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时家贫，在当时三百多人口的村子里，几乎年年可上倒数排行榜。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营生能力较差，除了木讷地从事一些苦力活之外，如何通过其他窍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则是一筹莫展。曾记得生产队鱼塘干了之后，有次在清淤泥的过程中，偶尔会冒出几条小鱼来，当这些小鱼滑过父亲的脚边时，他不为所动，宁愿让其被人抓走。而在岸上观望的我便急坏了，真的“暗恨”父亲无能。回家追问父亲时，他闷闷不乐地说，别说是一条小鱼，就是一块含肥的淤泥，我们这种人都没有资格与别人去争啊！因此，指望父亲让家人过上一种稍许体面的生活，真是一种奢侈！

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一家人体弱多病。五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大病了一场，连续拉了20多天的痢疾，吃什么拉什么，肛门外翻，火烧火燎般疼痛难受。母亲怕我把床弄脏，于是用两条木凳拼成小床，让我躺在上面睡。每拉一次母亲就要起来一次，几乎彻夜难眠。每次起来都见她泪眼汪汪的。问我情况如何，为了宽慰母亲，我只好不吭声。母亲便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让你遭这种罪！天亮以后，她便去堂屋的神坛前，焚香烧纸，以求神灵保佑。其实，啥用都没有。那时候，乡村医疗条件极差，到公社卫生院拿点药，服后依然如故，真是无计可施。家中又无钱去县城求医，就只好等待死亡慢慢降临。当然，那种年龄，对死亡还没有概念，不知道死亡的可怕。要是那时候我死了，母亲就可以少操些心了。然而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出现了转机。一天清晨，本村的大队支书，当时红极一时，在阶级异己分子面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火烧冬茅心不死”，用来警告对方。父亲说他是个“嘴烂心不坏”的人，与我们这种“黑五类”家庭完全属于两个阵营，不过当年的村干部也没有什么特权。那天他在捡狗屎（狗屎作为农家肥，可以用来换工分）路过我家门时，便大声直呼我母亲的名字，问我情况如何了。母亲凄然地告诉他，没有任何好转。他听后也没有说什么，扭头就走了。没过多久，他竟寻了一些草药来，像车前草之类。告知母亲熬了给我喝，连服二次之后，居然很快就好了。母亲高兴莫名。在那个自生自灭的年代，生死有谁会太在意呢？同样，母亲每当辛勤劳作之后，隔三岔五就会病一场。每次发病时，因无钱求医，只好躺在床上睡。实在受不了，便找乡下的土郎中，寻点草药。一旦母亲生病，我们兄弟几个仿佛觉得天要塌下来般难受。在病中的母亲时常把我们叫到床边，像交代后事般念叨：“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你们兄弟几个怎么办？”我们除了无助地陪着母亲暗自流泪，还有什么办法呢。一旦病情稍有好转，便又咬紧牙关爬起来，为我们洗衣做饭。如此贫寒的家境常常使我浮想联翩。后来，我读中学时，有感于身世曾写下过一首小诗《穷人》：冰冷的裤带勒紧我瘦弱的躯壳，任凭风雪肆无忌惮——我仍挂一件单衫/饥寒交迫，我把眼泪悄悄地掩埋/归乡的路，挎包托着心的负荷，伴着我默默地走过/小屋的木门被风抽打着，往日娇气的小弟忧郁地倚在门前，听凭狂风把枯枝抖落、把残叶卷过/黯淡的眼神示意病中的阿妈已然睡去/这昏暗的天、这黑而孤寂的小屋，从窗外扑来的风，使我和小弟同时打了个哆嗦/炉火的光也渐渐地淡下去了，早出担煤的阿爸还没有回来，风雪中仿佛移动着蹒跚的步履/回首翘望，漫长的等待，换来的是小弟的孤苦、我的落寞。

只要活着，便得伴着苦难成长前行。为了生存，母亲经常天未亮就起来做饭。然后，便同村子里的妇人结伴，披星戴月去离村几公里外的野山砍柴。回来时，天仍未放亮，便大声呵斥着正在睡梦中的我和大哥去干农活。小时候，在我不谙世事的日子里，母亲留给我的四季异常分明、特别悠长。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在烟雨蒙蒙的季节，割蚕豆苗和青草是常有的事，因为它们是较好的农家肥料。在春雨或寒露中，把它们割下来，挑回家后剁碎，再过秤后上堆，这样就可以挣到工分了。当然，偶尔也会在草苗堆中，钻下洞、打个滚，那青涩芬芳的味道闻起来没什么，可挤压出来的汁，会把破旧的衣服印上青痕，回去免不了要被母亲打骂。但是无论如何打骂，孩童时代就是不长记性，该干的“坏事”还得干，这样总可以调节一下劳动的乏味。

夏天来临时，在母亲的敦促下脱掉身上厚厚的烂棉衣，撸起袖子、挽起裤脚就得干活。夏天是干活的黄金季节，劳动的项目太繁杂了。除了抢收抢种这类苦不堪言的田间活之外，便是割毛、砍柴、挑煤。不过去远方挑煤、砍柴，饥饿却是最难对付的问题。正如《诗经》所言：行道迟迟，载饥载渴。为了教我认路，第一次挑煤是母亲带我去的，途经舅舅教书所在的乡办小学，舅舅见我们是第一次去，正好赶上吃中饭，于是便留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人生第一回吃钵仔饭，新奇得很。菜是青椒炒鸭肉，香极了，一碗饭下去，几乎没有填饱肚子。母亲便用眼神示意我，赶快把碗放下，因为那时都穷啊。饭后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诫我，以后不要轻易打搅舅舅，他这份可怜的收入要养七八口人。后来，每逢路过舅舅校门口时，我都会有意在旁边歇一会，深情地凝望着在原野中的那所学校，然后会情不自禁地咽口水。希望舅舅在不经意间出现，然后客气地留我吃顿饭再走。可是，这种机会再也没有盼来过。在失落中，只好悻悻地用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擦把脸，继续前行。为了充饥，会想许多办法。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出门别惹事。但我经常把母亲的话，当作耳边风。记得有一次砍柴回来的路上，路过一村子，便在村口的百年古松下，呼呼大睡了一会。醒来后，感觉饥渴难忍。趁着下午一点多太阳最烈最毒的时候，估计村人也像城里人一样午休去了，于是在侥幸与贼性的驱使下，爬起来就往田埂上的那一片黄瓜地跑去，动作敏捷如猴，但是一伸手还是被村人发现了。村人高喊着：有人偷黄瓜、有人偷黄瓜！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跑出来了，见这一阵势，我使出了浑身解数，表演了末路狂奔，终于逃过了一劫。然而，由于在路上拖延时间太久，暴风雨在雷鸣交加中不期而至，全身被淋透了，且山路崎岖，红砂岩路被雨浸湿之后特别滑，一不小心便有跌落山谷的危险。冒雨硬着头皮往前行进，饥肠辘辘，实在挑不动了，心里窝火得很，在离家还有三四里的地方，把整担柴都扔掉径直回家了。同时，已做好被母亲狠揍一顿的准备。然而，这次母亲并没有揍我，而是把大哥呵斥了一通，说大哥没有照顾好我，便先回家了。大哥在母亲的骂骂咧咧声中，只好折回来帮我挑回去。这时候，我暗自庆幸母亲的偏心。母亲的偏心是有来由的。她喜欢找人看相算命。在我出生不久，村子里一位会相术的婆婆，抱着我左看右看，见我哭声凌厉，然后慢悠悠地说：满英啊，将来你们老了，要吃香喝辣就得靠这个崽了。母亲信以为真，于是对我格外呵护。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村里队长的姐姐嫁到外地被人欺负了，于是队长一声令下，把全村所有的青壮年男子召集起来，浩浩荡荡去讨说法。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母亲的指使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卧室里，从裤袋里摸出了一个还带有余热的糖包子，悄悄地塞给我，要我躲着其他几个兄弟快点吃了。我也没有说什么，两三口就吞下去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包子，味道好极了，由此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悠长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人开心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忙碌的身影。在母亲责令下，我开始学会去扯花生、挖红薯了。在劳作中饿了，生的花生和红薯便是我们的食粮。花生好吃，但容易拉肚子；红薯也不错，但容易放屁。红薯对于少年的我来说，不是福音。因为红薯一事，曾挨过母亲的痛打。起因是有一次去生产队的红薯地里割毛，突然发现有些红薯被人偷走了，只留下几个坑。当时我怀疑是离红薯地很近的一户人家干的，因为这家有个老太婆小偷小摸成性，在村中出了名。恰巧，当时生产队长路过，发现这个情况后，厉声质问是谁干的。那多事的老太婆，闻声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见我是地主崽子易欺负，便向队长举报，栽赃说是我干的。在“文革”年代，偷吃公家的东西，可不是一桩小事，可以上纲上线。于是队长在不了解缘由的情况下，把我母亲叫来厉声呵斥了一番。母亲生怕惹出事端，不分青红皂白，当着队长的面把我痛打了一顿，算是给队长出气，我真的感到很冤枉。所以，现在城市人在饭桌上津津有味地吃着红薯时，留给我的却是辛酸的回忆。其实，在那个年代，被人欺负是常有之事。母亲对我们兄弟管教极其严格，生怕我们在外面惹事后，不好收场。因此，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动辄打人。有时见母亲绕到房门后面的角落里，拿存放在那儿的枝条时，已经有了条件反射的我们兄弟几个得赶快跑，否则免不了要经受皮肉之苦。有时候，跑出去了，晚上回来还得补打，不过这时候火气消了些，打得没有气头上重。骂人也特别尖刻，伤人脾脏。所以，小时候特别“恨”她。每当母亲骂人骂得刻骨铭心时，便暗暗发誓：我迟早有一天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一辈子不想见到你！而且每遭一次这样的际遇，这一念头就更为强烈。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戴着镣铐生活！虽然，我特别讨厌母亲这种教育方式，但她告诫我们兄弟“让人不弱！”，却使我们终生受用。

一到冬天，整个天地之间都黯然了。北风呼呼地吹着，由于我们缺衣少食，只好在母亲的训斥下，一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听母亲盘算着历年来所欠的钱粮，盘算着哪些人情债需要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民生凋敝，生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论如何辛勤劳作，每年的光景仍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节难过，年更难过！记得有一年中秋，村中许多家庭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里。母亲却抿着嘴，神情木然，坐在自家大门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衣服，不时唉声叹气：“今年这个八月十五不过算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兄弟四个都基本上懂事了，知道没有钱买月饼。不吃月饼，也不会吵闹。但听了母亲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还好，那天下午，村里有一户人家正在建房子，需要人挑砖头，每块2分钱，这下可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母亲打发我和大哥去挑。来回路程比较远，大哥力气比我大些，每担挑6块，我只能挑4块，但仍感到压身。苦苦地干了一整下午，挣了三四块钱，于是买月饼的钱总算有了着落。母亲把月饼买回来后，见尚不谙事的小弟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内心酸楚极了。每当春节来临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节日的喜庆。有一年离过春节还有两天，我们家没有钱买肉，村里有户人家正在杀年猪，母亲赔着笑脸跑过去，同那户人家的主妇耳语，希望她能赊几斤肉给我们家过年。那主妇未等母亲把话说完，便愤然地说：“有肉也不卖给你们！”母亲回来后，伤心地哭了。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拿着家中仅有的一点钱，本准备新学期开学后供我们交学费用的，跑到集镇上去买了两斤肉。这点肉，过年那天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吃，只喝点肉汤，肉要留下来待客用。望着那点肉，一家人都感觉心凉。压岁钱就更别指望了，即便稍好点的年景，给个一毛几分的，压一个晚上，在兴奋中不断抚摸着，第二天起床时就得交回。其间，母亲会反复叮嘱：千万别弄丢了，过完年得给我呀！一旦冬天来临，我们便围坐在炉火边，听到的是母亲没完没了的叹息。见煤火在沉闷的时光中渐渐地暗去，便只好在瞌睡中早早地上床，在饥肠辘辘中呼呼而睡，等待着一个又一个没有希望的黎明。

随着我们兄弟日渐长大，大哥该成亲了。而我们家无栖身之所，仍借居在别人的房子里。另外几个小的还在读书。没有办法，父母合计，燃眉之急，建房要紧。为了省钱，一切建材几乎靠自筹。建房用的树，几乎都是从三四十公里开外的地方扛回，砖靠自己烧。记得那年炎热的夏天，我们在晒谷场上打了不少煤糍粑，晒干后供烧砖用。可是，夏天的暴风雨，说来就来。我们一家人在倾盆大雨中，竭尽全力抢救煤糍粑。最后，还是被大雨冲洗得所剩无几。母亲急得坐在雨中呼天号地。我和大哥在旁边难过得沮丧无助。当时，我一直在思忖着：为什么穷人家哪那么多劫难呢？这些从远山运来的煤，可是从嘴中省出来的啊！而且房还未开建，就背了一屁股债。从此，母亲气得病倒在床上。昏睡几天之后，母亲挣扎着起来，因为生活还得进行。历经劫难之后，似乎更加激发了母亲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一定要把房子建起来！于是，便更为省吃俭用，像燕子筑窝一样，终于建了四间房。房子建好之后，大哥的婚事总算有了着落。虽然辛苦，母亲心里也开始舒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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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4期】

马必文 湖南永兴人。1995年获法学硕士。做过农民、教师、国企员工、机关公职人员。从扛蛇皮袋进城那天算起，已在都市漂泊了三十多年。如今岁月不居、乡愁日浓，故偶尔在月明星稀之际，写点怀旧文章，以纪念生养过我的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