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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中国当代文学简写本”,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简写本

来源:新闻晨报 | 孙立梅  2018年08月07日07:42

1957《收获》创刊号和1979-1《收获》第二次复刊

副主编钟红明说,《收获》编辑部曾经做过一个策划案:从每年刊载的作品当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然后结集推出。这是另一种《收获》编年史,目的是从文学和社会的视角,来反映一个时代的演变过程。但是这个策划最终没有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实在太多,实在无法“一网打尽”。

所以,当我们试图勾勒《收获》1978-2018这四十年的历程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太简写的简写本。

但这部分,面向每个普通的读者,面向你我共同的记忆。

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都曾从这条路上走来。

1979年,“大墙”突破题材禁区

文稿寄出之前,临汾文联看过此稿的友人,就曾关爱地提示过我:“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以免招来是非。”我虽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决定了我还是走进邮局,将其寄往上海《收获》。——从维熙 其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载《收获》1979年第2期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之后,重新复刊的《收获》立刻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复刊第1期收录了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陈白尘《大风歌》等名家名作,特别显眼的是当时大热的“伤痕文学”作家刘心武最新短篇《等待决定》。

第1期只是初试啼声,1979年第2期因为刊载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篇),直接将复刊不久的《收获》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果说《班主任》《伤痕》还比较委婉,着重刻画的是特殊时代留在人们心灵上的伤痕,那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20余年劳改劳教生活的从维熙,则首次将实实在在的牢狱生活和血色杀戮呈现给读者,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监狱的文学样本。

从维熙后来回忆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完成之后,就被朋友善意提醒可能会“招来是非”,但出于对巴金的信任,他还是寄给了上海《收获》。1978年底,从维熙收到编辑部来信,告知将于第2期发表,“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大墙下的红玉兰》以突破“禁区”的勇气,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而作为刊登这部作品的平台,《收获》要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政治压力,这当然需要更大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成就了《收获》的工作传统。刊载于1980年第1期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同样也曾引起轩然大波。名不见经传的张一弓基于对巴金和《收获》的信任,将这部饱含热泪的稿件投稿到上海,不到二十天就收到确认回信。二十多年之后,张一弓才得知当年的幕后故事:

有关部门不同意发表我的这篇小说,但巴金先生拍板,要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全国首届中篇小说奖。

1980年春,《收获》莫干山笔会:前排左是巴金,右是吴强

1981年,从维熙完成《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后又退还,认为该作是“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从维熙对到北京开会的巴金和李小林讲了此事,巴金随即请他拿来手稿,连夜看完,认为“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残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遂拍板刊登于1982年第1期。

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坚冰尚未完全打破、人们普遍感觉“摸不准风向”、惧怕各种“运动”可能卷土重来的年代,《收获》以对文学品格的坚持,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的到来鸣锣开道,迅速成为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学期刊。

1982年,“人生”的两难抉择

今天想起来很可笑,当年却是胆战心惊,在风云诡谲中不知何时又陷入灭顶之灾。与我“共患难”的当然还有《收获》同仁,如果“运动”再来一次,《收获》的编辑一个也逃不掉,连锅端了。——张贤亮 其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载《收获》1985年第5期

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写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在《人到中年》(1980年第1期)、张洁《方舟》(1982年第2期)之后,路遥《人生》(1982年第3期)一出就引发争议,到了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第5期),《收获》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人生》中,高中毕业生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巧珍相爱,却为了回城机会,转投城市姑娘黄亚萍的怀抱。高加林如同一个当代“陈世美”,遭到众多读者的控诉,而这正是作家路遥想看到的结果:

“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人生》奠定了路遥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也激励了年轻人去重新思考“人生”。

著名导演贾樟柯曾回忆说: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钟红明分析说,1980年代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黄金年代,是因为之前很多没有被注意、没有被反映的“冰山之下的东西”,在文学中有了非常多样化的表现:

有些作品今天看来非常一般,只能放在文学史的范围,去了解它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关注。但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长期阅读的意义,像《人生》,它所扎根的土壤在当今中国还存在着,比如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一个人想往上爬的欲望与现实制约之间的矛盾,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也延续了这个主题。路遥作品这几年的销量很高,因为读者还是会有共鸣。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比《人生》更大的争议。

整个年轻岁月都在劳改营度过的章永璘,直到39岁才遇到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黄香久,但长年受压迫的经历,使自卑的他无法进行夫妻生活。直到一次抢险,章永璘以勇敢举动获得人们认可,也重新找回男人的尊严。但这时,他无法原谅妻子曾经的背叛,只能选择离婚。“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篇尾这几句话,一度广为流传。

程永新回忆,小说发表之后,激起了很多女作家不满,认为太不尊重女性。“这些声音传到了冰心耳朵里,她就打电话给巴金说,你要管一管《收获》了。当时《收获》上发的文章,巴金不是每篇都看,但既然冰心这么说,他就非常重视。

看完小说之后,他给李小林讲了个人意见,我后来看过李小林记录巴金原话的这张字条,大概意思是说小说确实有点‘黄’,但写得确实好,可发,我很清楚记得那个‘黄’字是打了引号的。”

1985年,内地重读张爱玲

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阿城 《闲话闲说》,张爱玲《倾城之恋》载《收获》1985年第3期

翻阅《收获》历年来的刊载目录,是一个不断令人惊叹的过程。比如《收获》1979年第5期就对台湾文坛做了介绍,选载聂华苓《台北一阁楼》、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两部长篇,以及白先勇的短篇《游园惊梦》。在当时的时局之下,《收获》是最早介绍台湾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之一。

周立民告诉晨报记者,1978年之后,港台地区包括海外的华文作家,纷纷来到内地进行交流,他们想要拜访的第一个作家,往往就是巴金。再加上巴金与各路文坛老人之间的交情,使得《收获》在约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台港文学选刊》就在这一年创刊。这一时期的《收获》,也成了内地读者得以一窥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张爱玲重新带入内地视野。

虽然生于上海成名于上海,但在内地长时间的封闭之后,张爱玲的名字并不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所知,张爱玲被阿城认为“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不足为奇。

1979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英文版)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引起了小范围学者的注意。1985年《收获》第3期首次开辟“文苑纵横”专栏,由评论家主持,第一个推出的就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以及柯灵《遥寄张爱玲》。

在“文苑纵横”之后的“朝花夕拾”专栏,从1986年到1990年,连续介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洪醒夫、李昂、三毛、陈映真、张大春、李黎、平路、朱天文、吴念真等多位海外作家的作品被介绍进来,并得到专业的引介。《收获》1987年第4期刊登三毛的《星石》时,内地的琼瑶三毛热还没有开始,可谓得风气之先。

周立民特别提到,有一次台湾作家李昂到巴金故居参观,指着巴老的照片对众人说了一句,她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想一想跟这位老人家还是大有关系的。李昂名作《杀夫》,载《收获》1986年第4期。

1987年,先锋作家集体亮相

我有超过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在这本杂志(指《收获》)上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浪漫主义原因,《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一个原因,很多小说,在那个时代,别的杂志根本就不可能发表。

——余华 作品《四月三日事件》载《收获》1987年第5期

在“反思”、“伤痕”文学风靡几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整个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迎来一波自发的“改革”:撇除时代背景加在文学身上的“革命说”和“意义说”,回归文学和人本身,探索更具时代感、更个性化的表现手法。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翻译小说开始进入内地。卡夫卡、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的作品,都提供了世界现代文学多元表达的丰富经验。

莫言曾向媒体提及自己获悉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时,“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收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潮流。

继零散刊载马原、苏童、莫言等人的作品之后,1987年第5期、第6期,由程永新组稿,推出集结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王朔等作品的年轻作家专号,即后来的“先锋专号”。第5期同时推出“实验文体”专栏,收入上海作家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还有实验戏剧家张献的剧本《屋里的猫头鹰》。

1986年1月28日巴金寓所,记录他们的青春瞬间。前排左起:程乃珊、巴金、王小鹰;后排左起:宗福先、王安忆、陈继光、陈村、赵长天、赵丽宏

1987年第6期是《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号,把如此重要的平台让给先锋专号,可见《收获》对青年作家的重视。作家余华因凭借《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连续两期入选,从此声名大噪。在第6期刊载的《顽主》,是王朔的代表作之一。

虽然并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但《收获》连续两期推青年作家的做法,在文坛引起极大轰动。

程永新回忆说,当年很多人都在议论《收获》到底要干什么,“编辑部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没有被传达到作者那里去。王朔曾提到《收获》编辑部的作风:

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个光明的尾巴

到《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

王朔的《动物凶猛》《你不是一个俗人》《我是你爸爸》后来都选择在《收获》发表。

1988年第6期《收获》继续推青年专号,刊载史铁生《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苏童《罂粟之家》、孙甘露《请女人猜谜》、马原《死亡的诗意》、余华《难逃劫数》、格非《青黄》以及扎西达娃和皮皮的小说。

在今天看来,“先锋专号”无意中也促成了文坛新生代的集体亮相,几代作家从此在这个平台上同台竞技。莫言、余华、苏童等人,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新的文学样式和审美趣味的探索,也影响到了第五代导演群体。

这些改革开放之后进入电影院校、看着文学期刊读完大学的电影工作者,纷纷从文学中汲取灵感。

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长诗,张艺谋端出了莫言原著的《红高粱》和苏童原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米家山改编了王朔的《顽主》,姜文最早也是从《收获》上看到王朔的《动物凶猛》,拿来改编成自己的导演成名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1988年,大文化散文成新热点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说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就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我说的“讲真话”就是这样简单,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

——巴金《向老托尔斯泰学习》,载《收获》1992年第1期

在先锋文学之后,《收获》积极开拓散文专栏,并呈现出了“学者散文”、“大文化散文”的新形态。1990年代中国散文的流行,可以说是从《收获》发酵的。

从1988年开始,余秋雨先后在《收获》开设“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天话语”专栏,《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等流行一时。

另一位作者李辉,1994年第1期开设“沧桑看云”专栏,一直到1996年第6期,连写18期,其中写瞿秋白的《秋白茫茫》,写冯雪峰的《凝望雪峰》等,将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与详实的史料相结合,凸显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受到读者喜爱。

李辉另一引起广泛关注的专栏“封面中国”,从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与中国有关的人物伸发开去,总共30篇文章,历时5年,堪称一项浩大而极具意义的工程。

《收获》著名的散文专栏,还有阿城“常识与通识”、余华“边走边看”,以及众多名家撰稿的“百年上海”“河汉遥寄”“尘土京华梦”“亲历历史”“好说歹说”等。2000年全年,《收获》推出备受瞩目的“走近鲁迅”专栏,从历史和当代两种视角,让读者重新认识鲁迅其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从1989年第2期起,《收获》推出长达数年的“人生采访”专栏。专栏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请名家“且说说我自己”,第二部分是他人眼中的名家——当然,这个撰稿的“他人”往往也已经是名家。

“人生采访”专栏为读者留下了众多当代文学名家难得的心声,钱谷融、施蛰存、贾植芳、曹禺、巴金、沙汀、王元化、徐中玉等都欣然提笔。

除了巴老提倡的“讲真话”,贾植芳在《且说说我自己》的“命题作文”最后那段至今读来,仍觉铿锵有力:

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2000年第1期《收获》的“人生采访”专栏,金庸交出自传体小说《月云》,这是金庸1972年封笔多年之后难得的出手。

作为许多专栏责任编辑的钟红明说,从19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一方面拥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休闲娱乐方式,文学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动辄就能享受到全民瞩目的待遇;另一方面,因为外部冲击,人们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从历史深处汲取养分:

在所谓‘大文化散文’背后,是对历史和文化重新的、个性化的关照和打量。这种对个性化的需求愈演愈烈,一直延续至今。

1997年夏天,《收获》杂志社同仁与巴老在杭州

1990年代至今 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又作了一次修改。感觉就像是一个老财迷,发现自己的钱袋里竟有这么多假币,扔了心疼,不扔又不行。删改到现在这样,觉得实在是不能再删改了,再删改老财迷的钱袋里就空了。我反复地看,眼花头疼,相信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史铁生 其首部长篇《务虚笔记》载《收获》1996年第1期

1990年代,《收获》的发行量从1980年代中期最高的100多万册,骤降到了10万册,再加上全球性的纸价飞涨,《收获》一度面临经营困境。

就在此时,很多国内知名的文学期刊都选择刊登商业广告,从包装到内容都积极迎合市场。

程永新直言,《收获》也曾想过做高档文具或汽车广告,这个想法提到巴金那里,被郑重驳回,“巴老的意思就是,如果要做广告,要满足客户的要求,编辑部就很难保持独立。再说,我们还没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嘛。”

《收获》以对文学纯粹性的坚守,获得了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

1995年,已故作家史铁生完成个人第一部长篇《务虚笔记》,交给《收获》发表。而当时云南的文学期刊《大家》因为获得企业赞助,每年有个“红河小说”奖,奖金10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大家》主编李巍听到史铁生有这样一部长篇,认为这个奖颁给史铁生比较合适,但史铁生表示稿子已经交给上海的《收获》了。李巍专程从云南飞到上海,希望《收获》和程永新能够“让贤”。

《收获》编辑部考虑到史铁生的身体条件和医疗费用,而《收获》本身的稿费有限,就与史铁生商量,愿意为作家着想,尊重他的选择。

但史铁生态度非常坚决,只要《收获》愿意要这部作品,他宁可不要那10万块钱。《务虚笔记》在《收获》1996年第1期发表,同期还有王安忆感动过许多青年人的中篇《我爱比尔》。

近年来能够引起全民争议的作品越来越少,这是否算是严肃文学“唱衰”的一种佐证?

程永新显然不同意这种论断:

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学最辉煌的年代,恰恰是人们文化生活贫瘠、信息闭塞的年代,这使得文学承担了很多本该不由它承担的社会功能。现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文学的地位是有所降低,但我认为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在关注灵魂,关注成长,文学就不会没有一席之地。

文学不再万众瞩目,但《收获》依然静水流深。

2001年,为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编辑部创办《收获》长篇增刊,第二年开始每年两本,并从2017年起改为四卷;

2013年11月,巴金生日当天,编辑部开通“收获”微信公号,粉丝至今已接近20万;

2017年11月,《收获》开通网站可以在线投稿,为写作者创造更自由和便捷的通道。

这些都使得这本老牌文学期刊,面向年轻读者,呈现出更多、更平易近人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