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筹办妇女类杂志到现在，中国家庭生活第一刊《家庭》杂志已经走过了快40年的岁月。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中诞生，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断发展，由最初发行两三万本的小杂志，发展成为深入人心的大刊名刊，并在2002年组建了中国首家期刊集团。

从忌讳提“家庭”到“家庭”效应

我上世纪80年代初走出大学校门分配到广东省妇联，当时很不安心，妇联工作和我的志趣相去甚远。第二年，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让我终于有了实现理想和追求的希望。

当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得天时、地利优势，又占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1980年11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到广东省妇联视察并座谈时提出，辽宁有本《妇女》杂志，广东也可以办一本。当时，全国只有《中国妇女》《内蒙古妇女》和《妇女》三家妇女期刊，在省委书记的关心支持下，1981年6月，我们正式筹备成立《广东妇女》杂志社。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且没有办刊经验，《广东妇女》从内容到读者群都非常狭窄，既局限在“广东”，又局限在“妇女”。占51%的男人不看，个别男人看时为免遭人取笑，还偷偷把封面撕掉。年轻姑娘也不订阅，因为在她们眼中，妇女是指结婚生了孩子的女人。结果，《广东妇女》一半卖一半送，销量不过两三万，这使我们意识刊物必须全面改版。

然而，改什么？如何改？刊名改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改版的成败。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得益于思想解放的先行。当时，我们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吴有恒、秦牧等也都纷纷出谋献策。短短时间，我们征集到的刊名就有数十个之多，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偏向“家庭与社会”这一类，基本共识是：极左时期，人们都不敢提“家庭”二字，谁有“家庭观念”，谁的思想就有问题，谁就要“斗私批修”，要脱胎换骨地改造。那些样板戏中的“英雄”个个都没家。《海港》中的方海珍有没有丈夫不知道；《龙江颂》中的江水英上无老下无小，更没有夫君在家，得了病还要喝别人送的鸡汤；《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虽说是个有丈夫的人，可阿庆跑单帮去了，茶馆还是一个人。《红灯记》倒有个家，可祖孙三代是不同血缘的“革命部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非常有必要办一份描绘社会细胞的刊物，且大有文章可做。但是，在是否取名《家庭》这个问题上，大家又是意见纷纷。有人反对说，这会引起误解，“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妇女走出家庭，中国妇女运动搞了几十年，还不是为了解放妇女，如果办个刊物叫《家庭》，这不是主张妇女从社会回到家庭中去吗？应该叫《家庭与社会》，谁也挑不出毛病。”那时，我们自己也觉得《家庭》这个刊名不好接受。人家问起你在哪儿工作，你说在《家庭》杂志，觉得很难听。然而，改革开放首先就是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冲破原有一些禁锢的观念和误区。从1983年1期起，《广东妇女》终于改名《家庭》。谁没有家庭？谁不爱家庭？《家庭》这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且有特色和新意的刊名，就这样在众多的刊名中脱颖而出。开宗明义，本刊就是研究家庭的，办刊宗旨就是在婚姻家庭领域倡导精神文明、促进生活方式的变革、竭诚帮助读者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随着刊名的更改和办刊宗旨的变动，刊物从栏目、内容到受众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3年第1期，刊物印数就从3万升到20万，尔后是30万、50万、80万，一路飙升，1984年，150万，到了1987年，《家庭》月发行量竟高达278万。在全国同类刊物中，《家庭》发行量遥居首位。

作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当时惟一一家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综合性月刊，《家庭》改版的成功，在中国期刊界搅起了一股冲击波。步《家庭》后尘，各种跟“家庭”二字关联的杂志纷纷问世，继而，连一些报纸的副刊也都有了“家庭”版。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家庭”效应，促使我们给“家庭”进行了商标注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家庭》登上了1988年出版的《世界新学科总览》，其中“家庭”条目中写到：“几年来，以研究家庭为对象的杂志相继创刊，有广州的《家庭》等。”

作家讲心事的朋友

广东是新观念、新事物、新潮流的“南风窗”。《家庭》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文化含量。为使刊物办出档次和特色，《家庭》跨新闻、文学、学术三界，聚合一大批作家、专家和学者，这在当时期刊界是很罕见的。

早在1987年，我们就提出一个文学新概念：“家庭文学”。诗人、作家洪洋专为这一“新概念”撰文发表在《文艺报》上。全国许多著名作家都为《家庭》寄来佳作，王蒙、从维熙、秦牧、徐迟、碧野、柯岩、陈建功、韶华、汪曾祺、李国文、张贤亮、莫应丰、叶兆言、俞天白、苏叔阳、陈国凯、王安忆、张抗抗、毕淑敏……200多万份的月发行量，其传播效应让任何文学刊物都望尘莫及。程乃珊说：“我没想到在《家庭》影响会那么大。连上海弄堂里的大妈都说看到了。”这些名家的“家庭问题小说”不仅吸引了众多读者，而且通过《家庭》这个载体，营造出一块新的文学生态区。

1989年，著名归侨女作家陈慧瑛为《家庭》撰写了习近平和彭丽媛的爱情故事，首次翔实披露其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故事温馨感人，文章字字珠玑，一经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彭丽媛远在山东的妈妈看到《家庭》后很高兴，第一时间把这期杂志寄到女儿手中。1990年，贾平凹开始为《家庭》撰稿，继而开设“平凹说家”专栏。贾平凹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文章没有说教，不拿架子，角度新颖，自成一家，深受读者欢迎。

1990年，中国作协“深圳创作之家”落成，当时这里可谓中国文学创作的“南方大本营”，全国作家们纷纷来到深圳这块热土。名家们路过广州时，也总是会念到《家庭》。大家相约见个面，谈谈文学，约约稿。岁月留痕，文学与《家庭》的情缘越来越深。

《家庭》也成了作家们最可以讲心事的朋友。1988年下半年，莫应丰给《家庭》写来《事到如今悔也迟》一文，写的是关于离婚的故事。《家庭》登出后，受到文坛广泛关注并被《新华文摘》转载。莫应丰擅长书法，他在给我题字的同时，还给《家庭》题了字——“愿天下家庭多幸事”。开始，我并不知道他这篇文章和题字都是有感而发，更万万没想到，他那掺和着内心的矛盾、痛苦、悔恨和企盼的文章、题字，竟成了他的绝笔和最后的遗愿。这年刚过完春节，我正要代表杂志社前往长沙探望病榻中的莫应丰，忽闻他已与世长辞。当时我好难过，也好后悔，如果早走几天，兴许还能与他最后一别。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悲哀，我还是去了，去慰问他的家人。

那时候，每逢《家庭》开笔会，名家齐聚，高手云集，也有个别作家朋友跟我们坦言内心不为人所知的隐秘：“希望能带妻子一起来，回去就要办离婚了。”我们理解，以诚相待。婚姻好比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趾头知道。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为摆脱痛苦和重建幸福生活，提高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文明离婚的形式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一次，张贤亮出访归国取道广州，我和同仁在广州珠岛宾馆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那阵子，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正在国内文坛引起轰动。席间，我们所谈的，除了文学还是文学。之前，在深圳罗湖口岸关口，看着张贤亮与跑过去迎接他的孩子，他们紧紧拥抱，父子情深，令人感动。时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张锲，因工作关系，到深圳相对多一些，有时张锲来了，我们也会赶去看看他。天长日久，《家庭》凝聚的作家朋友越来越多，在文化圈里影响也越来越大。名家们因一个“家”字而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又有动人的故事，提升了刊物的思想品格和文化品位，让《家庭》以名牌期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在社会上产生更大影响，也满足了社会转型期广大读者日益丰富的阅读需求。1998年5月，《家庭》月发行量突破300万份；1999年1月，月发行近400万份，杂志的不少佳作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

生产“家庭理念”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屋檐下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国是大家庭，家是小社会。社会发展的每次重大变革都反映在家庭的变化当中。多元化的社会，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促使当代中国家庭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这种变动和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家庭生活选择多样化，家庭关系简单化和家庭问题特殊化。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1984年5月，刊社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家庭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近百名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家庭问题。会后出版了论文专集《婚姻家庭探索》，发表了第一个“家庭宣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都报道了这次会议。之后，这种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每隔3年召开一次，海内外专家、学者不断探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继而，我国第一个“家庭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我们与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合作，先后进行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的调查、社会转型期中的婚姻质量调查等多项有影响的全国性社会调查，这些调查及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婚姻家庭的脉搏和动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章《人格无价，她拒收68万丈夫转让金》一文，通过一个下岗女工的婚变故事，努力挖掘出她在逆境中自尊自强的人格，使之升华出“金钱有价，人格无价”的闪光精神，视角新，观念新，导向明确，有感人力量。该文刊出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并同时被5家电影厂或电视台看中，要求买下版权，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家庭》曾先后约请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等撰写文章，将学术文章通俗化。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的购买力降低，尤其是购买文化消费品的热情和能力俱降，很多刊物的销量都在下跌，惟独《家庭》发行量稳步上升。

《家庭》成了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10年前的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家庭”作为中国首家期刊集团，已举办了8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这不仅是关于“家庭”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助力，更是对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