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深情 赤子诚心 ——电影《文朝荣》的艺术特色和时代意韵
对一部电影来说,不同的接受者、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反响。对一部优秀的电影而言,尽管其塑造的人物、叙述的故事和表现的思想感情总带有一定时代的鲜明烙印,却会因其影像表意所寓涵的生命体验、真挚情感、主题意旨以及超越题材本身的审美价值等,而在真善美的根底上带来直指人心、开悟灵觉的情绪感染、思想启迪和道德净化,并使人们共享对于世界、社会和自我的理解与期望。
在当前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趣味多元的艺术传播语境中,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文朝荣》带给观众很多联想、对比、反思,同时,其丰富、深厚的时代意韵也带给观众很多感动与启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和福建的晋江一样,贵州的海雀也曾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面对“风一刮黄沙漫天,雨一下泥沙俱下”的生存之所,植树造林、重返绿水青山的海雀不仅是海雀人“自救”而“养活”自己的不二选择,更是海雀人迟早要走的路、早晚要圆的梦。作品将视点聚焦于贵州省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一位平常却不平凡的共产党员,并以大跨度的改革开放社会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穷而思变、变而致富的山村故事,塑造了一位生活、工作、奋斗在农村基层的“时代楷模”的典型形象,进而在大地深情、赤子诚心的交相辉映中呈现深刻的时代主题。当然,作为一部优秀的弘扬主旋律电影,作品令人倾心服膺的力量不仅在于主人公原型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故事所触及的问题的重要性和主题意旨所呼应的时代精神,还在于艺术表现的有效性,特别是,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有别于人物符号化、主题概念化、叙事模式化的窠臼。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多维的人物关系和激烈而温馨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作为一种传记性的艺术作品,人物塑造和艺术呈现无疑是一等重要的事。通过演员本色、自然的表演,作品不仅有力塑造了主人公的生动形象,还有效刻画了一批“可爱”的人物群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可爱的人物群像,方才更好地成就了主人公的典型形象,比如李明芝、彩云、王有亮、李有喜、罗站长、刘记者、陈乡长、梁副县长等。这些人物中有的尽管出场不多,但大都角色意义突出并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作品不仅在家庭、乡里乡亲、上下级等基层农村生态圈多维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人,还努力编织矛盾,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张弛节奏中纵横勾联、环环相扣地推进情节发展和主题升华。该片不同于商业电影一般的冲突逻辑,作品有激烈的矛盾,但过程和结局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与征服,而是终敬如始的理解宽容和温馨慰藉。例如面对记者刘子富直率、刺耳的诘问,文朝荣羞愧闪躲,但也吱唔道:“刘记者,你不该说这种话,我配不配当这个共产党员,我的良心可以作证,你可以说我失职,你也可以说我无能,但你不应该怀疑我的党性!”当刘记者了解海雀极度贫困的实情后,他的震惊、无奈和低头不语却又蕴涵着集体性的“求变”之思的沉默力量。再比如,面对父亲请代课的“急事”,女儿彩云却断然拒绝了。其中的情感郁结在于因贫穷而辍学、因辍学而看不到前程的疼痛。这刻骨铭心的疼痛刺伤了文朝荣,更刺伤了彩云自己——在哽咽掩泣的泪目中,她一边是悠悠的埋怨:“我恨你,是你毁了我的前程”,一边又是深深的自责:“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更恨自己,我怎么能生出恨父母的念想呢?”在作品的人物刻画和影像表意中,刘记者、彩云、陈乡长、罗站长等人物群像或耿直、或善良、或坦诚、或敬业、或善解人意、或通达明理,他们的从善如流是可爱的,同时,他们角色意义的发挥还从多个方面有效烘托了主人公与亲人热土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公仆形象。
二是在“家国”一体的伦理抒情中推进艺术叙事。几千年的文明发展逐渐形成了我们“家国”一体、“国家”融合的文化传统。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价值系统和深层能动结构不仅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还作为一种深层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力量有形无形地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文化视野、文化选择,以及家庭、社会、政治相融合的伦理化艺术表达。在电影的艺术叙事中,作品以“家庭”为起笔和落笔,以家庭的悲喜来映射人生命运的起伏,以爱与恨、义与利、情与理、利他与利己等伦理冲突来编织故事结构,用煽情场面来铺垫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进而在有关“家国”故事的伦理喻示中展现内心真实和生活境遇、反映观念变化与时代进步。特别是,作品着力在“羞、恨、愧、爱”上做文章,并释放出触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比如,面对政府的救济粮,文朝荣责备李有喜、陈乡长语重心长话自救,是为“羞”;刘记者质问文朝荣、彩云拒绝父亲、文朝荣斥责落后村民,因有“恨”;面对妻子的包容、儿女的哭诉、二月的出嫁、王有亮的出走,还有自己的“失职”“无能”等,文朝荣始终怀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然而,“羞、恨、愧”三者的背后却饱含着“爱”,也归一为“爱”——爱人、爱家、爱乡土,就像片尾曲《亲人热土》所抒发的:掏出这颗滚烫的心,挺起这身铁打的骨;一辈子咬定一句话,为乡亲们谋幸福;山歌飘过绿透的山谷,缕缕悠长的情思,把爱倾诉……从审美接受的意义上来说,作品的艺术叙事和影像表意之所以流畅顺达、触动人心,很大程度是因了“家国”一体的叙事结构、伦理抒情的叙事策略,并通过主人公忍辱负重、克己奉公的道德节操和苦难、坚贞的伦理情感,既有效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唤起了观众强烈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
三是在国际视野的审美之维中升华新时代的深刻主题。在当前的全球化大潮流、大背景中,不管自觉与否,艺术创作和接受都离不开“中国语境”和“国际视野”审美之维的视阈融合。作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文朝荣》既脚踩坚实的大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特别是,在成功的人物塑造和艺术叙事的基础上,作品的结尾部分——联合国人类与环境考察团的参访,对升华主题有着画龙点睛的审美效果,且这种“审美效果”的生发不是概念化、符号化的,而是如恩格斯所言,“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就其内在的艺术逻辑而言,首先,在脱贫致富的路上,文朝荣怀有简朴的生活逻辑:“咱们要想活下去,就得种树,山上有树就能保山下,有树就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能有肥,有肥地里就能长出庄稼,有庄稼大家就都能活。”不仅如此,在他的潜意识中,“活”的方式和意义不只是当下,还有未来;不只是物质,还有精神……在作品的影像表意中,“教育”看似暗线,实则与外在的脱贫致富并驾齐驱、紧密交织,并通过多样场景的人与事的矛盾、观念转变和情感纠葛来汇聚感人的力量,且在反思中直指人的素质、价值、前景等根本性问题——在文朝荣看来,“地不耕,误一春,娃娃不念书,误了一辈子”;用海雀教学楼上的标语来说,就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其次,针对恶劣的环境和条件,联合国考察团提出了“生存困境”的现实逻辑:“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且在全球范围内难有解决方案。那么,面对这种世界性的难题,作为毕节试验区发祥地的海雀何以提供较为满意的答案?事实上,海雀的实践、文朝荣的奋斗并非无意中一脚踏在了真理的门槛上,而是残酷的现实激发了求真的本能和生活的智慧,是偶然中蕴涵着必然,因为曾经的海雀也是山清水秀,而现在的海雀却贫瘠荒芜。从这一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发展共识、教育成为“决定人类的今天和未来”的百年大计等,既是对文朝荣生活实践的肯定,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
总体来说,电影《文朝荣》的艺术风格是朴实而真挚、沉郁而欣幸的。主人公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怀揣着一颗爱乡亲、爱家园的赤子诚心,他忍辱负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脱贫致富的改革者、先行者;主人公又“立”于农村而“成”于农村,他与时俱进、无私奉献,感应时代的召唤,肩负民众的热望,回馈大地的深情,是时代大潮中恪尽职守的开拓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悲情海雀、玉汝于成,那个眼里常含着泪水、对土地爱得深沉的文朝荣,在黄天厚土、砥砺前行的影像表达和精神呈现中类似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中的抒情主人公,而在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超越题材本身的意义上,负重而敏行、真挚而热诚的文朝荣,作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践行者、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楷模,其生命品质中所蕴涵的深厚时代意韵彰显了鲁迅先生赞誉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文朝荣们是新时代“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