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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君:金沙江之子 ——追忆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杨红君  2018年08月21日15:44

我用纸和笔写下的这些文字,讲述的是一位社会公认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为了保卫举世罕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和自己无财无势的父老乡亲休戚与共,生死共存,把短暂的生命最终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和乡土的亲身经历。在走访亮中老师生前的亲朋好友,收集和浏览亮中老师生前的遗物及学术类文稿时,感情的潮水,曾无数次深深的感动和浸润了笔者的眼帘……

——笔者

位于云南省西部,丽江地区及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虎跳峡流域,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之一,同时也是长江第一湾自然景观的所在地。在这里,汹涌的金沙江水自北而来,直扑海山罗,受岩石阻拦,便掉头而去,急转向东北,形成一个V形大湾,从这里起江面开始增宽,水势高涨,适于渡船,江面海拔1750米,岸上山顶超过2000米。山高水长,气势磅礴,驰名中外。

相传,诸葛亮的“五月渡泸”和忽必烈的“革囊过江”都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渡口。1936年5月,中国革命的先驱贺龙元帅和任弼时等人曾率领红军二方面军,从这里渡江北上,现立有雄伟的红军渡口纪念碑,大理石上刻有毛主席的题字“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及长征诗等。除此之外,这一带还是十多万藏、纳西、傈僳、白、彝、苗、汉族等各族人民沿江世代栖息的家园,从而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独特文化景观。举世罕见的长江第一湾和雄浑壮观的虎跳峡自然奇观,曾经为云南“三江并流”成功申请世界遗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2003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年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就一致决定:将中国云南省的“三江并流”列入该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而使中国列入这一名录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项目达到29个。这样一块接近原生态的地方,一块当今世界的梵天净土!保持它,恰恰是对地球最大的贡献!

然而,在发展主义利益的熏使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在本土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的感召下,却在风景如画的金沙江畔拉开了序幕……

土生土长出生于金沙江边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于1972年12月5日,就出生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的车轴村,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多民族聚居并且连接汉藏两地的美丽村落。2001年7月,亮中老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在中央民族大学求学期间,亮中老师曾多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

亮中老师是一个勤奋、敏锐的学者,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希望通过对滇西北一带多族群杂居地区的文化描述与历史考察,揭示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一带的文化接触与变迁,并探讨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并有近百篇优美文字和摄影作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知名报刊。

研究生毕业后,亮中老师却去了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名编辑。在这期间,亮中老师依然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人民日报》等知名刊物公开发表了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及文学作品。

在亮中老师公开发表的众多作品当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是: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夏那藏家》;其硕士论文《车轴权力过程及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与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2004年2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

2004年2月,云南《迪庆日报》,一篇关于水电公司即将在虎跳峡建电站的文章,随即引起了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和其他一些村民的关注,当亮中老师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的消息后,他便开始四处搜集资料,为了捍卫金沙江流域的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他挺而走险,竭力奔走呼号,由此开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搏……

面对突如其来的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坝建设,车轴村乃至整个金沙江流域的民众,都表现出了极其理智的冷静对抗。在这样的时刻,亮中老师并没有以价值中立为籍口退避,相反,我却看到他在为维护金沙江流域的生态和民众利益而努力地工作着,同时,我们也看到,金沙江边的人们也向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反过去边疆农民在开发事件中的失语。

亮中老师曾说,希望能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态度的同时,仍然对它有一种亲切感。据我所知,一些研究和倡导民主政治的人未必对民主程序有亲切感。当然,在“虎跳峡事件”中,亮中老师有他独特的情感投射(大坝建起后车轴村将沉入水底),但我们不能据此说亮中老师不客观,到过亮中老师笔下和镜头中的虎跳峡河谷并在10万土著人烟中穿行过的人,就知道亮中老师的努力是多么的值得!

2004年,包括亮中老师在内的一群学者、记者、环保工作者发起了保卫长江第一湾与虎跳峡的活动,要求决策部门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将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自然与人文遗产留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亮中老师研究着、也经历着这样的全球时代:在金钱和权力严重污染之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然而亮中老师却说: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祖辈栖居的家园!

在虎跳峡上游的金沙江,江水自由奔腾咆哮。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江河?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残害荼毒,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尊重,而一个和谐自在的自然生态圈或人文生态圈也有它的主权,同样也应当得到尊重!

亮中老师不仅是土著社群的代表,也是一条自由奔流的大河的代表。自然界积聚着在人类社会中已被消磨殆尽的辽阔激情与同类间的温情,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也能给人类以“人文关怀”。

然而在某些利益团体看来,任何自然与人文资源都可以商业化,都可以在它们饕餮无厌的胃袋中被消化。亮中老师站在他的家乡和外部世界之间,面对来自外部势力的野蛮冲撞,他张开双臂说:我不许你们进来!

亮中老师和一群关爱家乡生态发展的有识之士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公民行动样本,也提供了一个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地化”的典型个案。他们也时刻秉持理性,并不绝对和简单地“反坝”:在环境影响评价、人文影响评价、经济影响评价能够通过的地方,是可以建坝的。他们呼吁的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在他们的努力下,“虎跳峡事件”最终成为中国迈向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公案,这个公案强调:保护弱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保护少数应当成为习惯于大一统的中国的新文明、新礼俗、新典章。正是由于亮中老师等人的四处奔走和积极推动,最终才使得虎跳峡———长江第一湾流域的保护工作,在2004年,通过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呼吁行动和媒体报道,跃入公众视野。

凭心而论,亮中老师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我所了解的亮中老师有宽阔、率真的胸怀,他关注和尊重许多超越乡土和族群的事物和价值;但他确乎是一个乡土主义者:热爱乡土、眷恋乡亲、沉迷于发掘乡土的智慧和价值。其实亮中老师本人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稀有和消磨殆尽的一个珍宝,他身上的少数民族气质、学者气质和文学气质,很像从湘西走向世界最后又回到湘西的沈从文。

冬天,淡蓝色的金沙江水静静地流淌着。从德钦县奔子栏镇一出来,江水就随着突兀张开的山形舒缓下来,山坡上,刚刚吸吮了雨露的高山植被吐出新绿,绽开花蕊。虎跳峡前面这265公里长的河谷,处处是瓦屋村庄连续不断,炊烟缭绕,狗欢人笑,一幅人水和谐的江南水乡风景。

车轴村就在金沙江的东面。江上掌舵人王泽生是这里的老船公,他在江边靠摆渡为生,在这里摆渡已经十来年了。他已数不清,义务为亮中老师从外地邀请来的记者和专家们摆了多少回渡。王泽生回忆说:亮中老师2004年6月份,第一次回来调研的时候,就专程去了他家。从王泽生的追忆里,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亮中老师对故乡割舍不断的浓浓乡情……

“表叔,如果搬家,你觉得好不?”坐在火塘边上,亮中老师双手恭恭敬敬地抱着膝盖。

王泽生很明白移民意味着什么?他不能开船了,新买的铁壳船会贱价卖掉。肥沃的土地也会被淹没。安静富足的生活会彻底改变。水电公司会把自己安置到哪里?更是说不清楚的问题。而村民知晓的是,“江边”的土地“一年粮食三年吃”,历朝历代数起来都是最好的地方。

表叔数念了一大堆江边的好处,还说,“江边的条件好,外地的漂亮姑娘都爱嫁到江边来,搬了就没好老婆了”。年轻人当时听得哈哈大笑。

于是,这半年多来,每次亮中老师带着外面的专家和记者到村里来调研采访,表叔都推辞不肯收大家的摆渡钱。

当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村庄面临搬迁的消息后,亮中老师家的邻居丁常秀大妈伤心的对亮中老师说道:“背靠青山,面对绿水,又是滇西北的粮仓,云南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家园了。家园舍不得丢,但要是非要搬迁,我们也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自从得知要搬迁的消息以来,识字不多的丁大妈,一直非常关注电视上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和国家各项有关民生的政策,比如“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物权法245条规定:切实维护人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有的甚至具体到某个领导人在某个地方的发言。

“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不学这些,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得不到更好的赔偿,又找不到更好的家园,我们以后无法立足。”丁大妈无奈地告诉我。

就在亮中老师即将离开车轴村,返回北京的当天,丁大妈递给亮中老师几张写满字的信签纸说:“请你交给上级领导,请政府不要让水电公司在金沙江上修电站,不要淹了我们老百姓的家。”那是丁大妈写的情况汇报。因为丁大妈心理很清楚,如果规划中的金沙江“一库八级”水电站修起来,滇西北最肥沃的20万亩良田将沉入水底,包括她一家在内的10万各族百姓将被迫搬迁,而滇西北却并没有多余的土地让他们居住。

同村的一位县人大代表告诉亮中老师:“如果不得不移民,我们只好退一步,希望能得到长期的补偿,不要只给一次性补偿就完了,最好能构建一个移民与水电开发的利益平台,毕竟我们放弃了这么好的家园。”

亮中老师2004年6月,那一趟的乡村调研,最早是参加中甸县的“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这个会议是他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忠共同策划的。会后,亮中老师跟一些学者交流得到的建议是,“要行动就得快,一旦决定了,再扳回来就很难,趁现在还有发言的余地。” 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受亮中老师的感染,开始关注虎跳峡建坝等问题,便在8月与《东方早报》记者阳敏等人亲赴虎跳峡。其后,不少学者和记者也纷纷前往虎跳峡、金沙江。《南方周末》著名记者刘鉴强说:“我和同事们一个个像接力棒跟着亮中下去,他在金沙江边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

会议结束后,亮中老师又马不停蹄回到金沙江边的家中,和父老乡亲广泛接触,踏访当地有说话权威的老人和一些意见领袖。令他欣慰的是,乡亲们对建坝都坚决抵制,有的甚至表示要进行抗争。他随后又回到中甸,和一些老家在江边的干部、职工交流对水电开发的看法。亮中老师的工作日记提到,一位当地的高官规劝他:如果他还坚持这样做,恐怕以后连回云南都会很困难。亮中写道:“(我)强调了这是我的义务,强调了民本思想。”在江边继续民众调查的同时,亮中老师开始广泛联络媒体记者。后来,几名“非常关心家乡命运”的老乡还被亮中老师推荐去参加“绿色流域”开办的“水库移民及流域社区可持续发展培训班”。结果,金沙江老乡不仅学习了很多流域治理的知识,还倒过来“给专家们上了课”。

读过大专,后来辞职回家务农的葛全孝代表金沙江老乡发言说:如果搬迁,除了失去土地、林木、牛羊的栖息地、道路、水池、庙宇、学校、家族的坟茔、风景名胜之外,我们还会失去“亲情、友情、社会关系圈”和“村镇影响圈”。

村镇影响圈说的是,“在滇西北这一带,江边人是最有面子的,走到哪里都是熟人朋友。”而世世代代形成的亲友圈、社会关系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是乡村劳动力交换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互相支持的基础,葛全孝说,“哪家有事情,随便喊一声就行了,如果要搬迁,人都打散了,就不能互相帮忙了。”

当天晚上,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博士就在电话里告诉亮中老师说,“他们的思想,应该要影响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些决策。” 于晓刚认为,发出不同声音是为了促使水电开发的良治与善治,需要和开发商坐下来谈判,需要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评价,改善开发机制。于晓刚还认为,亮中老师的身份无法替代,因为他来自村庄,了解这方水土,是老乡们最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后来,在亮中老师等人的努力争取之下,葛全孝还戴着大毡帽参加了2004年10月27日至29日,在首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研讨会”,在会上,葛全孝积极倡导“原住民参与权”,这是中国水坝移民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招待晚宴上,成了“明星人物”的葛全孝竟然和很多省部级官员一起,被主持人邀请到一号嘉宾桌上。随后,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也被乡亲们推荐去泰国参加“湄公河流域的自然资源与合作机制国际会议”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年会”。媒体评论说,中国农民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用理性方式进行利益诉求,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

老乡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亮中老师帮着修改的,开会那段时间,更是每天四五个电话。在国际会议上,亮中老师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当地百姓的声音、需要和参与放在首位,总是在问各种社会运动与民生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确立?说到葛全孝等众乡亲在国际会议上据理力争的场景时,亮中老师满脸的兴奋和自豪。在那段时间,亮中老师每次出门总是风尘仆仆,但情绪高昂,对于自己的乡亲和家乡依然充满了自豪感和深深的关怀。

亮中老师曾经在文章中表述过“让老乡说话”的好处,“往往水电开发项目讨论的只是技术上的可行性,没有更多地去考虑生态、地质的限制,更何况‘三江并流’地区原住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这其中有一种经过学术训练后的直觉判断,“人类学强调从草根出发,尊重民间主体性,相信地方性知识。”

因为知晓整个金沙江流域从一个边远的自在社区,逐渐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渐进过程,所以,亮中老师一直担忧着,大坝的建设有可能“直接破坏这一区域原生态。”

亮中老师2004年7月初,回到北京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联系民间环保组织、研究机构和媒体,并两度陪同一些专家学者和资深媒体记者又再次回到云南考察。

2004年7月21日,在首都北京一个环保圈的记者见面会上,亮中老师和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教授,共同做了关于虎跳峡大坝的主题发言,从他们的讲述和图片里,在场的记者们,真切的感受到了当地百姓对未来深深的忧虑和无助。就在那天下午,虎跳峡电站的话题立即跃入了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的关注视野。此后,一个由多方人士组成的联席会开始启动,并定期交流信息,商量行动方案。大家决定仿效云南怒江的例子,向高层上书,共同起草《停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住虎跳峡长江第一湾》的宣言。

亮中老师负责撰写宣言里修建虎跳峡和长江第一湾大坝对流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部分。由于这份宣言是要向高层上书,并最终见诸媒体,因此,大家都很慎重,一直未有定论。心急如焚的亮中老师则不断催促联席会要有所行动,并提议说要发布一份面向社会公众的宣言,并自告奋勇揽下了文稿的执笔统筹工作,他的想法是,“希望这份宣言能兼容签名、网上张贴等作用,同时也能给金沙江的老乡在各个村庄张贴。”

在近两个月反反复复的修改之后,2004年9月26日上午,9家民间环保组织在京聚集,从避免地质危害、保护生态环境、保存多民族文化和关注移民生存状态的角度,联名向媒体和高层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留住虎跳峡,保护举世无双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高原上的“皇冠”——“三江并流”,永远天天芳华吐露,天天丰采照人,天天惊人眼目!这份联名信后来向媒体公布以后,多家媒体顿时争相转载,超过万人签名,使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问题成为了当时的社会焦点。这次NGO(非政府组织)的策略联盟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04年年底的一篇新华社电讯稿《民间组织兴起折射社会生态变迁》曾经对此给予赞扬说,这是国内“两起民间组织的杰出表现”之一。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不负众望发表了该报著名记者刘鉴强的封面文章《虎跳峡紧急》,文章见报后,举国震惊,使保护虎跳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国务院领导立即责令有关部门调查水电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动工一事。亮中老师和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使利益集团想偷偷摸摸实施工程的打算落空。其后,国内外媒体空前集中地关注虎跳峡问题,再次使虎跳峡成为继云南怒江事件后最大的环保议题。

2004年12月,通过自身的努力,亮中老师终于如愿以偿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从事他极度热爱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

由于工作调动的程序,在正式到边疆中心上班前夕,亮中老师曾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检,一米七六的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然而,令边疆中心的前辈们意外的是,亮中老师第一次正式上班就请了假,因为他要参加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金沙江地质、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科研课题,带领专家和记者们到金沙江流域调研和采访。

就在亮中老师工作调动期间,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曾告诫亮中老师:现在做反虎跳峡大坝的事不要太高调,怕社科院注意到,影响工作调动。从来没考虑过这层关系的亮中老师回到家里,便把这件可忧虑的事告诉了妻子马茜。马茜老师说:“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以前的勇敢哪儿去了?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调动,没了工作,或是被抓进去了,我养你!”有了妻子的支持,亮中老师便无所惧怕地,全身心投入到了保护乡民的事业当中……

其实我比谁都了解亮中老师,首先他是一个人类学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他、养他的金沙江和在那里世居生活的各族人民。亮中老师之所以卷入反对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是批判的,对于所谓全球化过程、特殊利益集团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发展策略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瓦解;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金沙江流域的人与物有极为亲切的理解。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亮中老师不是盲目的,不是仅仅出于道义的热情;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他勤奋思考,认真地研究情况,仔细地阅读有关大坝、生态和发展方面的著作、论文。正因为如此,亮中老师在卷入这个运动之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金沙江问题,他后来对发展主义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危机也投以极高的关心。说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确切的,但他的关心和守望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乡。亮中老师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质朴和源自这种质朴的行动能力,是一种把对家乡的热爱推广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情怀;这种对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心不但植根于他对金沙江的爱恋,而且也使他的这种爱恋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

据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回忆说:2004年12月,亮中回家配合南方一位记者采访报道时,我俩还是照常清晨到江边散步,一聊就是一个上午。亮中曾兴奋地和我商量,要邀请北京的专家、记者春节来老家做客、与老乡们联欢的计划……

据亮中老师的母亲孙玉群回忆说:2004年12月,就在亮中老师即将从家乡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我曾担心地问他:“你做这些事情,开发商会不会盯上你?会不会找人报复你?” 他回答说:“北京的朋友都敢于站出来质问开发商,为江边10万农民献出生命我都不怕!”果然没过多久, 亮中老师便累倒在了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征途上,却再也没有起来……

当亮中老师最后一次从云南老家回北京的时候,临走前一天,他到他阿妈的房间里,悄悄要了2000元做路费。这是亮中老师工作10年来,第一次向家里开口要钱。

据亮中老师的表叔王泽生回忆说:我最后一次为亮中摆渡时,他曾抱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表叔,我走了。”

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窗外大雪纷飞,在首都北京广安门大街一个简陋的筒子楼里,年轻的亮中老师猝然去世,走完了他32年执著而奉献的生命历程。

2005年1月6日下午,当我接到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打来的电话,得知亮中老师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时,我的心情更是万分沉重,无法再多说什么了…… 惟祈亮中老师一路走好……

据马茜老师回忆时说:亮中老师上床休息的时候,朦胧中我还顺口问了一句,“写完了吗?”他还嘟哝说,“写完了”。

再过一阵,熟睡中的马茜老师却被枕边异常急促的喘气声惊醒了,她原以为是亮中老师在打呼噜或者梦魇,就伸手去摇他,却听到他在喊:“我疼,我疼……”马茜老师跳下床,摁亮灯,只看见他正张着嘴,挺着胸膛使劲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后,32岁的亮中老师便离开了人世,以一种太过匆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时,黎明已经在首都北京城市的上空静静地铺开了……

当人们追问这个年轻的人类学者离去的原因时,才猛然发现:原来是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工作,和郁结在心底的焦虑与压力等诸多原因,累垮了这位年仅32岁的年轻人。

2005年1月12日,当亮中老师的骨灰从首都北京护送到了老家江边时,在江边,老船公王泽生一边掌舵,一边怔怔地看着来人手里捧着的骨灰盒,悲戚的对来者说道:“就在20天前,这个年轻人才坐船过了江,回了北京,没想到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了……”

金沙江边吾竹村的村民彭应全回忆时说道:“当天好多村的老乡们,从上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2点过,才等来了亮中回家的灵车,车轴村的乡亲们都站在村口等他”。后来从拍摄的现场录像中,我看到了亮中老师的妻子——马茜老师正捧着遗像往村里走,画面中的马茜老师秀丽、苍白的脸庞,纤弱的身躯,美丽的眼睛眼神空洞,显得楚楚可怜,她还完全没有从这个过于突然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乡亲们站在大树下,一位大嫂追上来,用手轻轻抚摸亮中老师的遗像,痛哭失声……

彭应全伤心的告诉我:“一想到祖祖辈辈留下的田地可能会被大坝淹没,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多亏了亮中老师的努力和媒体记者们的报道,我们才知道了修坝的一点内情。这就像是对我们快要淹没的人伸出了一只援助之手!”

2005年1月13日,就在为亮中老师举行葬礼的当天,附近村落,很多不相识的人也抬着柏树枝扎成的花圈来了。原本宽敞的萧家大院,却坐满了从远乡近邻赶来的600多位村民,他们中有的是来自金沙江以西的乡镇上的农民,就在他们自发包车前来吊唁亮中老师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们,曾一度受到了当地派出所的阻拦和威胁,张贴的讣告也被撕毁了,带头的村民们愤怒的冲着派出所的干警们说:“萧亮中是为保护金沙江的老百姓献出生命的!保得一寸土,留与子孙耕!这‘耕’字也是‘根’字,世世代代耕种的良田不能在我们手上给卖了呀!萧亮中是当之无愧的金沙江之子,我们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感谢他!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来!”结果,当场就有不少和亮中老师素昧平生的人也赶来吊唁了。萧家大院被送灵的人流塞得水泄不通,哭声响成一片。很多老人牵过小孩子,一起给亮中老师磕头。按照江边的习俗,年轻人去世,老人是绝对不磕头的。这几百年来,江边还从没有哪个年轻人享受如此隆重的礼仪。

11点43分,悼念仪式正式开始。发言者依次走上摆满花圈和挽联的灵堂。车轴村的代表在台上泣不成声,坐在台下的老乡们不少也在抽泣。在亮中老师去逝前,几乎天天和他进行电话沟通的吾竹村村民葛全孝含泪念完了他的悼词。是亮中老师推荐他和其他三位村民参加了云南“绿色流域”组织的培训班,3个月之后,葛全孝在首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研讨会”上,雄辩地发出了水坝非自愿移民的心声。葛全孝回忆说:亮中老师生前反复对他说过,淹没土地是永失家园,比战争还要可怕。如果老乡们梦想谈条件,就会给开发商诱之以利的可乘之机!

出殡时间是在当天下午五点鸡时。亮中老师被乡亲们安葬在村背后的椅子山山脚下,从坟茔的位置上望出去,看得见山脚下清澈的金沙江和车轴村鱼鳞一样的屋顶。

就在亮中老师的葬礼举行后不久,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们,在风景旖旎的金沙江畔,自发的凑钱在江边为他竖起了一块石碑,上书:“金沙江之子”。终于,亮中老师可以安心地长眠于金沙江畔,继续守望着养育了自己的故乡车轴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