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诗人简介 王夫刚，诗人，1969年12月26日生于山东五莲，现居济南。曾获齐鲁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诗集《诗，或者歌》等多部。

主编荐语

好的或上乘的现代诗歌读起来是有气息感的：它是舒缓、澄明、幽远、有韵，可以让人低吟的，气息是一种向上升腾或攀援的物质，或是弥漫在文本里的生动，有气息的文本是有生命活跃感的。我喜欢可低吟的诗，推崇能把诗写到有气息、有韵致的纯粹之诗。

其实，这样的诗难写，写过了就是“自说自话”的“自我呢喃”或“梦呓”，写浅了就是一杯“白开水”，寡淡无味。它需要诗人在创作时心静如水，又神接八极，按下起伏的峰谷，走向微澜。

诗人王夫刚说自己“放弃了抒情功能，强化作品的理性色彩，在轻声的说。”在轻声地叙说中，他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歌美学建构。他的诗章里流动的是淡淡的忧愁。这组诗里，让我看到一个严肃且理性的知识分子在关注和凝视已逝和将逝的一切，比如“山东之东”“村庄”“桃园”“公社”，以及“纺织厂”和“青春”，当然还有祖母等亲人。向已逝的时代、岁月和人生作别或吟唱挽歌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如何写出深层次的思考和引发他人共鸣的作品，是考验作家优劣的一个标准。王夫刚有西方哲学和传统诗学打底色，加之他的独特思考和发现，使他的诗句精致、沉着、坚忍，有穿透力，同时，他的诗又不是呐喊式的，只是轻轻的诉说，这是诗歌写作的一个高的层次：“诗歌的脸应该是安静的，聪明的读者在安静的表象下可以出色地看到智性与心所有的游戏。”这好像是扎博洛茨基的话。

—— 李云

诗歌作品

在山以东

 

在山以东，这片土地任性地伸入

两个大海的怀抱里——黄河的故事

从西部和高原流传下来

任性地流经州县，不在话下

 

流经我们的祖先身边，流经

天空早已忘却的荣辱之梦

逝者如斯夫，在孔子老家我们向孔子

致敬：山河也曾沦为花边新闻

 

我和你、和他，亲人们、老乡们

种田的以及写诗的，我们枕着涛声

入眠，允许山梁梦乡之旅

高速公路修到齐国的首都

 

我们走遍家乡，走遍在山以东

岱顶凌霄，太行山渐渐沦为

隔着两个省的演出背景

只有黄河还在以造地的名义逼退大海

 

重返谷雨村庄

 

邀请朋友们到地图上旅行

某年某月某日，重返谷雨村庄

青石板的街上依旧走着

担水的乡亲，他们身后

依旧一片潮湿。这是我从小

见惯的：我们打着招呼

似乎漫不经心，又似乎原来如此

——地图上的旅行者

试图在地图上打一口深井

但谷雨只是一个节气

但春天并不需要电信局的通知

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

（她不会唱歌，所以也不会

觉得歌声比生活重要）

她抬起头来，差点儿

认出了她的儿子：某年某月某日

重返谷雨村庄，一切如昨

只有我，似乎变了

只有异乡死于地图上的旅行

 

村庄与人

 

一些有水流过的地方，一定会有

一些村庄在那里生老病死

季节轮流做东，庄稼摇摇晃晃地成长

开镰的日子，女人大声地

说笑，男人们已经开始盘算

麦收以后的去处。热风

一阵一阵地吹来，金色的麦浪

在他们心中起伏着，奔跑着

令大地炫目而又不安

这些用碗喝酒用汗水洗脸的汉子

农闲的修正主义者，他们

在阴影下乘凉，被旅游局忽略

把无法携带的村庄留给

女人——啊，不要谈论聚离

再慢的火车也有抵达终点的时候

不要指责生活，哪一处

建筑工地，没埋着木桩

不要阻拦炊烟升腾，那是命运的灯盏

在乡土的时代告白中请求发言

 

每一片落叶上

 

与父亲在一起，说说墒情、种子

这一年的收成——土地之上

我极目眺望，时代中的乡土诗篇

日渐没落：秋天沦为郊区

播种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失去共鸣：每一场雨都会洗去一些痕迹

每一片落叶上都住着风的

悼词（有人忙于收获预言

有人想把雕像退给石头）

当时代中的乡土诗篇日渐没落

父亲认为，一眼看到终点

生活就会提前死去

父亲还认为，头顶的高压线吊不死

老天爷，只肯拜访春天的人

是可耻的——对此我打算赞成

 

偶尔年景不错

 

偶尔年景不错，乡村堆满

玉米或者谷穗——假如它们不避开

母亲：勤奋的乡村劳动者

清贫生涯的主人以及

美好事物的象征，喜悦就能

取代人间的叹息安慰

我父亲的鼾声、呓语

和咳嗽。假如它们不避开我的

写作——这怎么可能

晚秋疲倦，我只是一个

妄加评议的爱好者

还没学会偿还寅吃卯粮的亲情

偶尔年景不错，我却

以梦为马，和一个短发的

女子，在落日下拍照

在落日下抒情直至群山崩溃

 

村庄以东的麦田

 

村庄以东的麦田，两个站着交谈的人

面孔模糊。时间过得很快

庆幸的是青春还有阴影——

此刻，仿佛最好的诗篇就在这里

 

麦子即将转移，消息传遍乡下

一年中极其重要的美逼近

村庄以东的麦田，夜行汽车的远光灯

覆盖了公路上拒绝拐弯的月光

 

成熟：一个星夜兼程的话题

麦田守望者：生活的晚辈

在习以为常的干旱中雨是客人的主题

刺天的麦芒上晃动着风的广场

 

村庄以东的麦田，只有两个人

在站着交谈，低声地交谈

唉，仿佛最好的诗篇已被别人写过

夜长梦多的心请求葬于午夜

 

早春与少女

 

群山远黛近青，汲水的少女

伫立井台，任由早春的风吹乱心事

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重新得到了母亲的理解

和爱抚，汲水的少女哭了……

天空有鸟飞过，阳光落在枝头

早春，我们最先看见

这样的风景，心底不禁泛起一种

江山未秀的爱和怜惜

这一年，久违的北方田野

依旧跑着放风筝的孩子

长长的目光一直飞到了云天之外

生活的摇篮不是爱的迷宫

青春之歌允许死于不加密的

备忘录：放风筝的孩子

修订着合理的想象和不合理的想象

早春，汲水的少女哭了

汲水的少女为什么哭了

群山远黛近青，不打算说出原因

 

望见山冈

 

黄昏之后，低于月亮的山冈

迎来了遍地月光，昨天的朋友已经

把信寄到乡下，把笔锋

伸入即将开镰的广大麦田

 

望见山冈，望见去向远方的路

寂寞而又从容。出走的爱情曾在树上

在鸟巢，在鸟儿的飞翔

和歌声里，诞生、成长

 

我感动于我的山冈一言不语

又难免伤怀：江山多娇

小红姑娘却不是美人（远方接受我的

致歉，诗歌并非仅有的借口）

 

望见山冈，疾风起时一片混乱

我写下不能朗诵的孤独

拒绝黄昏的示好：在二分之一的

理想中，满脸星辰的人消失了

 

2069

 

那时，阳光已是另一个世纪的关怀

耐心地照耀着一个百岁老人

那时，公社消失已久

春雷震撼的岁月仅供怀念

红旗飘在山冈，风雨穿过百年

悄悄占据记忆的窗口——

那时，春天寂寞，秋天孤独

我的孩子，一个乡村教师

（也许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

习惯于周末来看望我

说到1969，他没有任何激动可言

而集体之歌使我愈加常怀去意

人上了年纪难免这样

眷恋过去，对往事念念不忘

那时，公社消失但人民留了下来

那时，如果我没死去

就还活着，从1969到2069

仿佛只是为了拒绝死亡不断地敲门

创作谈

只有黄河还在以造地的名义逼退大海

王夫刚

1

将近一百年前，著名的哈佛大学诞生了著名的诺顿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诗意”。1967年，诺顿讲座迎来博尔赫斯先生——他的“诺顿六讲”后来在中国出版时书名叫作《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博尔赫斯开篇即说，他快要七十岁了，他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贡献给了文学，不过他能告诉大家的还是只有满腔的困惑。博尔赫斯的话，当然含有谦逊的成分，事实上他的“诺顿六讲”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并非只有满腔困惑，而是充满了解决困惑的智慧。博尔赫斯去世之后，在他未曾造访过的中国，出现了两个博尔赫斯——被支持的博尔赫斯和被忽视的博尔赫斯。诗歌并不赞成通过一部法律消灭艺术分歧，制裁自由的心灵，博尔赫斯亦无意于此，所以他建造了一个有交叉小径的花园，用以安置分道扬镳或者殊途同归。作为博尔赫斯的拥趸，我愿意向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派绅士致敬：他用诗歌为自己赢取不朽，继而用诗歌验证了人类的文化成色和思想深度——触类旁通。献给博尔赫斯先生的敬意，同样允许献给尼采、惠特曼、弗罗斯特、佩索阿、阿多尼斯等等，献给每一位卓立、光辉而伟大的诗人先生——尽管最广泛意义上的诗意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广泛意义上的诗意也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甚至，局部意义上的诗意都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

2

历史是一条河流，满足了孔子先生的喟叹，如果有人说见过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身上充满了被同情的智商发烧后遗症（连桀骜的孙悟空都要认一块石头做父母）；写作也是一条河流，如果一个诗人宣称他正在创造一种断绝传承的新源头，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在不舍昼夜的写作课上为他预留一个捍卫谎言的席位——欲望本是个中性词汇，一旦与谎言牵扯在一起，就成全了这样一个事实：没见过满汉全席却热衷于对满汉全席的虚拟占有。这与博尔赫斯的理想大相径庭，他喜欢的人生享受，是在诗中“小酌”一番。对于众多写作者来说，大诗人的存在始终是一个爱恨交加的悖论，他们只是在诗中“小酌”一番，就残忍地确立了众多写作者的奋斗终点。

3

前述诗人，个个都是宗师级别的大神。他们各为山峰，他们的身影投向大地，拥有力透纸背的智慧和自成体系的气场，而我们从写作那里索取的沾沾自喜，明显属于放大镜下的产物可有可无。百年汉语新诗流变，不乏呕心沥血，不乏前赴后继，不乏波澜壮阔，但尚不足以替诗歌史的当代写法盖棺论定：亲历亲为的时代仿佛没有例外，江湖貌似风起云涌，庙堂实则冷冷清清，最不需要决出胜负的个性化写作，胜负居然成了写作的顶级评判指标。于是，削足适履的格局诞生了削足适履的诗篇，分等级的“附属诗意”开始大行其道。削足适履的诗篇不好吗？分等级的“附属诗意”不好吗？很抱歉，我不打算正面回答这样的疑问。拉低平均线的写作角色及其衍生诉求太多了，所以诗歌的整体含金量必须不断下降，像阅读的好奇心被标题党反复消费那样轻而易举，诗歌的每一次“社会出台”，高光而虎头蛇尾，总是无法摆脱“司马缸砸光”的喜剧性魔咒。网络时代以降，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借助电子科技的升级，诗歌圈进入内部循环的提速状态，把不设门槛的自媒体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主角纷繁，自我加冕的“诗歌诸侯”们怀着惊人的热情迈入惊人的自恋岁月，仿佛汉语诗歌根本不缺少尼采，也不需要阿多尼斯。作为人类文明的共享资源，票友拥有自得其乐的权利，把票友级别的诗篇奉为丛林法则的胜出者——商人以物易诗、小吏以权谋文而没有任何阻力或者异样，却是细思极恐地实现了对诗神的间接羞辱——当然，对于合格的诗人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多余的话题，注定灭失于正道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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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合格的诗人？通俗地说，写出了合格的诗篇，就可以称之为合格的诗人。问题又来了：什么是合格的诗篇？弗罗斯特说，“始于喜悦，终于智慧”的诗篇配得上“合格”的检阅；博尔赫斯则认为，一味挖掘诗歌里面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而太过有力的隐喻则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假定“合格”拥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同一个诗人，有时写出了合格的诗篇，有时写出了不合格的诗篇，我们如何给他打分？很显然，就高不就低的取舍原则更符合艺术的恒久规律——李白也有败笔，但他肯定是合格的诗人；乾隆虽然在作品数量上一骑绝尘，要从诗歌学校领取毕业证书却可能会遭遇反对，他只是完成了数量积累。实践证明，写作数量的积累连参考标准都算不上——艺术就是这样，有时粗暴武断，有时善解人意，大浪淘沙之后，没有一首杰出的诗篇将饮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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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艺双馨，完整的诗人才能配得上这个褒奖。评价同时代的诗人尤其如此——因为生活在同时代的诗人连距离之美的优势都不再具备。在人性的强力碾压之下，遍地聪明的碎片南辕北辙——同时代的同行，他们身上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允许超出你的想象。波德里亚说，如果命运是残酷的，那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讨好它——波德里亚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学会了讨好命运，命运将变成一种打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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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责任，不止是奉献佳作，还要有能力向读者展示一首好诗的来历，或曰分娩过程。这方面的当代范例是柏桦的长诗《水绘仙侣》，他写了两百行诗，写了十万字的注释——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附属，也可以视为前者的有机构成。如果不赞成柏桦，我们不妨拎出苏轼，这位大腕由黄州贬赴汝州，途经庐山写下《题西林壁》，自问自答，举重若轻地把核心问题解决于文本之内。丧失拆解欲望的写作者，一般也不具有重新组装的能力，往往喜欢贩卖“神来”“天成”“梦中偶得”之类不需要证据链的观点，刻意模糊“一厢情愿”和“一叶障目”的边界，洗白江郎。偷梁换柱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毫无新意，天马行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现实而非相反——夕阳沉落，黑夜开始孕育新的黎明，这么说吧，如果不是长夜漫漫，诗歌将和星月一样无处寄存，而诗人的责任将成为诗人虚构的责任，陷入虚构的泥淖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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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诗人喜欢谈想象力，试图通过对想象力的格式化阐释，实现诗歌的去神秘化存在。殊不知，想象力一经谈论，便折了一只翅膀；大谈特谈之后，另一只翅膀也不再具有飞翔的功能。科学研究表明，孩子一岁时，想象力高达96%，长到十岁，这个数字降为了4%。想象力是手工品而非印刷体，是主体的精神冒险不向客体妥协的自由之歌和非物质遗产，没有一种想象力愿意像规章制度那样以约束更多的人为己任。所以董仲舒认为，诗无达诂，文无达诠，莎士比亚对此深表赞成，他的说法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前不久我去晋南，看了很多地方，身临其境恶补了很多地方文化和历史知识。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晋国博物馆那些国宝级文物，而是一个不经推敲的传说，至今在民间津津乐道：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亲生儿子奚齐上位，数次陷害太子申生，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谋杀是，骊姬做了一艘大船让申生游湖，这艘大船的奥秘在于，用胶粘合，遇水不久即会开裂沉没，奚齐年幼，见这艘大船描龙画凤，死活也要上去，结果船至湖心而沉，申生以德报怨，舍身救起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这个不入史记的故事中，骊姬的想象力堪称惊艳，足以让司马迁甘拜下风，至于跟骊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越女东施被我们所讥笑，因为她长得丑，更因为她的想象力过于糟糕。诗歌允许想象力怀着巨大的优越感为写作者提供具体服务，但若把想象力奉为写作的最高准则，怕是也不怎么值得同情。据说人类最早的想象力源于闪电之火，当火成为一种可以控制的生活资料以后，人类对火的想象力便丧失了，这意味着，发现想象力和使用想象力不是一回事，使用想象力和解剖想象力也不是一回事，解剖想象力等同于埋葬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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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为我写下的每一篇文字负责，这是我的“文字洁癖”惹下的祸：在诗歌写作中我摈弃了抒情色彩，在诗歌之外的文字写作中，则毫不掩饰对于钙质的偏好。局部而言，诗歌的抒情性给予我的诱惑已经力不从心，最近十几年，为了强化作品的理性色彩，我毫不吝惜地牺牲了诗歌的抒情功能。我的写作初心是，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并且获得现实主义的直接嘉奖，现在的诗歌理想则裁撤了二分之一的目标，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就算不负韶光，就算对命运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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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怀着一种奇怪的心理阅读诗歌评论，我不知道怎样评判那些空转的词语所隐藏的暧昧立场（水中捞月的欢乐和沙上筑塔的意义除外），我觉得它们的主人应该向尼采学习，向波德里亚请教，向孔子和苏格拉底遥致敬意。偶尔，我也接受媒体采访，跟记者谈论最近在读哪些书，事实上我既不会网购图书，也几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书店，但我不承认我在撒谎，我只是缺少献给流行性阅读的某种热情而已（现有书籍已令书架不堪重负）。偶尔，我也干这种勾当，参加一些诗意消弭的聚会，环顾左右，老面孔一脸油腻，新人类处于油腻前期，我独自抽烟，并不担心活动过程和诗歌的命运，形式主义的掌声献给形式主义的骄傲，多么合理的配置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符号的符号还是符号。我对微信怀有轻度厌恶，但不影响使用（虽然它并不具有检验诗歌的资质），看到很多人在微信面前暴露了不可爱的底裤，我的内心有时会生出恶作剧般的欢乐——亲爱的好友，如果你发布了有趣的内容而我刚好在刷屏，我会在评论区给你留言（虽然不多），我从没用过那个心形的点赞标志（假装不会），最初这可能是一种厌倦心理作祟，及至现在，它被视为一个小小的传奇正在形成我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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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这样的诗句：请不要在来信中囚禁燃烧；写过这样的诗句：满脸星辰的人消失了；也写过这样的诗句：只有黄河还在以造地的名义逼退大海。但我没有征求黄河的意见。我写过很多没有征求意见的诗篇，我理解把写作降为生存哲学的选择，也理解不愿把写作降为生存哲学的固执——博尔赫斯有言在先，当作家了解自己的工作挣不到多少钱时，他就感到了较大的自由度。在黄河尾闾，风中的观景台高大而醒目，自作多情的人类，画蛇添足的游客，以分贝取胜的抒情者，是那么渴望把自己变成出行时代的集体主义道具，而即将入海的大河，将要带走他们从来不肯使用的真理：不废江河，不废诗篇，不废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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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访问者和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者威利斯·巴恩斯通在《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他陪同博尔赫斯外出，走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时常有人上前同博尔赫斯热情握手。博尔赫斯说，是自己花钱雇了这些人来干这件事，“我干了庇隆干的事情，他雇人参加群众大会，呼喊口号”。一个男人走到他们面前，健谈地招呼博尔赫斯，抓住他的手使劲晃动：“博尔赫斯先生，您是不朽的！”博尔赫斯轻声回答说：“不要这么悲观，先生。”一位夫人激动地称他为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仍然轻声回答说：“你说的话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有人问博尔赫斯有没有梦见庇隆，他反驳道：“我的梦也是有品位的——要我梦到他，想都别想！”博尔赫斯风趣可爱，平易近人，有着超越想象的幽默、穷尽可能的智慧、不动声色的观点、原来如此的格局以及卡夫卡所追求的那种“不可摧毁”的力量，令喜爱他的读者对他怀有难以置信的敬畏心情。我在写作中遇到困难时，总是忍不住求助于他——这一次依旧如法炮制——如果你从我写下的这篇不知所云的文字中什么都没读到，起码还会记得我对博尔赫斯的热爱。

2018年5月，济南八里洼

——选自《诗歌月刊》2018年第8期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