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 王凯，男，1975年生于陕北，1992年考入军校，历任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若干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1

当年在军校，我们学员十六队九三级通信工程班有四大神人。当然也有个别人管他们叫四大傻×，这很不文明，与军校大学生的身份极不相称。此外还有人说他们是四大杰出青年，居心过于险恶，对此我们同样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不过他们硬要这么叫，那就叫去好了，反正我们也不可能为了维护他们的名誉——假如他们有的话——而去把这些同学练一顿。美国为什么不出兵去卢旺达制止屠杀，跟这差不多一个道理。

一般认为四大神人里排名最后的是余峰，因为他的事迹不算特别过硬，主要是睡觉戴游泳帽和给纸箱子上锁。戴游泳帽睡觉固然怪异，好在他睡上铺别人也注意不到，况且他总说自己剃成秃瓢的脑袋怕冷，多少还算说得过去。至于为什么给纸箱子上锁，他却秘而不宣。不说也罢，反正我们知道他放在储藏室那只纸箱里都是吃的，方便面、饼干、火腿肠，偶尔还有苹果和橘子。他在纸箱两扇盖上各钻了一个孔，然后用一把挂锁锁上。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把他的纸箱翻过来从底面打开，吃完东西之后再恢复原状。余峰的高数每次都补考，所以他发现这个秘密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

接下来是郑大航。他爸是我们学院分管后勤的少将副院长，身材魁梧皮肤红润浓眉大眼，可他却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獐头鼠目，所以我们都觉得他属于鹊巢鸠占，亲爹另有其人。他最喜欢的活动是招惹纠察。纠察虽然只是警通连一帮新兵蛋子，但一群老绵羊永远不能无视一只小牧羊犬，所以哪怕四年级学员见到纠察都会龇牙咧嘴四散奔逃，你永远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很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就会被纠察逮住臭训一顿，要是胆敢还嘴，立马就会被扭送到警卫排，然后叫队干部来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大航也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只要遇上纠察就跟公牛见到红布、流氓见到美妞一样兴奋得无法自持，要么把帽子摘下来提在手里要么把风纪扣解开要么提起裤腿露出白袜子，然后冲着不远处的纠察喊，来抓我呀，来呀！眼见纠察要过来，他立刻往家属区方向跑，可惜一双罗圈腿跑不快，每次跑不出100米就被纠察抓住，然后拖去警通连登记。连队干部一见是他，立刻把有眼不识泰山的纠察臭骂一顿，然后将他礼送出门。到了后来，无论郑大航再怎么挑逗，那帮戴着钢盔和袖标的纠察都不肯上当了，他们一手夹着本子一手擦着裤缝两眼平视前方，从郑大航身边健步走过，他只好失落地等到第二年新兵入伍以后再故伎重演。

排第二的是吕国善，他爸给他起名时绝不可能想到这三个字要是倒过来念将多么让人不忍卒听。教导员批评我们乱起外号侮辱人格，我们只好管他叫驴。这头驴没事就四处借钱，每次只借五块，最多也就九块。我们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招很他妈高明。要是借多了别人就会不停地催他还，而小额借款一般人都忘了或者不好意思要。他还喜欢随便拿别人东西，不过绝不会动我们的钱和手表、随身听这样的贵重物品。这一点跟他借钱一样，很好地把握住了分寸。他柜子里有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放满了没壳的磁带，每逢寒暑假前，大家都会围着那个塑料袋翻找自己的磁带，从未发生过丢失现象。有一个周末我请好了假准备去市内，早上去储藏室把便装拿出来放在床上。等我从水房洗漱回来，却发现裤子不见了。我马上就去隔壁找他，他那会儿正在打牌。我说阿驴，你这裤子怎么有点像我的？他说，瞧你说的，怎么能像你的，它本来就是你的。我说，你看我马上要外出，能不能先让我穿一下？他二话不说很爽快地把裤子脱下来还给了我，然后穿着个军衩继续打牌。从这点上说，他人品一点不坏。

事实上当年这个排名还有点争议，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马小维也比较神。他最突出的事迹是和楼上九二级一个老学员打赌，说他能当着大家的面拉屎，干稀不限，如果拉不出来就叫对方一声爷爷，能拉出来的话对方就得当孙子。大家当然不信。于是马小维前呼后拥地上了楼，脱下裤子就蹲到人家宿舍门背后那张下铺上。最初他脸憋得通红也只憋出两个屁，和他打赌那家伙等了一阵有点撑不住了，说，算了算了，当是棋逢对手如何？马小维则以军中无戏言为由断然拒绝。看他半天拉不出来净在那儿放屁，大家光听飞机响不见炸弹来，觉得索然无味纷纷散去，只有马小维还坚守在人家床上不肯下来。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突然一声惨叫响彻校园，只见和马小维打赌那厮像子弹一样从楼上冲下来，飞奔去服务社买床单和褥子了。虽然马小维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我们九三级的尊严，可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最终还是与四强失之交臂。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有点跑偏。其实我想说的不是前面这几个家伙，而是排在第一的高洋。余峰转业比较早，现在是他们老家那个县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再去偷他的东西估计有点困难。郑大航留校当参谋，前年就当上了学院军务处处长，军容风纪纠察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吕国善转业以后到底在干什么谁都搞不清，他没事就给同学打电话借钱，一般是借一到两万，但我肯定不会借给他，他在学校里分几次借我的那几十块钱到现在都没还。还有马小维，毕业后我见过他三次，每次他都带着新换的车和老婆。他们过得都不错，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之所以说了半天他们，也许只是因为我想说说高洋，而他们可以给高洋提供一个概略的参照系。换句话说，这么多年里，唯一能深人我记忆并超越我想象的人，其实只有高洋。

2

军校前两年，高洋一直担任我们学员十六队九三级模拟中队中队长。这期间他没和我住一个宿舍，而是和其他年级的几个高干住在楼梯口一间小宿舍里。其实大家都是学员，但当了骨干就会享受一点待遇，这个我们充分理解。何况高洋又是我们中队第一任中队长，国朝重臣佐命元勋中书门下三品平章军国重事，队长和教导员向来对他委以重任。要是他一直在高干宿舍住到毕业那就没事了，可问题是有一天，高洋突然向队领导递交了辞职申请。

我一直认为高洋辞去中队长一职是他人生的巨大转折。当然不是玄武门之变那种意义上的转折，而是美国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的那种转折。高洋辞职的直接动因是他没能借到两块钱。两块钱和两颗原子弹无法并论，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根稻草，分别把高洋和日本给压趴下了，即使高洋身高一米八四体重九十公斤也无济于事。当年我们十六队有个光荣传统，就是每学期一开学大家都要交两块钱，作为周末租录像带的专项经费。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的中外优秀影片，像《本能》《赌神》《国产凌凌漆》之类，无不拜那两块钱所赐。当然十班除外。十班由五个女生组成，她们不用交录像费不用出公差更不用淘厕所铲垃圾，在队里系里乃至全院享有崇高地位，不论她们成绩好坏或者漂亮与否。哪怕她们每个月津贴费比我们多出三块钱(司务长解释说那是女学员卫生费)，我们也不可能去和她们攀比。但男生就不一样了，即使担任学员队骨干也概莫能外。我记得那天刚把我们九班七个人的十四块钱凑齐了交给九一级负责租录像的老家伙，高洋就敲门进来了。

丛俊，他红着脸叫我，身上有两块钱没？

我学员证里其实就夹着一根“红豆”牌香烟和十块钱，可我不想借给他。我说，你的钱呢？高洋说，队长让出去办事，回来在公交车上钱包叫贼偷了，弄得录像费也没法交。

我正好也没钱了。我说，你再问问别人吧，不行就上楼找女生借，她们钱最多了。

我刚问了一圈，都说没有，找女生借钱我张不开口。他看着我说，我想着你会有呢，你真没有了吗?

真的。我骗他说，不骗你。

高洋低头看地，看了半天地上也没出现两块钱，只好走了。

高洋走了以后我又有点不忍。他和吕国善不一样，从来没问我借过钱，按说我应该借给他。可不知何故，我宁愿借给吕国善也不愿借给他。好像我是一个拒绝了大家闺秀却要去娶失足妇女的风流才子。我犹豫着把门拉开一半，可最后还是没喊他回来。我不借也没事，我想，反正总有人会借给他的。

因为这个错误的想法，晚上我们中队三个男生班长在队部挨了一顿臭骂。

一个个还是骨干呢，什么狗屁骨干！队长看着站成一列的我们，太过分了！

我不知道队长在说什么，不过马上就知道了。

高洋今天找遍了你们中队所有男生，除掉他自己整整二十个人，硬是没一个人肯借给他两块钱！才他妈两块钱啊，我操！队长挨个指着我们的鼻子，你、你、你，你们为什么没一个人肯借给他？为什么？说啊！

我身上正好也没钱了。站我旁边的陈群说。他是八班长和最不可能借钱给高洋的人。

放屁！我现在就能从你身上搜出钱来，你承不承认？

陈群不吭气了。

高洋当中队长把你们全得罪完了，你们就串通起来用这种手段报复，是不是？坐在桌子后面的教导员也说，队长说得没错，你们确实太过分了。

教导员，我们是没借钱，但我们绝对没串通。郑大航说，谁串通谁他妈吃屎长大的。

你看你看，说的这叫什么话嘛！教导员瞪完郑大航又逼问我，丛俊，你为啥没借？

我没吱声。我想不出什么过硬理由。

高洋今天在我和队长眼前哭了半天！他那样一个大高个哭起鼻子是什么场面你们想过没有？教导员说，丛俊你知道他给我们说什么了吗？他说他以为你丛俊最起码会借给他，结果你小子也没借！

我如芒在背无言以对。我确实想象不出高洋哭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凭什么认定我会借钱给他。这他妈太搞笑了，我觉得我和别人一样烦他，没准更烦。

现在高洋提出辞职，教导员说着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在我们面前晃晃，我和队长都觉得以他这个情况很难继续开展工作，让他再干这个中队长对他也不好，所以就同意了。停了一会儿教导员又说，我和队长商量了一下，中队长由郑大航接任。

郑大航一蹦三尺高表示反对。我相信他是真不想干，但队长说这是组织决定，是命令，他只好苦着脸不再吱声。我看见旁边的陈群脸涨得通红，他肯定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可却让郑大航抢了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让卸任的高洋住到哪个班里。高洋在得罪人方面相当有一套，所以这个不算问题的问题也成了棘手的问题。按说郑大航当了中队长肯定要搬到高干宿舍去，正好空一个铺出来，高洋去他们班最顺理成章，可郑大航死活不干。他有他的道理。他的被子造型丰富，有时像坦克有时像花卷，所以检查内务时被高洋掀到地上好几回。全队除了高洋没人敢对郑大航这么干，队长教导员批评郑大航的口气总让人以为那是在表扬。每次被子被掀以后，郑大航都会冲到高洋宿舍准备以牙还牙，然而高洋的被子叠得跟他妈艺术品一样巧夺天工，跟十九岁姑娘的脸蛋一样找不到一丝皱纹，豆腐块这种俗物根本无法用来形容，搞得郑大航哆嗦着腮帮子竟然下不了手，只得朝高洋的床头柜猛踢一脚，愤然离去。

反正他不能住我们班，不然班里那帮孙子肯定得咒死我。郑大航说，你们领导要硬让他住我们班，那这中队长爱谁干谁干去。

将门虎子一发狠，队长和教导员顿时为之夺气，只好退求其次一起看我。他们不去看陈群，说明他们对我们学员之间的情况洞若观火。陈群他们八班是高洋得罪最狠的一个班，一次性全部得罪完毕。有天晚上熄灯以后，八班宿舍里一直在讲话。一般熄灯后各宿舍都会讲会儿话，那属于熄灯前话题的未尽余波，很快就会平息，倒也没什么。即使是想彻夜长聊，也会把音量调到最小。可八班那晚不知是打了鸡血还是抹了印度神油，一直大声说笑到快十二点。高洋跑去制止，可他还没走回自己宿舍，八班声音又起来了，似乎比刚才还大。高洋不得不再度回头。等他第三次走回去，门却从里面插上了。学员宿舍晚间照例不许上锁，以便队干部随时查铺。高洋敲敲门喊，别说话了！八班停了一下，接着又开始说，声音大得连我在隔壁都觉得有些放肆。

别说话了听见没？高洋又用力敲了几下门，别说话了！结果他隔着门得到了响亮的回答：滚！

高洋在门口待了一会儿，转身下楼去了队部。等高洋再次敲门时，连隔壁的我都大感不妙，可八班那帮蠢货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到来。滚！去死！快吃屎去！算他妈老几！他们正骂得带劲儿，只听“咣”的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了。

什么东西！队长闪亮登场，都给我滚去队部集合！

第二天晚上，八班全体人员在军人大会作检查，每人被勒令不得少于十分钟，外加打扫厕所和帮厨一个月。那次之后他们很是老实了一阵，但马小维说他经常在夜里听到隔壁传来的磨牙声。他们肯定想把高洋给生吃了，马小维说，连酱都不蘸。

基于上述理由，队长和教导员盯着我看时我很心虚。我们九班和高洋虽然不时有点小摩擦，但在我的极力控制之下，截至目前尚未发生过正面冲突，为此我还颇为自得。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动员全班一起动手把高洋暴练一顿，反正出手的理由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

就住你们九班吧。队长说，只能这样了。

这事我不好作主啊。我说，我总得和大家商量一下吧。

商量个屁！这事不用你作主，我和教导员替你作主了。队长说，就这么定了。

可是，我愁眉苦脸地说，他要有什么问题我不好说他啊。

能有什么问题？高洋哪点表现不比你们好？教导员有点生气，是内务整得不好还是队列走得不好？是不服从命令还是不听从指挥？讲点战友情吧同志们！

3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后悔当初没借给高洋那两块钱。要是借了，那他就不会跑去队长教导员那里哭诉，估计也不会辞什么鸟职。他会继续住在高于宿舍，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可惜一个人所设想的和他所遭遇的往往南辕北辙。

高洋要搬进来，就得有人搬走，为此我不得不组织了一次抓阄。我们九班很团结，大家在一起住了两年，情深意笃，谁也不想搬走。最后余峰抓到了那个写着“卷铺盖”的纸条，气得眼泪汪汪。大家只好安慰他说搬走也好，免得天天跟一个定时炸弹住在一起，有利于延年益寿。虽然抓阄是我组织的，可余峰还是把账算到了高洋头上，从这个角度说，高洋又把余峰给得罪了一回。上一次是余峰帮厨时往书包里装了几根黄瓜，高洋发现了非叫他还回去。余峰说，就几根黄瓜，又不是香肠，还个鸡巴。说着还掏出根没洗的黄瓜猛咬了几口。高洋气得脸发青，转头就汇报给了队长，于是余峰又写了一份检查。不过话说回来，这对高洋也不算什么事，债多不愁，反正我们中队21个男生都叫他得罪完了，包括他自己。就连他误以为最该借钱给他的我，也经常被他在队列面前毫不留情地大声训斥。那时候我们已经初步学会了服从，所以我只能站在队列里忍气吞声。

高洋搬进来那天晚上，我在班务会上要求大家尊重关心高洋同学，大家都很给我面子，纷纷点头称是。高洋也表态说一定服从班长管理，和大家搞好团结。散了会，高洋又拉我去楼下谈心。其实我挺怕和他独处，主要是无话可说。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在夜色中站了半天，也没说几句话。他试图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关键是这比从兜里找出五块钱要难得多。后来他说，丛俊你记得不？新训的时候你帮过我，我一直记得呢。我假装很有兴趣地问他啥事。他说，你忘了啊，你帮我抹过痱子粉。我说，有这事吗？他说，当然了，那会儿我起了一背的痱子，痒得要命，你每天帮我抹两次痱子粉，我记得可清楚呢。我使劲回忆了一下，的确是帮好几个人抹过痱子粉，可唯独不记得有高洋。再接下来想起的净是高洋怎么给我难堪的事。比如去年夏天有一次，我走在队列里瞅见路边有个穿着紧身小T恤和粉色热裤的美女，也就多看了几眼，结果高洋就喊，丛俊你看什么看，注意队列纪律！可是他自己也在看。还有一回他跟着队长检查内务，队长都没看出什么毛病，他却跳上床头柜，从灯罩上抹下一手灰，把我们班到手的流动红旗给抹没了。最可气的是，我只要在教室里和坐我前面的姚丽荣说两句话，他就会很严肃地警告我军校禁止谈恋爱，否则就要去向教导员汇报。后来我就不怎么跟姚丽荣说话了，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她，我可不想为了一个成绩不错但屁股太大的女生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唯一想不起来的就是帮高洋抹过痱子粉。

对对对，不过我还是点点头，那会儿你还没当中队长呢。

就是。他想了想说，还没当。

就因为我们没借高洋两块钱，导致他在我们九班住了两年，直到毕业。开始我很担心大家无法与高洋相处而导致无法调和的矛盾，不过慢慢发现高洋似乎在极力维护和我们的关系，至少对我们九班如此。估计他也清楚，我们九班是他最后的庇护所。所以我们管他叫“老干部”他不生气。我们把他的帽子藏起来让他找他也不生气。我们把茶缸盖塞到他枕巾下面等着听他躺下时脑袋撞上去的响声他也不生气。我们把方便面渣子倒在他被子里，他也只是把被子拿起来抖干净还是不生气。我们把几根火柴塞在他床单下面让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硌着却想不出来，直到半夜才起来找却仍然不生气。

反正我们怎么拿他寻开心他都不生气，相反还像是赢得了爱戴似的，嘿嘿地笑。有天晚上马小维趁他铺好床去洗漱的间隙往他床单上倒水，一边倒还一边哈哈笑说高洋尿床了。这次我们都看不下去了，一起骂马小维不是东西。我们认为高洋这次肯定会生气，因此有些紧张。可他端着盆回来后竟然还替马小维说话。没事没事。他笑眯眯地把褥子翻过来，这样不就行了嘛。他从前仿佛一头龇着獠牙挥着利爪流着口水的大熊，我们见了他不得不立马躺下装死。而现在这头熊突然被驯化了，我们怎么逗他他都决计不再咬我们。与此相适应，他不仅不再像当中队长时那样严厉地对待我们，同样也不再严厉地对待自己。他经常赖床，内务整得一塌糊涂，特别是不愿意早上起来整理蚊帐，所以整个夏天都没把那面贴在墙上的蚊帐打开过一次，宁可每天晚上被叮五十个大包。

快放暑假的时候，高洋的被子丢了。自从住到我们班，他每个周末晒被子都会忘记收，总是快熄灯时才想起被子还在楼下晾衣场，赶紧噔噔噔跑下楼去收。如是者N，有天晚上他的被子终于不翼而飞。军校里我们习惯了夜不闭户，自然也认为应该路不拾遗，所以对高洋丢被子感到不可思议。丢个钱包我们都好理解，然而一床有着斑斑马迹的被子白送都未见得有人肯要。

肯定有人故意给扔了。课间休息时郑大航悄悄对我说，反正大家都知道那被子是谁的。

我看你就很可疑。我说，贼喊捉贼吧你。

怎么可能是我，我好歹也是个领导干部吧。郑大航用他的小眼睛环顾教室，我怎么觉得满世界都是扔他被子的人？

被子丢了就丢了，去服务社买一床就行了。我们都这么认为。可高洋就是不买。

这么热的天，用不着。他说。

是不是没钱啊？我们可以借给你。我说。

不用。他说，我已经在教学楼前国旗下发过誓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向别人借钱。

有一天早上队长过来检查内务，皱着眉头看着高洋空空荡荡的铺说，高洋啊，老是没被子怎么行？

我有毛巾被呢。高洋说，盖着正好。

那天冷了怎么办？队长耐着性子给他做工作，总不能不盖吧？

还有毛毯呢，大衣也可以。高洋指指门背后的上铺，那是我们宿舍的公物床，上面整齐摆放着七套水壶挎包雨衣毛毯和大衣。

我知道队长想说什么。被子在军队绝不只是御寒物品，而是代表内务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一张铺上要是没有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那就跟航空母舰上没飞机坦克上没炮塔美女没乳房一样让人无法接受，更何况这也不符合条令规定。要换了我们，估计早就被队长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了，可队长只是龇了龇牙，沉着脸说了句，我看你冬天怎么办？扭头走了。

过完暑假归队，我以为高洋会去买床被子，可他还继续盖着毛巾被。

你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趁别人不在时我劝他，还是去买一床吧。

要被子多麻烦，没被子正好可以不整内务。他一脸神秘，你知道就行了，别告诉别人。

我肯定不可能不告诉别人。我们都无法理解从前被子整得鬼斧神工的高洋如今何以自废武功。他当初能当上中队长跟内务整得好有直接关系。那时候好多人都想当中队长，但高洋凭借着叠得跟水泥砌成一般的被子占尽优势。还不仅如此。新训那会儿大家都爱表现，喜欢把拖把扫把抹布藏起来自己用，因为这是在领导面前表现的利器。但谁也没高洋那么绝。他直接抱着扫把睡觉，提前半小时起床去打扫卫生。他拿自己的脸盆去装下水道里清出来的污物。他用牙刷刷地面上拖不掉的污渍。他把新毛巾拿来当抹布。总之他当中队长可不像郑大航，绝不是白给的，他创造性的表现形式常常搞得我们所有人都自叹弗如愤恨不已。

几场秋雨过后，高洋有点受不了了，睡觉时在毛巾被上加了一床毛毯。接着是两床。然后是三床。他自己只有一床毛毯，其他的都是我们的，但不到万不得已时我们并不反对他用。换了冬装后有天晚上，我们自习回来的路上开始飘雪，队伍到宿舍楼下刚解散，我们班几个人便飞奔上楼冲进宿舍拿走了自己的毛毯。需要声明的是那天的确大幅度降温，绝非我们合谋整人。过了一会儿，高洋慢吞吞推门进来，突然发现公物床上只剩他自己那床毛毯了。他在床边愣了好一会儿没吱声。那会儿宿舍很安静，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把自己的毛毯扔到了高洋铺上。接着马小维也把自己的毯子扔了过去。最后他床上堆了七条毛毯。

谢谢谢谢，我用不了这么多。高洋站在宿舍中央转着圈致谢，瞬间让我想起街边得到施舍的乞丐，心里不免有些难受。

你先盖吧，我说，不过明天你一定得去买床被子。

一定一定，高洋说，我一定买！

其实我们还可以盖大衣，不过大衣叠起来比被子还麻烦，只要想到高洋明天就会去买被子，我们宁愿为此将就一晚。

高洋弓下腰开始整理床铺，我们都默默看着他。我想我们都清楚为什么会把毯子给他用，但我不确定高洋自己清不清楚。他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爱他。

4

高洋喜欢吃凉水泡方便面。其实最早他也和所有人一样用开水泡面，但开水房旁边有几十级台阶，类似公路事故多发地段，一入冬就会结一层厚冰，一个冬天下来怎么也得摔掉一千个暖瓶。自从班里凑份子买的四个暖瓶都摔掉以后，我们就开始用凉水泡脚，而高洋则开始用凉水泡面。他的泡面只有他自己能吃得下去，每次他倒进去调料以后，还要往里加两大勺全脂奶粉，主要起焚琴煮鹤的作用。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退居二线的高洋是住进了我们九班宿舍才逐步走向神坛，奠定了他不可撼动的神人地位。余峰郑大航之流早已无法望其项背。从这一点上说，他们要是巨灵神那高洋就是玉帝。他们要是蚯蚓那高洋就是蟒蛇。他们要是赵本山的小品那高洋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到了后来，连队长教导员也不想再罩着他了。从前高洋如果哪科考试没过，队长教导员会去找教员通融，但后来他们不再出面，所以高洋好几科都挂着。我不确定他上课时到底在干什么。他和我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课桌间隔着一条走道。他喜欢在上此课时看彼课的书，比如上普通物理时他桌上放的是电子技术教材，上天线原理时他拿的却是程序控制教材，也许他根本搞不清自己在上什么课。更多的时候他都用他从前最看不惯的姿势极为舒展地趴在桌上，发出进入睡眠后才有的缓慢又粗重的呼吸声。可我又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睡着了，因为自始至终他的两条腿都在有节奏地抖动。如果有人突然提到他的名字，他会像察觉到危机的野兽一样猛地坐直了身子左右乱看，然后说，咋了咋了？即使我们在半夜他的鼾声中闲聊而不经意提到他名字，他也会被电打了一样坐起来问谁在叫他。他似乎有根神经二十四小时保持一级战备，随时可以被他的名字唤醒。

一次课间休息，我跟余峰正聊天——他虽然搬到了七班但还是我同桌，高洋突然凑过来问我，丛俊，有吃的没？其实我前几天刚买了一袋散装巧克力球放在课桌抽屉里，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不料高洋突然把手伸进我抽屉里抓出那袋巧克力球，在我眼前晃晃问，那这是啥？我觉得自己像个拒不交代罪行，却被突如其来的铁证击垮了心理防线的犯罪分子，想了半天才面红耳赤地说，那是我好久以前买的，估计已经过期了。他把袋子放在自己眼前晃了晃，然后又塞进我抽屉，说，噢，是吧，那算了。他看我一眼，回到自己的座位。我至今不能确定高洋是不是看到我买了巧克力球才故意问我的，没准他并不是真的想吃，而是想证明点什么。不过后来我们谁也没提起过这件事，我希望他早就忘了。

晚自习时我们经常结伙去教保处看镭射电影，或者去家属区买肉夹馍或冰激凌吃。以前高洋主政时卡得很严，一个班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于是结伴外出就比较困难。相比之下郑大航就好得多。这厮跟万历帝似的什么也不管，只是把桌上的请销假登记本扔给我们自己填。我们一般填图书馆，然后去家属区。高洋有几次向我表示他很想和我们一起去，可我们没人想带他，哪怕他摸出一张百元大钞说他请客也无人响应。有一次我们已经下了楼，高洋从后面追了上来，说要和我们一起去。我们本来是要去看电影的，不得不停下来说，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楼下抽根烟。按说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会知趣地走开，可高洋却一直和我们站在楼下，手舞足蹈口沫横飞不停地讲述他看过的某场足球赛，直到我们实在受不了而掉头回教室。

经费紧张或者风头太紧的时候，我们也会老老实实待在教室里干点正事，比如背单词或者做题什么的。而高洋则喜欢闭目靠在椅背上，把椅子两条前腿悬空不停地前后晃悠，一晃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过只要余峰不在，他就不晃椅子了。他会坐过来和我闲扯。几次以后我确定他并非是来找我，因为他脸虽然对着我，眼睛却死盯着前排的姚丽荣，本质上我只是他泡妞的道具。其实有时我也会看看女生的后背，在教室我主要看姚丽荣和她同桌莫黛尔，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看莫黛尔，虽然她皮肤黑一点，可比姚丽荣漂亮。特别是在夏天，她俩衬衣下面的胸罩系带(那时我们管这叫“武装带”)清晰可见，可我的眼神肯定不是高洋那样。他对姚丽荣青眼有加，而把白眼全留给了我，看上去十分诡异。

我毫不关心高洋怎么追的姚丽荣，这跟我毫不关心谁在研究永动机或者陈群能不能当上中队长一样，除非郑大航和他爸近期内随便死一个，否则免谈。要是把姚丽荣扔进地方大学估计连个泡都不冒，可一旦在军校那她立马就成了天鹅，虽然胖了点但仍旧是只天鹅。莫黛尔自然也是天鹅，黑天鹅。而高洋充其量算只大号癞蛤蟆，顶多也就在半夜被窝里借助对姚丽荣的想象偷偷摸摸进行一些很不主旋律的勾当。有天晚上我和马小维聊天聊到半夜，他起来上厕所经过高洋的铺时，突然伸手压住高洋被子中间的隆起部分，吓得高洋一声惊叫。

老干部又在自摸啊？马小维嘿嘿笑着，要注意身体嘛。

谁说的，高洋在黑暗中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你别乱说。

追求姚丽荣大概是高洋在军校里干出的最温柔的事了。在这方面他全然失去了当中队长时的魄力，变得异常羞涩，宁可天天斜着眼跟我在那儿扯淡，也不直接去找姚丽荣。我劝他向每天蹲守在教室门口的外队学员学习，那帮屌人很像火车站卖发票的，只要教室出来个人就被他们拦住：兄弟，帮我叫下谁谁谁吧。这种人我们当然不予理睬，除非他们马上递烟点火苦苦哀求，这样我们才会在门口放声高喊，谁谁谁，有人找！至于被叫到的女生是否应声出门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才不负责售后服务。相比之下，高洋占尽天时地利，与姚丽荣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两米，如果在余峰的座位上伸手就可以摸到姚丽荣的上半身。可最难搞定的往往就是最后这点距离。后来高洋再坐过来给我讲足球我也不理他了，除了巧克力球以外我不喜欢任何球，所以他说他的我干我的，就像有人在电话里跟我说着话，而我早已把听筒扔到了一边。

他还真敢想，陈群私下对我说，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陈群这话说得比较难听，可核心观点与我一致。所以有天高洋兴冲冲地对我说，他和姚丽荣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时，还吓了我一大跳。他说他把姚丽荣约到教学楼下单独见了面。难怪那段时间他不缠着我们带他出去了，他肯定巴不得全教室的人都出去，只把他和姚丽荣反锁在里面。

她答应了！高洋差点压不住声音要喊出来。

答应什么了？

你听我说呀。高洋先是细致地回忆了怎么趁莫黛尔不在时坐在姚丽荣旁边，然后又怎么费尽口舌把姚丽荣叫到楼下那棵柿子树下，然后才切入正题，我给她说我喜欢她很久了，从一入学开始就喜欢她。她说我们是学员，还是以学业为重，再说学校也不允许谈恋爱。我说，我没别的奢望，就是想请求你做我女朋友。你猜她怎么说？她说，没必要吧，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同学加朋友！丛俊你说，高洋热切地望着我，她是不是也喜欢我？

要是换别人我肯定得啐他一脸唾沫，可这是高洋，我不得不把那口唾沫咽回去。我有点怪姚丽荣，她不该这么语焉不详模棱两可言辞暧昧吊人胃口。不过也许她和我的感觉一样，不忍心用锋利的语言对付高洋。我只能装作很高兴的样子拍拍高洋的肩膀，好！不错！祝贺你！

上楼之前我又追问她一句，说我们的关系能不能比朋友更进一步。高洋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不过她笑着说这也太快了点，而且她想考研，不想有别的事影响学习。她说得有道理，我是太急了点，所以赶紧给她说没事，我很理解，然后她就上楼去了。

我很想对高洋说你理解个蛋，我之所以没这么说是因为这用不着我说，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元旦前，高洋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给我看，内容记不清了，光记得比较肉麻，我可不认为高洋能写出这种话来，十有八九是从汪国真的诗集上抄的。他问我，这段话写在贺年卡上送给女孩怎么样？我当然说好啊，不错。过了两天，我问高洋把卡送了没，他说送了。我说姚丽荣怎么说？高洋说，我没送她，我送给莫黛尔了。我愣了半天说你换人了？怎么会！他生气地望着我，我可不是那种人！我说，你喜欢姚丽荣，干吗把卡送给莫黛尔？你这不有毛病吗？高洋狡黠地笑笑，这你就不懂了，她俩是同桌，姚丽荣要看到莫黛尔收到我的卡，肯定会吃醋，吃醋其实是爱的表达，是占有欲的表现，她会发现她其实很在意我，我这叫欲擒故纵，懂了吧？

高洋笑眯眯地看着我，像个善良的傻瓜。我差不多是他唯一愿意吐露心声的人了，虽然我一点也不愿意。因为这被动的责任如此沉重，总让我感到无数帕斯卡的压强。过了两天我趁高洋不在，悄悄问莫黛尔高洋是不是送了她张卡。别提了。莫黛尔说，他喜欢丽荣，又给我送卡，真有病。我说，那姚丽荣知道这事吗？莫黛尔说，当然知道了，她也说他有病！莫黛尔没要求我对这次谈话保密，可我还是自作主张决定守口如瓶。好在送完卡以后，高洋再也没跟我提过关于姚丽荣的任何话题。更多的时候，他都闭目坐在教室的椅子上前后摇晃着，那可怜的椅子只好不停地发出日甚一日的嘎吱声。

5

高洋在军校里干的最后一件事至今仍令我(肯定不止我)心有余悸。很难确定他何以如此举动，可能是因为姚丽荣不肯再和他去楼下见面，也可能是因为队长和教导员早已疏远了他，还可能是因为他辞职很久后依然无法融入我们，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母亲去世的缘故。我有一年暑假回家，正巧在火车站见过他母亲一次。她戴着眼镜很和蔼很有气质，高洋长得挺像她。高洋以前给我说过他母亲在某个科研单位工作，看着果然很有文化。当高洋介绍说我是他“最好的同学”后，她立刻去车站商店里给我买了一大兜水果，让我在路上吃，并希望我和“洋洋”互相帮助互相进步。

不过这都是我的猜测罢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高洋也不是。也许高洋出格的举动还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大合群的精子，而我们无法了解罢了。不过在我日渐模糊的记忆里，高洋这只驯化的熊突然恢复野性大概就在他母亲去世不久。那大概是个周末下午，我们几个正在宿舍打牌，突然听到一种类似磁带绞带后发出的怪声，可那时我们宿舍的录音机已经坏了差不多半年。过了一会儿，声音渐响，我们才分辨出那是哭声。循声望去，只见高洋正趴在门后那张铺上，脑袋塞在被子里，那才是声源所在。他们催我快点出牌，我看着高洋说要不先不打了吧。那也得把这把打完吧，马小维说，快出啊！我正犹豫着，高洋的哭声骤然放大，经被子过滤后变得沉闷粗重，而他的右手也突然开始用力拍打着床板。我们面面相觑，都愣在那里。

算了。马小维把牌往床头柜上一扔，不打了！

我们起身出了宿舍，把高洋一个人留在宿舍里。我曾想要不要去安慰他一下，毕竟我吃过他逝去母亲给我买的那么多水果，而众所周知车站里的水果向来价格昂贵。母亲去世前高洋曾请了半个月假，回来却并非满面戚容，那时我以为他在家里哭够了，所以在这个无聊的下午他突然大放悲声令我手足无措，只得带上门走开。还没走到楼梯口，哭声已从身后涌来，盈满了整个楼道。直到现在，我也再没见过哪个成年人这样号啕大哭过，除了高洋。

晚饭时，高洋积极地用筷子抢着红烧肉，看上去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几天他也很正常，熄灯前嘴里还一直哼着歌。他那阵很喜欢哼哼“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就跟姚丽荣喜欢哼哼“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样。然后就是那天上午，第一节大课上完教员刚走，突然教室前面传来一阵惊呼，我抬头一看，高洋不知何时已走到了坐第一排的陈群身边，正揪住陈群的领子挥拳猛击，拳拳往脸上招呼，陈群显然被打蒙了，像个沙袋般任凭击打而无力还手。周围的人都跟傻了似的，女生在一边尖叫着让高洋别打了。莫黛尔大喊，郑大航，你去管管呀！郑大航坐在那儿眨巴着小眼睛一动不动。莫黛尔又回头冲我，丛俊！这下我坐不住了。莫黛尔毕竟不是姚丽荣，她喊一声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冲上前去抱住高洋想把他架开，可自我感觉跟只猴子爬到大象背上想控制局面一样困难，好在我们九班几个人很快冲上来合伙把高洋拉开了。

你他妈发什么疯啊你？在走廊里我问高洋，你想被退学还是怎么着？

叫他说我坏话！高洋甩着右手恨恨的，看我打不死他！

我问高洋陈群说他什么了，可他并不正面回应，只是说，反正他说了。虽然我并不喜欢陈群，他一直把郑大航都能当的狗屁中队长当成理想来追求，都他妈快毕业了还没当上，从这点上看还真不如高洋追求姚丽荣有层次。可我依然认为陈群罪不至死，谁没说过别人几句坏话呢？如果狗会说话，肯定也会和别的狗说另一只狗的坏话。

当天晚上高洋被叫去队部，熄灯很久仍不见回来。我们也睡不着，在议论队里会怎么收拾高洋，讨论的结果是高洋肯定要在军人大会上作检查。第二天晚上召开学员队军人大会，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队长和教导员轮番上场，声色俱厉地痛批高洋公然违反纪律将同学打进医院，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一直等着高洋上去作检查，作完检查这事也就算有一了结，可看来没安排这个节目。大会结束前，队长宣布给高洋记行政警告处分一次。这处理比我们预想的要重许多，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让高洋退学也足够了。如此看来，队长和教导员仍然念及旧情，高洋毕竟是我们中队第一任中队长。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是我们中队第一个受过处分的学员。

散会以后回到宿舍，高洋仰面躺在床上，又开始哼《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而我们都已经二十出头了。哼了一会儿歌，他看着上铺的床板像是自言自语，想叫我作检查，门儿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脸转向我，丛俊，我知道你们在想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谁说我坏话我清楚得很。

你别瞎猜了，谁没事说你坏话干吗？我有点心虚，有那个必要吗？

高洋不说话，又开始哼歌。我以为受了处分高洋会消停些，不料接下来那段时间，他似乎又打了其他几个同学。原本我不知道，直到余峰告诉我。他万般叮嘱我别告诉别人，因为他觉得被打了很丢人。按余峰的说法，高洋采取了新的战术，每次单独把某人叫到僻静处先说几句话，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不打脸只打肚子，所以余峰给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因为他的脸完好无损，不像陈群，脑袋被打成了迷彩的，站在树丛里绝对发现不了。我问余峰还有谁被打了。余峰摇摇头说他也说不准，但肯定不止他一个，只不过别人和他一样，都不好意思把这事说出来罢了。

他问我干吗老说他坏话。我看他笑眯眯的也就没当回事，说谁他妈说你坏话了？结果他一拳就打在我肚子上，差点把我屎都打出来。余峰说，这个狗操的。

他咋知道你说他坏话了？我说，不可能有人告诉他的。

是没人告诉。这他妈还用告诉吗？余峰瞪着我，他这么大个傻×，大家不说他说谁啊！

在军校最后那个夏天，陈群的脸早已平复如初，又长出了新一茬青春痘。有天吃完午饭刚回到宿舍楼下，高洋在后面叫我。我问他干吗，他说他有件事想和我说。他搂着我的肩膀显得很亲热，一直走到实验楼后面我才突然反应过来他找我干什么，顿时心跳如雷浑身冒汗。

有事你就说嘛。我试图停下步子。可他仍然搂着我的肩膀，一直走到楼侧墙根下。他左手撑着墙，右手仍未放开我的肩膀。这个结构很牢固，我根本无法逃脱，他可以轻易用左勾拳攻击我，用膝盖也不是不可以，反正我无法预知他动手的时间、方法和部位。

在这儿说就行。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和余峰曾经描述的表情如出一辙。

啥事搞这么神秘？我故作镇定地问他。

丛俊，你觉得咱俩关系咋样？他问我，笑容仍旧可掬。

挺好的呀。我战战兢兢地回答。

那你干吗老在背后说我坏话？高洋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盯着我，为啥？

我试图从混乱的脑袋里找出点类似盾牌或者木板之类的东西，挡在高洋的拳头和我的肚子中间，可他妈翻了半天屁也没翻到。有一瞬我觉得自己的神经都快绷断了，反倒希望他干脆冲我来一拳。

要动手你就动吧，我也盯着他，你不就想打人吗？

谁说的？他愣一下，仿佛有点不好意思，谁说我要打人了？

要打我也没办法。我很悲情地说，我要想说你坏话，干吗让你住我们宿舍？

高洋先把目光挪开放到地上，又把两只手从墙上和我肩膀上挪开插进裤兜。我松了口气。我可能躲过了一顿打，但也许他真的没打算打我。

就是，我想你也不会说我坏话，其实咱们关系挺不错的，对吧？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还帮我抹过痱子粉呢。

6

实验楼下化险为夷没多久我们就毕业了。本来我想着这下可以远走高飞安度余生，工作之余还能放心地说说高洋的坏话，没想到分配名单下来，我和高洋、余峰竟然分在了同一个基地，这让我好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基地位于浩瀚沙漠深处，可照样分三六九等，比如余峰分得就比我和高洋好多了。他最开始在基地通信总站当排长，后来又调到了基地司令部通信处当参谋，我有段时间接到转发的传真电报尾页上都写着“承办单位：通信处联系人：余峰”，搞得挺牛×。我先是在一个团站通信连当排长，后来不知哪个领导喝多了或是看走了眼，把我抽到政治处当了干部干事。当然我这属于团级机关而余峰属于军级机关，档次没法比。最要命的是我和高洋所在那个团站离得很近，骑自行车也就十分钟。高洋按说运气也不错，直接被留在了团站司令部通信股当参谋，据说股长还为分来通信股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对口的本科生高兴了至少两天。那几年好几个团站为加强管理，都制定了一项很不得人心的土规定，而高洋他们团站则变本加厉，规定凡不按时上下班者都要扣工资，一次扣二十，不像我们才扣五块。高洋上了一个月班后去财务股领工资，结果只领到十二块钱。财务助理解释说，按考勤登记算下来，高洋还倒欠八块钱，考虑到负数不大好做账，才优惠了他一次，最后算出来是十二块。可高洋不仅不感激人家还出言不逊，在财务股办公室大吵大闹，说财务股克扣军饷，人家拿出考勤单给他看也不行，只好打电话把高洋的股长叫来。股长黑着脸一出现，高洋就不得不消失，第二天便打着背包去了通信连。

那段时间他没事就跑来找我，大概因为我是他方圆几十公里内唯一没打过的熟人，除我以外他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而我从来没主动去找过他，因为我每天被领导整得很忙，就算不忙我也不会去找高洋，我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一些未婚女干部的宿舍令我流连忘返，平时根本想不起高洋。他一直也没弄辆二手自行车，总是抄戈壁滩上的近路步行过来找我，每次走得皮鞋和裤腿上都是土，然后在我宿舍里一阵猛拍。这倒没什么，反正沙漠里到处都是土。关键是我总是不知道该和高洋说点什么。同学之间最好谈论的当然是同学，可同学这样简单的话题在高洋这里也变得复杂。除了陈群和余峰，我搞不清还有哪些人被高洋打过，而被他打过的人显然不便被提起。没打过的也未必就好提。比如姚丽荣。她直接保送研究生，毕业前她经常跟研究生大队一个长得像万梓良的博士生出双入对。这我也不好提。我和高洋的沟通存在太多的话题禁忌，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仍像在军校时那样心不在焉地听他讲记忆中的某场球赛。高洋在这方面和他得罪人一样天赋异禀，那些好几年前的球赛仿佛录制在了他脑袋里，可以随时快进快退暂停重播，那感觉像极了一个电台解说员，语言极富画面感。遗憾的是我对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毫无兴趣，根本不知道克林斯曼或者巴蒂斯图塔都是哪个庙的和尚。

过了段时间，高洋再来找我时突然不讲球赛了，而是向我打听我们计量室的一个女少尉。这次他算是找对人了，我是干部干事，当然对全团站两百多号干部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那个女少尉造型颇类姚丽荣，但比姚丽荣会收拾，因此吸引了不少追求者。不过话说回来，在基地这种多风多沙多和尚，缺水缺树缺姑娘的地方，就是一个女性雕像也会有很多孤独的人上来摸两把。何况我真心希望高洋能找个女朋友，这样我就不用随时被他骚扰。于是我很热心地把他俩约到我宿舍，还给他们准备了茶叶、开水和干净玻璃杯，打开录音机播放《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然后冲他俩猥琐一笑，带上门走了。等我回宿舍时已人去屋空，高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晚上在机关饭堂见了女少尉。她说，丛干事，你们那同学好像有点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她说，他说话老是盯着我看。我说，那说明你好看呀。她脸红一下说，不是，他老盯着我的胸看，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啊！我也看了看她的胸，的确很可观，只好说，那我提醒他一下，让他下次看的时候把握一下分寸。结果她很不友好地翻我一眼，走了。

类似状况出现几次以后，我再替高洋约人就变得异常谨慎。最后一次他竟然想让我替他约技术室的荆淑绵，这下把我整毛了。荆淑绵你就别约了，我说，她有男朋友了。高洋问我是谁，我说你不认识。高洋想了想说，不会是你吧？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睿智犀利，赶紧矢口否认。不过我也没瞎说，确实不是我。我只是在追荆淑绵，可追她的人太多，一时半会儿我还排不上号，所以我不想再弄个加塞插队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高洋能成为我的威胁。我劝高洋最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还提醒他，你们站的未婚女干部也不少，何必舍近求远跑到我们站来找呢？高洋在我椅子上晃了半天后闷声说，也是，何必舍近求远呢。

那次见面以后，高洋很久没来找我，也没打过电话。时间一久我倒有点不安，好像哪点对不起他似的，有几次我电话都拿起来了，可依然没想好和他说点什么，只好又把电话放下。有一次余峰跟着他们副处长下来检查工作，晚上来找我喝酒。同学毕竟是同学，见面感觉异常亲切。我说，要不把高洋叫来吧，毕业以后你还没见过他呢。余峰撇撇嘴说，我吃撑了见他干屌，我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他和我前女友。我说，你前女友又没打过你，怎么能和高洋相提并论。再怎么说咱们也是同学，相逢一笑泯恩仇嘛。余峰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吧，不过我得坐得远点，免得这傻×再把我打一顿。

我很高兴地给高洋打电话，不料通信连的文书说，高排已经不在这儿了。我问高洋去了哪儿，文书吭吭哧哧欲言又止，说，高排去哪儿了他也不大清楚，反正离开连队有段时间了。我接着又打给他们站政治处的干部干事，那哥们儿经常和我一起去基地机关开会，混得挺熟。他告诉我，高洋两个月前就调到搜索队去了。这真让我吃了一惊。搜索队在全基地无人不知，主要是任务比较特殊，一年到头开着车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射击区内搜寻和回收各型地空导弹发射后脱落的残骸，以供科研单位检验分析。因条件很苦，没什么人愿意去。我马上想到高洋又出什么事了，果然。那哥们儿告诉我，高洋怀疑指导员到处说他坏话，结果有一天就跟指导员干了一架。可惜这次高洋没占到便宜，他不知道指导员是体育学院毕业的，于是被指导员当场练翻在地。这事闹得他们站长政委很恼火，就把他弄到搜索队去了。

那晚我和余峰喝酒喝到半夜，把我泡成紫红色的一玻璃坛子苁蓉高粱酒喝掉了一半。余峰一边喝酒一边骂高洋，反复说自己一直挺同情高洋的，结果好心没好报。骂着骂着骂累了，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俩夜里两点多走在空荡无人的路上，风吹得两边的杨树哗啦啦响，远处能看到三五点灯火。走着走着酒劲上来，我们一人扶着一棵树吐了半天，然后并排坐在树沟边上抽烟。

丛俊你给我说实话，余峰问我，高洋到底打过你没有？

真没有。不早告诉你了么，他可能是想打我，不过最后他被我说服了。我伸了伸舌头，看见没，三寸不烂之舌。

别他妈丢人了，他根本就没想打你。

这可不好说。

绝对没错。我问过咱们中队所有男生，全都被他打过。余峰说，除了你们九班。

7

我看过军用地图，搜索队距离团站机关直线距离50多公里。假如不迷路不被晒死不被风沙掩埋，按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匀速前进至少也得步行十个小时，所以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见过高洋。没有高洋的日子让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我追不到荆淑绵不能怪高洋，她现在和干部灶的司务长搞在了一起，那感觉简直跟林青霞和成奎安搞在一起差不多。第二，高洋其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烦人，他一定把我当成了可信赖的朋友，而我对他有点太冷淡了。所以高洋有个周末突然来找我，我竟然还有点惊喜，拉着他去家属院新开的“大漠香”吃饭。那里的腊肉、豆腐和老板娘都挺不错。吃饭时我很想听他讲讲搜索队的事，可他看上去不怎么想说。

天天开着个破车四处乱跑，找到残骸就装车上拉回来。高洋心不在焉地说，没啥意思。

要是找不到呢？

找不到就再找，再找不到就去[求]。

高洋这么一说，我也索然无味，只好闷头吃菜。直到老板娘派女儿过来问我们菜做得怎么样时，高洋似乎才有了点精神，摸着小姑娘的头笑眯眯地说，你几岁啦？

四岁半。

四岁半就长这么高了呀。高洋还想表现得更慈祥一点，可惜表情夸张得有点过分。等把小姑娘吓跑了，他说，丛俊，我想求你帮个忙。

高洋说这话时我不知怎么搞的就想起了当初他找我借两块钱的事。我担心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该死的两块钱。按说当年那些表情和语气早就不存在了，然而记忆却如水中倒影，一块石头扔进去打碎了的影像在水面平静后又一一浮现，永远无法真正消解。

你能不能帮我调回来，随便哪个单位。他停了停说，我在搜索队实在待不下去了。以前我还能过来找你说说话，现在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按说我应该帮帮他，可高洋给我出的却是个难题。我只是团站政治处的一个副连职干事，除了抽什么牌子烟和穿什么颜色内裤之外，我屁都决定不了，更别说帮高洋调动这种事了。何况他还在搜索队。那地方驻地偏僻工作艰苦无人愿去常年缺编，类似医院重症病房或者监狱重刑监区，一般进去就别想轻易出来。跟这事相比，我倒宁愿他再向我借一次钱，哪怕两万都行。

你一定得帮我。你是干部干事，认识的人多，哪怕帮我牵个线也行。见我不吭声，高洋又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再待下去非疯了不可。

我很想告诉高洋，这事根本不可能。先不说他和我不属一个团站，仅就和指导员打架那事，他就绝难翻身。领导好事未必记得住，这种事一定忘不了。如果他在搜索队痛改前非拼命表现倒有可能让领导回心转意，可看眼下这样子，他在搜索队混得也不怎么样。可说实话历来比说假话难，因为大家都爱听假话。所以听我说我会想办法帮他找找人时，高洋立刻高兴起来。

你也别太着急，这事没那么好办。我怕他兴奋过度，赶紧把话往回收，你不能天天想着搜索队不好，再差的地方也总有点好处吧。就跟这鬼地方一样，你要天天跟分到北京的同学比，那他妈就别活了。

对对对，你说得对。高洋说，搜索队也不是没好处，伙食好，大棚里还种了好多菜，下次我给你捎点。

你其实应该多主动和别人交往交往。我说，人嘛，熟悉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噢。高洋说，我也试过，可我觉得特别费劲，和人打交道太累了。

慢慢来嘛。我说，还有，你绝对不能再跟人打架了。再有这么一次事，那谁也没法再帮你了。

是是，我明白。他很认真地说，绝对不会了。

吃完饭，高洋为了不让我付账，硬是把我推到门外，然后自己又跑进去结账。我在门外等他，听见他把老板娘逗得咯咯笑，这让我多少松了口气。我仍然不喜欢高洋，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这感觉从来没变过，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

和高洋分手后，我并没有去为他的事找过领导，只是又给他们团站的干部干事打了电话，问问高洋有没有可能从搜索队出来。他在电话里笑了几声，问，丛俊你自己说有没有可能？我想了想说，好像没有。那不就对了。他又笑了几声，我实话告诉你，搜索队都找了几次主任了，想把他弄走，可是你想想，谁敢要他？

这个电话说穿了不是为高洋而是为我自己打的，这样一来，至少不能说我一点工作都没做。对一个落水呼救的人我既然无法视而不见，那自然也会报警喊人或者找根绳子木棍扔下去，然而我不可能跃入水中施救，因我自己就是只旱鸭子。那顿饭吃完后很长时间我都为这件事感到纠结，我还在电话里给余峰说过。

管他干屌啊，不都是他自己折腾成这样的吗？余峰说，学校里他能把自己折腾成中队长，这会儿就应该能把自己折腾出来。

我认为余峰说得有点道理，高洋到现在也是咎由自取。他比我还大一岁呢，我没什么义务去帮他，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不过我还是担心高洋会追问我事情进展，而我完全没想好如何回答。在我看来这事根本无所谓进展，因它从未启动过。好在那次见面以后，高洋又很久没和我联络。像一头鲸鱼偶然出现，朝天上喷了喷水，又消失在大海中。

接下来那半年，我集中精力去追我们站刚分来的一个姑娘。那姑娘刚开始分在技术室，可她学历低，技术方面的问题基本抓瞎，待在那儿很难受。我就积极帮她运作，想把她调去计量站。当然这和高洋的事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她长得人见人爱，也没和领导打过架。在帮她调动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很有可能谈了场恋爱，证据是她经常来我宿舍煮挂面给我吃，还让我吻她摸她。可等她真去了计量站，就不肯理睬我了。再过了段时间，她又调到了基地装备部，走的时候连说都没说一声。这事让我感愤成疾，在卫生所打了好几天点滴。好了以后我给姚丽荣打了个电话，托她给我买一套考研用书。那时她已经留校并结婚了，不过老公不是那个长得像万梓良的博士，而是郑大航。他俩结婚时给我寄过请柬，不过我远在沙漠，无法去闹他们的洞房。我们闲聊了一阵，姚丽荣突然问起了高洋。我把高洋的情况简单向她介绍了一下，然后说，怎么想起问高洋了，我看你当时不是挺烦他的吗？

谁说的，我才没有！姚丽荣立刻否认，他当时给我表白过好几次，我不喜欢他，可也不想伤害他，就说我要考研，不想谈。我记得最后那次在楼下，他看我还是拒绝他，突然就哭了，然后又跪下来一下子抱住我的腿，快把我吓死了，拼命把他甩开跑了。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其实挺单纯的，至少比郑大航单纯。

看着姚丽荣寄来的书，我考研一举成功。走之前我给余峰打了电话，没给高洋打。我认为高洋大概不希望听到我考上研究生这个消息，就像我认为一个吃不上饭的人，不喜欢有人同他讨论吃红烧肘子的时候要不要用荷叶饼。

读研那两年多时间里，我没有高洋的任何消息。余峰倒是常和我联系，可他并不和高洋来往，跟他始终拒绝和他前女友来往一样。余峰说他只接过一次高洋的电话，大概是在我上学之后不久。

他问我能不能找人帮他调出搜索队，我说我不认识政治部的人，办不了。余峰说，他还跟我套了半天近乎，真鸡巴脸皮厚。我给你说过没，干部处处长就是我老乡，一个县的。换任何人我都可能帮忙，唯独他，永远也别想。

如果当初高洋也对我出手，也许我会更加理解余峰的感觉。或许高洋那一拳击中的不是余峰的肚子，而是他的灵魂，由此引发的羞耻感和无力感不但没被时间磨灭，反倒像皱纹和铁锈一样与日俱增，直到失去最初的面目，难以辨认无法廓清。

8

经过徒劳无益的折腾之后，毕业后我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基地原来的团站继续当我的副营职干事。原来的政治处主任已升任团站政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伯乐而我是千里马，一直对我不错，回单位第一天下午就找我谈话，充分肯定了我学成归来报效基地的做法，并勉励我好好干，不要松劲，有了更高的学历更有利于今后发展，后面如果有正营的岗位一定先考虑我。我谦卑地表示，我之所以要回到基地是因为很难再遇上政委这么好的领导了，在政委手下干是我的福分。政委听了很高兴，告辞时还扔给我一条烟。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反正他不可能知道我毕业前绞尽脑汁想留在城市，而不是这片该死的沙漠。

从政委办公室出来，我直接去了“大漠香”，机关的几个兄弟约好了在那儿给我接风。快走到生活服务中心，一个大高个拉着辆装满了土豆和白菜的两轮车从里面出来。他虽然穿着大衣，我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高洋。我喊他，可他像是没听见，快步不停地往前走。我走了几步再想喊，服务中心里又出来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隔在我和高洋中间。这下我就不大好喊了。高洋想调动的事我根本没帮忙，他不想理我也正常。正这么想着，那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却面向我停了下来。她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和牛仔裤，戴着围巾和口罩，等我经过她身边时她才摘下口罩，笑着喊我：丛大干事，你回来了？

我愣了两秒，马上认出了麻莎。她虽然年过三十却依然漂亮，一口川普悦耳迷人，很有女人味儿。她要是个未婚女干部我肯定要追她(不过真要那样估计还是轮不上我)，问题在于她只是离异并有一女的“大漠香”老板，所以还是算了。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还行。接着又说，你刚才在喊高洋？我说，是啊，我同学，你认识他？麻莎笑着说，认识，还不是一般的认识。我忽然觉得麻莎笑得有点奇怪。这时候她女儿松开麻莎的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冲着前面高洋的背影喊，高洋爸爸，等等我！

那个场景如此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年后耳边仍能听到那小丫头柔嫩又尖细的声音。我并非认为麻莎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高洋和她其实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我相信高洋也清楚这一点，不然他不会故意避而不见。那天晚上在“大漠香”吃饭时，我想叫高洋一起过来坐，可麻莎说，他身体不舒服先回家了。

我吃了一顿饭，差不多什么都知道了。这些事比任何文件传达得都快，不漏一人不留死角。据说高洋有段时间经常请假跑到麻莎的饭馆，一个人坐在那里吃菜喝酒，往往熬到打烊才被麻莎劝走。然后有一天，打烊后高洋也没走，再往后他就经常不走了。我算了一下，那大概是我读研走后第二年的夏天，那时候高洋和麻莎穿得当然也比较少。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一到夏天我们就要开展防雷电防中暑防奸情教育。高洋没事就在“大漠香”出没，时间一长就传到了他们团站政委耳朵里。他马上把高洋找去谈话，严肃指出高洋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实属建站以来未之有也，错误严重影响很坏。但政委还是给他指了两条路让他选，要么立即断绝与麻莎的不正常往来，要么就把同麻莎的关系合法化。我相信他们政委的本意是让高洋别再和麻莎来往，可没想到高洋很快就递交了结婚申请。那份申请在政委办公桌上压了差不多三个月，其间又把高洋叫去谈过几次话，但最后政委还是签了字。高洋领证后并没有举办婚礼，不过大家还是知道他结婚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有人说是麻莎去找了领导，总之高洋婚后就被调回了技术室当工程师。那地方总体比较轻松，高洋可以下班之后帮麻莎买买菜或者看看孩子。

高洋一直不好意思和我见面，其实我比他还不好意思。撞见别人偷情也许比自己偷情还要尴尬些。基于这种感觉，我好长时间都没敢再去“大漠香”。我总是想着有天高洋会给我打电话，丛俊，来我这儿吃饭吧，有你爱吃的腊肉炒香干和麻婆豆腐，我做东。可我想了那么久这屌人也没给我打。麻莎倒是有几次碰上我时问我怎么好久没去她那里吃饭。她什么都清楚，可是很会装傻，这才是聪明的女人。那时候我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过来，我郑重地告诫自己，我无法接受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结婚，也许只能说明我是个肉眼凡胎，而高洋和麻莎拥有的没准才是超凡脱俗的爱情，只是凡俗如我者无法理解罢了。

高洋不想和我打照面，我不得不采取主动。我计划让我们在一个尽可能自然的时刻相遇，我主动和他打个招呼，进而展开交谈。其实我并没想好和他谈什么，我们之间的话题向来比较短缺，我只是想和他修复一下这漏洞百出的关系。问题是他仍然明目张胆地躲着我，有时在路上遇上他，他会立刻拐弯，不惜走出好长的冤枉路。有一回在勤务连到技术室的路上迎面看见他，这屌人竟然直接钻进了路边的锅炉房，仿佛我腰里别着菜刀准备砍死他一样。我在锅炉房门口抽完一根烟也不见他出来，气得我拔腿走进去找他。我绕着院子里的煤堆找了一圈没见人，又进了锅炉房里找他，可那里除了两台炉火熊熊的取暖锅炉之外，仍然找不见他的踪影，我想不出他能躲在哪里，只好怏怏离开。

从锅炉房出来以后，我决定再也不去主动找高洋了。他又不是未婚女干部，根本不值得我挖空心思去接近他。没想到我下定决心没几天，却在办公楼卫生间里遇见了他。他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估计是从“大漠香”去单位路上一时内急才跑来此处蹲坑。按说我不可能知道隔间木门里蹲着高洋，狗也许能凭味道分辨，我不行。可他恰逢其时地咳嗽了一声，我本来都系好裤扣走到门口了，又转身折回来。

高洋！我喊他。可没人吱声。我敲敲靠窗那个隔间的木门，还是没反应。我一把拉开门，高洋这下没处躲了，他瞪我一眼，可还是不吱声。

你他妈躲我干吗？我说，啥意思？

谁躲你了，我用得着躲你吗？他连目光都在躲我却还死不承认，你把门关上！我忙着呢！

就不关！我说，躲不躲你自己清楚。我告诉你，我不过就是想问问你过得怎么样，你要不想说那就算了。

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屁关系！高洋思索了一下说，你以为你是谁，来管我的事！

高洋所言极是。我跟他不是有屁的关系，其实连屁的关系都没有。我“咣”地摔上门走了。厕所相遇以后我认为我和他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这样最好，他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有他或者没他，对我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

9

副营职干事干满三年，我急着调正营，可是没位置，搞得我那段时间挺郁闷。有天政委把我找去，挺高兴地告诉我，隔壁三号那边的政治处副主任转业了，目前还没合适人选接替。正好基地首长要求各团站干部加强交流，他已经向基地推荐了我，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我很快就可以调整。

按说我舍不得你走，不过作为一个领导我也不能太狭隘是不是？政委说，我想来想去，还是要考虑你的发展进步。

政委说得我确实挺感动，感动途中突然反应过来，三号就是高洋他们团站的代号，顿时又觉得有点美中不足。转念又想，反正我俩早就恩断义绝，何况我又不直接和他打交道，所以赶紧强压心中暗喜，向政委表达了不舍之情。

后来我发现，换了单位其实也有好处。不换单位我可能就认识不了安伦。她是楼下财务股的助理员，比我晚分来几年，跟当年扣高洋工资那事毫无瓜葛，历史比较清白。其实她长得不漂亮，好在基地已经明令废除了乱扣工资的土规定，于是财务股的形象又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这次我十分确定我是在谈恋爱，而以前我在和姑娘交往时始终都不大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谈恋爱，也许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谈。

和安伦好上以后，我们经常去“大漠香”吃饭。其实我不想去那儿，主要是不想见到高洋，可安伦和麻莎是老乡，又喜欢吃那里的毛血旺，况且除此之外我们也没地方可去。每次去我都背对着吧台坐，至少这样可以不用看到高洋。可后来我发现只有麻莎一个人跑前跑后，有时她女儿都会跑来帮忙，却从来没见高洋在店里出现过。有几次麻莎和我打招呼，我也没什么可说的，随口问她高洋在忙什么。忙个屁，她很不高兴地说，天天就窝在家里看电视！起初我以为她只是女人的嗔怪，渐渐觉得她真是很恼火。

我就觉得他们一点也不合适。我说，高洋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什么啊，那是你们男人的问题好不好？安伦却站在麻莎一边，我看高洋就有病，你看着吧，麻莎非得跟他离婚不可。

我认为离婚倒不至于，让安伦别瞎说。可安伦却说，不是我瞎说，这是麻莎亲口告诉我的。我还是不以为然。每个人每天都说好多话，也没见几句是真的。可见鬼的是，安伦说完这话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俩正在宿舍里亲热，突然有人使劲敲门，把我们吓得不轻。那会儿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我想不出会有谁来找我。我俩一动也不敢动，试图营造屋内无人的假象，可安静了几秒钟，门外有人开口了。

丛俊，是我，高洋。我知道你在呢。

安伦捂着我的嘴让我继续保持静默，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起来应了一声，惹得安伦很不高兴。我们穿戴齐整，理了理头发和发烫的脸颊，然后打开门。高洋站在门口，脸色灰暗，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安伦沉着脸，从他身边挤出门走了。我问高洋有啥事，高洋嗫嚅着问我能不能在我这儿睡一晚。我问他为啥不回家，他却说他刚从家出来。我说，你这个点赶得真不好。他就不说话了。我差点说我这儿没法留你住，事实上也是，我房间就一张床，虽然是张双人床，那我也不愿意跟他挤在一起睡。可最后我还是心软了。

行吧，你住这儿吧，我再找个地方。我走到门口又说，不过就一晚啊，明天你赶紧回家去。

从宿舍出来，打麻莎手机，好半天她才接。我问她是不是和高洋吵架了。麻莎口气硬硬的，说，不是吵架，是要离婚。我说，不是挺好的吗？麻莎没说话，却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哭了好一会儿又说，其实早就没法过了，他天天下班回来就坐在电视跟前，啥子事都不干，连句话也不说。我说，这也不至于离婚吧？麻莎又沉默了半天，说，丛干事，说了也不怕你笑话，我们一年多都没过过夫妻生活了。我愣了愣问，为啥？刚结婚那段时间还可以，到后来他就不行了。麻莎说，不是说我非要这个，问题是他自从不行了以后，变得跟个死人一样，我忙死忙活他不管，跟他说话他不睬，经常叫他吃饭他都不动，我是想吵架，可我说啥子他都没得反应！

那我劝劝他吧。我说，身体有问题也可以去看呀。

劝不了。她说，你要真想帮忙，就劝他赶快离婚吧。店我也不想开了，离了婚，我也准备回老家去。

在路边发了会儿呆，我又回宿舍去找高洋。我想趁他辗转反侧的时候和他谈谈，可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了巨大的鼾声，震得门板都哆嗦。我气急败坏地打开门拉开灯，他衣服都没脱，被子也没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酣睡。

高洋！我叫他一声。

咋了咋了？和当年在九班宿舍一样，他立刻惊醒过来，谁叫我？

你跟麻莎是不是要离婚？

不是我，是她要离。

那你呢？

我离不离都行。

你他妈什么毛病啊，我说，你认真点行不行？

我挺认真的。高洋揉了揉眼睛，她特别喜欢说话，可我不知道该跟她说啥。她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有一堆苍蝇在叫，我一点也听不明白。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那一瞬，我突然感觉高洋有些不对劲。他坐在床上一个劲盯着自己的腿，像个自娱自乐的婴儿。

算了，先不说了，你睡吧。我离开宿舍没几步，身后又传来高洋的鼾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从军校开始我们都觉得高洋有点怪，可这却是我第一次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我赶快晃晃脑袋，像一只羊抖掉身上的水一样想把这种念头抖落。我宁愿相信他只是情绪过于低落。正如很多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可绝大多数人还是决定活着。我相信坏情绪跟沙尘暴一样，来的时候有点吓人，过去也就好了。那晚我去安伦宿舍睡了一晚，安伦说，高洋肯定有病。我说，不会，他一直就这样，对我们来说有点怪，对他其实是正常的。我还和安伦打了赌，我说，如果明天早上他把我床铺收拾好了，正常去上班，那就说明他没什么事；如果他没这么做，那我给你洗—个月内裤。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宿舍，高洋已经走了，还带走了他装着洗漱用品的塑料袋。床铺收拾得很平整，桌上还给我留了个条：丛俊，谢谢你收留我。我很痛苦，可惜无法表达。高洋。

我想高洋就是放在桌上一千块钱也没这张纸条让我高兴。我高兴的是他很痛苦。他要不知道痛苦了那他妈的才是真的有病。

10

高洋、麻莎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特向组织申请离婚。高洋、麻莎(签字)。

高洋的离婚申请一共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像一颗子弹，直接就把婚姻击毙了。我让新来的组织干事提醒高洋处理好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组织干事说，我给他说过了，他说他什么也不要。我不高兴地说，什么叫什么也不要？军装不要？皮鞋不要？背心裤衩不要？组织干事见我发火了，赶紧又去给高洋打电话。过一会儿又来汇报说，高洋说他跟麻莎说好了，他就要个人生活用品和一台电视机。

操，要个电视干吗？我说，还不如要个洗衣机呢。

就是。组织干事附和我，电视机又不能洗衣服。

高洋办完离婚手续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丛俊，我有个电视送给你吧，我看你宿舍里没电视。好几千块钱的东西，我自然不能要。可他很坚持。到后来我扛不住了，说，要不这样，你先放我这儿，等你把住的地方收拾好了我再给你还回去。他想了想说，那也好。

高洋把电视搬到我宿舍以后，又有好一阵没见他。“大漠香”虽然还在营业，可门口已贴上了转让的告示。有天我和安伦在那儿吃饭，竟然看到高洋和麻莎有说有笑地从厨房出来，让我很惊讶。我问安伦他俩是不是又重修旧好了，安伦悄悄说，麻莎亲口告诉她，离了婚以后高洋又来找她，一晚上要了她好几次，跟他们结婚前一样，让她都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你们女人怎么什么事都说啊！安伦捂着嘴哧哧笑。

这说明高洋没什么问题嘛。我说，你说他们会不会复婚？

应该不会。安伦摇摇头，我也问她了，她说不可能。别说别的，她跟高洋结婚这两年，就去过一次高洋家，可高洋爸根本不让他们进门，连夜就走了。后来麻莎才知道，高洋根本就没给他爸说过这事。

送走麻莎那天晚上，我正在宿舍看新闻联播，高洋来了。我以为他要跟我聊聊，可他什么也不说，进门后慢慢地环视一圈，然后坐在电视机跟前，一言不发地晃着椅子。两条后腿着地的椅子被他晃得吱呀响。我问他吃饭了没？他说哦。我说，麻莎送走了？他还是哦。我说，你没事吧？他先哦了一声，然后又说没事。我有点不高兴，可电视是他的，他看看自己的电视我也不能说什么。

这时候安伦打我手机叫我去散步。我得出去一下，我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要不我找人把电视给你送回去吧。

不要不要！高洋站起来紧张地看着我，千万不要送，放这儿就行。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说，说个话怎么那么费劲！

我没事。他说，我就是不想说话。别人一说话我就觉得特别吵。

就你还好点。见我没说话，他又补充了一句。

第二天晚上，高洋又来了。然后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他不是临时起意来我这儿看电视的，那似乎是个长期的计划。他每天吃完晚饭就会来我宿舍，一言不发地坐在电视前。最初我以为他喜欢看中央一，后来发现他一点也不挑台，进门时电视是哪个台他就看哪个台，也许他根本什么都没看到，他只是很享受坐在电视机前晃椅子的感觉。当然电视必须是开着的，有一次我故意把电视关掉，他立刻放正了椅子，露出困惑的神情，好像发生了什么难以理解的状况。开始那几天我要出去找安伦时，都会让他先回去，他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像只听话的熊一样慢吞吞地离开。后来我也不管他了，只要他一来我就走，把他一个人扔在我宿舍。如果我熄灯号响以前回来，他肯定还在那儿晃着椅子，电视播放的肯定还是我走时的那个台。如果熄灯号响以后回来，他肯定已经离开，只有电视还开着。有两次因为应酬，我下了班直接就去喝酒，晚上回来时他竟然还在我宿舍门口站着，我不得不给了他一把钥匙，为此安伦还不高兴。我说反正给不给他都在我那儿耗着，再说，他毕竟是我同学。安伦说，那我们结婚了他还天天来家里，我们还过不过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怎么反驳。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有天晚上熄灯号吹过，我从安伦那儿回来，一开门发现高洋竟然没走。他正站在屋子中央，呆头呆脑地看着地上那张散了架的椅子。椅子两条后腿在椅面连接处断开，露出白色的茬口。

扔那儿吧。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不用管了。

高洋看我一眼，又看了看摊在地上的椅子，低着头走了。

第二天，我找营房股又要了一把椅子。我试了试很结实，就又摆在了电视机正对面的位置。我能帮他的也就这么多了。我甚至认为，我已经习惯了高洋每晚在这儿晃椅子，那其实需要很好的平衡能力，反正我是不行，我怕我会摔得人仰马翻。唯一的问题就是比较费椅子，第二把椅子没几个月也被高洋晃散架了，他摔倒时还把右手蹭掉了一块皮。

等高洋晃塌第四把椅子后，营房股长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丛副主任，你是不是天天跟我们小安助理在椅子上亲热啊？你不嫌硌得慌吗？实在不行我给你弄个沙发算了。我没法给他解释，只好说我喜欢晃椅子看电视，时间久了就容易坏。

那这样，他想了想说，我给你弄个结实的，保准你用一辈子都不坏。

必须得能晃啊。我比画着，就是两条后腿着地那样晃。

吃过午饭我刚躺在床上看书，门口有人喊报告。打开门，只见营房股一个兵拉着个小推车站在我门口，车上放着一把椅子。等他把小车拉进屋里，我才看清那是把暗绿色的铁椅子。四个腿都是结实的三角铁，末端有厚实的橡胶垫，椅面和椅背都是人造革面，上面有几个裂口，能看见里面绽出的黄色海绵。从颜色和样式上看，很像是从哪个古老的装备车上拆下来的。我坐上去试着晃了晃，尽管沉重却不会发出一点声响。

高洋显然很喜欢这把椅子。有几回我提议把电视和椅子都搬回家属院他家去，反正麻莎走后就他一个人住。可他死活不干。我无法确定他要在我这儿待多久，这让我有时也会发愁。当然安伦的担心也有点过头，我和高洋总有一天会分开的，谁也不会跟谁永远待在一起。

11

本来接高洋回来并不是我的事，可就跟半年前送他去医院一样，政委说谁叫你是他同学，你还是政治处副主任，你不去谁去？不得已，我只好带着技术室主任和基地医院一个医生去接他。我包里装着医院发给基地后勤部卫生处的函件，上面写着：你部高洋同志在院表现良好，经治疗已痊愈，请派专人接回为盼。

那所军医院其实和其他军医院没太多区别，只不过门窗上多了些铁栏杆，病床上多了几根束带罢了。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一个护士带着高洋进来了。他穿着病号服，看上去脸色不错，一眼就认出了我，叫着我的名字，上来就要和我拥抱。我四肢有点僵硬，可还是和他用力拥抱了一下。他从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举动，这让我很高兴。

高洋，你可以出院了，一会儿把出院手续办一下。一个面容和善五短身材的医生对他说。我记不清半年前送高洋来医院时是不是他接的。那时高洋一路上一言不发，但食欲很好，我买了两只烧鸡他吃掉了一只半。到了车站，医院来了辆救护车，本来表现温顺的高洋看到车上的红十字情绪大变，手抓着车门无论如何不愿上车。我记着好像就是面前这个医生，拿出一支电棍轻轻一点，高洋立刻瘫倒在地，被拖进了车里。不过眼下高洋倒是笑眯眯的，看上去轻松又愉快，和在我宿舍里晃椅子时的高洋判若两人。

你相信我有病吗？在返程列车的车厢连接处，高洋问我。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是有点信的，可想了想还是说不信。

其实我根本没病。刚来这儿我天天跟他们闹，他们就给我打针，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在这地方，你越说你没病，人家就越觉得你病得重。高洋左右看看，凑近我低声说，所以他们叫我干啥我干啥，不过给我发的药我吃下去再吐出来，我才没那么傻。

我看着高洋，觉得有点发毛，可事实上他表现得无比正常，至少比在基地时正常多了。何况我认为他的逻辑是正确的。所以我无法判断高洋到底是在说真的还是在胡说。要么他真的没病，要么就是比我想象的病得更严重。这让我感觉恍惚。

那你为啥在办公室搞那些名堂？我问他。

什么名堂？高洋疑惑地看着我，过去有些事我真记不清了，可能是刚去医院那几天给我打针打的。

你不记得自己为啥来医院了？

真不记得了。他说，我本来就没事，非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陈群记得吗？

记得啊，他老说我坏话。

余峰呢？

记得，不就在通信处么。

你记得你打过他不？

其实那也不算打吧，其实就一拳，打得也不重。

姚丽荣呢？

姚丽荣我怎么可能不记得，我还老梦到她呢。

莫黛尔？

你真会开玩笑，同学你就别问了，咱们九三级一共二十六个同学，二十一男五女，什么都忘了这个我也忘不了。高洋笑一下，我知道了，你这是在考我，看我是不是真有病对吧？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我真没事。

没，我考你干吗？就是闲聊。我说，站长政委你记得不？

高洋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外号，然后说，两个傻×。

我笑了，松了一口气。他可能真记不得自己为什么来医院了，就像在电脑里找不到某个文件一样。它也许还存在硬盘某处，只是失去了可供索引的信息罢了。再说他不记得也好，省得想起来难堪。别说他，连我都不好意思提起这件事。我和安伦私下讨论过，也许是麻莎走后高洋又怀念起她的好来了。麻莎本身就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哪怕是最冷的冬天，也会忍不住让人去想象那厚厚冬装下面美好的身体。我也想过。当然这事不能告诉安伦。对高洋来说，麻莎是他唯一真正体验过的女人，当这个女人离开后，高洋也许会产生很多无法控制的混乱想法。也许就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某个思绪迷乱的时刻，他才会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解开裤扣去摆弄属于自己却不宜示人的身体的那一部分，直到从他身边经过的女同事惊声尖叫起来。

对了，麻莎和你还有联系吗？我把烟头塞进烟灰盒，正准备叫他回去时，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麻莎？高洋愣了愣，摇摇头，这是谁呀，我怎么没印象？

我忽然觉得堵得慌。列车驶入隧道，我看到车窗玻璃上映出我们俩的影子，高洋正看着别处，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

回到站里，我去向政委汇报。去之前我在电话里问政委要不要带着高洋一起去他办公室，政委说算了。听我汇报完，政委说，这小子是不是真好了？不会是医院在忽悠我们吧？

不会，我和他聊了，挺好的。我说，真比以前好多了。

好了就行。政委说，不过不能再让他回技术室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反正到了年底就得安排转业，再待下去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

那就搜索队吧。我说，他在回来的路上给我说他想回搜索队。

他自己说的？政委有点惊讶，他当初不是死活不想在那儿待吗？

可能想法变了吧。我说，我看他愿望还挺迫切。

这还不好办吗？政委点头，你别说，还真是没有比搜索队更好的地方了。

晚上我没叫安伦，单独请高洋在“大漠香”吃饭。麻莎走后，饭馆由另一个家属接了手，陈设如旧，甚至连招牌也没换，只有饭菜变得很难吃。我像个导游似的四下指指点点，试图让高洋在这儿找到点丢失的记忆，可看来没任何用处。高洋一言不发闷头吃菜，间或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无法让观众发笑的相声演员。

吃完饭回到宿舍楼前，我问高洋要不要去我宿舍坐会儿。高洋想了想说算了，他还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好去搜索队报到。我俩在楼门前的花池矮墙上坐了会儿，我抽烟，高洋看星星，都不说话。抽完第二根烟，我站起来拍拍屁股说，不早了，你赶紧回吧。高洋像是没听见，还在仰头看天，好像他第一次发现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似的。我不好就这么走了，只好也抬起头看那星光璀璨的夜空。

过了一会儿，高洋突然问我，丛俊，你在军校的时候是不是帮我抹过痱子粉啊？我愣了一下说，对啊，你以前不是老说这事吗？他想了想说，操，我现在记忆力真是有点问题，老是记不清到底是你真的帮我抹过痱子粉呢，还是我见你给别人抹痱子粉的时候，也希望你来帮我抹一下。

12

那晚跟高洋在宿舍楼前分手后，我再没见过他，事实上连一个电话也没打过。我那时一天到晚都在十分认真地忙着很多现在一件都想不起来的事，所以没空想起他。只有一次在楼道里，我遇上了来机关办事的搜索队指导员。我随口问他高洋怎么样，他说挺好的，能吃能睡，干活儿也挺积极，见了人也是笑眯眯的，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眯眯熊”。

这外号不错啊。我笑笑，有个外号不是坏事，说明大家还关注他。

不过他就是不爱说话，每天吃过晚饭就喜欢一个人去八号山散步。停了一下后指导员说，我找人陪他，他不肯，他是老同志了，我也不好说啥。

那就让他自己去散步好了，他挺喜欢独处的。我说，那样他可能觉得比较自在些。

就是，我也发现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有的人是心情不好了才想独处，不过我感觉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倒还挺高兴。

挺高兴就行。我想了想说，你得多注意点他，他有时候像个孩子。

是是，丛副主任你放心，我肯定是很上心的。指导员知道高洋是我同学，所以说起话来很小心，对了，他年底能转业吧？

应该差不多。

最好能顺顺利利地走。指导员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还是不适合在部队干。部队讲究集体观念、整齐划一，特别连队更是这样。说老实话，在连队他还是显得太独太另类了，要是转业回地方，没准对他更好些。

我听了这话虽然有点不舒服，可我清楚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只能点点头。

高洋去搜索队三四个月后，有天清晨实弹射击时一发弹引信出了故障，不接收起爆指令，发动机动力耗尽后从高空坠落到八号山后面的沙丘上。导弹战斗部没起爆的情况比较少见，处理起来也比较危险，所以负责试验的基地首长坐车到了残骸落点附近后，先派了一个负责战斗部的工程师去看看情况。他爬上沙丘围着残骸检查了一下，回来说引信变形了，一时半会儿拆不下来，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找人运回来拆解了就行。这事当然归搜索队，首长就让搜索队派人把残骸从沙丘上弄下来。可队长指导员问了一圈，一帮人都不吱声，最后只有高洋慢吞吞地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高洋为什么要举手。在军校时，教员上课提问他从来没举过手，至少我从来没见过。要么就是他想挠挠发痒的头皮，结果被误认为是在举手，这也不是没可能。有一次我休假时跟安伦在一个挺大的生态农庄吃饭，大厅里有人在拍卖自己的画作，也就是花开富贵猛虎下山那类，一幅三五百块钱，但没人应拍。有一瞬我可能抬手摸了摸安伦的头，结果一个家伙就兴奋地冲过来把画往我手里塞，还祝贺我抢拍成功，害得我费了半天口舌才得以脱身。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也许高洋就是想自告奋勇去处理残骸，他和我们不一样，我没法揣测他那一刻在想什么，当然，他可能什么也没想。

高洋拉着一根细钢丝绳爬上了沙丘，他的任务是把钢丝绳固定在导弹残骸上，然后再用卡车把它拖下来。那时我并不在场，而是在办公室忙我手头的事，所有这些都是我在事后整理材料时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搜索队队长给我说，那天天气晴好，他在望远镜里看见高洋把钢丝绳固定好后往回走，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然后又重新折回到残骸旁边，用力拽了拽钢丝绳。紧接着一声巨响，沙丘上腾起一团橘黄色的火光。

我再拿望远镜看，啥都没了。队长说，全炸没了。

我们都清楚，战斗部起爆后，会飞出数千枚高速金属碎片，可以把一架战斗机炸成蜂窝，所以费了很大劲，才把零零碎碎的高洋找回来了一部分。这事来来回回调查了将近一年，来了好几个级别不同的工作组，最终认为，高洋在返回检查钢丝绳固定情况时瞬间引发静电，从而激活了导弹引信，导致战斗部突然起爆。高洋牺牲虽然属于事故，但就跟雷锋同样也死于事故一样，他最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个人一等功。我作为高洋烈士生前的军校同窗，专门被指派接受新闻记者团的采访，我给他们讲了不少高洋的事，比如他在军校担任中队长时是多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他是如何扎根大漠忘我工作而忽视了家庭导致离婚的，他是怎样不怕艰苦主动要求到搜索队工作的……我说了好多，而且我觉得我说的都是真的。

过了一段时间，有次在电话里余峰说，高洋这下成为咱们班第一个有结局的同学了。

可我总觉得高洋还在某处游荡，所以即使已经和安伦结婚了，我还是坚持把宿舍里那把铁椅子搬到了家里，为此还和安伦吵过一架。她认为这椅子并不代表什么美好的回忆，又不是她送我的信物，比如一个钱包一条皮带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人的遗物。我也不再跟她争辩，而是把椅子搬到了阳台上，空闲时我也会坐在上面看书，间或也晃一晃。当然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高洋晃得那样平稳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