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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18年第7期|吕不二:鲜花大道

来源:《长江文艺》2018年第7期 | 吕不二  2018年08月07日08:24

导读:

原本三世同堂幸幸福福的一家,却由于小孙女的被拐而开始厄运连连;当那些人都在命运的安排下一个个离去,只剩下年岁最高的她却独自活着等待。几十年,这等待也就成了一种标志,映衬着这时代洪流中的变,也代表着其中不变的坚守。

所谓鲜花大道,只不过是村子北边一个浅浅的沟渠。沟渠两边的坡上,长着大片大片的野花,渠底长着汹涌茂密的野草。这茂盛的野花野草,和这沟渠一起,一直延伸到北边很远的地方,朝下跌入一条很深的干沟里,蜿蜒着不知去向。

以前,村里许多人家还养羊的时候,人们每天都把羊群赶到这沟渠里来。放羊的多是七八岁最多十几岁的小子。羊吃草,有时也吃花,只是草也吃不尽,花也吃不败。羊把这边的草吃上几天,放羊娃们就把它们赶往沟渠的另一端。吃完另一端,再往前走,直到折回原来的地方。羊吃草的时候,放羊娃们无事可做,便互相追逐打闹。折腾累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折一截青草咬在嘴里,时不时嚼几下,然后狠狠地吐掉,顺手再折一根草放进嘴里继续嚼。草把他们掩映其中,鸟从他们头顶飞过,吃草的羊有时走过来,低着头和他们对视一番,又掉转头不慌不忙地吃自己的草去了。放羊娃们把头扭向左边,左边坡上数不清的野花欢快地摇曳着。放羊娃们把头扭向右边,右边坡上数不清的野花欢快地摇曳着。他们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子,发现自己像是置身于野花的河流里。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也享受极了。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就给这沟渠起了“鲜花大道”这么个名字,仿佛这里是一条车马大道。也许,当初突然给这条沟渠命名的人,并非说的“鲜花大道”,而是别的什么名号,只不过被大家听差了而已。不管怎样,这名字慢慢地就这么叫开了。一说起“鲜花大道”,大家伙都知道说的是村北的那条沟渠。想一想,似乎觉得这名字还真妥帖,似乎它命里注定就该叫这名字。

鲜花大道右边坡上不远的地方,有一棵粗壮的皂角树,四个人才能合抱得住,树冠很大,罩着一片巨大的阴凉。枝叶间,垂悬着数不清的紫得发黑的皂角。阳光从树叶间的缝隙里漏下来,打在皂角上,闪着幽幽的光。风一吹,皂角风铃一样沙沙作响,让人想起沙漠里的驼铃。风若是大一点,就会有皂角被吹落下来,一声清脆之后,安然地躺在树下的草丛里。草地上,已经有许多被风吹落的皂角了。有的新下来的皂角完好无损,有的已经烂掉了,有的被树叶捂在底下,有的上面爬满了蚂蚁,也不知道这些小家伙要用皂角来做什么。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每天都有小孩来树下捡皂角,寻宝似的在草地里猫着腰仔细找。一无所获时,就抬起头朝着皂角树痴痴地望。望而无果,便四下警惕地巡视一番,猴一样灵巧地上了树,迅速摘了一些下来,用衣角撩着,撒开腿兴奋地往家里跑。回了家,找地方把来之不易的皂角放好,才算是松了一口气。那时的皂角是稀罕玩意,可以用来洗衣服或洗头发。整个村子里,就这么一棵皂角树。当时村子里买得起洗衣粉的人家还屈指可数,洗发水更是后来才有的东西。所以,皂角那会儿的珍贵可想而知。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时代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可皂角树还是那棵皂角树,依然每年结满了皂角,只是没人再稀罕了。每年结的皂角,最后的结局都是落了个满地,化作了春泥。

皂角树旁,有一户人家,大门朝南开着,宅子窄窄的一溜,像条巷子似的。说是大门,其实只是两扇不大的小木门罢了,仅容得下木架子车出入。现在木架子车已经无用,靠在西面的土墙上都好些年没动过了,几乎就是一堆朽木。门原本是黑漆刷过的,现在已接近惨白。门轴不灵光了,开关的时候很费劲,发出很大的声响,且关不严实。关不关现在都不紧要,这家里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索性就任它这么白天黑夜地敞着。进了门,两边顺着墙放着好些柴火,乱七八糟地堆着,粗细长短不一,还夹杂着不少的树叶蒿草。两边的土墙,大小的豁口一个连着一个,跟长城上的垛口似的。土墙过去是很厚实的,雨打风吹,这么多年过去,看上去单薄多了,让人想起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再往里走,左手边朝东盖着两间瓦房,最里面,朝南也盖着两间瓦房。总共四间瓦房,看上去都很破旧了。窗户上,好多玻璃都破了,又拿塑料纸给捂上了。墙也是土墙,泥糊的墙皮很多都掉了,露出一排排土坯,能清楚地看见里面混杂的麦糠。房顶上的青瓦,现在已经黑黝黝的了,长满了苔藓和瓦松。屋子里家什不多,都是过去请木匠打的,现在看上去,让人难免有些恍惚。屋子里盘着炕,炕头连着灶,小铁锅挨着炕,大铁锅在外头,旁边是一个黑色的木风箱,拉起来已经很费劲了。

这会儿,这家的老太太正坐在大门口,望着眼前的皂角树,手里拿着个长柄的烟锅,烟锅上吊着个布烟袋,上面绣着几朵花,那是她年轻的时候自己绣的。老太太本来就个儿不高,现在似乎比以前更矮了些。瘦小的身上,穿了一身黑粗布的衣裳,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现在村里没人穿粗布衣裳了,也没人找裁缝做衣服了,都是买现成的。老年人也都不像过去那样,一年四季身上不是穿着灰色就是黑色,现在都穿得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的,显得年轻。可这老太太身上还是穿的黑粗布衣裳,那黑粗布衣裳穿在她身上,倒也有一份庄重,仿佛她就该穿那样的衣服似的。老太太的脚是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有点外八字,慢慢悠悠的,左右摇摆。老太太的头发自然全白了,还不算太稀疏,在后面绾成个扁圆的发髻。脸上手上的皮肤,只是干巴巴的一层皮,乌里透着青,布满了老年斑。右边额头上,长着个挺大的肉瘤子,乌青乌青的,猛地看上去怪吓人的。也不知道是娘胎里带来的,还是后来长出来的,她没跟人说过,也许说过,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没人记得了。老太太现在至少有九十岁了,也可能九十二或者九十三了,问她她也说不确切,反正在村里,数她年龄最大。村里的人都说,看她那身子骨,铁定能活过一百去。

老太太吧嗒吧嗒抽几口烟,好像抽累了似的,缓一会儿,望一会儿皂角树,又把目光挪向不远处的鲜花大道。如今的鲜花大道里,没了吃草的羊,没了放羊娃,野花野草长疯了,一个大人站在里面,从远处都难看出来。以前,她就老这么坐在门前望,望着放羊娃们追逐打闹,望着他们神仙似的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她就忍不住笑起来。那些放羊娃当中,有她的两个孙子,头发卷曲着,皮肤黝黑,壮实得像头牛,小牛犊,灵巧得像只猴子,打老远她就能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们来。现在,有时恍惚起来,她似乎还能听到他们和一帮放羊娃在鲜花大道里嬉闹的声音,真切极了,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只是被疯长的花草遮掩住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她有点记不大清了。有几十年了吧,反正过去很久了。她又闭着眼想了一会,然后眯着眼,伸着细长的脖子继续朝远处张望。鲜花大道南边一里多地的地方,就是村里的大路,大路北边有条小路。沿着那条小路,就能走到她们家来,也能走到鲜花大道去。可惜现在,原先附近住着的十几户人家,都搬到下面的集中点去了,只剩老太太一家还守在坡上。确切地说,只剩她一个人守在坡上,守在这座老旧的宅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守多久,那是天晓得的事情。现在,上坡来的人很少了,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这里远离人群,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有人打扰她,她也不想打扰到别人。

隔上几个月,村里的干部会匆忙上来给她送点米面油,再给她几百块钱,或者不知道从哪儿给她卸下一堆乱七八糟的柴火,或者煤块子,然后又匆忙离开了。她吃得不多,一袋面粉两个月都吃不完。她自己种点菜,那块菜地是她儿子活着的时候开垦出来的,大约有半亩地的样子,就在鲜花大道边上,皂角树过去不远。她能吃多少菜呢,根本吃不完,很多都被虫子和鸟祸害了,要么自己落在地里烂掉了。钱对她来说,也没用,除了盐,她没什么要买的,身体也没害过什么大病,一般的头疼脑热,自己对付对付就过去了。所以,她很少下下面村子和街道去。每天,吃饭睡觉忙活之余,她都会搬个板凳坐在门前,望着眼前的皂角树,然后望远处的鲜花大道,再望更远处的小路和大路,就这样一直来来回回地望着。她总觉得会有人从南边的那条大路上走过来,走到小路上来,再走过鲜花大道,走到这棵比她还年岁老的皂角树下来。

她等着这一天。

从下面的村子看不到老太太住的房子。只是做饭的时候,能看见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上午九十点的时候,村里人看见远处坡上面飘一阵炊烟,大家就知道,是老太太在做早饭呢。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看见上面飘起了炊烟,大家就知道,是老太太在做午饭呢。晚上,一般是看不见炊烟的,老太太一般晚上不吃饭,一天只吃两顿。也有少数时候,整整一天,只望见上面飘了一次炊烟,人们就想着,老太太可能今天胃口不大好,吃得少。也有可能做了一顿饭,这顿没吃完,下一顿将就着,开水泡着吃了。冬天的时候,坡上的烟飘得勤一些。老太太怕冷,刚过寒露,就烧上炕了。以前烧炕,多用的是软柴,玉米秆呵高粱秆呵,她儿子还往回打蒿草。主要还是靠麦草和麦糠烧炕。夏忙割麦子时,镰要放低一些,尽量擦着地,麦茬就留得少,麦草就收得多,麦草垛就堆得又高又大。扬完场,麦粒和麦糠泾渭分明。麦粒入囤,麦糠挨着麦草垛堆起来,再拿蒿草什么的罩住,上面压几根木头。冬天烧炕时,麦草先烧过,火苗将灭未灭时,再把麦糠填进去,捂在上头暖着,炕就能热很长时间。现在不行了,不说没人烧炕,就是想烧炕,软柴也少了。早些年,收割机代替了镰刀,麦草就少了,每家每户的麦草垛迅速地瘪了下来。麦糠也不见了,都被收割机一股脑儿收了,分不清麦秆和麦糠了。那几年,大家还烧炕,还稀罕麦草,收割机割过了,地里的麦草都要拉回自个家烧炕用。看着地里留着的高高的麦茬,人们都难免有些心疼。后来,大家搬进了集中点,盖起了新房,睡上了席梦思,麦草就迅速从他们的生活里退场了。麦场和麦草垛在村里也难寻踪迹。现在,麦草直接被机器打碎埋进了地里当肥料。前几年,麦草一无用处,反而成了累赘,不少人直接在地里点了烧成灰。后来,上面领导说不文明,污染环境,不让点,谁点罚谁款,还可能抓去蹲大牢,就没人敢轻易点了。再后来,就直接给打碎埋进地里去了,这下大家都省事了。可没了麦草,别人没啥影响,老太太的生活却成了问题,做饭烧炕都成了问题。她是村里的五保户,也是村里最老的寿星,村干部们不能不拿她当回事。除了定期送些米面油,还不定期拉点儿煤块子过去。有时,还让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拉来些硬柴。老太太用不惯煤块子,只是冬天了搭炉子用煤取个暖。做饭烧炕,煤块子就不行了,反正她没办法用煤块子来做饭烧炕。她还是习惯用软柴。

在鲜花大道北边,有一小片槐树林,那是村里仅有的一片树林了,大概有三四亩地那么大。以前村里有好几处树林,槐树杨树楸树,把不大的村子罩得严严实实。一年四季,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在树林里捡硬柴。秋天了,每人背个大大的背篓,拿着个耙子,在林子里耙树叶回去烧炕。现在,一代又一代人,开枝散叶,村子变大了,就没多少位置留给树了。只剩下这么一小片槐树林了,也就只有老太太一个人还在捡硬柴耙树叶。这几年,村子里集中规划,完了又家家门前修了水泥路。为了修路,那些长了几辈人的大树都被砍了,为修路让路,多可惜呵,可那是没办法的事。路修好了,宽敞又平整,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晴天满脚土雨天满脚泥了。这新修的路和路两旁新盖的房配套极了。大家看着笔直干净的水泥路,心里别提多敞亮呵。原先为了大树被砍而生的那点惋惜,也很快随风而去。现在,村子里唯一的一棵大树,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棵大树,就是老太太家门前的皂角树了。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现在的情况是,老太太和她们家的皂角树都处在了村子外面。如果在村子里,挡了路,肯定也得被伐掉。据说这棵皂角树,是老太太的太爷爷手里栽下的,现在少说也有二百年的寿数了。一个是村里最老的树,一个是村里最老的人,这倒是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在老太太看来,也确实是这样。很多时候,她看着这棵皂角树,忍不住想,万一哪天她走了,皂角树怎么办?谁给它作伴呢?如果哪天皂角树先她而去了,她怎么办?又有谁给她作伴呢?她虽说是村里的人,现在独居一隅,又好像不属于村里了,就像这棵树一样,被人遗忘了,成了热闹外的一部分。老太太心里明白,惦记这棵树的人,可比惦记她的人多多了。这些年,时不时就有外面收树的人来打问这棵树,一次比一次出的价高,她这辈子压根儿想不到自己可以有机会拥有那么多钱。可是她不需要钱,再多的钱,都不能打动她,她只需要这棵树陪着她。村干部们苦口婆心地劝她,看得出来他们似乎很着急。她也很为难,可她不能,至少她活着的时候不能。倘若哪天她死了,皂角树该是什么样的命运,是继续孤零零在这儿再长上几十年几百年,还是立刻被那些惦记的人挖了,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她就不知道了,也管不着了。那也是命吧,是注定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就像以前他们一家八口人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结果倒是她这把早就该死了的老骨头活到了最后,活了个冷冷清清,谁能料想到这样的事情呢!

现在,麦草麦糠没了,还好有这么一小片槐树林在,没人再跟她抢着捡树枝耙树叶了。像许多年前一样,她需要这些硬柴和树叶,这是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秋深时,她背着个又大又深的背篓,走进那片槐树林。那些槐树也都长得又高又粗了,网状的树皮被岁月拉伸变形,树枝胡乱地长成不规则的伞状。老太太拿着个细齿耙,仔细地把地上落下的树叶耙成一小堆一小堆,然后再一堆一堆地揽进背篓里。头顶不时有树叶打着旋儿落在她的头上,落在她的背上,落在她的背篓里。有时,她有些累了,便就近靠着一棵老槐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穿着那身黑色的粗布衣裳,靠着树皮又黑又糙的老槐树,真像是老槐树的一部分。等背篓里装满了落叶,也压得稍微瓷实点了,她就把自己套进背篓里,背起来往回走。从后面看,那一双小脚被草遮住了,只见一个大背篓左右轻轻地摇晃着,缓缓地向前走着。

下面的人,一家家都盖了敞亮的新房,不少人还盖了洋气的楼房。都不睡炕了,和城里人一样,买的席梦思。冬天了,插上电褥子,再点个煤炉子,屋子里暖暖和和的。做饭也不用柴火,柴火做饭还嫌把家里雪白的墙熏黑了,都用的是电磁炉,或者煤气灶,方便省事。烟囱从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里消失了,连同炊烟,都仿佛一个世纪前的事情。有时,人们在下面朝坡上这边望过来,看见炊烟从鲜花大道附近袅袅升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像是在远望自己过去的生活。那种生活鲜活如昨,又久远陌生,一时难以辨认。

村里年轻点儿的后生,只知道坡上边住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至于老太太为什么一个人住在那儿不搬下来,他们就不知道了。他们对一个远离他们生活的古怪老人的生活内里,也不感兴趣。他们知道上面那个叫做鲜花大道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它的来由。他们很少有人去过那条荒草渠,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羊要赶到那里去吃草,那里的草有多丰盛,花儿有多香多美,他们都不关心。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哪儿有游戏厅或者网吧,哪里就是他们眼里丰美的“草场”,他们就把自己像一群羊一样迫不及待地赶过去,

上了年纪的人,是知道老太太的。一提起老太太,或者瞥见上面形单影只的炊烟,他们就一阵感慨,或者一声叹息。村里,老太太那一辈人,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了。几十年前,老太太还不那么老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当爹当妈的人,都还年轻力壮,许多人的家也都还住在坡上。再往前,老太太还算年轻的时候,也就四十左右的年纪吧,他们一个个还都是屁大的孩子呢,成天往鲜花大道那边跑,放羊,胡闹,捡皂角或者偷皂角。看见老太太了,他们做贼心虚,从树上慌乱地往下撤,撒腿就跑,老太太就在后面喊着,慢——点,慢——点。再后来,在他们孩子手里,也是一样,放羊,胡闹,偷皂角,老太太还是一样在他们身后喊着,慢——点,慢——点。现在,他们搬下来十来年了,孙子都上中学了,儿女媳妇都在城里打工。他们想到老太太的时候,难免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把他们从一个孩子长成一个老人的漫长时光默默地梳理一遍,觉得时光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玩意。转眼,他们就都老了,可老太太更老了,老到好像不会也不能再老了一样。在老到不能再老的老太太跟前,他们就算不得老了,他们还是孩子,和当年一样。有老太太在前面给他们挡着,他们不敢言老。想到这儿,他们原本慨然的心就松弛了下来,也温热起来。

要说起老太太的故事,那真是一言难尽。先说老头吧,老头是村里唯一的猎人,父母死得早,婚事迟迟没着落。有一年冬天,他出去打猎,赶巧救了被狼截在半道上的一家人。后来,那家人知道他尚未婚娶,打听到他身世可怜,念及救命之恩,也看他老实厚道,就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他。老太太就是这样嫁过来的,那时老头岁数不小了,好像在三十上面了。

老太太嫁过来,好些年没生养,老头脾气好,从不说她,还好言好语地劝她,实在不行就抱一个。老太太不答应,老头越对他好,她越要生出个儿子来,不然她没法过自己这一关。儿子出生那年,老太太的岁数也都三十好几了,同龄人家的孩子好些都十好几岁了。也许是终于了了心愿,也许是命吧,儿子没过周岁呢,老头就突然病死了。从此,老太太过上了孤儿寡母的生活。老太太自然宝贝这个儿子。这儿子长得出奇的黑,也出奇的瘦,嘴出奇的大,可身体不差,从小没怎么闹过病,干力气活也不落人后,还有一股子灵巧劲,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天生的好脾气,对谁都是笑着说话,对老太太自然也是一百个孝顺。长到六岁,老太太就把老头留下的猎枪交给了儿子,教儿子打猎。儿子成为猎人,似乎带着某种遗传基因,她并未教多少,大都是儿子自己摸索的。儿子整日抚摸着那只乌黑发亮的猎枪,眼里的满足显而易见。老太太总觉得儿子一定从猎枪里看到了什么,或者找到了什么。那猎枪就像一根线,他顺着这根线攀呵攀,就能看到老头子所埋藏下的那些种子,就能成为像老头一样的人。

儿子长到二十好几,都过了说媳妇的年龄,可他们光景差,房子还是老头活着时盖下的,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婚事迟迟定不下,一晃就过了三十了。这在农村,可是愁死人的年纪,眼看着就要朝“老光棍”的名号去了。老太太着急,儿子也着急,可谁家父母都希望自己闺女能嫁给好人家过好日子,当婚的姑娘们自个儿也是这个想法。老太太想到她当年嫁过来的缘分,还是一只饿狼带来的,真不是人能测算出来的。如果没有那只突如其来的狼,她现在会在哪儿?老头子会怎么样?这是谁也说不上来的事儿。现在,到了儿子这儿,又好像到了一种注定里头。她儿子也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也是媳妇难觅,可谁又知道属于儿子的那份注定会是什么呢?

又过了两年,眼看着儿子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如若真沦落成“老光棍”,那她怎么给老头交代。后来,实在没法子,别人也是好心,便私底下给老太太说,西边十里外有个寡妇,人长得一般,胖点,不讲究啥,心眼少,能干活,就是带着个尾巴(儿子),就看他们娘俩愿不愿意了。他们娘俩想了好几天,似乎想不出更好的法子,觉得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注定,只能答应了。就这样,这胖寡妇带着个尾巴进了门,成了老太太的儿媳妇。除了带着个尾巴,这胖媳妇让他们无话可说,起早贪黑,地里家里,干啥都舍得出力气。不几年,就给他们家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四个孩子和他们的爹一样又黑又瘦,也一样乐观灵巧。只有胖媳妇带的那个“尾巴”,始终显得和这个家格格不入,整天心事重重的,不爱说话,也不愿意干活,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谁也别想从他嘴里问出话来。他们家那四个孩子,从小就放羊式地养着,养到五六岁,就买了几只羊让他们跟着别人去放羊。那时的鲜花大道,一天到晚热闹极了。放羊的人说笑,小孩嬉闹,羊儿们咩咩叫。老太太在皂角树下坐着,吧嗒吧嗒地抽几口烟,然后再从烟袋里捏一点烟丝出来,放进烟锅里,用大拇指压几下,再享受地吸几口。不吸烟的时候,她就望着鲜花大道那边笑。看着那些快乐的放羊娃和洁白的羊群,她在心里想:谁给取了“鲜花大道”这么个名字,还真是挺好听。想到这儿,她又笑了,接着又吧嗒吧嗒抽几口烟。烟从她的头顶上飘上来,飘进高大的皂角树,然后飘进无垠的蓝天,被蓝天抱进怀里不见了。

那四个孩子,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像四只分不开的雀儿。要干活了,父母喊一嗓子,他们跟得了令似的噗噜噜飞回家,笑着把分配给他们的活干得漂漂亮亮的,从不让人说第二遍。打猎的时候,这四个孩子跟在他爹身后,他们家的土狗在前面探路。到了打猎的地方,他们一个个禁了声,走路也悄无声息的。枪一响,他们欢呼雀跃地跟在狗后面跳着跑着,抢着要野兔的尾巴当耳套,把最长最好看的野鸡尾羽拔下来扮戏子。当然,晚上回去,吃野味的时候,他们也要争抢一番。不过,争抢归争抢,他们从来不生芥蒂。即使偶尔相互闹了点情绪,一转眼也就过去了,从不在心里搁着攒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心里不藏事的人。闲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个爬上门前的皂角树,在上面如履平地,还可以把自己倒挂在横长的树干上。他们也经常在皂角树上绑根绳子荡秋千,越荡越高,简直要飞起来,笑声也跟着在空中荡漾。他们都不上学,也不羡慕上学的人,对学校也不向往。倒是那些上学的孩子,看着他们四个那么自由自在,快快乐乐,一个个羡慕得不得了。有人不乐意去学校,对学习厌烦了,就给家长拿那四个孩子作例子:你看他们都不上学,不也一样好好的,比上学还好。家长反驳道:不上学,就得一辈子撅着屁股种地,你愿意?孩子道:种地有啥不好,你们不是也都种地?家长被噎得又气又笑,除了骂一句“不知好歹”,也就说不上什么来了。

村里人见这四个孩子欢喜无忧的样子,都忍不住笑着问一句:这几个孩子怎么什么时候都这么高兴,简直跟他爹一模一样。他们的疑问带着答案,这也是让他们感到困惑又感到羡慕的事情。

后来,政府收了枪,猎人的生涯结束了。猎人没得当,老太太的儿子就养起了蝎子。那些蝎子都是他晚上带着几个孩子在塄坎上挖出来的,积少成多,又盖了间小小的“饲养室”,模拟蝎子的生存环境,让它们繁衍生息,攒够一定数量,再卖给街上的药店。后来,蝎子的事业不知怎的偃旗息鼓了,他们又养起了兔子,白毛红眼的大白兔,可爱极了,也臭极了。老太太的儿子整天带着四个孩子给大白兔们挖草摘树叶,把它们一个个喂得白白胖胖。养得差不多了,可爱的大白兔便被剥了皮卖兔皮,肉留着自己吃。再后来,它们又重新养起了羊,不过是新品种,说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叫什么布尔山羊。那四个孩子整天照看着那几只娇贵的羊,带着它们去鲜花大道,让它们吃新鲜的花花草草,不让它们轻易跟别的土羊接触,怕串种。再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太太的儿子当上了村里的电工,整日戴着个脚蹬,在电线杆子上上上下下,把许多破旧不堪的电线缝缝补补。无论在干什么活儿,老太太的儿子和那些孩子,都是欢喜愉悦的,每一天都像是在节日里,每一天都像是一场崭新的游戏,他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似乎永远不会知道何为辛苦悲伤,那些好像被隔绝在了他们的世界之外。在他们的世界里,唯剩最简单的快乐,一切一望即知,清澈见底。

那一年,猎人的大儿子十五了,二女儿十四了,三儿子十二了,四女儿十岁了。几个孩子都比小时候稍微白了些,也稍微壮了些,看上去有一种健康之美,也还是那么爱笑。这四个孩子当中,数小女儿最好看,头发乌黑笔直,长着恰到好处的丹凤眼,嘴巴也大得恰到好处,再配上天生的古铜色皮肤,简直就是现在所说的古典美。当初人们不知道这些,但没有人不说这孩子好看的,都说老太太家养了一只金凤凰。家里的其他人,包括其他三个孩子,都极疼爱这个小的,处处让着她护着她。这最小的,享受着全家人的爱,却也不骄横,该干的活哪样也不会偷懒,对谁也是用心地回应着,懂事极了。

那年秋天,刚刚收了芦苇不久,村子里来了个篾匠,有人说是河南来的,有人说是湖北来的,还有人说是河北来的,反正他说的话,村里人听得不是很明白。每年秋天,都会有外地的篾匠到村里来,谁家需要编席子、背篓、笼、簸箕、筛子都可以找他,把他请到家里来,管上吃住,再供上烟酒,临走时多少给点钱,差不多就是这样。村里每年都要来许多诸如瓦盆匠、木匠、剃头匠、补锅匠、石匠、秤匠等等之类的匠人,把农村生活里一年来的磨损遗漏修修补补,使农村人能应付来年的生活。

篾匠来到了村里,被许多人喊到家里去干活。篾匠干活时,许多大人孩子都喜欢围着看,也包括那四个孩子。他们看着篾匠把苇皮剥干净,然后用苇穿子把芦苇劈成粗细均匀的篾片,再用苇锊子把篾片上的毛刺刮干净,接下来就是碾篾片了。碾篾片之前,要先给篾片喷水。有的篾匠直接用水壶洒,有的直接端碗水,嘴里灌饱了,“噗”的一声喷出一团雾出去,如此反复。用水湿了篾片,得放上一段时间,时间到了,找块平整的地方,用石碾子碾篾片。篾匠站在石碾子上,脚蹬着石碾子来回碾,要碾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算完事。孩子们在地上看着蹬碾子的篾匠,觉得他像极了庙会上划旱船的人,好玩极了。篾片碾好了,按长短宽窄分了类,就开始织席子了。先起头,再编织,织得尺寸足够了,再洒水浸湿,然后拆边,压角,最后收边。一张苇席才算织成了。整个过程,篾匠投入其中,有一种认真的美。围观的人看着,感受着从芦苇到苇席的变化,内心也有一种探知某种秘密的喜悦。

篾匠给这家干着活,别家都一个个过来约篾匠,顺便看看篾匠的手艺。老太太家的胖媳妇已经打过招呼了。她跟篾匠说:我们家就在老皂角树底下。篾匠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表示知道那地方,算是给她应下来了。她看着自家的几个孩子也在围观的人群当中,痴迷地看着篾匠织席子,假装不悦地嘟囔了一句“哪儿的热闹都少不了你们四只雀儿”,就扭着大屁股回家去了。那阵子也没啥活干,孩子们平时也省心,所以她没赶着他们回家。隔天,老太太也提着烟袋迈着八字步过来了,她也跟那个篾匠说:我们家就在老皂角树底下,朝南走几步,就能看见。篾匠说:你们家媳妇说过了,误不了你们家,您回去歇着吧。老太太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看见自家的四个孙子,也笑着嘟囔了句什么,谁也没听清楚。老太太给烟锅装满了烟丝,点着吸了几口,慢悠悠地朝家走了。

一天下午,大家伙正看篾匠织席子呢,卖货郎蹬着自行车,摇着拨浪鼓来了。看了好几天织席子,许多人也看厌了,转眼就被那拨浪鼓的敲打声吸引了去,在一堆能吃能玩能用的小玩意面前流连忘返。看中了想买的,回家拿钱的拿钱,有能置换的破烂就拿破烂来换,没钱没得换的,就在一旁看新鲜。老太太家的几个孙子也都围在了货郎跟前看新鲜,他们没钱,也没啥破烂可换,看看就让他们很满足。只有他们家老小还在看篾匠织席子,她对货郎的那些小东西兴趣不大,加上那个篾匠老跟她开玩笑,还给她糖吃,说看见她就想起自家的闺女,她就乐意在跟前看他忙活。

那天很晚了,货郎早都摇着拨浪鼓走了。那三个孩子跟着别的孩子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回到家,老太太的儿子问:老四呢?那三个齐声说:看篾匠织席子呢。老太太的儿子心里咯噔了一下,连忙跑出了门,跑到织席子的那家,篾匠不见踪影,老四也不见踪影。那家人说,天刚擦黑,那个篾匠就急匆匆地走了,饭也没吃。老太太的儿子赶紧叫了村里的许多人找,找遍了村里村外,都没找见篾匠和老四。大家伙又点着火把,沿着去县城的路,翻过一架大深沟,一直找到了县城,还是没有。遍寻无果,他们只好去县里的公安局报案,警察给他们做了登记,让他们回去等消息。这消息一等就是三十年,等得老太太这个白发人,老泪纵横地把一个个都送走了,剩下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守着这棵皂角树,还有这座老房子,老四还是音讯全无,不知死活。

老四刚被拐走的那些年,老太太的儿子带着两个小子几乎找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在湖北找,在湖南找,在河北找,在河南找,在贵州找,在广西找……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先找一份卖力气的活儿,边干边找他们家老四。找上些天,又到别的地方去找,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找着。他们没有老四的照片,只好一遍遍给别人描述老四的样子,乌黑笔直的头发,好看的丹凤眼和大嘴巴,还有古铜色的皮肤,操着渭北口音。那些人似懂非懂,一阵点头后,又是一阵摇头,然后在一阵无奈叹息中,把他们送往别的地方,他们也只好带着失望去往别处寻找希望。

他们就这样在大半个中国找了十几年,找到壮年的猎人变老了,找到两个小子满脸沧桑,老四依然踪影全无。他们给别人描述了无数遍老四的样子之后,老四的样子在他们心中却悄悄变得模糊难辨了,他们曾经坚定的心跟着怀疑起来。他们想着,十几年的时光过去了,老四怎么还会是当年的模样?可他们只记得老四当年的模样呵,即使只是当年的模样,如今在他们心中已然模糊起来,又何况分别十几年之后的老四?那样的老四究竟离他们有多远?如果真的迎着面走过来,老四肯定已经完全认不得他们,他们也肯定完全认不得老四。老四已经不是老四,是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人了,就像他们一样。

找了十几年,原本乐观的他们,也不抱希望了。老太太的儿子带着两个长大了的小子回到了省城,在工地上打工赚钱。他想着,他带着两个小子,找了老四十几年,虽然没找到,可也算尽力了,老四也不应该怪他们。现在,他们得为自己的生活忙活了。作为父亲,他不能误了两个儿子,他得带着他们赶紧赚钱,拆了旧房盖新房,给他们娶媳妇,然后等着抱孙子。

他们父子三人在城里的工地上盖楼房,在脚手架上钻来爬去。他们本来就像灵巧的猴子,从小上树攀爬比村里的任何人都强许多。现在来到了城里打工,在迷宫似的楼房和复杂的脚手架之间来来去去,对他们来说算不上难。可是,偏偏从楼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一起干活的人都说,他们不应该干这空里的营生,他们虽然干着活,心思却一直在旁处,整日恍恍惚惚的,别人问东他答西,一个出事了,其他人还不换地方,继续在高处一心两用,结果,父子三人,跟传染了似的,接连掉了下去。多惨!这也是命吧,命该如此,没办法的事。

家里的三个男人没了,只剩下两个老太太,和那个已经长大了的尾巴,二女儿已经嫁做人妇了。往昔,那几个雀儿一样的孩子,进来出去都是叽叽喳喳的。有他们在,这个家没有一刻不透着热闹劲儿。现在,白天和黑夜都差不多,仅有的三个人,也都怕弄出一丁点的响动。该干的活,基本都是老了的胖媳妇干,那个“尾巴”顶多给她搭把手。大多数时候,他默不作声地骑在墙头上,也不知道他在看些什么,更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老太太还是整天坐在门前的皂角树下,吧嗒吧嗒抽一会烟,然后望着远处发一会呆。远处的鲜花大道,草丰盛依旧,花也依旧被风吹成海浪,只是放羊的人越来越少了,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能找到别的门道赚钱的都不愿放羊了。仅剩下几个放羊的,都是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或者年纪很大的人。他们放羊的时候,不跑不闹,也不说不笑,只是安静地坐着或躺着,比那些羊还沉默。

不几年,那个上了年岁的胖媳妇也死了,死于心脏病,人们都说她太累了,累死了。老太太说,死得好,死了解脱了,我想死死不了,老不死呵!胖媳妇刚死,那个“尾巴”就不见了,有人说回他原来的村里去了,去找他本家叔伯去了。老太太说,走了好,心一直不在这儿,待在这儿也难受。后来,那个嫁出去的二女儿,被男人家暴失手打死了。这样一来,家里就剩下老太太一个人了。后来,村里集中搬迁,搞新农村,村干部给她申请了帮扶资金,不用她花一分钱,让她也搬到新房子里住,动员了好多次,老太太不去,态度很坚决,只好由着她了。都说人挪活树挪死,可她一把老骨头了,指不定那天就闭眼了,还折腾个什么呵!再说,她在这老房子住惯了,新房子再好,她不认,也合不来。再后来,他们几次三番来,要买老皂角树,她没答应。最后告诉他们,等她死了再说。她不是在说气话,她知道死后的事,由不了她。可只要她活着,她就不能由着他们把皂角树弄到别处去。

村里知道老太太家里事情的人都猜测,老太太之所以不肯搬下来,可能是还等着老四呢。在老太太心里,老四肯定还活着,只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她离家那会都十岁了,啥都明白,啥也都记得,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家住在哪儿。等她哪天找回来了,看见那棵老皂角树了,也就看见家了,知道家一直都在呢。关于老四,村里传言说,她被拐到贵州去了,又说被拐到广西去了。说她被关在了山里的一户人家,还被打断了腿,给那家的傻儿子做了媳妇,还给那傻儿子生了孩子。据说,后来好不容易从那家逃跑了,却又被别家给骗去强做了媳妇,又生了两三个孩子,手被绳子绑着,脚上戴着锁,整日关在门里。后来,时间久了,也不绑不关了,她也认命了,不跑了,也回不来了,觉得自己没脸回来。村里人说得言之凿凿,绘声绘色,不时再添枝加叶一番。可究竟真相如何,谁也不知道。

前些天,村干部又带着几个外地人,去找老太太商量那棵皂角树的事去了,自然还是无果而返,他们笑着留下几百块钱,和一堆牛奶、奶粉、水果之类的东西就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村里去县城的车返回来时,下来一个戴口罩的城里女人,也看不清长相,个子不高不矮,穿着驼色的羊毛大衣,围着条草绿色的围巾,还戴着顶灰色的毛线帽,在街道上徘徊张望了一会儿,后来,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朝北边坡上上去了。有人看见那女人上了坡,从大路拐向了小路,朝鲜花大道那边去了。

又过了几天,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聊,不知谁突然说好几天没看见坡上的老太太家的烟囱冒烟了,不是病了吧?于是,几个人就一起上了坡,走过大路,走上了小路,走过鲜花大道,还没走到跟前,就看见老太太一个人安坐在皂角树底下,手里的烟锅滑落到了地上,稀疏的白发梳得一丝不苟,头朝前面低垂了下来,像是睡着了。额头上长着的那个肉瘤子,几乎要挨着地了。

待他们走到老太太身旁,叫了几声,全无反应,忙俯身想扶她起来,这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咽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