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很多年里，我用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路途的远近。比如，刚刚记事的年龄，坐着牲口车去邻村“赶庙会”。现在看来只是七八里的距离，在当时的时间概念上被拉长到了前一天晚上。不只是孩子们激动得睡不着觉，房前屋后的婶子大娘，也提前说好了明天跟车这样“重要”的事情。

早早醒来的我，总是抱怨母亲行动缓慢，对于那个遥远集市热闹情景的想象与急切盼望，让一顿早饭的过程变得漫长。尽管父亲奋力抽打着牲口，但“嗒嗒嗒”的快跑蹄声，还是追不上路边树梢高高升起的冬阳。终于临近集口，大喇叭的高声叫卖，还有从各个方向聚集而来的赶车人、骑自行车的人，让心里的焦急，变成了无比激动。我不知道今年地里的粮食卖了多少钱，但从大人们的表情里可以看到此时对孩子们的纵容。我可以在书摊前任意反复挑选，把一本定价好几块钱的画册抱在怀里。

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在赶集上，这样遥远的距离感，一直到我上了乡里的中学、自己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两个村庄之间。那时才觉得七八里路原来这么短——和同学们说笑着蹬着车子，只不过是半个钟头就到了家。

很多次回家的路上，我用楼房与平房的区别来判断窗外是城市还是农村。第一次看见车站旅馆的三层小楼时，我在身边同学们的大呼小叫中，感受到了同样的狂喜。站在三楼的窗户前，望向车站对面仅有的几栋三四层高楼，望向高楼顶端的大型钟表。那时，我把矗立在那片平房之间的高楼与大钟，认定为城市的标志。后来才知道，不只是我，县城的人自豪地向农村来的亲友们告知自家住处时，也总会以大钟为坐标。

毕业后，我坐办公室，也上了楼。只不过，那座三层小楼所处的位置，是在一个沿海的小镇。除了那座办公楼，小镇上还有四层楼的饭店兼宾馆，还有二层楼的超市。那些标志性建筑，总让我下意识地与县城那几座高楼联系起来。

从老家小村到县城，从沿海小镇到县城，不同路线的延长，早已远远超过我还是孩子时心目中七八里的时间或距离概念。现实中的景物改变，总飞速超越着固有观念。

当我坐在通向县城的客车上，又一次望窗外，一座二十多层的大厦，已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标志，让距离县城还很远的车里人能轻易找到县城中心的位置。当我坐在通向老家的客车上，乡里集市的十字路口，陪伴我中学时光的那个照相馆、那个批发部，已经以两座小楼的姿态相对而立，见证今天的热闹。

当我不再是骑着自行车、不再是坐着客车，而是开着车来到大舅家新盖的别墅门前时，看到汽车的眼神，与看到别墅的眼神，都同样没有过多的惊奇。村里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是人手一辆汽车，而且一辆比一辆名气大。在这个走出了全国知名企业家的村庄，村里人为下一代准备的新房，已经不再是我传统认识里的五间大砖房，而是随处可见的三层小别墅。

很多次来回于城市与乡村的身份定位转换中，我是以对外面世界认知的差别，来判断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我也得再次承认，这也失效了。就像现在，舅家我的侄子辈嘴里说的是产品营销平台的知识，说的是下周要带着产品去参加全国展会。在他们这样的孩子面前，我不得不承认生活在城市的自己，在适应能力上已远远落后。

当我沿着熟悉的村路，回到熟悉的村庄，使我淡化了城乡差别成见的，除了电子商务、旅游、购物等生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还有在熟悉面容里透出的新的自信。现在的自信，不是今年地里又多收了多少粮食，不是也像城里人一样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楼房，不是手里挣的钱比“坐办公室”的更多，而是自信而强烈的生活幸福感。

多年以前，我的愿望是走出村庄，在遥远城市的楼群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多年以后，我虽然在县城里终于有了一个家，反而觉得，更愿意重新做个真正的村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