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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庆岳:阅读是神圣的,这是我的信仰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18年08月10日11:06

阮庆岳

疾病,通常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是件好事,但对于台湾地区作家阮庆岳而言,“倥倥偬偬,唯有病者才得聆听”。源于病中的虚弱,让敏感多思的他能聆听到细微的声音,世界被瞬间拉近,自我随之被放大。而记忆如同生活的梵音,当他回头与之拉扯,那些幽微之声,幽暗地带便碰撞出了意外的回声。日前,身兼作家、建筑家、策展人多重身份的阮庆岳携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声音》做客同济书店,讲述他如何从建筑行业出走,以建筑家的视角介入文学的故事。

1957年,阮庆岳出生于台湾地区屏东县的小镇——潮州镇。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他的生活面临巨大的改变,转学的不适,升学的压力让内向的他越发地屏蔽自我,他突然没法背东西,读书变得很吃力。阅读成为他找寻到的合理并有效舒缓自己的方式。“我从小喜欢阅读,原因是什么,反复思考也不得要领,近来我相信因为恐惧所以阅读。我常常以阅读作蜀犬吠日般的抵抗,当必须跟人群打交道时,我习惯性用阅读当做借口,拒绝交流。”阮庆岳认为阅读确实是一种桃花源式的短暂循逃与对抗,长远来看,阅读的意义更在于自我价值的建立,能够借此审视“显得烦人也难以处理的现实”,并且或因此明白日日受其捆绑的不必要性。

因恐惧而阅读的状况直到他上了大学才有好转,他说自己当时选读建筑系的原因是这个专业鼓励涉猎多个领域,他可以毫无顾虑地阅读与写作。但那时候,他羞于向朋友提起自己爱好写作,总是偷偷地写,偷偷地投稿,得了校园首奖也是隐而不报。毕业后他去美国读研究生,先后在芝加哥和凤凰城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这段生活阮庆岳在《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一书中有过描述。

直到1991年回台湾地区开设建筑事务所,一些杂志负责人得知他写小说,陆续开始邀请他写建筑评论,阮庆岳始终都没有将作家当作职业,他称之为“散弹打鸟”。转机发生在阮庆岳45岁时,当时他事业受挫,于是报名参加了一个艺术家交换计划,在与世隔绝的三个月里,在《诗经》和《古希腊哲学史》两本书的陪伴下,他写出了第一本长篇小说《重见白桥》,回到了童年记忆里的小镇。之后他去大学任教,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之路。

如今年逾六十,回忆起自己的人生,阮庆岳说建筑和写作如同他的白天与黑夜,但他逐渐被黑夜的安宁所吸引。“我越来越感觉到做建筑的局限,看起来是在建构世界,但其实是在成全他人的意志,它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它的力量甚至大于你,这一点让我沮丧,所以我在夜晚写小说、评论,通过文字与自己对话,黑夜的我是自由的。”他认为文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现代建筑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个体空间与 “家”空间瓦解外,都市空间能否成为二者所失却空间的替代品?对应到文学中,反问同样成立。在文化与时代相互倾轧,彼此间以显隐难辨的姿态出现之时,文学应该显示它的底蕴。“在一片浮华之中,文学拥有让人安定下来的力量,可能是渐入年老,慢慢感受到生活中缓慢感的存在,向往简单生活,但由于无法真的选择全然出世,也依旧眷恋入世般的实际存活,我的文学创作大抵是对这矛盾与困境的自我叩问。我非常珍视孤独的时刻,许多幽微的价值,都是源自于此,我因此也一直努力在学习与孤独共处。”

十几年来,阮庆岳以老子《道德经》解读建筑,老子把看不见的叫作“夷”、听不到的叫作 “希”、摸不着的叫作“微”,三者浑然一体,构成了被称为“惚恍”的东西。

“惚恍”现已经成为他创作追求的某种状态。“渐渐喜欢模糊与惚恍的状态。以前也能接受模糊与惚恍,但大半是因为胆怯使然,现在却能从中见出好处与美感。人生如此、艺术如此,平日生活的起仰鼻息莫不如此。”

在同济书店以纯白色蔓延开去的空间里,阮庆岳从建筑谈到文学又回到建筑,谈及了当下所处的空间:书店。“我不喜欢那种百科全书似的宏大图书馆,因为藏书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人的人格与意志的展现,是与个人品味息息相关的。”书店的核心或者说公共阅读空间应承载怎样的价值,阮庆岳以两个大型图书馆为例,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荷兰建筑师库哈斯于2004年完成的西雅图图书馆响应新时代的角色,其中藏书与阅读不再是核心价值,扮演着‘都市客厅’的角色,成为以知识为名的社交场所。2007年日本当代建筑师伊东丰雄所完成的多摩艺术大学图书馆则是另一种时代语义的声张。这座矗立在斜坡上的建筑神奇地将轻盈与重量两种分属现代与古典的建筑美学共置,也是一座相当优雅的现代图书馆。“我觉得他们两位都已经不再相信阅读的本质力量,而屈服于群体如何互动的表象作为。对我而言,真正的图书馆,应该是可以整日埋首其间的洞穴,是与现实目的以及群体价值,可以断绝忘却的时空状态。因为,知识是尊贵的,阅读是神圣的,这是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