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 ：我们该如何面对 “父亲”？
“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在过程当中要‘消化’，不停的把父亲‘消化’掉，‘消化’你的亲生父亲，‘消化’你的精神父亲，消化完了之后你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儿子，否则你只能成为父亲的复制品。”
7月28日，在长篇小说《有的人》的新书发布会上，作者庞余亮如此阐述了自己对于“父与子”关系的想法。《有的人》是庞余亮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力作，小说讲述了诗人彭三郎、白若君和陈皮的中年际遇。主人公彭三郎带着对父亲复杂的感情，写下了怀念父亲的散文并获得大奖。可没想到，大奖给三位诗人的命运，带来更多的戏剧性和荒诞。这部小说也被评价为：“一部中年人的妥协史，一个父亲的心灵成长史。”
发布会上，中国作家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小说选刊》主编、文学评论家王干，作家毕飞宇，文学评论家刘大先，《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刘颋就“我们如何做父亲？又该如何做儿子？”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诗人为何放弃了诗，这个过程其实蛮复杂的”
庞余亮早年以诗歌成名。在王干的印象中，“他的诗歌写得非常的好，我以为他会成为伟大的诗人。”甚至当年他还给庞余亮写过一封信，认为“应该成为大诗人的人不应该写小说。”不过他也承认，庞余亮的小说现在越写越好，已经超过了诗歌。
毕飞宇谈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诗人”的形象一直是有所缺失的，而《有的人》以诗人为切入点，很好地弥补了“诗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小说的重点还是一个诗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小说最要紧的地方，一个诗人如何从现实的生活当中慢慢地让自己拥有诗心，然后试图去完成他的诗，与生活抗争，又因为现实生活里面的种种原因抗争失败了，头破血流，最后选择了与生活妥协，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是惊心动魄的。”
毕飞宇还回顾了年轻时候的“诗歌理想”，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缺乏诗歌才能，于是选择了小说创作。毕飞宇坦言，自己多年来都很想在小说里面去梳理当年企图成为一个诗人、后来又离开了诗，然后在保留一颗诗心的同时如何去写小说的心路历程。“如何去阅读诗，又为何放弃了诗，这个过程其实蛮复杂的，但是我没有做到的事情，庞余亮用他的一个长篇《有的人》完成了，我甚至觉得这部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替我写的。”他说，虽然书中写的是父子关系，但从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这个点进行美学解读，情感上来讲可能更有意思。
吴义勤也认为，诗歌的结构在这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元素，与诗歌的气息紧密相连。就像诗歌一样，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这部小说中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精神来路”
“父与子”的关系一直是被文学家们反复探讨的主题。在中国，这个问题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语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中国当代文学遭遇了西方文化，进行了一次现代转型，这时候中国人在文化层面其实面临一个大的焦虑，就是怎样面对我们的‘父亲’，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刘大先说，最为典型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将传统抛弃的行为。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正逐渐对所谓传统文学这个“父亲”进行再认识。
父与子之间的代际关系是非常盘根错节的，很难一下子摆脱，而《有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预言。刘大先以小说中的人物举例。主人公彭三郎的父亲是个酒鬼，很没用，于是彭三郎找到了“精神的父亲”——诗歌。但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到来后，这个“精神的父亲”也在濒临死亡。“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成长？如何一步一步树立起自我。或者说，我们除了挣钱、吃喝外，还需不需要精神？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刘颋认为，这部小说最可贵之处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精神来路。“对于精神性问题的探讨，小说把现实主义和现代性很好地融合起来了，这种力量支撑着这个作品从头到尾，一直非常好地把握住了一个飞翔的姿态，而不是落到泥土里面。这口气始终没趴，始终在试图引领着我们去探讨精神问题。”
她谈到，中国人在面对生活中的“欲望”这个问题的时候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欲望”如何来把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表现，是很多中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比如世俗的问题，或情感问题，甚至是两性话题，面对很多这样的话题时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而庞余亮在他的作品里面，把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出现的每一个细小的欲望，都描写得非常客观。他非常冷静地看待和呈现欲望，并以一种诗性精神的力量去把握它，由此给这部作品带来了非常不俗的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