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三叔发财以后常说，现在那些学生娃文凭在手，外地谋生实在算不得苦。硬说他们是“港漂”、“北漂”的话，也是浮在水上、光鲜亮丽的油脂。他们那代的“港漂”才是彻底的水上浮萍，有的幸运地漂回了老家，能落叶归根。也有的漂出了大海，就此不知所踪。

按他原先的人生规划，在北方小城市里当一名普通的小焊工，再娶上一个冲着商品粮来的农村小媳妇，就算“齐活”了。谁知偏偏遇到了那个“席卷一切”的大时代。因为有把子惊人的蛮力，三叔被厂里的革委会看中，披红挂花地坐在卡车上送到了“武斗”前线。挂满条幅的街上原本空无一人，像极了人去屋空的大灵棚。此时却格外热闹起来，手执长枪短棍的年轻人紧张中带着莫名的兴奋，仿佛村里头回杀年猪的刀把势儿。在山呼过“伟人”口号后，两派终于兵戎相见。被久违的血腥所刺激，人人都下了死手。冲突先升级为漫无目的的屠杀，进而转变成对老弱病残的集中“围猎”。突然，对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被打倒在地。三叔从那熟悉的求救声听出那是当初教自己手焊的李师傅。他已混沌不堪的人性中突然灵光一闪，不仅用钢管挡下了足以致命的钢刀，还回肘一击，打掉了他厂里保卫科长的半口牙。问题是，科长是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被定性为“内奸里的内奸”、“叛徒里的叛徒”后，摆在三叔面前的只剩下逃命这一条路了。

往哪里跑呢？当时往北（东北）有粮，往南（香港）有钱。穷了半辈子的三叔觉得就是饿死也得尝尝“有钱”的滋味儿。他把祖母给他的那几件发黑的首饰贴身包好，扒上了南下的闷罐子车。旅途上的艰辛数不胜数，三叔曾大咧咧地告诉我们，有好几次他是靠了自己的尿液才免于渴死。我看得出，只有说出来，他才不会被这些往事压死。总之，等他从车顶跳上广州的土地，并在铁道安检员的断喝中撒脚飞奔时，他感到自己轻得像个纸人，随时能双脚离地飞向天堂！

2500年前神通广大的老子出关时还要被羁留软禁一番。千年之后我们百无一能且饥肠辘辘的父辈不但要出关，还要过海，困难可想而知。吃过两碗薯多于米的番薯饭恢复了元气后，三叔开始拿出比美军在越战时摸地雷还要小心的态度，悄悄、细细而且又面面俱到地打听着赴港的办法。得到的结果让他既惊又喜。惊的是，偌大广州几十万人竟然只想出了2条“妙计”。一是“集体冲关”，明目张胆地从陆路闯过哨卡。所谓法不责众，这样做成功率、安全性都较高。但“集体冲关”往往会被“集体遣返”，只有少数在港有关系者可以顺势留下，其余则难逃“炮灰”的命运。一种是“海上偷渡”，乘船出珠江口绕道赴港。蛇头均操“鸟语”，且帮派较多，时常争斗、火并乃至相互告发。好在当地的“公检法”系统面临全面崩溃。解放军又不习海性，被查获的机会少之又少。权衡之后，三叔找到一伙实力较大的人蛇。交上了一包“硬通货”，对方的老大表示今天浪大，可以马上出海。说完又向周围的小弟叽叽喳喳了半天，后来三叔才知道他们怕北方人晕船呕吐，遇上解放军会暴露目标，所以要给“乘客”们都打上麻醉剂以保持安静。老大看我三叔身量高大，吩咐手下多准备半个人的剂量。三叔还以为那拿着针管的小个子要给他打毒品。等对方指手画脚地解释清楚后，他伸出一只胳膊说你们中谁的力气最大？老大毫不客气地腆腆胸脯。三叔一拳挥去，还以为要和他掰腕子的老大正面中招。其实，三叔连三成力都没用上。老大跳起来，几乎把浑身的重量都挂在空中的拳头上。三叔眼一闭，昏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后，正躺在一处防波堤上。咸咸的海风吹拂着他红肿的腮帮儿，脑袋下枕着包硬邦邦的东西。他掏出一看，原来是祖母那包连红卫兵都没搜走的首饰。一只发簪上插了张纸条儿，上边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好小子，够狠！将来别忘了我叫‘过江龙’！”

三叔苦笑着将纸条抛入了大海——自己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又哪里谈得上感恩报德呢？！防波提上，一只咬了一半的苹果破空而来，正砸在三叔身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冲着满脸惊慌的妈妈说：“看，我砸准那个疯子了！”三叔后来说他接下去的表情将那个小淘气鬼直接吓哭了。可天知道，他那实在是在笑。望着眼前的半个苹果，他知道，这就是香港！

问题是，这不是他的香港。这里没有一寸地方不美丽，没有一处橱窗不散发出金钱的气味，没有一个人不文质彬彬（那个小男孩除外）却又来去匆匆。他彷徨着从一处立交桥走向另一处。总是想从人海中找到几张熟脸，几声乡音。但从早到晚，惟一和他进行过几十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的只有他那瘪瘪的肚子。入夜后，用咖啡、汉堡对付了一天的香港人开始展现出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在如昼灯光中享受精致的粤风港味。虽然那股直钻脑袋的奶油味儿让三叔很不受用，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家餐馆儿。

这不是家自助餐厅，却没人招呼三叔。他讷讷地向名领班搭讪，问他能不能给自己个刷盘子的机会。领班连嗤之以鼻的功夫都没有，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自己正在算酒水，他挡住灯光了。就在三叔准备知趣地离开时，一盘鹅油饺子吸引了他的目光。确切的说，那是半盘饺子。刚才坐在桌前就餐的老外领略不了中国人浓盐大酱的口味儿，已经偃旗息鼓。现在那些个圆鼓鼓、肥嘟嘟，透着可人翠色的人间尤物正像他乡遇故知般和三叔对视。三叔木然了半晌，才从喉结上滚出一个烫人的字儿，“娘！”。领班见他这个样子，撇撇嘴示意他可以带走这份“恩赐”。三叔原本红肿的脸更红了，他从兜里掏出只银镯子，用力摔在桌子上，“多少钱？我买！”可能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如水浒英雄般“豪爽”的客人，领班有些不知所措。他拿起镯子到后边找老板。不一会儿，一个耳朵上夹只圆珠笔的中年人举着镯子匆匆而来。一边向三叔道歉，一边将镯子塞回三叔磨得飞薄的口袋里。他表示说只要愿意，三叔尽可以来这里打工。只不过这是家夜店，时间上只限午夜之后。三叔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表示他还是想买下那盘饺子。

此后的半年，三叔真得开始在香港的楼海中“漂游”——白天在各处高等社区间闲逛，看红头阿三和小贩们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对骂，和窄街斜巷的玻璃窗里卖弄风骚的半裸女人聊天拉家常，买份中英对半的报纸看看对面大陆上的局势，听着满街的邓丽君，做着金庸的“武侠梦”。等夜幕初上，华灯放彩后，他再以饭馆为中心，开始他的“休眠之旅”。也就是买张公交巴斯的来回票，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打瞌睡。汽车的颠簸带给他摇篮般的感觉，“叮咚”的车铃像是小时候爸爸从庙会上带回的铙钹。他总能睡得很甜，让很多眼圈发黑的上班族徒自羡煞。好在香港够小，他总能在12点前“睡回”饭馆儿。工友们奇怪他为何总能精神饱满地站在洗碗池前。偶然有人问及，他就用才学会的港话回答，他刚才回家吃过饺子了，只不过是在梦里。

如果长此而往，那么在70年代末的用工荒到来之前，三叔很难说不被香港移民局发现并遣返。可是，命运似乎还在眷顾着这个曾九死一生的年轻人。一天，老板隔着操作间的玻璃对他喊道：“寡佬（单身汉），你收工后来一下！”三叔正在对付手里的青花瓷碗，头也不抬地回答：“是，老细！”

出乎三叔意料，老板是请他去“另谋高就”的。他有个亲戚开了家名叫“原味中国”的中餐馆儿。主打外国人接触较少，在八大菜系中底蕴却最醇厚的“鲁菜”。那位亲戚是个很有想法的人物，早年炒股时经能靠几个“老鼠仓”赚得盆满钵满。这回，他全用根正苗红的“北老”、“北妹”当服务员，就为能赚足旁人的眼球。听说工资是这里的3倍，又有熟人担保，三叔一口答应下来。

上班的第一天就出了岔子。“原味中国”似乎应该叫做“苦味中国”。因为，与飞檐斗拱、圈椅雕窗的饭店相得益彰的是每个服务员身上都披着20、30年代旧中国穷苦百姓的服装。在这里“杨白劳”复活了，“朱老忠”随处可见，“喜儿”蹦蹦跳跳地笑脸迎人。老板递给三叔一件四处开花的破棉袄和顶用桐油染过的做旧毡帽儿。“你就演那个鲁迅写的‘阿Q’吧。不陌生吧，据我所知，你那边儿总在宣传！”“什么叫我那边？”三叔心里生气。他勉强穿上这件扎眼更扎心的衣服，在香港6月的高温里他感到自己流的不是汗，而是血。

一个带着女朋友的“鬼佬”走进饭店。他似乎在有意炫耀自己的博学多识。不是拽拽“喜儿”的辫子，就是掀起“杨白劳”的豆腐包儿指指点点。“这里每处都有个故事，亲爱的，你明白吗？比如，”他指指三叔，“你看这就是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现代文学形象之一，愚昧而自私的化身，‘空想狂’阿Q。你愿意和他合个影吗？这可是哪个博物馆里都找不到的‘活标本’呀！”那洋女人吃吃地笑着，伸出只雪样玉臂：“对不起，我可以吗？”三叔把眼一瞪，大声地喊了声：“NO！”整个饭店安静下来，只有走气的饮料发出响尾蛇般的“滋滋”声。

接到投诉的老板不相信在这个商业文明统治一切的社会里还有谁敢对顾客说“不”！这不仅关乎他们饭店的声誉，更会在挥金如土的外国游客中落下难堪的话柄。为正视听，老板带着几个门卫将三叔七手八脚推到街上。两边正要开打，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呼啸而来。从车窗里伸出一截手杖，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把那后生带上车。给那经理说，收拾收拾吧，三天后准备关张！”

来人叫“龙爷”，年纪已六旬开外。早年本是国民党的“官商”，和CC系的要人关系极近。49年大陆易主，陈立夫也被老蒋当替罪羊踢到美国开鸡场。他不愿到台湾再趟浑水儿，带着家人来到香港求清净。谁知一来二去，来港依草附木的昔日故交越来越多，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只能再贾余勇，办了几家商行来给大家遮风避雨。“原味中国”开张前他便接到了金字请帖，对这几个字儿老人还真动了乡思。本想打破惯例，亲自去看看。谁知底下人回报，那不过是借中国之名，行“辱国”之实的混账生意。他还待信不信，想找个机会来考察一番。汽车刚到门口便看见业方在仗势欺人。老人心中大怒，连忙救下三叔，并动用在商界、政界的关系，真得叫那“原味中国”关张大吉不题。

龙爷和三叔在车中一叙，原来老人祖居河北乐亭，从小在茶馆、戏院卖烟，是个听梨花大鼓长大的苦孩子。三叔家住邢台，俩人算是半个老乡儿。虽然中国人忌讳“交浅言深”，但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还是消靡了他们之间的隔阂。等汽车开到半山坡上龙爷那座带着花园的别墅时，三叔刚想道谢下车，却被龙爷一把拽住了。“小兄弟，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要不嫌老哥哥我这儿简陋，就在这和我住着吧。我的儿女都在外国，你没事儿和我聊聊天，解解闷儿就算帮了我了。不知你意下如何？”三叔望望山下的十丈红尘，对龙爷鞠了一躬，说：“老叔，我来扶你下车！”

龙爷的别墅中光仆人就三十多个，三叔身份特殊，算是龙爷请来的客人。老人家也从没拿他当外人儿，茶前饭后或下棋，或垂钓，总要带上三叔当个伴儿。后来就算老人开董事会也要三叔列席旁听。据商行的绅董们说，龙爷这是有意栽培三叔，想让他将来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一天，一伙日本客商在经理人的引荐下前来拜望。他们要和龙爷谈天下最便宜又是最贵的生意——“水”。

提起香港的水，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爱的是，这涓涓细流滋润了“东方明珠”近百年，让香港成了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恨的是，香港本地的淡水紧缺，而且带有令人心碎的苦味儿。大多数平民只能仰仗大陆政府从内地调水。“一日断水，炊烟不起。三日断水，百业不兴”。经历过无数次“水荒”的老港都知道此言非虚。当时在日本“纯水机”（也就是后来的“饮水机”）刚刚流行，很会抓住商机的日本商人便想把这件“宝贝”介绍到香港。听说这东西能和地下水泵相连，一按开关，苦水变甘露！龙爷顿时来了精神。不仅对日方代表摆酒相待，还特意在最大的红木会议厅安排了董事局的见面会。会上，有个专做市场调研的经理提出意见。虽然香港人较为开通，但这种全新的饮水习惯要想在民众中普及，至少还要3—5年。而那时，市场份额也许会被来“抢摘果子”的同行占去一大块。听到这里，那个文质彬彬的日方代表突然粗野地大笑道：“我听说你们中国有句‘风下之草必偃’的成语。老百姓的事情吗，你们这些社会精英不是有很多锦囊妙计吗？比方说，香港的水质会不会突然下降一个时期。发浑、变臭，这时再重磅推出我们的产品，哪怕他们不乖乖就范，哈哈！”董事们一时窃窃私语，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位“突发奇想”的客人。龙爷面沉似水，尖尖的胡须宝剑般撅起。就在这时，座中突然有人怒喝一声，“不准你们再祸害中国人！”人们还没看清楚，日方代表就被人掐着后脖子拎出了会议厅。原来三叔按不住火爆脾气，再次爆发了。董事们都觉得这人在商行无名无份，现在却争当出头鸟，一下子搞砸了几百万的生意，龙爷肯定饶不了他。谁知老人家用手杖敲着桌子喊道：“好，掐得好。早二十年不用你，我就把他踢出去了！那个什么经理呀，你怎么净给我招惹这些人，打脸丢人啊！”那经理忙连连谢罪。转过天来他还真派人好好摸了摸那家日本公司的底儿。这才发现，这是家有黑社会背景的企业。平时在国内就“野路子”不断，现在成了习惯，竟然一直“野”到了香港。

赶走了日本人，老人敏锐地觉得三叔惹了大祸。当时就是日本皇室见了“山口组”（日本帮派）的轿车都要让路绕行。三叔“一品百姓”却得罪了这些狠到家的“妖魔鬼怪”，看来香港他是呆不下去了。龙爷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三叔护送上了离港赴内地的渡轮。临别时老人两眼含泪对三叔说：“年轻人，安顿下来后记着到我老家坟头上拔拔草。我老了，怕回不去了！”三叔点头答应：“我活着，就忘不了。我死了，我儿子去！”

三叔带回来的除了几身新衣服外，就只有一张支票。我们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叫“龙爷”的老人给了三叔多少钱。反正之后的两、三年，三叔都在为无处投资而发愁。知道他的情况后，市招商办的副局长主动来家拜访。俩人见面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酒桌上谈到“文革”时的激情岁月，局长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半口大金牙让人眼前一亮。三叔“欧！”了一声，说：“科长，我说那么眼熟，原来是你！”渐入老境的保卫科长也想起了三叔，他笑起夹起块冒着油的肥肉说：“当年你给我一肘，我现在也回敬你一‘肘’，咱们就算扯平了！”三叔二话不说，吃下了热肘子。他知道，那个疯狂的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