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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天鹅》:向光生长,逆风飞翔 ——访儿童文学作家翌平

来源:文艺报 | 王杨  2018年08月15日08:32

记 者:《野天鹅》着重写了一群生活在艺术大院的孩子在特殊年代的成长经历。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是那样一个时代下的那样一群孩子?

翌 平:实际上《野天鹅》这本书跟我母亲有关,上世纪70年代年的时候,她刚恢复工作就把《野天鹅》改成木偶剧。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幕,11只天鹅从天上飞落到舞台上变回了王子,燃烧小公主的火焰变成了玫瑰花,那一刻所有的孩子都在欢呼雀跃,包括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在我心中几十年挥之不去,它变成了我的一个写作动机。我母亲讲:安徒生的童话是给人力量的,这种力量需要用心体会。在我开始新阳刚少年小说写作时,我觉得它成为我小说的气脉。当然还有爱,关于爱,儿童文学的作者会很本能地坚守和坚信的。安徒生式的爱不是为了让别人和自己感动而表演出来的,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爱心而进行的情感消费,它有疼痛、有代价、有付出,为了所爱的人可以自我牺牲,为了他人而隐忍负重。这种情感是饱含在人心深处的,这就是我母亲所说的力量。实际上她受安徒生的影响很大,从母亲的代表作《野葡萄》《金花路》不难看出其中相通的人性光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自我牺牲。虽然这些作品的讲述方式更像民间老奶奶讲的故事。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野天鹅》涉及普通人生活,讲述去爱和呵护爱的故事,它们表达的想法是一致的。它写的就是一种人性基因,在民间可以被称为厚道,人落难时不落井下石,爱护他人的孩子,强调亲情,强调人伦天理等美德,在安徒生童话里被称之为爱的东西,而在母亲的童话里表达成奉献的那些内容。它们传颂了几千年,存留在我们的基因里,成为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表达这种情感其实就是讲述最真实的中国故事,它描绘出中国人的某种人性品质,有韧性、皮实、倔强地恒定向善。这是安徒生的,更是世界的,因为世界上的人都是人,本性是一样的。

记 者:考虑到小说的历史背景,所写的又是孩子的成长,您在小说中是如何处理人性的复杂性的?

翌 平:我觉得这涉及小说立场。二战后从法国新小说那时起,作者就开始主张要间离小说中的人物,作者只是局外地审视,关瞄、注目、凝视作品的主人公,那种主宰作品走向和主人公命运的古老写法因为受到很充分的质疑而被放弃。关于这部作品里的人物,我更希望他们在小说的场域和情境中自由发育、生长,而不是规定他们的宿命。我是很反对“极恶”的写法的,把所有的人性之恶提纯化,把这种滞重说成文学的厚重和深度,然后在读者不堪重负的内心压上最后一根毁灭性稻草。有的作品在塑造惨烈时是津津乐道的,觉得情节的推动要靠不断加码制造出的读者心灵创伤作为推动力,其实阅读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青少年文学佳作,优秀的都不是这样的。波澜不惊的生活表层下感知人性永恒的、普遍的东西,往往能让人体会到平常之中的不寻常,能够发现人性中浑沌、错杂却又不失可爱和令我们迷恋与屈就的东西,它让我们半推半就,嘘吁长叹,无法脱离。对于作者而言,对外部世界的过度借力,会关闭心灵内向的感知。每个人都无例外地是人性的复杂体,每个人在严峻的条件下都定会呈现出某种人性的脆弱、犹疑和自保,这是人的本能,文学不能给作者特权居高临下去挑剔和审判作品中的人物,透过某种意义上讲,从某种人性共性就可以看到时代的症结。在这部作品里我试着写出人性的多样,就如同生活本身总是一言难尽,让人唏嘘。

记 者:小说开头就提到了野天鹅被盗猎,又以野天鹅在秋天飞回了城市,孩子们相约去看天鹅结束;孩子们最后组织排演的也是安徒生的童话名篇《野天鹅》。在小说中,“天鹅”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与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有某种对应关系?

翌 平:天鹅源于我母亲改编安徒生童话的木偶剧。在这部小说里,每个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意义,给出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对我的创作来说,它仅仅是一个动机,如同本书中的音乐一样。在小说里天鹅是优雅的,她的姿态、她的矜持,她舞蹈一样的飞翔,都是动作和视觉的语言。她的出现和朝向城市的到来,会给孩子们带来一种美丽和安全感,让人感觉到人与人、人与动物正常相处状态的回归,同时也给饥饿时代的孩子们带来不可言说的欢乐,这些情境我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分享到。其实少年文学是应该回归安徒生的,也就是儿童的概念从神化回归人的层面。儿童和少年归根结底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的冷暖、饥渴、恐惧与忧伤,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儿童文学作者应该感受得到的,是文学表达的内容与形式。基于现实层面之上的童话,可以自然地衍生出针对现实多维的象征与隐喻。实际上安徒生的童话精神,当下很多程度上被从容地消解掉了,尽管没有公开否认他的经典性,对安徒生童话的解读却默默地异化着。所谓苦难、死亡、现实、艰辛,都约定俗成地变为儿童文学的禁忌,而爱的精神也可以被稀释成一种日常情感消费,惟一正常的童话是那些架空于现实之上与现实完全撇清关系的文字。

记 者:小说采用一种散点透视的写法,在不同章节中侧重写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同时人物经历和人物关系又是在不同章节的穿插叙述中才能拼凑完整。比如前几章中从不同角度写了梁胄写大字报检举其他同事,由此引起大人之间以及孩子之间关系的紧张,又在“形单影只的指挥家”一章中写到了梁胄的艺术经历,之后又写到梁胄向小雪展示手臂被烟头烫的疤,从而表现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您选择这种写法,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翌 平:是的,这是一部拼图式的小说。在文学作品里多重线索的交错、并行、嵌套或迂回,都是很常见的,但在少年小说里还比较少。其实不用过度担心少年读者的接受能力,拼图或魔方式的叙述,从结构上会激发读者的阅读潜能,让他们参与其中,拼接时个人的创造性也会带来不同的文学理解和审美享受。在这部作品里,我希望让每个小段都内含兴奋点,这样汇聚的热点会给读者带来比单一线性结构更丰厚的阅读愉悦。我比较警惕小说结构给作品带来习惯性套路化约束,作者自己往往难以察觉这种约束,可以很熟很顺溜地借助自己的笔力惯性“滑行”,这种习惯源于自己过去曾获益的经验和当下主流话语理念的无形影响,很多时候会导致作者无意识地写得有些似曾相识。讲故事是写作人的基本功,而擅长“编故事”,对写作人并不全是褒义,它隐含着“轻车熟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借势而为”,因为对自己驾驭故事能力的充分自信,而忽略了写作难度和避免自我复制的要求。叙述的多样化让我有意避开这些写作“陷阱”,也让每一章节拥有自己的特点,从整体上产生多彩多样的感受,这样的结果可以出乎原始的创作预期。

至于梁指挥这个人物,我很想精细地,像临摹一样地写出来他人性通透的质感。我写他奔跑追车,内心是雀跃的,欢乐如花开一样。感觉这是一种释放,是写作者我的,也是我给予他这个人物的。生存环境把一个有追求有抱负的艺术教师塑造成一名纯粹的实用主义者,梁指挥就成了一个社会符号。他的生存逻辑很简单,为了生存所需考虑的就是凑足必要的现实条件。跑可以不用等车,就可以准时回家,所以就可以放弃装瘸的表演直接狂奔,别人对他的目光可以忽略。如果我们内视自我,会发现在特别艰难的时刻我们都有可能很像梁指挥,这么一想,对人性复杂带来的喜感会多了一份宽容。还有他用五线谱书写的日记,那可能是一位音乐准大师在难挨的日子里惟一可以倾诉和宣泄的载体,同时也记录了许多秘密,比如对红楼大人的,比如对林栋的,还有关于舞鞋的。梁指挥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类,他勤奋、励志,擅长适应,不达目的就会坚持不懈,他的专业水准不得而知,与大众却有一种很容易打成一片的亲和力,对权威能及时做出谦卑的妥协。他很得意于自己的肢体表达,艺术毕竟是要感染普通人的,不仅仅是感染专业人士,大众需要在欣赏的过程中得到专家通俗的点拨,于是这种高贵身份的大众得以接受和自我得以认同,古典音乐大师的精神附体也就变得妙不可言,以至于让他欲罢不能。

记 者:小说中的孩子们出身于艺术家庭,从小受到各种各样艺术形式的熏陶,艺术不光陪伴他们的成长,也成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伤害时的疗救方式。特别是在排演《野天鹅》时,不仅艺术大院的孩子们参与其中,厂区的孩子们、部队大院的孩子们甚至国外的孩子们和大人们也都热情参与其中。为什么会浓墨重彩地写到这样一场演出,这场演出是否可以看做是当时人们自发治愈时代创伤的一种方式?“艺术”在整部小说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或意义?

翌 平:音乐对于这些艺术大院的孩子来说不仅是娱乐和消遣,更重要的它是生活下去的精神食粮。书中练琴与舞蹈的孩子,能拥有一片独立的精神世界,他们在音乐里得到滋养,获得安慰,也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他们可以退守的、封闭的、自己独享其中的精神家园。对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感同身受,让他们体会到在特定时期人们在日常环境里无法感受到的情感交流。书中的音乐段落同少年的情感和处境有很多关联,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叙事,而用文字去诉说音乐,会让文字带来音乐的审美情愫,在这部小说里我尝试着做了。

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孩子,是我特别希望写出来的。在特定的时期,知识分子的孩子很羸弱,他们因为感受力细腻和身体弱小,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更加困难,而且他们的内心感觉比常人更丰富。

但我不想成为任何群体的代言者,实际上以人的群体来界定人性的善恶是靠不住的,是简单化的写作行为,对人的描述在于他们的有血有肉,在于对他们潜在可能的发现。

对《野天鹅》剧的共同喜欢,让大家把演出变成了共有的游戏嘉年华,那个时代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虽然彼此有隔阂,家境好的孩子会拿家境不好的孩子开玩笑、调侃,甚至欺负,可他们在游玩中很容易结下交情,他们是对手,是玩伴,相互逗贫、取笑,但也会彼此帮忙。少年看待艰辛和困苦的方式往往比成人要简单,他们会用谐谑、玩耍的方式对待生活,用懵懂之心去应对复杂的世界,很多成人看似过不去的坎,他们能稀里糊涂地就蹚过去了。

记 者:小说基本遵循写实手法,细节真实而丰满;同时也不乏想象和梦幻的笔法,这种表现手法与小说主题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翌 平:我觉得好看的少年小说都是要扎根在现实的土地中的,而现实世界与感觉世界的界限模糊、含混,甚至可以自由地相互渗入,是非常能够调出潜在的文学表现力的,当然这种“跨界”的穿梭一定要建立在扎实的现实基础上。书中我写同胞兄弟分别,一个要随爸爸去远方的农场,一个要留在城市里,就是这种表达。两个都困倦的孩子,平时因为总打架而没话可说,此时却好像有了奇妙的心灵感应,一种不安定的预感,让他们一下子有了许多想彼此倾诉的想法。那种诉说是视觉的,听觉的,更是心灵联通的。对于孩子特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应该用特殊的文字去呈现。小说可以读,也可以用眼睛看,这种移觉方式会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此外练琴少年对音乐的感触也是这样的。

记 者:有评论家用“阳刚”来形容您的儿童文学创作,认为这是当代儿童文学中具有独特气质的一种书写方式。在阅读您的新作《野天鹅》时,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书中的孩子们在特殊年代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痛,但整部作品的多重基调中,仍然有一种逆境中生长的昂扬蓬勃的调子。为什么您会特别看重这种“阳刚”或者说特别具有精气神的气质?

翌 平:这本书可以概括为“向光生长,逆风飞翔”,虽然它不是一部所谓的励志类故事。“阳刚”的含义我觉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大,它是一种力量,虽然弱小即使身处严峻的外在环境,都无法被泯灭,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对少年纯粹的内心和不断发育的身体,还有就是对少年品质中的善的自信,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它讲述一种经历艰难,自愈和自我提升、成熟的过程,书写各样的少年成长。

记 者:据我了解,您近年来系统研究了英美青少年文学写作,研究结果对于您的创作是否有影响,您在青少年原创文学这一领域又将会做哪些探索?

翌 平: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文学这一文类已经相当成熟,它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自己的评奖系统,以及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作家队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作品的探索和创新都有很大的变化,它们涉及历史、宗教、种族、社会、女性、性意识等多重方面,核心却是“人的文学”。作为从传统儿童文学中分离出来的新文类,青少年文学与儿童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它的主要特征有:一、作品强调少年主体性,青少年的个人身份得以确立,他们已经拥有了独立的个体意识、人格、思想,想象自己是大人拒绝承认自己的儿童身份,对成人的儿童式认同及教育环境产生逆反。二、少年文学强调生长性。不同年龄段的少年身心要求不同,从少年身份觉醒到自我意识主宰形成了明显的年龄差异。三、作品文学性的彰显。青少年文学的特点是其多姿多彩的文学表达,其中不乏在整个文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的佳作,这些作品与传统的儿童文学相去甚远,与写给成人的文学更为接近,有影响力的幻想作品更是享誉全球。四、契合主流价值观。青少年的心智特点只具有明确的是非二元对立判定和穷极追问的价值判断,这也形成了其明确稳定的价值观体系。比起许多以猥琐的生活和破碎的人性演绎邪恶的作品,青少年文学的价值观更为明朗和直观。

从国际上看,青少年文学因为体系的建立得以快速的发展,国内这一领域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青少年文学领域不缺乏素材的优势,重要的是对这样的文类能有新的认识和认同。立足本土,着眼世界,相信会有很多在世界范围内享誉的中国作品出现,我希望自己也能努力,参与其中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