胃肠不适，到医院检查，吃了一惊，和张玲一样，也患了胰腺癌。他的医疗关系在南京，于是回宁治病。过了几个月，1996年12月中旬，中国作协在京西宾馆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时遇到江苏作协专职副主席赵本夫④，详细询问张弦治病情况。本夫说：“正在化疗，服药，练气功，时好时坏，眼下没有根本好转。”我急切地请他回宁代向张弦问候。本夫说：“一定一定。”

胰腺癌是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后治愈率极低，几乎是不治之症。拖到1997年3月，张弦离开了这个他留恋的世界。当年清明节，我托秦志钰扫墓时代我向白龙山公墓他的坟茔送去一束鲜花，表达我对他的哀悼、思念之情。秦志钰扫墓后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我：墓碑正中镌刻着“作家张弦之墓”；左上角是一帧照片；右侧是张弦生卒年月：“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卒。”左下角刻着“妻秦志钰、子张远、女张为敬立”。墓碑后浅褐色立台上刻着“性格即是命运”六个字——这是张弦生前的遗嘱。在墓碑和立石之间，靠立着一束我送的鲜花。右边白带上写着“张弦先生安息”，左边白带上署着“张守仁敬挽”。

唉，这样一位幼年丧父、苦难不断、懦弱多情、才华横溢的作家，就这样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

让我们宽待逝者贾宝玉式的怜香惜玉——为此他付出了多大代价。让我们多想想他刻苦廉洁、勤奋写作、平易近人的优长。让我们多念念他在文学和影视编剧领域所作的贡献。人无完人。扪心自问，我们每人身上谁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谁没有甚至比他更严重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张弦，我的好友，我永远怀念你！

七

张弦去世七年后即2004年的一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拜访研究散文的刘锡庆教授。登上过街桥，巧遇从对面走过来的秦志钰导演：“哟，秦导你怎么到这儿来啦？”她见到我很高兴，说：“我身体不适，到对面德威治药店买点药。张兄，我常在《文艺报》上看到报道你的活动，还那么忙？”我靠在过街桥栏杆上回道：“每年和朋友们一起编一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顺便写点小文章而已。你还住在北影旁那套小房子里吗？”“我搬家了。这几年我拍电影、电视剧挣了点钱，在西三旗买了一套房子，又置了一辆小车，进城挺方便。你老伴陈珞老师好吗？”“她到芝加哥看望女儿、外孙去了。”“那我买了药，你到我郊外新房子看看，有兴趣吗？”“好啊。”

秦志钰那天开车把我送到她新购的西三旗机械学院附近的新房里。一进门，我看见电视机旁桌面上，竖放着她和张弦的结婚照。她领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屋内布置得整洁、幽雅。我脱下外衣坐下。她给我沏了一杯雀巢咖啡，指指挂在墙上的油画说：“这是我父亲秦宣夫⑤1933年留法时画的《卡邦齐夫人像》，入选当年法国春季沙龙。”我问：“令尊还健在吗？”“我爸1998年就去世了。”说着她从书柜里拿出1990年出版的《秦宣夫画集》，在扉页上用签字笔签写了“张守仁先生惠存 秦志钰赠 2004年12月24日”送我，说：“守仁兄你先翻看画集，今晚我包饺子给你吃。”她系上格子布绣花围裙，走进厨房里忙碌起来。

我翻开《秦宣夫画集》，扉页上是一张他在画展上的西装彩照。接着是徐悲鸿1945年为他画展写的前言：“宣夫先生以画名世，但彼尤为吾国卓绝之西洋美术史家。彼留学欧洲已以油画《快乐的旋转》一幅显名于法国也。返国复遭丧乱，作画不辍。又写《母教》，作风简雅。又写静物，亦出新意，如《辛夷》，生动活泼，可称创格。至所写人像，尤有精诣……”画集刊印了大量的素描、速写、油画、风景画、肖像画、水粉画、水彩画……种类很多，美不胜收。

秦志钰端着一盆馅儿到桌上包饺子。我对她说：“想不到令尊是油画大家，几次画展受到司徒乔、林风眠、傅抱石等大师赞誉。”

“我父亲任南师大美术系主任。我在南京长大，在那里上小学、中学。我家教甚严，从小就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第一批团员，常背着很重的手风琴到玄武湖练琴，带着画夹去中山陵写生。我还喜欢作文。1960年我能考上电影学院，是从小耳濡目染，打下的文艺基础。”

“所以你还能写出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歌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秦志钰表示惊讶：“张兄，这你也知道！？”

“这首歌是于淑珍演唱的，唱得欢快、深情、好听。”

“你记性真好。”

“我老伴陈老师一辈子教音乐。她说，到我们家的众多女士，以秦志钰的形象、气质、风度最好。她至今还记得，你曾掀开靠墙的钢琴盖，弹了一曲《致爱丽丝》，让我们欣赏。”

“你老伴是朝阳区优秀教师，能得到她夸奖，深感荣幸。”

我说：“你气量大。张弦去世后，照法律规定，你是他财产的第一继承人。可是南京锁金村房子、家具、书籍，你全都送给了张弦和张玲的儿女，视他们如己出。我和老伴非常钦佩你。”

秦志钰说：“张远、张为如今已长大成人，且在影视界站稳了脚跟。张兄你对他们也很好，那次张为到北京来跟她兄讨论剧本，你还盛情邀请我和他们兄妹俩到北太平庄大上海酒家聚餐。正巧葛优也在那儿吃饭，与他交谈甚欢。”

我说：“我尤其赞赏你为整理、出版张弦遗著所付出的辛劳。那篇《情网》未能在《十月》上发表，你竟在他去世后多年想法出版了单行本。这令我深受感动。”

“张弦生前还写了一个为赛金花平反的剧本。由于种种原因，《赛金花》剧本一直搁浅，没有搬上银幕。为之我抱不平。《孽海花》作者曾朴也承认，说赛金花和瓦德西的两性关系纯属虚构。那时瓦德西已年老，不近女色，怎能和赛金花有染。瓦德西侄女搜集了很多证据，发表了声明，为赛金花洗清了所谓‘汉奸妓女’的冤案。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说：赛金花‘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北京总算有救，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连电影界权威夏衍在他《懒寻旧梦录》中都说‘朝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于是我就把张弦20万字剧本改写成60万字长篇小说《红颜无尽——赛金花传奇》，已交南京出版社出版。”

我听了慨叹道：“你对张弦感情很深，不禁令我想起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秦志钰说：“张弦去世多年，我一直想念他，夜里梦见他。1997年3月中旬，他已病危。病危期间，他有时昏睡，有时醒来。醒了，就跟我谈心。他说：‘我肠胃伤成这样，早就埋下祸根。这是三年困难时期饿的。饿得常吐酸水，就啃树皮，捉蚂蚁、挖蚯蚓吃，甚至去生产队偷马料。一次炊事员蹲在塘边洗萝卜，不慎漂走一个，我就冲进塘里，捞起来就大口吞嚼。那时抽劣质烟、抽树叶，熏坏了肺，吐出的痰都是灰色的。’他闭上眼睛，喘息了一会儿，又说：‘我这辈子做了错事，好色，要忏悔。但总不能叫我是坏人吧，我还应该算是一个好人吧？’我毫不犹豫地安慰他：‘你是好人，你当然是个好人。搞文艺的、演电影演戏的，花花草草的事很多。徐志摩娶了张幼仪，还在伦敦追求林徽因；回京又对有夫之妇陆小曼爱得死去活来，你能说他是坏人吗？影帝金山追求张瑞芳，娶她为妻；后到了青艺又爱上了导演孙维世，你能说年轻时就抗日，一直演革命戏的金山是坏蛋吗？傅雷先生译艺高超，教子有方，夫人朱梅馥无微不至服侍他；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后，夫妻俩携手自尽共赴黄泉路，可谓伉俪情深——即使这样，傅雷还曾和刘海粟小姨子成家榴相爱，你能说傅雷是坏家伙吗？’弥留之前我苦口婆心百般安慰，他听了眼中噙泪，稍释负疚之心。便希望我给他洗一次澡。当他赤身露体躺在澡盆里，见到那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躯体，我无法忍住眼中的泪水，转身跑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让哗哗流水冲洗我的眼睛……”

我说：“你对张弦离世前说的安慰话极得体，是生者对逝者怀有的浓浓爱意。情爱、性爱、外遇、婚变之类的人间情事，太多、太复杂、太奇妙，谁能说清楚？英国王子查尔斯娶了天仙似的戴安娜，却爱上了姿色远不如她的卡米拉；屠格涅夫终身不娶，只和庄园里的女仆有个私生女，却痴爱着一个已婚的法国歌唱家波琳娜·维亚尔多，长期住在巴黎与她为邻，写给她的情书收入屠氏全集的，就有一百多封，但俄国人仍尊称他是爱国的语言大师、俄罗斯的经典作家；《老人与海》的作者、诺将得主海明威，一生先后和哈德莱、波琳、玛莎、玛丽4位女子结婚，又有记者、明星多位作他情人，尽管遭受非议，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他是‘文学教父’‘硬汉作家’。凡多才多艺多情的人，往往有婚外故事发生。”

我和秦导，边吃饺子，边喝果汁，回忆往昔。她好奇地问我：“守仁兄，在我看来，你也是多才多艺多情的人，能编、能写，又能译，还发现、推出多位文学新人，对女士们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难道没有恋慕你的婚外故事吗？”

我说：“你刚才送我画册，签上了‘12月24日’的日期，使我想起今晚恰巧是圣诞节平安夜。为了让你节日快乐，满足你好奇心，我就实说吧。有是有的，但我没有冲昏头脑，陷入情感深渊。我懂得，一只鸟在两棵树上筑窝，决得不到安宁和幸福。”

秦志钰紧追不放：“小说、电影的精彩之处，全在细节。请你尽量说得详细一点。”

我迟疑有顷，便说：H市的妇女杂志有位女编辑W来京组稿，问她闺蜜C，北京文坛有没有值得宣传的模范夫妻。C说：“当然有啊！你去采访张守仁一家吧。”W按C提供的地址找上门来，说明来访目的。我和妻子陈珞热情接待，交谈了半天，照了相，请她吃了饭，把她送走了。过了半个月，W打电话给我：“张老师，请原谅，我改变了主意，不想刊发你们夫妇的事了。但我写了一首诗想送给你：‘当我跋涉时巧遇你这颗晨星，照亮并温暖了我孤独的黎明……’又过了两个月，W再次来京组稿。她从太阳宫宾馆打电话给我：“张老师，今天下午您在家吗？”我说：“在家。”“您夫人呢？”“她到北京农业大学她大姐陈琰家玩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W摁门铃进屋。大概她刚洗了澡，脸上红扑扑的，容光焕发，身上还洒了香水。一进房间，送我一束玫瑰花。坐下后，她笑着问我：“张老师，您是否把我忘掉了？”我说：“哪能呢？你是那么可爱、漂亮、能干。我见过登在贵刊封面上你那帧骑马驰骋草原的照片，英姿飒爽，多么威风。”她眉开眼笑：“谢您夸奖。”接着她诉说到各地采访不易；说有次住在浙江温岭小旅馆里，那儿的大老鼠咬破了她新买的丝绸连衣裙；在海口，有个歹徒拿匕首逼住她，要她掏出身上全部现金……我说：“年轻姑娘在外采访，要防备坏人欺侮。”她从精致小提包里拿出一本新出的诗集《紫色薰衣草》送给我。我翻阅了一下，说：“写诗需要灵气，更要皮肤湿润。”她睁大眼睛，非常兴奋：“您不说写诗要灵感，而说皮肤要湿润，这多新颖别致。”我把她送的玫瑰花插进花瓶里，加了点水，随口吟诵了一句我译的俄国诗人米亚特列夫所作的《玫瑰花》的诗：“玫瑰花，多么美丽，多么鲜艳……”W听了惊讶道：“张老师，您真是多面手，还会译诗。”我说：“这是年轻时候译的，现在没有时间了。”接着她探问我：“您是名人，有没有婚外的感情波澜？”我说：“我好比一条河流，向前流淌，会有新的际遇，穿越峡谷或遇到礁石，会激溅起这样那样浪花，但因有坚固的河岸约束，从未泛滥。”W说：“H之夏音乐会办得很棒，您来欣赏吧，我会热情接待。”我说：“听听好音乐，比如《友谊地久天长》《美丽的梭罗河》，觉得生活充满真善美。不过我很忙，恐怕去H市的机会不会多。”

时候不早了，我起身送客。我走去正欲开门，她用背部抵住门，凑到我耳边低语：“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我感到突兀、犹豫：她还年轻，如果婉拒推开，那会令她伤心；如果热烈呼应，那是不明智之举。应急之际，我轻轻点头，自己却像根木头似的，站得笔直，两手贴住裤缝，任她抚弄。她抱住我，在我脸上亲了几下，又用手掌反复擦去我脸上留下的鲜红唇印，以延长拥抱的时间，因此我闻到了她身子散发的体香。在门后幽幽的灯光里，我看见她那对闪亮的黑眸子，漾出欣悦的波泽。为了弥补刚才不够热情，我拍拍她的肩膀，礼貌地说：“谢谢你对我的友爱，谢谢你送我的玫瑰花。”接着我拉开房门，送她到楼下，叫了出租车，让她回旅馆。之后每逢新年，她向我寄赠能奏响《友谊地久天长》音乐的贺卡，我没有回送，关系也就断了……

偶遇交谈，推心置腹，深入坦诚，畅叙衷怀。见夜深了，我站起来说：“白胡子圣诞老人快要降临了，我可要起身回城了。”志钰说：“我用车送你回去。”我辞谢道：“女同志深夜开车不安全，我打的回城。”

我们站在街头拥抱、握手、告别。这是我和张弦遗孀最后一次见面。

八

又过了六年多时间，即到了2011年春天，我在北太平庄远望楼下遇见一位北影老人。他告诉我秦志钰去世了。“啊，她得了什么病！？”“和张弦一样，也是胰腺癌。她吃足了苦头，两次大手术，12次化疗，人折腾得只剩皮包骨头。她人缘好，许多亲朋好友悉心照顾她，安慰她，但是回天无术，人还是走了……”

得悉这一噩耗，我浑身发冷，汗毛直竖，震惊之至。独自进了远望楼斜对面的双秀公园，坐在那张竹林旁熟悉的长椅上，陷入沉思。由于为《十月》杂志组稿，我先后结识了张弦、张玲、秦志钰三位好友，跟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都比我年轻，张弦小我一岁，张玲、秦志钰小我十岁，都先我去了那个永不能回来的地方。他们都得了胰腺癌不治身亡。我心怀困惑：难道胰腺癌会在亲人之间互相传染、彼此感应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

我身处的公园名叫“双秀”，文友们却是“三秀”，三位优秀作家：张玲有《偶像》、张弦有《记忆》、秦志钰则有《红颜无尽》，但愿他们的作品，存活得比他们的生命更久长。

恩格斯说过：“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因为生者会悲痛、思念。想及即使地球也只是浩瀚宇宙中一个蓝点，迟早要消失，最亮的星星也会熄灭，心情就平复下来了。我不知上苍为什么把老迈的我留了下来。既然留下来了，就得好好活着，珍惜点点滴滴时间，把我独有的、不可替代的阅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资料留给后人，这也许是我八旬老翁应尽的绵薄责任。

双秀公园里花红柳绿，春光明媚。往西一看，瞥见一个姑娘踮脚去闻盛开的粉红桃花，而跟她携手的男青年趁机吻他女友桃花般的粉红脸颊。这奇妙的瞬间双吻，顿使园中景色生动而美好。长椅对面凉亭里，有个穿绿纱裙的女孩，双手捧着毛茸茸的玩具熊猫，在弥漫天际的熔铜般晚霞光辉里，欢笑着对身旁的小男孩说悄悄话儿。据媒体报道，那个在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张远（已改名为张家和），因在2009年导演、拍摄了40集电视剧《大侦探》而闻名影视界。张弦、张玲的女儿张为1992年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了江苏电视台电视剧部，编写了多部电视剧如《国脉春秋》《离婚启示录》《奶娘》《十里兰花香》等，好评不断，频获大奖，显示了不凡的才华。他们兄妹俩大有作为地继承着父母生前酷爱的文学、影视行业而被人们称赏。哦，一代一代人就这样在世界上出现着、成长着、爱恋着、工作着、传承着、离去着——这就是长河般绵延不断的人间生活……

2018年4月5日 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