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涛弟来电话，说自己从上海回家种田来了。我惊讶，你不是在上海当老板吗？回来种什么田？！

电话里传来一阵笑声：种田也能当老板呀！俺现在是“田老板”！

我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上海出了什么纰漏，把自己的生意做砸了？涛弟听出了我的疑虑，说，你抽个时间回来一趟，我们好好聊聊。

涛弟是我的堂弟，比我小一岁，小时候与我同村同校，是我甩不开的“跟屁虫”。那时候他家跟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吃饱肚子是最大的追求。比别家特别的是，涛弟家兄弟姐妹多，尽管分口粮时占先，但吃起来也快。当别人家粮缸还能盖住底儿的时候，涛弟家早就“断顿”、只能依靠孩子挖野菜做饭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涛弟家没钱，不准备让他读书。可涛弟天天跟在我的后面，我去学校他也去学校，我进教室他也进教室。老师看他可怜，免了他的学费，使他得以上学读书。

初中毕业的时候，农村包产到户了。涛弟家人口多，耕地自然分得就多。涛弟父母都是种田的“老把式”，伺弄起自家的土地自然格外用心。分田当年，涛弟家收了个仓满库溢，一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夸党的政策好。涛弟父母见种田有奔头，就让涛弟回家帮忙。那些年，涛弟家的庄稼一直是我们村长势最旺、收成最好的，涛弟父亲因此被大伙叫作“庄稼头”。

就这样过了段舒心日子，农村家家堆满了余粮，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涛弟家还先别人一步，买了台14英吋“飞跃”牌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通电，涛弟在初中学到的知识派上了用场。他用自行车的轮子发电，不但给自家小屋装上了明亮的电灯，还使我们看到了《血疑》、《霍元甲》，看到了美加训鹿、佛罗里达海滩，看到了深圳、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村里的年轻人不安分了，成群结队地走出了家门。最高峰时，上海竟拥有我县打工一族30万之众。在这股“打工潮”的裹带下，我也走出了家门，最后在县城落下了脚。涛弟最终也耐不住寂寞，成为上海打工一族的一员。先是在一家装潢公司当小工，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成了公司的主管。再后来，自己出来单独开了家公司，“自己给自己打工”， 几十年下来挣了几千万资产。去年我借出差机会去过一次，涛弟不再是那个流着鼻涕咧嘴就哭的涛弟，也不再是过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涛弟，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开着“大奔”带我到他公司附近的皇冠假日酒店用餐，喝洋酒，吃龙虾。我正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受宠若惊，连呼“场面”。涛弟却满不在意地一笑，说，这有什么？上海是十里洋场，会挣钱就得会花钱。

可是，涛弟怎么回来了呢？

上星期天，我回了趟老家。涛弟还是上海时的打扮，私家车就停在自家的门口。我问，真回来了？涛弟答，真回来了。上海生意不做了？哪能呢，你弟媳在那打理呢！你两头跑？是呵，现在通了高速，几小时的路程。我又问，现在都说“种田不挣钱，不如不种田，”你怎么反而回过头来了？涛弟笑嘻嘻地说，种田挣钱不挣钱，关键看你怎么种！

接着，他操着一口夹杂土音的普通话，给我算了一笔帐——

为什么大伙都说种田划不来？你看，一般农户种植一亩麦子，需要肥料、农药等成本四、五百块（元）。按亩产千斤、每斤块把的时价算，一亩地毛收入千把块，纯收入只有四、五百块。我们这里人均1亩多地，按一家3口人、承包耕地6亩算，纯收入也只有三千来块。所以说“种田不挣钱，不如不种田”，大伙纷纷外出打工经商了。可是如果进行规模种植，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这次回来，以每亩六百块一季的价格，从本村各户转租了1000多亩耕地种植瓜蒌和药材。扣除各种成本，正常年景下一季可纯收入百把万块。上海的生意也没丢，家乡又开拓了新业务，还提高了本村各户的收入，乡亲们土地流转后不需要任何投入，一亩一季就能比自己种植净增一、两百块。什么叫双赢？这就是了！

听了涛弟一席话，我不得不对这个昔日的“小屁孩”刮目相看了！这小子真的变了！变精明了，变聪明了，变成新时期的新型农民了！

从种田到种田，涛弟跟很多农民兄弟一样，并非只是简单画了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