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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2018年第4期|马必文:乡路遥远

来源:《花城》2018年第4期 | 马必文  2018年08月10日08:06

小时家贫,在当时三百多人口的村子里,几乎年年可上倒数排行榜。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营生能力较差,除了木讷地从事一些苦力活之外,如何通过其他窍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则是一筹莫展。曾记得生产队鱼塘干了之后,有次在清淤泥的过程中,偶尔会冒出几条小鱼来,当这些小鱼滑过父亲的脚边时,他不为所动,宁愿让其被人抓走。而在岸上观望的我便急坏了,真的“暗恨”父亲无能。回家追问父亲时,他闷闷不乐地说,别说是一条小鱼,就是一块含肥的淤泥,我们这种人都没有资格与别人去争啊!因此,指望父亲让家人过上一种稍许体面的生活,真是一种奢侈!

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一家人体弱多病。五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大病了一场,连续拉了20多天的痢疾,吃什么拉什么,肛门外翻,火烧火燎般疼痛难受。母亲怕我把床弄脏,于是用两条木凳拼成小床,让我躺在上面睡。每拉一次母亲就要起来一次,几乎彻夜难眠。每次起来都见她泪眼汪汪的。问我情况如何,为了宽慰母亲,我只好不吭声。母亲便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让你遭这种罪!天亮以后,她便去堂屋的神坛前,焚香烧纸,以求神灵保佑。其实,啥用都没有。那时候,乡村医疗条件极差,到公社卫生院拿点药,服后依然如故,真是无计可施。家中又无钱去县城求医,就只好等待死亡慢慢降临。当然,那种年龄,对死亡还没有概念,不知道死亡的可怕。要是那时候我死了,母亲就可以少操些心了。然而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出现了转机。一天清晨,本村的大队支书,当时红极一时,在阶级异己分子面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火烧冬茅心不死”,用来警告对方。父亲说他是个“嘴烂心不坏”的人,与我们这种“黑五类”家庭完全属于两个阵营,不过当年的村干部也没有什么特权。那天他在捡狗屎(狗屎作为农家肥,可以用来换工分)路过我家门时,便大声直呼我母亲的名字,问我情况如何了。母亲凄然地告诉他,没有任何好转。他听后也没有说什么,扭头就走了。没过多久,他竟寻了一些草药来,像车前草之类。告知母亲熬了给我喝,连服二次之后,居然很快就好了。母亲高兴莫名。在那个自生自灭的年代,生死有谁会太在意呢?同样,母亲每当辛勤劳作之后,隔三岔五就会病一场。每次发病时,因无钱求医,只好躺在床上睡。实在受不了,便找乡下的土郎中,寻点草药。一旦母亲生病,我们兄弟几个仿佛觉得天要塌下来般难受。在病中的母亲时常把我们叫到床边,像交代后事般念叨:“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你们兄弟几个怎么办?”我们除了无助地陪着母亲暗自流泪,还有什么办法呢。一旦病情稍有好转,便又咬紧牙关爬起来,为我们洗衣做饭。如此贫寒的家境常常使我浮想联翩。后来,我读中学时,有感于身世曾写下过一首小诗《穷人》:冰冷的裤带勒紧我瘦弱的躯壳,任凭风雪肆无忌惮——我仍挂一件单衫/饥寒交迫,我把眼泪悄悄地掩埋/归乡的路,挎包托着心的负荷,伴着我默默地走过/小屋的木门被风抽打着,往日娇气的小弟忧郁地倚在门前,听凭狂风把枯枝抖落、把残叶卷过/黯淡的眼神示意病中的阿妈已然睡去/这昏暗的天、这黑而孤寂的小屋,从窗外扑来的风,使我和小弟同时打了个哆嗦/炉火的光也渐渐地淡下去了,早出担煤的阿爸还没有回来,风雪中仿佛移动着蹒跚的步履/回首翘望,漫长的等待,换来的是小弟的孤苦、我的落寞。

只要活着,便得伴着苦难成长前行。为了生存,母亲经常天未亮就起来做饭。然后,便同村子里的妇人结伴,披星戴月去离村几公里外的野山砍柴。回来时,天仍未放亮,便大声呵斥着正在睡梦中的我和大哥去干农活。小时候,在我不谙世事的日子里,母亲留给我的四季异常分明、特别悠长。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在烟雨蒙蒙的季节,割蚕豆苗和青草是常有的事,因为它们是较好的农家肥料。在春雨或寒露中,把它们割下来,挑回家后剁碎,再过秤后上堆,这样就可以挣到工分了。当然,偶尔也会在草苗堆中,钻下洞、打个滚,那青涩芬芳的味道闻起来没什么,可挤压出来的汁,会把破旧的衣服印上青痕,回去免不了要被母亲打骂。但是无论如何打骂,孩童时代就是不长记性,该干的“坏事”还得干,这样总可以调节一下劳动的乏味。

夏天来临时,在母亲的敦促下脱掉身上厚厚的烂棉衣,撸起袖子、挽起裤脚就得干活。夏天是干活的黄金季节,劳动的项目太繁杂了。除了抢收抢种这类苦不堪言的田间活之外,便是割毛、砍柴、挑煤。不过去远方挑煤、砍柴,饥饿却是最难对付的问题。正如《诗经》所言:行道迟迟,载饥载渴。为了教我认路,第一次挑煤是母亲带我去的,途经舅舅教书所在的乡办小学,舅舅见我们是第一次去,正好赶上吃中饭,于是便留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人生第一回吃钵仔饭,新奇得很。菜是青椒炒鸭肉,香极了,一碗饭下去,几乎没有填饱肚子。母亲便用眼神示意我,赶快把碗放下,因为那时都穷啊。饭后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诫我,以后不要轻易打搅舅舅,他这份可怜的收入要养七八口人。后来,每逢路过舅舅校门口时,我都会有意在旁边歇一会,深情地凝望着在原野中的那所学校,然后会情不自禁地咽口水。希望舅舅在不经意间出现,然后客气地留我吃顿饭再走。可是,这种机会再也没有盼来过。在失落中,只好悻悻地用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擦把脸,继续前行。为了充饥,会想许多办法。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出门别惹事。但我经常把母亲的话,当作耳边风。记得有一次砍柴回来的路上,路过一村子,便在村口的百年古松下,呼呼大睡了一会。醒来后,感觉饥渴难忍。趁着下午一点多太阳最烈最毒的时候,估计村人也像城里人一样午休去了,于是在侥幸与贼性的驱使下,爬起来就往田埂上的那一片黄瓜地跑去,动作敏捷如猴,但是一伸手还是被村人发现了。村人高喊着:有人偷黄瓜、有人偷黄瓜!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跑出来了,见这一阵势,我使出了浑身解数,表演了末路狂奔,终于逃过了一劫。然而,由于在路上拖延时间太久,暴风雨在雷鸣交加中不期而至,全身被淋透了,且山路崎岖,红砂岩路被雨浸湿之后特别滑,一不小心便有跌落山谷的危险。冒雨硬着头皮往前行进,饥肠辘辘,实在挑不动了,心里窝火得很,在离家还有三四里的地方,把整担柴都扔掉径直回家了。同时,已做好被母亲狠揍一顿的准备。然而,这次母亲并没有揍我,而是把大哥呵斥了一通,说大哥没有照顾好我,便先回家了。大哥在母亲的骂骂咧咧声中,只好折回来帮我挑回去。这时候,我暗自庆幸母亲的偏心。母亲的偏心是有来由的。她喜欢找人看相算命。在我出生不久,村子里一位会相术的婆婆,抱着我左看右看,见我哭声凌厉,然后慢悠悠地说:满英啊,将来你们老了,要吃香喝辣就得靠这个崽了。母亲信以为真,于是对我格外呵护。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村里队长的姐姐嫁到外地被人欺负了,于是队长一声令下,把全村所有的青壮年男子召集起来,浩浩荡荡去讨说法。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母亲的指使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卧室里,从裤袋里摸出了一个还带有余热的糖包子,悄悄地塞给我,要我躲着其他几个兄弟快点吃了。我也没有说什么,两三口就吞下去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包子,味道好极了,由此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悠长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人开心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忙碌的身影。在母亲责令下,我开始学会去扯花生、挖红薯了。在劳作中饿了,生的花生和红薯便是我们的食粮。花生好吃,但容易拉肚子;红薯也不错,但容易放屁。红薯对于少年的我来说,不是福音。因为红薯一事,曾挨过母亲的痛打。起因是有一次去生产队的红薯地里割毛,突然发现有些红薯被人偷走了,只留下几个坑。当时我怀疑是离红薯地很近的一户人家干的,因为这家有个老太婆小偷小摸成性,在村中出了名。恰巧,当时生产队长路过,发现这个情况后,厉声质问是谁干的。那多事的老太婆,闻声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见我是地主崽子易欺负,便向队长举报,栽赃说是我干的。在“文革”年代,偷吃公家的东西,可不是一桩小事,可以上纲上线。于是队长在不了解缘由的情况下,把我母亲叫来厉声呵斥了一番。母亲生怕惹出事端,不分青红皂白,当着队长的面把我痛打了一顿,算是给队长出气,我真的感到很冤枉。所以,现在城市人在饭桌上津津有味地吃着红薯时,留给我的却是辛酸的回忆。其实,在那个年代,被人欺负是常有之事。母亲对我们兄弟管教极其严格,生怕我们在外面惹事后,不好收场。因此,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动辄打人。有时见母亲绕到房门后面的角落里,拿存放在那儿的枝条时,已经有了条件反射的我们兄弟几个得赶快跑,否则免不了要经受皮肉之苦。有时候,跑出去了,晚上回来还得补打,不过这时候火气消了些,打得没有气头上重。骂人也特别尖刻,伤人脾脏。所以,小时候特别“恨”她。每当母亲骂人骂得刻骨铭心时,便暗暗发誓:我迟早有一天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一辈子不想见到你!而且每遭一次这样的际遇,这一念头就更为强烈。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戴着镣铐生活!虽然,我特别讨厌母亲这种教育方式,但她告诫我们兄弟“让人不弱!”,却使我们终生受用。

一到冬天,整个天地之间都黯然了。北风呼呼地吹着,由于我们缺衣少食,只好在母亲的训斥下,一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听母亲盘算着历年来所欠的钱粮,盘算着哪些人情债需要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民生凋敝,生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论如何辛勤劳作,每年的光景仍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节难过,年更难过!记得有一年中秋,村中许多家庭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里。母亲却抿着嘴,神情木然,坐在自家大门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衣服,不时唉声叹气:“今年这个八月十五不过算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兄弟四个都基本上懂事了,知道没有钱买月饼。不吃月饼,也不会吵闹。但听了母亲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还好,那天下午,村里有一户人家正在建房子,需要人挑砖头,每块2分钱,这下可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母亲打发我和大哥去挑。来回路程比较远,大哥力气比我大些,每担挑6块,我只能挑4块,但仍感到压身。苦苦地干了一整下午,挣了三四块钱,于是买月饼的钱总算有了着落。母亲把月饼买回来后,见尚不谙事的小弟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内心酸楚极了。每当春节来临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节日的喜庆。有一年离过春节还有两天,我们家没有钱买肉,村里有户人家正在杀年猪,母亲赔着笑脸跑过去,同那户人家的主妇耳语,希望她能赊几斤肉给我们家过年。那主妇未等母亲把话说完,便愤然地说:“有肉也不卖给你们!”母亲回来后,伤心地哭了。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拿着家中仅有的一点钱,本准备新学期开学后供我们交学费用的,跑到集镇上去买了两斤肉。这点肉,过年那天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吃,只喝点肉汤,肉要留下来待客用。望着那点肉,一家人都感觉心凉。压岁钱就更别指望了,即便稍好点的年景,给个一毛几分的,压一个晚上,在兴奋中不断抚摸着,第二天起床时就得交回。其间,母亲会反复叮嘱:千万别弄丢了,过完年得给我呀!一旦冬天来临,我们便围坐在炉火边,听到的是母亲没完没了的叹息。见煤火在沉闷的时光中渐渐地暗去,便只好在瞌睡中早早地上床,在饥肠辘辘中呼呼而睡,等待着一个又一个没有希望的黎明。

随着我们兄弟日渐长大,大哥该成亲了。而我们家无栖身之所,仍借居在别人的房子里。另外几个小的还在读书。没有办法,父母合计,燃眉之急,建房要紧。为了省钱,一切建材几乎靠自筹。建房用的树,几乎都是从三四十公里开外的地方扛回,砖靠自己烧。记得那年炎热的夏天,我们在晒谷场上打了不少煤糍粑,晒干后供烧砖用。可是,夏天的暴风雨,说来就来。我们一家人在倾盆大雨中,竭尽全力抢救煤糍粑。最后,还是被大雨冲洗得所剩无几。母亲急得坐在雨中呼天号地。我和大哥在旁边难过得沮丧无助。当时,我一直在思忖着:为什么穷人家哪那么多劫难呢?这些从远山运来的煤,可是从嘴中省出来的啊!而且房还未开建,就背了一屁股债。从此,母亲气得病倒在床上。昏睡几天之后,母亲挣扎着起来,因为生活还得进行。历经劫难之后,似乎更加激发了母亲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一定要把房子建起来!于是,便更为省吃俭用,像燕子筑窝一样,终于建了四间房。房子建好之后,大哥的婚事总算有了着落。虽然辛苦,母亲心里也开始舒坦起来。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4期】

马必文 湖南永兴人。1995年获法学硕士。做过农民、教师、国企员工、机关公职人员。从扛蛇皮袋进城那天算起,已在都市漂泊了三十多年。如今岁月不居、乡愁日浓,故偶尔在月明星稀之际,写点怀旧文章,以纪念生养过我的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