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壹

我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有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矿上的生活区来了一大一小两个人，看上去像一对父子。大的和小的都又黑又瘦，衣衫褴褛。大的背着一只小竹筐，里面有几条蛇，他手中也捏着一条。那一大一小两个人挨家挨户地在向人要钱，如果哪家不给，大的就举起手中的蛇在对方眼前晃来晃去，对方只好急急忙忙给他们一两个硬币。我们这些小孩见此情景，也停止了玩耍，一路好奇地跟着他俩，但只是远远地跟着，因为我们怕他手里的蛇。

我看到那两个人快要走到我家门口了，急忙飞也似的跑到家里，向父亲和母亲通报，我想让他俩有个心理准备，或者到外面避一避。

然而，父亲和母亲听了我的情况通报后，不约而同地说：“有点像我们绍兴的硬脚讨饭。”

我曾听父母说起过，他们小时候，我们的老家绍兴一带有一种要饭的，被称作“硬脚讨饭”。他们有的拿着一把菜刀，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会用菜刀在自己的手臂上砍一刀，鲜血直流；有的则拿一条蛇在自己的手上咬一口，他们就用这类方法逼你往身上掏钱。

父亲才不怕“硬脚讨饭”呢。他说：“什么硬脚讨饭软脚讨饭的，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越怕他，他就越来劲，你凶过他上前，他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父亲正这样说着的时候，那一大一小已到了我家门口。他和我母亲一看，愣住了，他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王老师，怎么是你？”母亲失神地问。

王老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母亲：“大小姐，怎么是你？”

父亲这时已回过神来，显出了一脸的得意：“啊呀王老师，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

“没办法呀，我的徐家大姑爷。”王老师回答说，“为了活命啊，你看我这小鬼，总得把他养大吧。”

父亲听后，嘿嘿一笑，说：“你们王家原来在我们镇上也算是有名的书香人家啊。我小时候的穷，你也不是不知道，但我可从来没讨过饭呀，更没有当过硬脚讨饭。”

王老师也嘿嘿地笑道：“哎呀我的徐家大姑爷。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的志向多高啊。所以你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在领导一切。我自从那年死了一回后，便什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讨到钱，我什么都会做，学狗叫学猫叫都行。就是叫我当众把裤子扒下来，我也照做不误。”

父亲又冷笑着对王老师说：“嘿，真是人不可相貌，海水不可斗量啊。”

我不清楚父亲是从哪里听来的这句话。只是他把“貌相”说成了“相貌”，并将此话的意思说反了，只是这一说反，讽刺性更强了。

听着这两个男人的对话，我母亲忍受不下去了，她板着脸对我父亲说：“你也别说什么了，如果你觉得他可怜，就帮他一下吧。”

“废话！”父亲白了她一眼说，“我的老乡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我会眼看他？我会让他空着两只手回去？”

父亲说完，便拉开三斗桌的一只抽屉，又挖开抽屉里一只铝制饭盒的盖子，取出了一张十元大钞和十斤粮票。这有多值钱啊，我告诉你，那时矿上的职工困难补助标准是，职工本人每月生活费不足九元，家属每人每月不足七元。知道那十元大钞有多值钱了吧，更何况还有十斤粮票。

“谢谢姑爷。姑爷啊，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王老师从我父亲手里接过钱和粮票，激动得跟什么似的，他顺手打了一下他儿子的后脑勺：“还不快给你陈伯伯跪下？”

他儿子急忙跪下，像捣蒜似的磕起了头。

我母亲拉起他儿子，很不自然地对王老师笑笑：“你回去吧，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写信给我们好了。”

“那不行，大老远地跑来，怎么能不吃饭就叫人家走呢？”父亲说，然后把头转向我，“小鬼，到食堂去买两碗红烧肉来。”

“吃饭就算了吧。”母亲表示反对。

可这回轮到王老师说话了：“姑爷一片盛情，怎么能不吃呢？再说还有红烧肉，孔夫子说三月不知肉味，我可不知道有多少天不知肉味了。”

他儿子一听有红烧肉，两只眼睛便放起了电。

我去食堂买来了红烧肉和别的菜，父亲又叫我到代销店里去打了四两“枪毙烧”。这是当地产的一种度数极高，又能呛死人的烧酒。

两个男人一面喝酒一面高谈阔论。这期间，我父亲始终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王老师只是一味地对他唯唯诺诺。

父亲说：“你在家中是独苗，小少爷。被家里人宠着呢。那天中午，我在你家门前的河堤边捞黄菜叶，看见你在家门口吃饭，我看到你将一个鸡蛋的蛋白吃了，然后把那蛋黄高高地抛到了屋顶上面。”

“是呀是呀，那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个社会就应该将它推翻。”王老师点着头说。

由于“枪毙烧”力道有点足，王老师话多起来了，竟不知趣地说道：“当年我就对大小姐说，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那么有才，一定能嫁给一个有钱有才的男人。这不，被我说着了，姑爷您不但有钱，还是一个正人君子。”

我母亲一听这话，似乎感到了奇耻大辱，她放下了脸孔：“不要说了！”

贰

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也感到有些纳闷。我父亲的抠门在矿区是出了名的，可他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给了那个要饭的“王老师”十元钱和十斤粮票！还叫我去买了两碗红烧肉。那两毛钱一碗的红烧肉，父亲一个月加起来也只买两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一次性地买过两碗红烧肉。父亲在做这些时，脸上始终露着得意洋洋的表情。而母亲呢，始终眉头紧皱，面露尴尬，一心想让王老师早点走，不愿留他吃饭。显然，父亲是想在王老师面前摆阔，而母亲又似乎不想让他摆阔。

然而，父亲难道仅仅是摆阔吗？

我当时虽只有十二岁，却是个早熟品种，已经朦朦胧胧地有点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种事了。我觉得父亲的行为除了摆阔以外，更多的是做给我母亲看的。我隐约感到我母亲与王老师之间可能有着某种纠葛，拿我们当地大人们的话说，就是“大有来头，小有讲究”。

读初二那年的暑假，我到绍兴外婆家去住了一个月。有一天，我把王老师到我家来过的事跟我小姨说了。小姨和我的感情很深，我出生的头几年，还没和母亲迁到父亲在几百公里外的矿区，是小姨帮着我母亲将我抱大的。小姨听了我的话，十分讶异：“他怎么到你家来了？”我便如此这般地跟她讲了当时的情景。小姨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小姨这人心直口快，即使对我这么个小屁孩也是这样。小姨说：“他是你妈的相好。”

于是我便从小姨那儿弄明白了我母亲和王老师的“某种纠葛”。

不是我喜欢吹牛，我母亲少女时代是小镇上公认的第一大美女，也是第一大才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是镇上第一个考上高中，到城里去读书的孩子。但她时运不济，由于家庭败落，加上我外公因挪用公款被处理，在单位里监督劳动，每月只拿十二元的生活费，为了退赔公款，家里凡是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无钱交书、学费，只读了一年便退学了，到镇里的小学做了一名代课老师。当时从省城的一所师范学校毕业的王老师，在那里做正式老师。我母亲就与他好上了。据我小姨说，王老师是用一个西班牙人的一首诗打动我母亲的。在那首诗里，王老师将自己比作河流、荒林、废墟、草屋以及火炉什么的，而把我母亲比作小鱼、小鸟、常春藤和火焰之类。我母亲从小喜欢文学，但她只读过中国诗，没读过外国诗，而王老师也没有对她说那是西班牙人写的。母亲当时想，天下竟有写得这么好的诗！于是母亲被打动了，并爱上了他。不久，两人便订了婚，聘金是三十坛老酒。在那时，绍兴的风俗是以老酒作为聘金的，当然都按时价折算成钱。

但母亲最终没能嫁给王老师。

王老师不但喜欢写诗，还喜欢写散文甚至一些时评文章，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反右”开始时，有人说他的文章里有反动言论，加上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旧军官，快解放时跟着部队去了台湾。于是，王老师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右派，并被开除公职。

如此，王家的惨境自不待言，我母亲家也愁雾笼罩。我外公外婆当时的处境极为尴尬。如果不退婚，王老师已无行无业，难道让女儿跟着他去喝西北风？再加上对方是“右派分子”和反动家庭，外公他们自己的出身也不那么好，这不等于是臭鱼搭烂虾了？可是，如果退婚，又等于落井下石，别人又会怎么说呢？但没想到王家自己主动提出退婚了，而且是哭着跪着要求女方退婚的。

王老师因为人生一下子跌到了低谷，一时承受不了，将老鼠药放进了加饭酒里，慢慢地喝了下去，他喝醉了，睡着了。然而，也许是那老鼠药毒力还不够，也许是酒太多，有点稀释了，虽然他到第二天快吃中饭了也还没有醒来，但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

王老师被送到城里的医院去抢救。王老师被救醒了，但命悬一线，要后续治疗就得交一大笔钱，但他家拿不出那么多钱，借也借不到，谁会借钱给这样的家庭？王家只有这么个儿子，王母觉得当务之急不是给儿子娶妻，而是救儿子的命。于是便要求我外公退婚，将三十坛老酒的钱还给王家。

但问题是那三十坛老酒的钱我母亲家里早已花得精光了，尼姑婆逼不出卵子。于是，这边是无钱退婚，那边是急等着钱去救独生儿子的命。人命关天，把我外公急得差点上吊。

就在这时，我的在部队里当排长的父亲回家探亲，他叫我奶奶给我母亲家送去六十坛老酒。三十坛用来退婚，另外三十坛用作聘礼。

这样，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了：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王老师也被救活了。

王老师的命虽然捡回来了，丢了的饭碗却捡不回来。为了生存，他后来居然学了一手捕蛇的绝活，漫山遍野地去捕蛇，他不但将捕得的蛇卖给医药公司，还拿它当要饭的工具。

我听了这段故事，感到极为吃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惊奇感与日俱增。生活是多么残酷，竟让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一个捕蛇者；环境是多么厉害，把一个为人师表者弄得那么卑微而不知羞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为王老师落实了政策，让他重新当了小学教师，还让他领到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补发工资，他的儿子也参加了工作，据说在电力局上班。只可惜他那位跟他受尽了苦的瘸腿老婆没有福气，在她丈夫恢复职位的第三天，她在自家的门槛上绊了一跤，从此再没有起来：脑溢血。

后来还听说王老师在报刊上又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描述自己这一生的坎坷经历，写得很感人，在当地小有名气。那时，我父亲已退休，与我母亲回到了绍兴老家。他俩的关系很不好，父亲还不断地扬言要跟我母亲离婚。我那时常想，假如我母亲真的跟我父亲离婚了，会不会与王老师破镜重圆呢？我也曾旁敲侧击地拿这个问题问过母亲。母亲说：“不要说他发表了几篇垃圾文章，他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一点都不稀罕。”

……

（节选自《天津文学》2018年第8期）

陈文超，中国作协会员。在《中国作家》发表长篇小说《痴人街》，出版长篇小说《绍兴往事》，在《满族文学》《安徽文学》《滇池》《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痴人街》获浙江省文化系统兰花金奖。短篇小说《失魂者》获第二届《安徽文学》期刊文学奖佳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