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2年年初，《时间的形状：相对论史话》（简称《时间的形状》）横空出世，一位名叫汪诘的科普作家走入公众的视野。次年4月，《时间的形状》获得第八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直至今天，这本科普读物仍然被各大图书平台列为中国科普类图书的必读精品。2016年4月，汪诘在喜马拉雅FM开通电台频道，推出了原创科普类音频节目《科学有故事》，截至2018年4月，这档节目的播放量已达1070万次，订阅人数超过7万人。

作为职业科普人中的领军人物，汪诘一直坚持着自己在节目发刊词中呼吁的——“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笔耕不辍、掷地有声地奋斗在科普工作的前沿阵地。

还原科学精神本身的节目才是隽永的

记者：你在2012年出版了科普书籍《时间的形状》，获得第八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6年你开始在喜马拉雅电台做音频科普节目。科普的多媒体途径很多，你当初为什么首选音频？

汪诘：其实这完全是机缘巧合。首先，喜马拉雅那段时间很火。第二，我周围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吴京平，他已经在上面做了一年多的节目，有很多粉丝，另外还有卓老板。当时我就有点技痒难耐。就想，我自己也写科普，他们能开我怎么不能开，所以我也就开了一个。

记者：一开始做音频节目，你是怎么确定节目选题的？

汪诘：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因为我本身就有已经出版的书《时间的形状》，而且当时我有一篇书稿已经写好了，就是我后来出的《星空的琴弦》，我刚好要做第二次修订，于是就把这本书先讲出来了。这样我也能收集意见，音频的好处就是实时反馈。所以我就一边修订我的稿子一边播节目，我的两本书《时间的形状》和《星空的琴弦》是同时播的。

记者：你的音频节目是由你一个人制作还是由一个团队运作的？

汪诘：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做，但是有很多人帮忙。因为有一些节目，比如说科幻广播剧之类的，需要积累听众了以后再让听众一起参与进来。我现在节目的片头片尾，也是我的听众——一个音乐制作人免费帮我做的。

记者：你觉得哪些内容是目前公众最感兴趣、互动最多的，或者是他们最需要被科普的？

汪诘：中医的这个话题互动就特别多，我算是做得少的了，不像卓老板经常谈这个，我会偶尔蜻蜓点水提一下，但是每当蜻蜓点水一下的时候，互动量就会特别大，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具有争议性，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一些跟社会前沿有关的，比如说区块链、AlphaGo的事情，这些跟热点有关的节目的互动量、评论量就会比较高。

但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喜欢这些节目，因为我做科普的目的就像节目片头说的——“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所以我自己喜欢的还是那些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哪怕10年后来听都不过时的节目。能够还原科学精神本身的节目，才是隽永的，有生命力的。

像有些节目紧追热点，比如人工智能AlphaGo那期节目，是冲得很高，我平时一个节目5万~6万的播放量，那个节目60万的播放量。但是一年过去了你再去听那个节目，还有价值吗？没有。

但是《时间的形状》，这本书写出来到现在快10年了，依然有这么高的价值，去年豆瓣科普图书榜依然可以排到第四名，咪咕阅读的2017年十大数字阅读榜，《时间的形状》入选了科普类，出版类作品的十部里只有两部科普类作品，一部是《时间的形状》，另一部是《未来简史》。

记者：你的节目中常常会用到许多专业性的“硬知识”和数据，你如何确保这些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汪诘：分成两个阶段：我第一个阶段是业余做科普，就是2017年1月之前，这个阶段的严谨性不够，基本上是讲我以前的几本书。《时间的形状》第一版出来以后，又经过几次升级修订，错误是很多的，有的是听众指出的，有的是专家审稿指出的。那时候我带有一种玩票的心态，比如说我查一个数据，百度百科一看，这个数据我就写上去了。

自从2017年我成为一个职业科普人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套职业操守，一共九条，我有一期节目也说了，叫《职业科普人为什么能生存》。其中讲到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就是我所引用的所有的数据和知识点必须有可靠的来源和出处。

什么叫可靠的来源和出处呢？百度百科肯定不是可靠的来源出处。我从2017年1月以后再也没有用过百度百科，因为那上面错误太多了，连维基百科在我眼里都不是可靠的出处。可靠的是维基百科引用的那些来源，比如说NASA的官网、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等。如果是新闻报道，我只用最主流媒体的。

第二个是所有的数据来源尽可能有两处印证我才信。我现在不能百分之百做到，因为有些数据它确实只有独一份的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量的数据都是可以做到交叉印证了。

第三个是在碰到一些我没有把握的知识时，我会请专家帮我把关。我的微信里，有一个科学声音专家团，已经有50多个专家了，这些专家全都是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有中科院的研究员，有大学里的教授，全是博士以上学历，都是我在节目中征集过来的。科普的声音很弱，但门槛很高

记者：面对听众的质疑，或者是有争议的事情，你是怎么看待和应对的？

汪诘：分成两类，一类是指出我节目中的硬伤，就是知识点、数据的错误。这些是必须要认错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没有什么科普人写科普文章是不犯错的。

还有一类就是属于观念上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比如说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碰撞，神秘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碰撞。这种观念上的碰撞，我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不含糊不打太极，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科学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我当然要和那种伪科学、神秘主义、各种各样的在我看来非科学的观念去做斗争了！

记者：你觉得目前音频科普的影响力足够大吗？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汪诘：说实话，我们“科学声音”那几个人，已经能成为科普音频领域的代表人物了。但是我们有多少听众？随便找一个大V或者明星，连他们一个零头都抵不上。我现在一期节目的全网播放量是10万左右，平均按每人播放1.5次，也就意味着有超过66000个人听过你的节目，66000个人放到咱们全中国来看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科普的声音还是很弱，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只是很多人没有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简单说就是做科普的人还不够多，所以我才要搞“科学声音”这个组织，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越来越多的人做这个事情，才能把全民热爱科学的氛围给调动起来。而且科学分成这么多门类和领域，天文、物理、数学、生命科学、健康，按年龄段也分为少儿和成人。这得需要有多少人一起从事？我个人只能做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你觉得从事科普工作有什么门槛吗？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汪诘：有门槛，我觉得做这个事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

能够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本身就已经是科学素养高的人。即便你在其中，也只代表你有一些知识而已，真正的科学素养是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而真正有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人，我觉得更少。

此外，他得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热爱读书的人。他还要会写作，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在2016年以前，像我这样职业做科普没办法养活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有几个人会愿意从事这一工作呢？现在是因为碰到一个知识付费的风口，大家愿意花钱买这种节目了，但还是只能养活很少的几个人。这就有一个悖论，如果你兼职做科普，做出来的节目质量肯定比不过全职做科普的。但是如果你全职做，马上就面临经济收入的压力问题，你怎么熬过第一年？

现在已经不像两年以前了，两年以前大家都是业余做科普，但现在已经有我们这样的职业科普人，听众的口味已经被提上来了，他们的眼光已经高了。你业余再做的话，很难保证每周都有高质量的节目。

抛砖引玉的“幸存者们

记者：你过往的经历对你的科普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汪诘：我大学是学科技英语的，毕业以后，我从事了十多年的软件开发工作。写程序特别需要条理化，特别需要讲究定量、定性。这十几年的程序员工作，培养了我这种严谨、客观、理性的行事风格和思维模式，所以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现在做科普肯定是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我喜欢看书！而且我看的书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类，我还是文学爱好者。我很喜欢《红楼梦》，包括红学研究的著作。莫言、余华的所有书基本上我都看。我还是一个很喜欢文学创作的人，我现在写的科普作品，人家评论说不像一个科学家写出来的东西，像是在写小说。我觉得这种结合是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我会坚持下去。另外，我是一个美剧迷，我特别喜欢追美剧，这些美剧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在创作时会把我自己看过的一些美剧的元素融合进去。特别是《时间的形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一部美剧来写，每章结尾的时候我一定要埋个“坑”，吸引读者继续读下一章。

记者：你的科普职业生涯中有哪些人对你有重要影响？

汪诘：我有一个精神导师，就是我在节目中经常提到的阿西莫夫。首先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阿西莫夫那本自传《人生舞台》。我看完《人生舞台》以后就有一种想法，我觉得阿西莫夫那样的人生就是我想要的人生。阿西莫夫平均每天写5000字，他不喜欢出门，很怕坐飞机，每天就宅在家里看书写作。他说希望自己死的那一天是倒在键盘上，鼻子夹在两个键之间。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太伟大了。而且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他对生活充满热爱，特别理性，也特别能演讲，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其实我最欣赏阿西莫夫的一点即他是一个极端理性主义者，他和卡尔·萨根是美国理性主义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们的作品和我的三观特别合。可以说，我走上这条路也是受到了阿西莫夫的精神感召。

记者：你对音频科普的前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汪诘：从2016年9月开始，“知识付费”这个概念起来以后，出现了第一批能够真正热爱这个事情、又能够养活自己的人。这些人出来以后，接下去就会发生很奇妙的良性循环。

因为我们收入有了保障，而且我们是真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作品质量就会越来越好，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过去中国的科普人只有两类，要么是业余做科普，要么就是体制内的。但是我觉得在体制内的职业科普人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内心原动力，而是各种机缘巧合被调到这个部门或者走上了这条职业道路。现在中国诞生了这么一个群体，虽然很小，但是它会越来越壮大，它会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对这个事是乐观的，我觉得走在前面的这些人已经在为后面的人慢慢趟开了一条路。

记者：你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大的挫折或困难？

汪诘：一方面是节目的价格卖不上去。科普类的受众人群还是太少，比如卓老板的节目算是卖得最好的了，但是经济类的、心理学类的动不动能卖到几十万份，而一个科普类的节目，卖得最好也就只有2.5万份。另外，它有没有一个瓶颈值呢？假设现在全中国大概有1%的人是听科普的，那这个1%最终能上升到5%或10%吗？它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正在纠结的事情。

另外，科普这个事情，它能否成为足以支撑商业公司做大做强的行业？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类似于得到或者喜马拉雅FM这样的平台，只做科普，最后能够像得到一样估值10亿美金，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为谁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据，调查到整个社会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东西往往有一种效应叫幸存者偏差，我们感觉自己播的节目好像很受欢迎，知道的人很多，喜欢的人也很多，但它其实是已经被筛选出来的。你平时在饭桌上，周围的朋友之中有几个人喜欢？很少。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潜质吗？我觉得只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而已。

记者：你从事科普事业的这些年里，收获最大、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汪诘：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的读者和听众经常让我惊喜。举个例子，上次我们在北京演讲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别人搀扶着他过来，说他没有买票，慕名而来，我们有人问他是谁，他的助手就说，这是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时候我去做签售，就有正在世界名校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过来找我签名，说是受了我的影响才报考了物理专业，这种时候，我就会感到特别幸福。这样意外的惊喜多得数不过来。这些事情是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

采访者简介

张祎，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方向在读硕士。

姚利芬，文学博士，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研究领域为科普科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