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4年2月，初中刚毕业的我，只身从天涯海角到武汉学习。海南人全世界都有，到大陆来的却不多。原因是去南洋好赚钱，都跑去国外了。我因作文写得好，被老师拿到班上念，有了唯有读书高思想。我是我们那乡里第一个冲出岛，来大陆读书的人，被认为有出息。

2月的武汉正冷，武昌徐家棚车站地上一层白白盐似的东西，我问这是雪吗？人们以惊奇的目光望我这衣衫单薄的热带少年。随着人流上渡轮，那时什么桥都没有。见到滔滔的长江，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从小知道长江黄河，见到长江了，海南人没几个见过长江。

过江到了汉口粤汉码头，一个中年汉子拉人力车过来，问去哪里？我是去投奔堂兄的，掏出写着“汉正街正永里特一号”的纸条给他看。他翘三个指头说三毛钱，请我上车。我不好意思坐上去让他拉，没上车，只将手里的小皮箱搁车上，跟着他走。

沿江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堂兄家住的巷子口。我从车上取下小皮箱，给拉车人三毛钱。哪知他说是三块，而不是三毛。当时武汉一个馒头三分钱，一个月生活费五六块钱。我只好给他三块，还不知道是被宰，以为是话没听懂。堂兄跑出去追，可人力车跑得比汽车还快，哪追得上。

应该说是这位人力车师傅第一个提醒我：出门在外，你要当心！

我考入武汉第一师范学校，读师范不用花钱。我的作文老师又拿来念，同学艳羡的目光使我陶醉。我作文不再满足于老师念，开始给杂志投稿。自然没发表，没发表也不气馁。

1957年毕业，被分配到小学教书，我越发醉心于文学。我规定自己每天读一个短篇，每星期写一个短篇，不当作家誓不休。我被文字之美所征服，感到作家无比神秘。当时正值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我不爱说话，开会不发言，照说这一关没我的事。可领导知道我投稿，是笔杆子，交我个任务：你综合大家的发言，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我尽职尽责，别人意见一提完，我大字报也出来了。意见五花八门，有说工资低的，有说布票少的，有对领导不满的……大字报一律第一人称，有的还有文采，还是诗歌，便署名寄去《区整风快报》发表，满足发表欲。结果可想而知，别人的账由我还，一顶叫“右派”的大帽子飞来扣头上。我没记住人力车师傅的提醒，堕入了深渊。

我和许多“右派”一道，被下放到武昌县一个叫大清口的地方。不久转去鲁湖农场，不久又转去东西湖农场，和大作家姚雪垠他们一起，荣幸至今。东西湖农场“右派”数百，又和师范学校的老师见面，有班主任朱传润老师、教语文的詹幼馨老师、教地理的叶传洪老师、总务处的胡光华主任……

有天挖沟，忽然一阵暴雨，工地上堆放许多巨型水泥管子，我从这头钻进去，胡光华主任从那边钻进来。我叫一声“胡主任”，他知道是学生，苦笑说：“没想到在这里见面。”

胡主任1955年“肃反”（反胡风）已挨批，当“右派”顺理成章。

班主任朱传润老师痛心地对我说：“韩辉光啊！我对你没尽到责任。”

老师自己都是“右派”，还为学生自责。朱老师教心理学，心善至此。詹幼馨老师却认不出我了，精神恍惚。他多次念我的作文，多次与我交谈，却对我毫无印象了，可知经过的是怎样的一场洗礼。叶传洪老师地理讲得很棒，戴宽边眼镜，风度翩翩。现在不行了，早晨出工掉进水沟里，成了落汤鸡，棉袄滴水，浑身颤抖……

那是个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深耕密植，干得火热朝天。却又陷入饥荒，吃不饱肚子，饿得发昏。我们连续挑土32个小时，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每人发两个长绿霉的糍粑，硬梆梆。我将绿霉刮掉，当即啃了。不一会儿又每人发二两红砂糖，又白口吃糖，甜得喉咙发疼。北风呼呼，雪花飘飘，年便这样过了。

有天食堂有腐乳卖，那可是超级美味，我午餐放卫星，吃了1斤12两（老秤）米饭。肚子胀得几乎爆炸，腰不能弯，呼吸困难，以为要死了。每月粮食定量４５斤，每天一斤半，一餐吃掉一天多定量，要几餐只吃半饱才能补回来。

一见到姚雪垠，我便想投稿。尽管身心俱疲，还偷偷摸摸写稿寄稿，还有精神支柱。可能是“东西湖农场”地址引起生疑，稿子被退给组织了。领导是个胖子，他把我叫去，上下打量说：“你投稿？你还投稿？你也投稿？……”

我的投稿，被拿到大会上调侃、讽刺与挖苦，右派为什么成为右派？因为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般境地还投稿，还想成名成家，可见个人主义之丑陋与顽强。你这是在改造吗？你也写文章，还要茅盾巴金干什么？

有一篇稿退到我手里，稿尾有编辑写的一行字：有一定新意，投稿需组织盖章。原来投稿需组织盖章，这是从来不知道的，都白忙活了。这是位好心编辑，叫我白费劲，好人还是有。我至今记得这位不知名的编辑，记得那一行女性娟秀的钢笔字。

1960年秋，我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怀抱，还回到教师队伍。以为这下好了，一切已过去，哪知不是这回事，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歧视照旧。工作得好好的，1970年又被下放。这回发配更远，一家伙把你送去洪湖边的监利县。

这里到处是水汪汪的农田，一望无边，唱不出“满畈稻谷扑鼻香”。我希望是旱地，种棉花芝麻什么的，或像东西湖农场种蔬菜。我不怕农活，但怕栽秧割谷，在鲁湖农场光栽秧割谷。不过有一样劳动浪漫且富有诗意，便是荡船到洪湖里打草，唱“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烧柴靠从湖里捞出水草，晒干拧成把子。我用竹篙撑船，另个人用两根绑一起的细竹竿在水中绞草，歌声悠扬。突然我脱了手，撑船的竹篙插在水里了，水有一人多深。那竹篙是借农民的，不能就这样丢了。我跳下水向竹篙游去，哪知风浪大，船漂走了。我猛回头追船，可追不上。

船上的同伴毫无办法，只一个劲干叫。他手里两根夹草的竹竿又细又短，无法稳住船。这是在湖中央，看不见岸。望着远去的船，我绝望了，这回真的死了。若问人最后时刻是什么状态？自然因人而异。我脑子并没一片空白，也没太多留恋，只是想作文害了我，老师要不念我的作文，什么事也没有。

我力气已尽，游不动了，正要放弃，船却突然停住了，在那里等着我。原来是被一片浓密长出水面的草绊住了，没想我的命还这大。

不怕见笑，还有后福哩！正当六月骄阳似火，望不到边的稻田一片金黄，就要开镰割谷时，总部抽调我去县里搞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在小学教音乐，带了一支笛子下乡，远近知道我笛子吹得不错。就这样，别人在田里割谷，我在县里吹笛子。我独笛子伴奏的小演唱《小姑娘要婆婆》，是个重头节目，相当精彩——

小姑娘要婆婆，

爸爸给她找一个，

房子宽，钱又多。

姑娘不答应，

不把话来说。

小姑娘要婆婆，

妈妈给她找一个，

人高大，又漂亮。

姑娘不答应，

不把话来说。

小姑娘要婆婆，

哥哥给她找一个，

爱劳动，生产好。

姑娘红了脸，

不把话来说。

“红了脸”——干了，答应了。我是个文学青年，写了多年的稿子，拿着笛子吹着吹着，噗地笑一下。由于慌乱，没立即接着吹，伴奏中断。这是在县礼堂演出，观众有头面人物。演出出事故，这是政治事件，于是我被遣送回队。

还是割谷，还挨了斗。有人质问，你为什么把那破笛子带到乡下来？不是想逃避劳动又什么？整天“阿哥阿妹”地吹，宣扬封资修。你伴奏笑什么笑？笑劳动人民姑娘傻不是？告诉你，我们劳动人民姑娘就只爱劳动好的，别的都不爱。只有地主与资产阶级姑娘才爱房子、钱财和漂亮。

1972年冬，我又回到教师队伍。1979年“右派”改正，改革开放了，听说投稿不用组织盖章了。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小说《淘金梦》发表在《长江文艺》（1980年9期）上。此时我已40出头，老都老了，文学才起步。经过二十多年苦恋与艰险跋涉，终见文学曙光，不亚西天取经。

我写一个武汉人去香港淘金，不堪忍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又跑回武汉。当时偷渡潮正汹涌，杂志出口香港，港人看这样的东西没人不笑，像我当年吹笛子笑《小姑娘要婆婆》一样。

有位叫苏蔷的先生，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发文《不许虚构香港生活》，说《淘金梦》胡编乱造，根本不了解香港情况，那是为了吓唬偷渡客。苏先生还不解气，还将《不许虚构香港生活》捅到《长江文艺》编辑部。编辑部加“编者按”照发（1980年11期），表示承当责任。

此时我已调入中学，彭自立校长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性，表扬我立场坚定。不过建议我写儿童东西，老师搞儿童文学得天独厚。我也觉得放着熟悉的东西不写，而去写根本不了解的香港，闹了笑话，也有点扬短避长。

于是我转向儿童文学，写校园小说。其实老师是天然儿童文学作家，我走了弯路。写儿童东西和写成年人东西感觉不一样，就像和孩子一起和跟大人一起感觉不一样一样。在天真活泼的孩子中间，你心花怒放；和几个大人一起，你什么感觉可能都有，唯独不会心花怒放。

儿童文学是真善美文学，天天写真善美东西，不是好人也是好人，而且是件挺快乐的事。好人天天快乐，能不越活越年轻吗？分别二十年的朋友，见面说我还是老样儿，问有何养身妙法？我说心情，关键是心情，我心情好。

原以为这辈子白活了，没想到还有今天 。这都归功于改革开放，改变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面貌，而进入了新时代。

这四十年，我静静地活了一把，静静地教书，静静地写作。不好意思，敝人系高级教师、业务骨干、武汉市江岸区人才库人才；创作获两个全国奖、两个陈伯吹文学奖、两个湖北省文学奖，还有其他奖。

虽已耄耋之年，我还在儿童文学一线，还在校园里埋头挖掘小说，希望有发现有惊喜。儿童文学，校园小说居多。众多的人在一小块地方长期反复挖掘，很难有什么发现与惊喜。我是鄂军，鄂军领队董宏猷老师说“韩辉光先生，两鬓苍苍，小说青青”。我理解“青青”之谓，乃“发现与惊喜”者也，说明还是有收获。我准备继续挖掘下去，不辜负改革开放大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