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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金万:1977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钟金万  2018年08月17日16:08

“老人家,朗呃今天在这里把你看到啰?”宋礼桂这样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那天,我路过南白镇三角花园。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顿时吃了一惊,以为遇到了女疯子。”宋礼桂问:“你是哪个?怎么会认得倒我咹?”那个妇女回答说:“我是茅坡的,家住水井坡,你朗呃不到我们那里去耍吔?我们经常都念叨你呢!”刹那间,一股暖流涌遍宋礼桂的全身。

原来,她是宋礼桂20多年前下乡去抓农业生产,在永乐镇农丰大队水井坡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她虽然是个女同志,可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却十分亲切。她夸奖宋礼桂说:“你还记得不?你帮我们三天两夜就抢修了一条3公里长的大路,又想办法,出主意,让我们把田土下放到户。现在,我们家家都有钱了,都修了新房子,电视机也换了好几代,都富啦!家家都富啦!”她还说:“你不择贫穷,又跟群众合得来,大家都夸你是个好干部哩!”霎时,1977年秋天宋礼桂在茅坡区农丰大队水井坡生产队秘密组织社员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应该是单产到户或者叫包产到户的事情顿时浮现脑际。

这是2001年5月发生在遵义县南白镇三角花园的一幕,今天回忆起来尤为温馨,因为全国上下正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建成小康社会。

1976年12月26日,遵义县委书记赵顺才同志带队到茅坡区抓农业生产,宋礼桂带一个工作组进驻民群公社农丰大队,住在竹元台生产队。宋礼桂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对农村工作也比较了解。那时候,宋礼桂就认为:‘只有包产到户,社员才会出力,才会实实在在地搞好农业生产’。宋礼桂在农丰大队找了几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民兵连长,一个队接着一个队秘密地找他们谈单干或者包产到户的事,讨论如何才能真正地发展农业生产,都没有达到我的意图。”

第二年(1977年)春天,宋礼桂在水井坡生产队先后找到队长张武学、会计石崇鈺、保管员兼记工员石崇尧三人单独谈话,一一征求他们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宋礼桂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抓农业生产的,只有粮食增产了,我才有成绩,社员也才有饭吃。我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说,有什么就说什么,说对说错都没有关系,今天的笔记我都不记了。”他们三人对宋礼桂说:“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只有单干才来得快,但这是资本主义,不敢搞啊!”单独谈话后,宋礼桂把他们三人的意见一一进行梳理,最后才集中起来。第三天又把他们三人集中起来说:“几十年的集体生产,人多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大小一个人,长短一根棍,生产怎么搞得上去呢?人的积极性根本调动不起来。只有单干,包产到户,社员的责任心才能增强,积极性才能提高。社员们做完了自家的田土,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去搞点副业生产,你们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这样搞,是要犯错误的呀!”他们三人都这样回答宋礼桂。

刹那间,宋礼桂的心中澎湃起一股岩浆即将喷发地壳的力量和勇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宋礼桂大声问道:“是社会主义重要,还是社员群众的生命重要呢?”刹那间,他们三人都不说话了。接着他又说:“人命关天哪,我们不唯上,也不唯书,只唯实。我们可以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不久的这段时间,抓住上头还来不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这个间歇,搞单干——把田土承包到户。但是,这件事只能你们三个知道,也不要出去跟别人讲,包括你们的老婆。要做到绝对的保密,不许外传。从秋种开始,我们用分组管理的方式来掩盖单干。如果上级知道了,要批斗你们,你们就接受批斗。当然,更谈不上开除的事情,因为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赶你们上月球的天梯来。如触犯了刑法,你们就把责任往我宋礼桂头上推。人生能有几回搏啊!只要我们四个豁出去,让社员群众早一天吃得饱饭,穿得暖衣,我们就问心无愧了!”

说起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宋礼桂还给张武学、石崇鈺、石崇尧三人讲起了他在重庆市长寿县的一段亲身经历,给他们鼓劲,吃定心丸。

1957年那会儿,宋礼桂是重庆市公安局二处四科的一名公安人员,领导安排他到长寿县狮子滩水电站保卫科去工作。春季的一天,他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张《社会主义好》的大字报。文字一开始就污蔑“社会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内容不堪入目。宋礼桂将这一情况立即上报市公安局,局领导当即将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动标语,并决定由他来侦破。反动标语共107个字,字迹伪装,反侦察能力强,破案难度较大,他的压力也大。

第二天起,宋礼桂白天在工地上四处查看大字报,寻找线索,晚上又悉心研究,心情也一天一天紧张起来。很快,时间快一个月了。夏日的一天,他被水电站技术科贺某某写的一张大字报吸引住了。看了又看,把眼睛擦了又擦,心想:真实“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哇!接着,他又找了保卫科政治觉悟比较高的几个同志协助辨认,他们也认为是贺某某干的。宋礼桂立即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技术科,结果令他大失所望。技术科否定了他和同志们的判断,局领导也鼓励他另找疑犯。

那时,宋礼桂想,怎么追进网的鱼能跑掉呢?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最后一搏,要疑犯自己钻进网来。一天晚上——大概是深夜12点左右,宋礼桂通知贺某某到保卫科,并客气地叫他坐下。接着,宋礼桂把反动标语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注视着他的反应,他略显惊恐。宋礼桂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这张大字报在工地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为什么叫你来,你十分清楚。你是风华正茂的科技工作者,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也还有几十年的人生道路要走。该如何书写你的人生,正是此时此刻你要回答我的关键问题。你好好想一想,不要急于回答我。但,你要从有利的方面,要从思想的深处,认认真真地回答。”说到这里,宋礼桂随即递给他一支香烟,并用严肃而又关心的语气打动他。顿时,贺某某十分激动,不住地唉声叹气。最后如实地交代了他书写反动标语的全过程。第二天宋礼桂把贺某某的交代材料送到市局技术科,经过再次鉴定,反动标语确实是贺某某写的。宋礼桂和几个同志的结论重新得到认可,也圆满地完成了局领导交办的破案任务,宋礼桂受到了局党委的隆重表扬。

宋礼桂说完了在重庆市狮子滩电站二级梯站破案的事情,张武学、石崇钰、石崇尧三人立即鼓起掌来。

1978年水井坡生产队的粮食,夏秋两季都喜袭获丰收,除了完成公粮,还有一半多结余。农民有了粮食,温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脱贫也有了希望。

据了解,水井坡是茅坡区第一个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到1981遵义县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水井坡已经整整下户了5年。5年中,宋礼桂利用休假或参加各种会议的时间,建议认识不认识的领导和同志们抓紧下放田土,搞包产到户,并大声为水井坡的承包到户欢呼鼓劲:单干万岁!

2007年,在水井坡下户单干30年之际,石崇尧带着他的孙子专程到县城南白来看望宋礼桂。他千一声说的是感谢,万一声道的也是感谢,仿佛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其实,我只是斗胆地做了一个干部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必要这样客气,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共产党及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她,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2017年12月27日上午,我利用在新蒲新区永乐镇参加遵义市文化艺术协会举办的《脱贫路上——永乐纪实》采访活动,专程到爱国村(农丰村已并入爱国村)水井坡组感受新农村建设情况,看到当年宋礼桂动员村民抢修的道路早已变成了水泥路,而且正在拓宽。一幢一幢的楼房像星星一样散落山坡,一辆一辆的轿车进出农家,我不由跟村委会石主任说,小康村就是这个样子呀!石主任爽朗地回答说,爱国村早在2011年就进入了小康村。跟石崇尧座谈时,他直夸宋礼桂胆子大也讲究下户策略。他说,对外的宣传是一个生产队分为三个作业组,其实是下放到户。又说,下户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有使不完的劲,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也像比赛一样,你追我赶,一家胜过一家,到1981年家家户户都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进入了小康。说起宋礼桂,石崇尧最佩服最羡慕宋礼桂曾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写过信,为重庆市渔民讨回了公道。

宋礼桂1930年1月生于遵义县高坪区排军乡。1951年9月在西南局公安部二处工作,1963年10月调回遵义县工作,先后在政府办、林业局、气象局等单位工作。退休后,一直居住在县城南白。

1952年元月,宋礼桂结束了密干训练班学习,被安排在重庆市联合社生产科,公开任务是组织第二渔业社,即组织菜园坝至白沙坨和朝天门至北碚嘉陵江段渔民作业任务,主要任务是密干工作,按组织要求不能公开,只能一笔带过。第二渔业社组成后,即与第一渔业社合并,统称重庆市渔业合作社,设在太阳沟菜市场。当时,渔民捕鱼普遍受到非法阻拦,新的渔霸是沿河一带的区、乡、村政府,说轻点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说重点就是馋嘴官员要分一杯羹。他们强行提成,多的提50%,少的提20%。宋礼桂随渔船出航三四个月,耳闻目睹了不少损害渔民的非法行径。他不仅被派出所、乡公所关押过,也被重庆市办公厅的个别同志说成是“麻烦制造者”。但是,宋礼桂觉得国家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渔民打鱼被提成的事情不解决,他死不瞑目。于是,他想到了代表几千渔民上书毛主席的办法。经过十多个昼夜的构思和书写,一篇言之有物的信件终于写成了。这时,宋礼桂找到渔民冯善良,要他12岁的女儿(高小学生)抄写后邮寄出去。他留下了手稿,并对冯善良说,如果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承担;问题得到解决,是我份内的工作。信件寄出月余,终于有了回音,中央专门下了文件:“凡属国有河流,一律不能禁止渔民捕鱼,更不能提成和扣留工具。”渔民欣喜如狂,捕鱼积极性高涨,纷纷割肉打酒感谢宋礼桂同志,市联社主任主任李小屯也在职工大会上也表扬宋礼桂为渔民扫除了发展渔业的一大障碍。

永乐镇农丰大队水井坡生产队1977年秋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还要早1年,今天重拾这段旧闻往事,既是向伟大的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也是对当下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尖工作的一段别有意义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