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村是1982年麦子种到地里以后，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当时，我在生产大队里担任干部。将近四十年过后，回忆那场改革，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改革的艰难是局外人不可想象的。包括我们生产大队里的干部开初也有疑问：分田到户，是社会主义吗？我们头脑里的固有观念是：大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像木楔一样，牢牢地揳在我们的头脑里。“分田到户”这四个字撞击着每个农民的心灵。某些共产党员、生产队的干部甚至不能接受。公社里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先是动员、讲道理，之后上级领导的口气就有些“强迫”的意味了：不想搞，也要搞。公社党委要求：生产大队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要站在这场改革的前列，谁不搞生产责任制，谁就下台。公社里给各个生产大队派去了工作组督察。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生产大队是在形势逼迫下，决定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大队里成立了“实行生产责任制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

领导小组的成员分别到各个生产队召开会议，进行动员。使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大多数动员会，农民们一进会场，没人说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他们用沉默来回答这场改革。逐个点名问，农民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没啥可说。然而，我们到第五生产队去开动员会时，情况不一样了：有几个农民站出来高声说，不行！这不是要回到解放前吗？现在搞单干，当年为啥要合作化？有的人甚至说，是不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任凭我们怎样讲道理，这些人就是不听。会议开砸了。改革陷入停滞。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哪个生产队长不搞生产责任制，就撤职、换人。同时，在一两个生产队开始硬性推进。

于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里的干部一起，清理财产，丈量土地，为实行生产责任制做准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的干部逐户逐人动员、做思想工作。由此，生产责任制终于在几个生产队展开了。第四生产队开始划分土地了。领导小组的成员，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把标志地界的木牌子揳进地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木牌子被人拔走了——显然，有人不同意，故意破坏。领导小组只好改变方式——地界划好后，直接埋上石头，石头下面再撒白石灰。然而，第五生产队的情况更糟糕：生产责任制还没实行，就有人开始哄抢生产队里的牛轭头、犁杖、手推车、铡草的锄刀、碌碡等小型农具。大队里的干部一起出动，制止了这场哄抢。领导小组连夜召开社员会，宣布：如果你们执意不实行生产责任制，可以把你们单独甩下。队员们一听要甩下他们，反而赞成了。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全大队八个生产小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尽管，我们采取了抓阄的方式分地，可土地毕竟不是豆腐，可以随意切成块。有些人抓阄后，当场不认账，扭头就走。对于如此无赖的做法，我们只能去说服，并用土地的等级和面积去尽量兼顾到公平。改革是触及每个农民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拿出最大的耐心去对待，去克服难点。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一家四口人，收获了十六石小麦（当地计量单位，一石三百斤），在吃大锅饭的日子里，我们生产队总共才收获七八十石小麦。除过交公粮，留下种子，一个人每年只能分四斗小麦（120斤）。因此，每年春夏之交闹饥荒，外出讨饭。然而，分田到户那一年，我家平均每人收获四石小麦（1200斤），是生产队时分得的十倍。我们村里家家丰收。

改革，不只是农民有粮吃，有钱花，至关重要的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我是见证了这些变化的——慢慢的，没有人再留恋旧的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和遵守了好多年的计划体制。在这次改革中，农民尝到了甜头，有了获得感，其观念发生变化是必然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关键不只在于顶层设计，还在于执行者的认知能力、思想境界和智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