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诚如法国作家卡特琳·普兰在题为“旅行的意义”的上海国际文化周论坛中所说，每次启程都是一本打开的书，都是我们要填写的空白页。写作即是纸上的旅行，从空白处启程，在出版成品的书中抵达。而走近2018上海书展，开启的也正是人与书之间的旅行。

让传统文化可以被仰望，也可以“拿过来”放在心中

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传统文化应以何种创作方式、传播手段赢得读者喜爱并使其获得教益，不仅是文学界所涉猎的问题，更是关乎读者精神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

“背古书、背古诗”或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当下，让孩子动辄背上几百首、甚至上千首古诗，可谓一种潮流。但学者余秋雨认为这并不可取。在书展现场举行的 “演讲系列”《境外演讲》《台湾论学》《北大授课》新书见面会上，他直言，年轻的生命是创造的生命，如果都在古诗词里耗费掉，而缺失了现代思考的能力，就太可惜了。事实上，也只有真正的现代人，才有能力去分析古代、把握古代、朗诵古代。所以，关键是要让孩子保持自己的创造力，要让他们成为能处理古代文本，能观察古文的人，他把古文翻译成现代美文是一种途径。

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正在于如何把古代的文本应该变成当代的声音。“我们可以背原文，从注释中去看古代诗人非常充沛的诗情，可这些注释就把诗情‘隔碎了’。那有没有可能用现代的心去体察两千多年前的屈原、陶渊明等文豪的内心，让中国文化跨越时空融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把古文翻译成现代美文，也可以请艺术家来朗诵。“这样《离骚》可以仰望，也可以‘拿过来’放在心中，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其实，把古诗词变成“自己的东西”，并非唯有翻译一途。要是能把古典诗词“如盐着水”般融入日常，或许会非常有趣。《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收录了作家潘向黎近年来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主持人曹可凡坦言，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感到古诗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非是割裂的。“我在读的过程中，突然有一种感悟，实际上像微博、微信，书写者要在有限的文字当中，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提炼文字的过程。”

潘向黎对古诗词的热爱很大一部分源于父亲的影响，她自小生活在古诗词的氛围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她还是学龄前稚童时，父亲便让她开始背诵古诗。但父亲跟她聊古诗，并不是进行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而是聊他作为一个读者对某句诗或某个诗人的感觉，而她也常与父亲沟通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些对她后来对古诗词的认识和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并非很多人都有幸领受这样的影响，但有些书籍同样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古文。比如邵毅平和汪涌豪两位学者，在他们各自的作品《诗骚百句》和《老子百句》中，即以生动有趣、富有智慧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传统经典与现代文化的渊源，以及经典所给予我们的恒久的启发和触动。邵毅平表示，《诗经》不过是早期的文学作品而已，与今天的流行歌曲并无本质区别。“所以，我们今天读《诗经》，不必将其视作阳春白雪式的经典，应该理解其中许多诗篇都源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的确留下了无数经典情诗。在《是为彼此 来此人世——郦波品读千古唯美情诗》中，学者郦波精选52首唯美情诗，既有《诗经》经典，也有名家名作，更有传诵不衰的无名氏诗作，力图展现古人优雅唯美含蓄又浓烈的爱情经典，带领读者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对“情”字的追求。学者鲍鹏山解读《水浒传》，讲的则是人和人性，在《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中，他以58篇文章串联起整部《水浒》，通过细节讲述 108位水浒英雄的性格、气质，以及背后的命运，辨明是非，区分善恶，讲述了一个“义”字，英雄侠义、兄弟情义和人间正义，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精神和阳刚气质。所谓“以史为鉴”，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有史的意识。但很多文学史著作都缺乏可读性。相比而言，鲍鹏山的《中国人的心灵》是一本非常感性化的文学史。鲍鹏山认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本书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上自《诗经》下至《红楼梦》三千年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的新异解读和诗意感怀，试图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与思想，展示这个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

当然，传统文化的载体不只是古籍，还有古建筑等，故宫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安意如新作《再见故宫》以故宫为经，以明清历史人物为纬，将明清两代的历史变幻娓娓道来，于时空交错中编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歌。变幻的是一轮接着一轮的历史，亘古不变的是紫禁城本身。作品凝结了她十余年的故宫情结，也是她第一次涉猎宏大题材，所述内容涵盖历史、文化、建筑等多领域。

珍视一代代先贤竭力搜求存续的民族文化遗产

当谈论优秀传统文化时，人们很少会想到那些典籍、建筑等，经历了怎样的时光变迁，又经过哪些人薪火相传，并以何种方式保存到现在，让我们得以从中汲取资源、丰富人生。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几代商务人始终秉持“为古人续命”的历史使命感，想方设法抢救珍贵古籍，为文脉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视线转向八十年前，1938年，正值全国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之时，文学史家郑振铎于坊间书肆发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一囊括了众多孤本元明杂剧作品选本的发现，于20世纪的中国戏曲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盛事。自郑振铎想方设法代教育部购藏，并极力促成出版之事始，至由张元济亲自主持，郑振铎参与选目、校订，曲学专家王季烈和编辑姜殿扬整理校订，函牍往来三年有余，其间克服了因战争导致的邮路不畅、校订者和主持者先后持续重病、商务印书馆劳资纠纷加剧导致的罢工运动等困难，终于使这部戏曲界学人翘首企盼的珍贵戏曲选本以《孤本元明杂剧》的面貌推出，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的佳话。因出版诸事往来之函牍，经整理形成了书展现场首发的，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该书完整和生动地再现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文化出版机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籍抢救、整理和出版的全过程，可称得上是古籍出版史上的活化石。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共计整理出版古籍丛书53种，而1937年后抗战期间陆续出版的古籍（丛书）就有14种（包括 1937年以前即开始整理出版、延续至1937年后的），即 《续古逸丛书》（47种）、《国学基本丛书第二集》（300种）、《国学基本丛书简编》（50种）、《学生国学丛书》（93种）、《十通》（10种）、《丛书集成》（3467种）、《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620种）、《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12种）、《子汇二十四 种 》（24种 ）、《两 京 遗 编 十 二 种 》（12种）、《古今逸史五十五种》（55种）、《评注诸子菁华录》（18种）、《百家词》（87种）、《孤本元明杂剧》（144种）。《孤本元明杂剧》无疑为其中的佼佼者，为整理之典范，其所收杂剧皆系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孤本或罕见之本，出版后即获得学界的好评，不仅为戏曲学界提供了一种质量精良的元明杂剧读本，还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戏曲整理工作的最高水准。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中还有不少信札侧面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和时局世态，叙述真切直观，可供经济史、艺术史、社会史等专题的研究者取资。此外，本书还以信札这一最直接的第一手记载形式，从生活琐事、日常见闻、社会经历，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见解、处理方式等诸多方面，可信地还原写寄者及收受者的情况和状态，从而更加了解其品格、思想，为相关的人物研究补充了丰富的内容。

而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先生耗费巨大心血编撰的最后一部古籍整理著作《涵芬楼烬余书录》，则承载了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中国一段不能忘却的伤痛，亦为今天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借鉴。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室，原藏古籍善本约三四千部，皆由张元济先生不遗余力搜求访得，其多出自清末民初著名藏书之家，流传有绪，不乏宋元旧椠、海内孤本。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除了事先移存银行保管库的547部善本，这批历经二十余年苦心积聚的珍本典籍连同东方图书馆的精良收藏尽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自1933年起，张元济前后花费十八年整理并编撰了介绍该批幸存善本的版本目录力作《涵芬楼烬余书录》，经顾廷龙先生协助修订，195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5册排印出版。其著录的547部善本中，宋刻本90部，影宋抄本22部，金刻本1部，蒙古刻本2部，元刻本87部，名家批校本 72部，稿本 17部，其余多为刊刻于万历前之稀见明本、明活字本以及经名家递藏之明清旧抄本。张元济自序谓“‘烬余’，所以志痛”者也，这部书不仅对“烬余书”做了详细记载，亦以此警示后人珍视先贤一代代竭力搜求存续的民族文化遗产。

也是基于文化积累和学术传承的考虑，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0种）。该丛书全面整理了中华现代学术成就，收入上自晚清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华原创学术名著，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及其他，丛书遵循“学术史的眼光”和“经典化的策略”，对入选书目进行严格把关，即要求入选著作是该学科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经典之作或代表之作。如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的《马氏文通》，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如《国故论衡》（章太炎），《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谈艺录》（钱锺书），《国史大纲》（钱穆）等。其中不少著作，如《论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中国经济思想史》（唐庆增）、《认识论》（张东荪）、《中国之棉纺织业》（方显廷）等一大批名家名作为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出版。

总体看来，该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另一重量级图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形成交相辉映之势。历史学家陈祖武曾表示：“商务印书馆在中外文化交往当中，又架起了一个从中国到世界的桥梁，这就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虽然这是刚开始，但是基础很好，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像我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一样把这个桥梁架好，让中国优秀的文化更快更多更好地传播到世界上去。”

记录下真正“人的精神”

事实上，通过这些古籍保护和整理的故事，我们得以看到的是“人的精神”。

评论家张新颖写《九个人》，就意在通过讲述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凸显这些“难以抹平的个体”的精神。张新颖表示，这其中除了沈从文，其他八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受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同时，这些人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各个不同阶段。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受到考验，他们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并保留最初照在他们身上的光芒。“这九个人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但他们没有被摧毁。我常常想起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写出他们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如何面对世界、面对他人、面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随身携带着骨子里的那份单纯，受了那么多苦而没有磨掉。”

现代中国有这样一批人，当代中国也有另外一批人，他们都是“有意思的人”。评论家李敬泽的《会饮记》，虽然书名灵感源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里的《会饮篇》，但他在书里没有谈爱欲，他想表明的是，古希腊有一群文化人，中国也有。他试图写下这些人的交往、言谈、思绪，并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中的有意思之处。

青年翻译家、出版人黄昱宁，虽然没有归入《会饮记》人物之列，却是书外之李敬泽眼里“有意思的人”。在为其首部小说集《八部半》撰写的序言中，李敬泽将她比作“年轻的阿特伍德”和“女麦克尤恩”，并这样评价她和她的作品：“她崇拜并期待奇迹，她是无可救药的戏剧瘾患者；她的所有小说，每一篇，都起于一个诡诈的、疯狂的念头，一个奇迹般的偶然。”《八部半》收录了她的八篇虚构作品和一篇非虚构作品，其发生的主要舞台都是都市，核心主题则是，以“媒介”为中心，揭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人际关系和欲望结构。

当然，所谓“有意思的人”，更应该是那些在旅行中写作，在写作中旅行，并且写下了“有意思的书”的人。《去北地，再去北地》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由作家陈丹燕与其丈夫、媒体人陈保平合著，主要内容为二人1993年共赴俄罗斯、2017年共赴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日记，还有许多珍贵的俄罗斯老照片。作为一本浓缩了时间与历史的随笔集，该书与旅行相关，但却不是游记。如同科学实验需要设立对照组，该书在文学与现实、时间与空间里自然而又巧妙地设立了两个非常特别的对照组：两次旅行时夫妻之间的相互对照、横跨24年的故地重游形成的今昔对照。每一段旅途都有两份相似但又截然不同的答卷，因而字里行间流露出奇妙的相似和差别来。

畅销书作家大冰提供了另一种有意思的样本。他曾是山东卫视的首席主持人，曾是浪荡天涯的流浪歌手，也是把原创民谣和民谣音乐人送上更光亮的舞台的民谣推手，还是科班出身的油画师，以及业余皮匠、业余银匠。当下的文学圈，似乎没有人比他的身份更跨界，没人比他的人生更多元。他把自己的故事和听到的故事，都写进了《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好吗好的》《我不》，以及在书展上首发的《你坏》里。

而作为一个难以定义的创作者，欧阳应霁的写作也算得特别“有意思”，他相信旅行，钟情漫画，关注设计，沉迷杂志，狂恋影音，爱恨美食。自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获取荣誉学士及哲学硕士以来，他长期对现代家居生活、建筑设计潮流以及饮食文化趋势观察研究，大量撰写相关评论推介文章，发表于海峡两岸暨香港报章杂志，出版生活写作系列，旁涉漫画创作。近年还积极参与饮食文化视频的拍摄制作，创办“味道图书馆”及“半饱厨房”，策划艺术主题餐宴活动，活跃于自媒体平台，进一步实践理想生活的全方位体验分享。先是青春浪游纪实《寻常放荡》，再是现代家居生活实践笔记《两个人住》，如此等等，欧阳应霁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十多本“Home系列”生活美学作品，几乎所有内容都是记录人在路上的所见所思所感。

记录有意思的生活是一方面，把真实的经历转换为非虚构作品是另一方面。悬疑小说作家永城有过很多其他的头衔，诸如斯坦福工程硕士、机器人工程师、注册商业调查师、专业翻译，等等。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经历，他在故事的叙述中，才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在不同行业与职位上的经验与见闻融入其中，并由此有了众多特点加持的永城系列作品。他于书展上首发的《国贸三十八层》虽然包含不少金融、商战和企业高层明争暗斗的情节，但故事的核心依旧是人，是卷入斗争和阴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大老板、企业高管、金领精英，也有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永城系列小说抒写的正是经济快速发展，财富迅速膨胀背后的被商业犯罪和利益纠葛搅动和扭曲的人性情感。

而故乡，正如我们心心念念的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乡愁”，是近些年来从主流到民间都在呼唤回归的时代符号。

江苏作家庞余亮虽然立足江苏写作，此次携自传体亲情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现身上海书展，却首先回顾了自己与上海的缘分，“1948年，也就是七十年前，我的父亲和母亲划着一条小木船到上海黄浦江上谋生……七十年之后，我来到上海，分享写我父亲这本书。”他表示，由于父亲中风偏瘫，在生理意义上他只剩下“半个父亲”。及至父亲去世后，2001年春天他在路上看到一位中风偏瘫的老人，于是上前搀扶老人围着公园走了一圈，走的过程中仿佛闻到了父亲的气息。当晚，他开始写《半个父亲在疼》，每当电脑键盘打到“父亲”的时候，键盘都会抖，仿佛父亲不愿自己写作，因而每一个“父亲”的出现，都有着沉重的力道。如今，父母均已故去，他们的欢乐悲伤、恩怨情仇也随风而逝，他感受到了真正的痛苦，但从写作中得到了心灵的抚慰。也因此，这本书对于庞余亮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后，他感觉自己终于越过了写父亲母亲的这个障碍，之后不会再写有关他们的事。

而对于在上海出生、成长的作家任晓雯来说，上海就是她的故乡。她的新作 《阳台上》，汇集并精选了她近二十年间的中短篇小说九篇。书中作品大多聚焦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生存挣扎，或者性格冲突。人物视角也分多种，有男性视角，女性视角，还有儿童视角。任晓雯坦言，这些小说最初的灵感都来自社会现实，但小说并非新闻，在虚构的过程中，她都加入了个人对现实的认识。因为取材于现实，难免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在她看来，在小说中嘲讽或者控诉，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态度。“小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同情、怜悯、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