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夜雪。早晨起来，窗外已是一片银白，天上还扯棉搓絮一般地扬扬洒洒。简单洗漱后，我照常提着布袋上市场去买菜。天寒地冻，雪花纷飞，市场上冷清清没几个人，开门的菜贩子也不多见。常常打交道的那家鱼摊子倒是出市了，踩着滑溜溜的冰雪地，我打算过去买几条鱼。

这家鱼摊平时是夫妻两人守着，顾客光临时，男的起身抓鱼过秤，报斤两，再蹲身杀鱼拾掇好后，装进袋子递给主顾。女的在一旁算帐，收钱，找零，夫唱妇随，配合很是默契。两口子对人和气，买卖也还公道，一来二去，回头客渐渐增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我家餐桌不断鱼鲜，因此光顾他们居多，日子长了也算是半个熟人。这时我却没看见那男的，只老板娘一个人双手笼着袖子，冷得缩手缩脑的，坐在矮凳子上守着那几盆鱼。

“这么冷，怎么就一个人？你老公呢？”我选了几条黄颡鱼，等着她帮我弄干净，随口问她道。

“住院了。”

“怎么？病了？”

“昨晚上，老子把他砍了。”她手里忙着活，脸上轻描淡写地笑着回答我。

“砍了！？”我瞪大眼睛，一声惊呼。

“昨晚上他去舞厅，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紧给他打，他还是不接。气得我火冒三丈，等到深更半夜，他一回来，老子拿起一把刀就砍……这里，这里，牙齿都砍掉了两颗”，她抬起沾着鱼血的手，指指左脸，又指指右脸，末了还指了指两颗虎牙的位置。

“他没还手？没报警？”她的话简直让我惊骇了。

“还手？血淋淋的，还什么手？！一家人，报什么警？妈的，昨夜一进医院，就花了两千多，得卖好多日子的鱼才能赚回来哟！”

……

半个月后，那男的回来了，左脸上还贴着一小块方形纱布，人问怎么了，说是“打架弄的”，两人仍旧卖鱼。又过了几天，不见了那女的，有人问，老板娘呢？男的说，跑了，广州去了，这次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久，女的到底还是回来了。两人还是守着那个鱼摊，还是卖鱼过日子。

此后，我家常用“拿刀砍”代替对他俩的称呼。比如有时婆婆会问：“这鱼，是在‘拿刀砍’那家买的吗？”或者我说，“‘拿刀砍’那家真不错，称给的很足呢”。说到“拿刀砍”这三个字时，我们都会意地相视笑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笑，就是觉得好笑。

过年后，我们搬到了解放路，好些日子都不去小市场了。暑假我回来，市场卖菜的更稀少了，听说是不符合卫生文明标准，有关部门正在治理整顿。也没有看见卖鱼的他俩，我去问挤在巷子里卖豆腐的肖瑶妈妈，她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两人都完了！女的又砍男的，男的夺了刀，本想吓唬吓唬她，不想那老婆像块烈炭，以为他不敢，要死要活地把脖子一伸，男的一怒之下……唉，坐牢去了，真是一对冤孽呀！”

啊！？这怎么可能？我不由得愣住了，站在那儿老半天，怎么都回不过神来。

半路夫妻

有一天，小姑买菜回来，说她在菜场认了一个老乡，是个女的，湖北恩施人，来天津已十多年了。客居异地他乡，乍听到“老乡”这个词，心里感觉很是欣喜和亲切，我赶紧详细询问对方音容相貌，“就是菜场中段那个大眼睛，化妆的姑娘。”

哦，原来就是我常去买菜的那个菜摊子的老板娘啊。

恩施毗邻四川，几前年我曾去游玩过，那儿的崇山峻岭，密树茂林，异窟奇洞，飞瀑流泉等等秀丽风光让我印象深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女人也是个个水灵，这老板娘就是个典型的川妹子。她看上去四十来岁，个头不高，长得却是眉清目秀，身材曲折有致，性情直爽泼辣。别的卖菜女人一般都穿着陈衣旧衫，进菜卖菜忙里忙外灰头土脸的，她一年四季都穿着花裙子，化着淡妆，好似端坐高楼云窗里的白领佳人，加之爱说爱笑，机动灵活，真像一朵美丽的花儿绽放在这充满烟火气息的菜场里。

小姑没几天就跟她混熟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荆州离恩施尚远，口音大不相同，但共饮长江水的两个女人，相遇了就有说不完的话，拉不完的家常。老乡热心快肠，小姑手机坏了，她急忙开着小车拉着她跑商场，到处帮忙找配件。小姑来时正值暑天，穿的单衣薄裙，天气一变，气温骤降，老乡看她衣衫单薄，赶紧回去把自己的衣服找了几件出来慷慨相赠。从小姑口里我们渐渐了解老乡的生活状况，她离过婚，如今的丈夫是二婚，本地人，就是每天和她一起卖菜的那小个子男人，看上去老实本分，小小的眼睛又透着一股子生意人的精明。有个读初中的闺女带在身边，男方的孩子已长大成人，也在卖菜，一家三口合力照管着这个菜摊子。

时间久了，我和老乡一家也慢慢熟悉。老乡待人热情，买卖活泛，蔬菜品种丰富，生意也比别人家兴隆。买菜时，和她街坊邻舍一般说说笑笑，思乡之情也能稍稍舒展。寒假后我们回了老家，春节回来再去买菜，却没看见她，问她老公，说是回湖北了，他们在恩施购的新房准备装修，可能得三个多月才能回来呢。

“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她长得又漂亮，你就能放心？”我挑选着几蔸菠菜，跟他开玩笑说。

“呵呵，放心，”这个北方汉子说话底气十足，“我俩七八年，经过那么多（挫折），咋不放心哩！”

果然，一连两三个月，我都没见着老乡，只他父子俩打理生意，偶尔有个高个子老头过来帮忙，听说是他表舅。虽然同一个菜场，同一个菜摊，同样的菜，但老乡不在这里，心里总觉少点什么，菜市场似乎显得有些低沉灰暗，那些水汪汪的白菜萝卜，青碧碧的辣椒豇豆，也似乎缺少一些活泼的生气。

5月底的一天我去菜市场，突然看见她的身影，心里不由得一阵惊喜，忙赶上去打招呼，“咦，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穿着件粉色连衣裙，脸上还是化着淡妆，手里麻利地称菜，收着钱，一边快言快语地笑着回答我，“回来了！昨晚上的飞机。”

“回去那长时间，也不想家里？”我笑着说，朝不远处坐着的她老公扬扬头。

“是呀，要装房嘛，哎呀，可真不想回来！……可惜没找着对象，找着对象就不回来了！”她一边说着笑着，一边侧过头拿眼睛看着坐在不远处的老公。

“敢找对象？还不把你腿子打折了！路再远，老子都要找去，老子……”，老公一边照顾着生意，一边笑着恶狠狠地说。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老乡赶紧跑过来，笑着用左手捂住老公的嘴，又抬起右手温柔地拍了几下他的脸颊。

“哎哟，夫妻俩这么亲热呀！”择菜的大姐看了，也忍不住笑着打趣他们。

几个选菜的顾客都笑了，两口子也亲热地笑着。老乡笑着赶紧跑过来给顾客上称，算钱，继续做她的买卖。

患难夫妻

街道口那个卖菜的四川女人，个头瘦小得像个未发育完全的小女孩，饱经风霜的脸又像是个沧桑的老妇，杂乱的头发给一根橡皮筋挽在脑后，常年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衣服，已是薄寒浅冷的中秋时节，她照常趿着那双白色劣质塑料拖鞋。

一辆人力三轮车是她的吃饭家伙，车厢横摆一块木板，摞着她刚从批发市场进来的菜蔬。骑到自己“摊位”停下，翻出一块塑料薄膜铺展于地，再把车上的菜一一挪下来，水灵灵的萝卜、绿莹莹的青菜、紫幽幽的茄子一一归拢好，就等着正式开张了。

她的摊位我光顾得最多——一半出于对她的怜惜，一半出于她的菜好。她的菜价也比别人便宜，辣椒别人卖两元一斤，她只卖一元五；丝瓜一元五，她只卖一元……一个便宜三人爱，她的摊子顾客最多，她也最是忙碌，要洗萝卜，要剥豆子，要递袋子给顾客，要称称，要算帐，还要找零……，这时，她老公就过来帮忙。

她老公左腿完好，右边只剩空荡荡的裤管长拖在地，有时挽个结，任它高高地吊起。他倚着三轮车帮忙干些理菜、洗菜的活计。生意是一阵一阵的，有时不见一个人来，有时三四位同时围拢过来，挑捡购买，这个在催“快，快，给我塑料袋子！”哪个在叫“快给我称！”……他一手扯下塑料袋子，左腿连着跳几下递过去，又跳几步回到车子旁边，从塑料袋里拿零钱，再次跳过去递给顾客。他跳跳着“走路”的时候，右腿裤管那个结也随着身体的节奏，猛烈地摇摆，晃动。

“他，怎么这样了？”她老公“上班”（踩三轮车）去了，买菜的人不多时，我问她。

“起（建）房子，……摔下来罗。”

“赔钱了吗？”

她的语速非常快，又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就只能听个大概，说是包工头只陪了一两万块钱。

“那你们卖菜，一个月能赚千来块吗？”

“一千块钱？哪里有那么多？我老公踩麻木，脚又不方便，一个月只挣得到四、五百块钱……两个娃儿上大学，都要用钱的嘛。”

附近小菜场很是狭小，摊位一般是先到者先得，后来的没了空档，就把菜摆在街边超市门前的人行过道上。超市9点钟开门，他们得赶在开门之前卖出大部分菜，然后骑着或推着车，走街串巷地去叫卖。

随地摆摊很是影响市容、市貌，时间久了，有关部门就得出面了。“公家人”一出现，如骤风刮过湖面，平静的街头顿时一阵骚动，一道威严的无声命令瞬间散布，小贩们迅速收称收摊，很快鸟散而去。大伙都知道混口饭吃不容易，几个同行也很关照她，稍有风吹草动，马上传递一个特定的眼神和动作，一、两分钟之内她就将菜蔬搂进车厢，跨上车座，速速离开。走不得三五步远，待风头过后，再骑回原地继续做买卖——原地有一些老主顾，他们舍不得丢弃。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街头经常上演，城管有城管的职责和无奈，小贩也有小贩的狡黠和灵活。可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幸运。有一天我接儿子放学回来，看见几个城管的人，逮着慢了一步的那个四川女人，三轮车掀翻了，竿称也折断了，还大声骂她“屡教不改”。车上的菜蔬零散撒了一地，几个圆圆的西红柿，惊叫着一路滚进了路边污水沟。面对城管的愤怒和指责，四川女人什么也没有说，和残疾老公扶起三轮车，默默地推着走远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那对卖菜的四川夫妻。

石华莉，女，1972年生，公务员，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50余篇文字见于各级报刊杂志。《打工的姐姐》《儿子给我的幸福》发表于《散文》杂志，《儿子给我的幸福》入选百花文艺出版社《情感私语》，《窗外的世界》入选大象出版社《马新朝研究》。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18年8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