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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8期|陈应松:云彩擦过悬崖

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8期 | 陈应松  2018年07月31日08:20

自在说:写作者的世界

写作是写作者唯一的世界,是因为,在你写作的时候,在虚拟的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世界对于你,有着惊人的可操控性,这个世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可以扩展你身体所达不到的疆域,还可以为自己找到最舒适的位置。写作带给我们自我放逐和鞭策的快乐,让记忆把我们内心久已封冻的温情调动起来,从而串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需要的、美好的、充满了人道情怀和伦理高度的世界。写作是让我们深刻地领受生命和精神的缺憾,而不是尽情挥霍生命的圆满。从这一点来说,写作对于我们认识人类自己,认识我们生活的缺陷,开拓了更加幽深更加迷人的通道。

守卫在凌霄的人啊,

为我打开蓝色的天门。

——叶赛宁

天刚放亮,我就指着冷杉林中的一条小道,对自己说:“宝良,你挑水去!”我不是在心里说的,而是大声地说。不知道从哪一年的哪一天开始,我就对自己说话了。我怕自己听不见,总是从肺部扯出气力来,斩钉截铁地命令自己:“挑水去!”“洗衣裳去!”“雷打痴了,伙计,动呀,看西南边有没有火情!”“不要再喝了,就这一杯,喝死了没人收尸!”

我下去挑水。

水在离瞭望塔约两百多米的地方,在一个陡岩下,一个小小的沁水窝;那是从岩缝里渗出的一滴一滴的水,因为水太少,没有多少潮湿的苔藓,又被箭竹和草丛湮埋了,以至于我在此多少年竟没有发现它。大约九年前,林区派了几个人来,发誓要为我找到水,他们拉网似的从塔周散开去,一遍一遍地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足足让我一个人开销的水源。于是在下面挖了个坑贮水,一天可以挑一担至两担,虽然挑回的水充满了草叶和泥巴,需要过滤沉淀,但这总比到两三公里远的板壁岩和巨锯岩去挑水强多了。而在更远的时候,我吃水都是山下用拖拉机拉来的,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拉几油桶来。水太金贵,那时候,我不到下雨是不洗澡和洗衣的;下雨了,便将大盆小盆拿出来接。冬天呢,冬天就化雪水,将油桶放到火盆边,装上雪让它慢慢融化。雪也不干净,这高山顶上的雪,有许多杂质,是天空带来的,越过秦岭的北方冷空气挟带着细密的沙尘,一直漫卷到这里。

我挑了一担水,喘了口气,就打开楼下的发电机房发电,再回塔里打开电台。我有三个电台,一个是801接收电台,一个是转讯的,另一个是用电池的老式小功率单边带短波电台,无锡无线电厂生产的老古董。过去我就用这个老古董,现在,当没有汽油和机器坏了,我依然用一下。如今我用的电台当然是很高级的洋玩意儿了,接收机与林区防火办联系,一个转讯机是与山上的巡护员们联系的——他们上山清山清套(套野兽的钢丝)都带有对讲机。我打开接收机,就听见了陶大沟俏皮的声音:

“老哥,还活着哪。”

“那当然,”我说,“大狗子,什么时候上山来喝一杯?”我叫他大狗子。

“算了吧,老哥,只要你没火情,比喝金六福还高兴。”

“没有,今日早上没有。”

“不过这个季节一定要小心呀,几天内还没有雨,风把人的眼窝都刮干了。”后来他突然说,“差一点忘了大事,老哥,晓得什么大事吧?”

“什么大事?”

“你猜吧。”

“是不是给我找接手的人……”

“对了,你要下山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昨天到局长办公室去,听局长在同一个小子谈话,谈的正是上山的事。”

“是哪个?”

“关门河保护站的小赖,你知道吗?”

“小赖我当然知道,小赖有小孩了。”

“他们准备全家上山。我看那架势就是这样。老哥,你解放了。”

“好啊好啊,人是要解放了,也老蛋毬了。”

“你不老蛋毬,你跟儿子争媳妇啊?!”

我的心里很高兴,我就要下山啦?我终于下山了,我今年五十八了。我想提前一两年下山,看来有希望啦。我之所以想提前退休,是因为我害有严重的风湿病,眼前有严重的幻觉,脑袋和脸皮因几十年紫外线强光的照射乌黢麻黑,麻木。屈指一算,我待在山顶已经有二十六年了,我的女儿死在了山上,我不能再死在山上,我得下山,过几年有人气的日子。

我上了瞭望塔顶。白色的塔柱像蘑菇柄,又高又细,而塔顶的瞭望台就是蘑菇盖,八个斜下来的窗户就是瞭望孔。天上的云很厚重,有时候太阳会把它们顶开。顶得开,天就晴了;顶不开,天就是阴的,甚至会大雨瓢泼。这全凭太阳一时的兴趣。我总是这样看的。因为太阳尚在沉睡之中,在东边,靠兴山和木鱼的方向,层峦叠嶂的上边,天有一块是红中带青的,这表明太阳在出与非出之间。太阳是个有脾气的红脸膛大汉,而月亮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的谦谦淑女。但是浓云出现了,是从西南面的巴东和长江一带出现的,近处有下谷坪;正西的云是暧昧的青色,西边是四川和大九湖——就是那所谓的几万亩高山平原,其实是一块大洼地,一个大冰斗。西北边呢,是陕西和房县,近处自然是美丽的板壁岩和巨锯岩了。而顺着猴子石走去,靠竹山县,那儿有一片真正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那才是最具有神农架特色的地方,现在,那儿有一个山西来的大胡子老张正在寻找野人,长期露天居住,他跟我一样啦,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啦。正北是阴峪河、百步梯、板仓,更远也是陕西。现在,就回到东北方向来了,从这儿有小路下山,如果没有车,我情愿走这条小路,穿过闷头沟,到达小龙潭,再到鸦子口。可是闷头沟让人无缘无故地闷头也是一桩难解的事。那儿有浓密的药用植物,灌木丛生,乱石水沟从里间穿流而过,植物的气息和苔藓的气息、腐殖质的气息,让人曈昽难醒,脑壳发涨,甚至会出现被怪兽吞噬的幻觉。

这是神农顶,华中最高峰,瞭望塔的所在地。其实,在正西方还有一座比这儿高出十几米的无名峰,因没有人去,它就只能叫无名峰了。在这四周,有许多超过三千米的山峰,韭菜垭啦,老君山啦,金猴岭啦,巴东垭啦,杉木尖啦。还有稍矮一些的大窝坑、白水漂、猴子石、天葱岭、药棚垭、踏子垭、凉风垭。在它们的底部,响岩河、阴峪河、双沟、落羊河正日夜不息地奔流着,在属于它们的峡谷里狮吼一片。而在山上,当然声息未闻。这山顶太沉寂太荒凉啦,可我就要走了。我的脚下,风起过,四围的箭竹发出干涩零乱的喧嚣,一阵一阵。不知为什么,它们在近几年几乎全死亡了,而新的芽子,正缓慢地、稀稀落落地从死根上萌发出来。冷杉在风中受到了鼓舞,它们总是很容易亢奋和愤怒,在塔的背后,一片巴山冷杉林总是操蛋的先锋。它们装鬼,哭号,它们站得笔直,它们枝桠纷陈,阴森恐怖,它们爱闹事,在半夜里会把你呼醒,然后鬼哭狼嚎,有时候,它们日夜不停地大喊大叫,像一群疯子。我说停下吧,停下吧,难道你们就不累吗,这些鬼树!可它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有时候烦了,睡不着,早晨睁开通红的眼睛,我也会爬上塔顶去,与它们对嚎;我大叫,我用双手拢成号筒,“嗷——”我这样叫着,看谁的声音大吧,看谁更恐怖吧。我这样叫习惯了,有时候,我对着夕阳会叫上半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叫得喉咙哑啦,气全泄啦,满山遍岭都回荡着我的叫声。声音打回来,还是单调的,有时候,我听见我的叫声回来了,忽忽悠悠地回来了,无比地阴森恐怖,仿佛一头囚禁的野兽。我问我:“宝良,你这是怎么啦?”可是后来,我控制不住了,我必须大叫一阵,心里才会舒服些。

风大了,云也浓了,乌云如跑马,重重的山岭突然动了起来,云气呼噜呼噜地往上冒,好像四山着火了一样,在乒乒乓乓地燃烧。可那是错觉,没有烟雾。那只是下雨的前兆。真正的火警可不是这样的。比如云和火烟,都冒白烟的话,云是散漫的,看起来像烟雾,而真正的烟雾是往上冲的,你只要发现往上冲的云,那就是起火了,你就得赶快打开电台报告,那是十拿九稳的。

每天,我要与山下的防火办联系两次,到了秋季的高火险期,可以增加到四次。这是我唯一与外界、与人说话的时候。其余的时间,我就只好沉默或自言自语了。

雨下了起来,同时响起了雷声。在这样入秋的季节,雷声并不稀奇。雷越来越大,雨越来越猛,群山奔涌,天地昏暗,我看到雨打在山坡上,树林里。雾气一团一团地自西向东飘浮,我对眼际这山顶的一切突然感到新鲜起来,因为,我要走了,我的眼光变得忽然好奇了。我就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吗?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我往塔下走去,我不能扶墙,只好径直噔噔地顺着这螺旋楼梯往下走。一到雷雨天气,这墙一摸就双手发麻,整个塔壁都带电。

早上我吃的是懒豆腐,是昨天磨的。我就想,磨子不需要钻了,我得把那把錾子还回去。可是雨下了起来,我如何能把錾子还到阴峪河鲁磨匠儿子鲁娃子的手中呢?我非常急切地想把錾子还过去,我想告诉他们,我要下山啦。我要跟他们告别,我要把山上不能带走的东西给他们。可眼下我想归还那把錾子才是要紧的事,我已经占用人家的这工具太久了。我不停地磨呀磨呀,凿呀凿呀,我想我是不是太霸道了。我就说:“鲁磨匠,我给你把錾子还过去了,我早该还了。”鲁磨匠死在我堆杂物和烤火的那个房里。那一年春节,我没有办法,我想回兴山的老家一趟,我记得那一年是我在山上整整过了五个春节之后,而那一年我与我的老婆吵得不可开交,我想趁春节回去弥合一下感情,就请了阴峪河给我钻过磨子的鲁磨匠代班,替我守几天塔,反正冬天雪壅得厚,火险很低,不需要开电台与山下联系。我把塔门的钥匙交给了鲁磨匠,还把我儿子提上山的两刀腊肉给了他。当然了,磨懒豆腐的一袋子黄豆也放在那儿。他从家里还带来了不少的洋芋、白菜,又有一大壶的蜂蜜党参酒。鲁磨匠的这个年在塔里没有说的啦。可是我二十天后回来喊门门不开,我只好撬开了门,看到鲁磨匠在烤火的杂物房坐着,手上还端着一杯酒,他早死啦。他不知道这样用水泥建造的砖房是跟他们那四壁透风的土坯房不同的,在这样的房里烤火,把窗户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那是肯定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的。恰恰这一点我忘了交代他。

鲁磨匠死了,我没有了钻磨子的人,我还得磨我的懒豆腐,我就借来了他生前用过的錾子,自己学着钻,嘿,竟然钻会了。

雨下得太大,我不能走这样的山路到阴峪河去。在我出门去塔底下抱柴时,我看见鲁磨匠出来送我。我就说:

“我不是给你送錾子去的。你放心,我不会拿走你这把錾子的。”

天色无比地晦暗,雨水挟带来一阵一阵的寒流。烟霭如墨,山影如魅。我想我得吃一只腊蹄子,庆贺庆贺我即将下山。我拿起了柴刀,鲁磨匠的影子就散去了。我得给他祭一杯酒,我在想。我刚才看到的影子就是那红扑扑的脸膛,抹着胡髭上的酒沫星子的样子。我并不害怕他,他满面红光,火气很高,这样的死鬼是无须害怕的,这样的死鬼不害人。他喝了酒就会说阴峪河的事,说这家,那家,那家,这家的事。说打猎、守庄稼的事。他还喜欢说巴东、兴山、四川那边的事,因为他背着大大小小的錾子和锤子到那些地方去钻过石磨,他什么都知道,然后我就说:“鲁老弟,来,再抽一杯。”他就抽了,喝得吱吱响,喝得那个响法,就像酒是玉皇大帝赐的甘露,他喝酒才真是喝得有滋有味哪。跟他喝酒,二两的量可以喝出半斤来,我爱跟他喝酒。那时候,跟他混熟了,他常请我去阴峪河给他的庄稼地看野兽的脚印,守庄稼。我当然得去,有酒喝,而且我的确在行。看野兽的脚印预测它们哪天还会再来,哪天不会来了,不会糟蹋庄稼了。这可是我的一点特别技能,没有谁不服的。跟你说了吧,如果一头野兽在一块田里吃庄稼了,它按原迹返回,这天晚上它肯定会再来,今晚不来明晚肯定来,这两天你得好好地守了;如果它吃了庄稼,再笔直走出田,它就不会再来了,你就不必守了;如果它的脚印跟来时的脚印呈45°角离开,三天后它一定会来,这两天你就不必守了,如果是呈90°角离开,四至六天,最多六天它一定会来。所有的野兽都是这个规律,大致如此。野猪、熊、豪猪、猪獾、麂子、獐子,可能有区别,区别不大,我这里主要说的是野猪和老熊,嘿,它们可厉害了。说到我这点技巧,是多年摸索出来的。我在山上,还包括年轻时打猎,我这人就爱琢磨,喜欢安静。看兽迹我过去主要是为了打猎,所以,我最先琢磨的就是:这兽是啥兽呀,多重呀?是小的是老的呀?是活泼的是快死毬的呀。后来,我能一目了然了——这可真神。健康的兽,脚印踩下去,正中间有一个坑,有坑表明此兽足下有一坨肉,证明兽很健康;无坑印,表明此兽正在衰老或正在生病。寿岁呢,看指甲印,指甲一个长,一个短,不健康;一个弯一个直,也不健康;两个起翘的,证明此兽快死了。足印起包不起坑,也快死了。看寿岁,还可以看足距,后蹄子(爪子)踩到前蹄窝里,有一半寿岁;后蹄踩不到前蹄窝,此兽大限到头了,你追此兽,一定能成。

在阴峪河,我看兽迹,那可是这家请那家接的。一年辛辛苦苦的庄稼可不能一下子给野兽糟蹋了。于是这个“宝良哥”,那个“宝良叔”,拉我去喝酒,膀子都拉脱。老的少的,见了我,满目含笑。不过这也只有在秋季,一年只那么一回,其余的时间里,我就一个人待在瞭望塔里,在这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的高山上,看着四周的群山,看着森林里的火情,日复一日。

我取下了一只像石头一样的腊蹄子,在炭火上烧了毛,烧了因潮湿和久放而长出的绿斑,用砍刀剁。剁一只蹄子难,煮一只蹄子也难,在这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我想,反正有的是时间,我放好了作料:野花椒、芫藿,还有紫苏叶子、辣椒,我再刮洋芋。这一袋洋芋是鲁磨匠的儿子鲁娃子背来的,我给了他两包烟,他推说不要,后来还是收了。我总是吃他们的,我的心里总过意不去。过去,我们是仇人,鲁娃子是准备砍掉我的脑袋的,因为他父亲给我代班熏死在这里了。有几次,他拿着刀,咬着牙齿,守在我的门口,有时候,会一坐一夜,山上的寒露都没把他冻死——那时候,他才十一二岁。他当然杀不死我,但是他的恒心和恨心让我心惊肉跳。这小子,后来,他就给我送洋芋了,送瓜果了,喊我“宝良伯”了。这是以后的事。他说:“宝良伯,我给你拿了点蜂蜜。”“宝良伯,这是刚放的酒。”我一闻,香啊,苞谷酒。我就把鲁娃子让到塔里,给他做吃的,然后,我就托人下山给他买棉袜子,买解放鞋。山上的山蚂蝗太多,穿上棉袜子挡蚂蟥。那一阵,虽然他要杀我,我背着枪还是去了他家,帮他家看庄稼。看庄稼是男人们的事,他爹死了,他还小,我就拿起枪给他们照看,帮他们观察蹄印。我还给他家收庄稼,刨地,出粪。我亏欠他家的。慢慢地,他就对我解开了眉头,拿刀子的手也垂下了。

我在咕噜咕噜的肉香中等待着开锅。我斟好了酒。外面的雨还在稀稀落落地下,风把树上的雨簌簌吹下来,死去的箭竹林发出荒凉的、过早到来的冷噤声,飒飒作响。山上现出了秋意,草甸上的凤毛菊算是开了,到处黄艳艳的一片,而紫羊茅、青茅和藁本快枯黄了,柴胡、火绒草藏在它们中间,依然有一些绿意。在东北坡往闷头沟下去的方向,一丛丛的山楂和峨眉金银子正在雨中兀自红着,大红泡在灌木林的深处也暗暗地红着,看上去像洒了一地的血,好似野兽们在那里搏斗过。昨天晚上,有几只九节狸就在那儿呜呜地打斗,它们大约是争食几个游人丢弃在那儿的食品。总之,秋天来了,而风将更加劲厉,山冈将更加荒凉和冷清。雪虽然不会马上就下——现在的雪向后推迟了,推迟足足一个月。而当年我来到山上的时候,在二十多年前,这山上总是在九月十七号至二十号下当年的第一场雪。我已经摸出了它的规律,大约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具体是在一九八六年,第一场雪就推迟到十月了,如今,初雪的日期总是在十月上中旬,而且雪也没有那时候大了。

我开始喝酒的时候雨已经住了,西边开了天,云彩在山谷间浮游,已如强弩之末。我给鲁磨匠敬了一杯,把酒洒在火盆的旁边。我用手指卡着玻璃杯子,我想喝上大半杯也就可以了,可是后来我又倒了半杯。我的牙齿还好,能扯得动蹄筋,我的舌头对那熏出陈年老烟味的腊蹄十分偏爱,加上酒的滋润,我就想说点什么,我说:“噢,我要下山了。”我看了看空空荡荡的塔内,一盆火,两张人造革的露出填充物的破沙发,一个茶几,四把柳木椅子。我一个人喝着酒,西天里的红霞正从窗户外反射进来,它们依然离我很远,给我的感觉是,它们在别人的村里热闹着,不管多大的夕阳,不管多大的朝晖晚霞,离我都是远的,我寻思是因这圆圆的塔内太空阔了,而我显得多么渺小,简直像一只蚂蚁。有时候,我甚至忽略了我自己。整个塔内就是风、夕阳、陌生的云雾和空气,它们直往窗户里灌;而在更高的塔顶,在那个蘑菇似的平台上,我就像站在一只怪兽的脑壳里,它有八只眼睛,空洞洞的眼睛,没有眼珠子,它是个死的,是个空壳,它站在这么高的位置,像巨兽的遗骸,被山风和冷雾掏空了,和巴山冷杉,和华山松、山柳、刺柏与花楸站在一起,站在时间之外,在这里,像一座远古的废墟那么挺立着,而我呢,我当然只能是一个幽魂,一个自以为活着的、快乐的、能喝酒和行走的古堡幽灵。

我喝多了,我啃了一地的猪蹄子,我吐着酒气,我又喝茶。我摸索着到塔底去开发电机,我要与陶大沟“大狗子”联系:无事,下雨哪来的火警呀。

通往大九湖和坪阡的路隐隐约约地印在白水漂那儿。我的腊蹄子就是坪阡的人送来的。八百瓦的小发电机在塔底响着,就让它响去吧,在这日近黄昏的时候。我倒在床上,酒让大脑有些迷糊。我望着屋顶,我在想,我回老家与儿子媳妇住一起去吗?我当然要回老家去安度晚年。我还有一点积蓄,我的工资也不错,五百多块钱,他们不会不欢迎的。可是,我碰见了田菊英呢?田菊英也跑来给儿子带孙娃儿,跑来玩呢?那我就回单位,找领导要一间平房也可以的,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我是正式职工,我当然得要一间栖身的屋子。我不愿见到田菊英,我的过去的老婆。我为什么不愿见到她?因为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唉,过去的事情。

我是三十二岁上山的。那时候,我在伐木队伐木,林场的领导对我说:“苏宝良,你愿意上山去守瞭望塔吗?你反正一个人,你这人又爱安静。”我说,那就去看看吧。我实在不愿伐木了,一声“顺山倒”,又不知哪一个兄弟被树砸死。我的一个很好的兄弟,在伐场清山时,一根缠着搭挂树的粗大猕猴桃藤把他给弹石子一样弹上了半空,落地时撞到了岩石上,一声不吭地就死了。就在第二天,我答应来山上。我记得那是一个雪天,我和两个送我上山的人背着行李。我们从鸦子口经过大、小龙潭,又翻过金猴岭和巴东垭,到达瞭望塔,山上的雪足有一米厚,十八公里的路程,从早上走到天黑。送我的人说,这还不算最大的雪,最大的雪有两三米深,人一下去就爬不出来了。我进了塔,一切似乎给我备好了,还有千把斤木炭,我说行吧,我就留下来吧。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可是这事我左右没给场里说,我就是这么个人。来年五月开春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老婆田菊英接来了。五月的雪还没有化完,山上的冬天足有二百五十天。我的老婆来后半夜不敢出去,把我那洗脸的脸盆拉了满满一盆子尿——那都是吓的!我就说,这像什么话,你要是住不惯,你就滚蛋。她果真就滚了,一个人哭哭啼啼地下了山。她是个刚烈的女人,自以为是,从来不屈服的。也就是从那之后,我们的感情就基本完了。

我上山以后的某一天,风雪弥漫,从巴东垭方向走过来一个人,在雪地里跋涉。他背着两扇磨子,胸前背后各挂着一个。我老远就给他打招呼,我说:“咳,过来歇歇脚。”他就从丁字路口往我的塔里来了。他说他姓鲁,在下谷坪帮人打了磨子的,是个磨匠。他跟我的年龄相仿,人也整个像一副石磨,两只眼睛青乌乌的发硬,就是一双豹子眼;十个指头粗短,右手捏着一把黄桶锤。我说:“你把这副磨子卖给我吧。”他说:“这磨子我跟别人钻坏了,我准备背回去自己用的。”我说:“何必呢,我给钱你。”我给了他一块五角钱,买下了这副青紫石的磨子。他说:“嘿,嘿!”他拿着钱,说:“以后我背洋芋给你吃。”他是阴峪河的人。我推了不多久,磨齿就磨平了,有一次他上山来,我就问:“鲁老弟,没带錾子来么?”他说:“你的磨子要钻了?你一个人怎么这么费磨子呀?”我就说:“是你的石质不好。”他就火了:“也就一块五角钱,我才不愿背这个冤枉呢,我把钱还你!”山里人的脾气真是大,说话不会拐弯儿,就像遍山的石头说话一样,我就给他敬烟。他看了我的石磨,又看了我煮的一大锅懒豆腐,明白了,说:“难怪的,你未必一天到晚在推黄豆?”我就说:“一个人呆在塔里啥鸡巴事,不推黄豆干什么去?”我不停地磨黄豆,我的豆腐磨得特别细,一锅煮的豆粉儿,竟没一点豆渣,一把黄豆在我的手上,可以磨半天。就是这么,我不停地磨呀,磨呀,来打发时光。

不磨又能干什么事呢?我这人劳碌惯了,一个人坐在塔里,当时又没有什么电台跟下面联系,要是有事,要是发现火情,我就得跑步到十八公里外的山下鸦子口去打电话。我一个人呆坐着,我当然可以去巡山,也就是白水漂到闷头沟隘口的这一段距离。山上的箭竹呀,草甸呀,每一棵正在活着的或死去的巴山冷杉呀,华山松呀,秦岭冷杉呀,还有槭树、花楸、山柳、刺柏和两株罕见的数十米见方的匍地柏,我都了如指掌了,熟悉它们就像熟悉我身上的癞疤。有一次,我在闷头沟那儿挖到了一棵人形的黄芪,我把它放在窗台上,让它陪伴我。这是棵公黄芪,裆里还有鸡鸡。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它从窗台上跳下来,摇摇晃晃地在塔里走动,向我笑着,给我点烟,倒茶,还翻跟头逗我乐。后来它就变成了我的儿子兵兵。我就说:“兵兵,你干什么呀,你可不要玩火。”我看见他给我点烟的时候拈着一块炭火,把火星吹得满山飞舞,真玄。这自然是做梦。可是醒来后,我就更喜欢上这黄芪了,怎么看,都像我的手臂白亮如藕节的儿子,活脱脱他的一张照片。

我三十岁才结婚,因为伐木队里男多女少,我这种口齿木讷、闷声闷气又成分不好的小镇人没有谁会喜欢。我的父亲最早的时候是县衙的录事,因为得罪了县长,字也写得不咋样,这录事就被开销回来了。后来,在小镇的基督教堂里跟一个叫郭约翰的法国牧师抄写经文。我们那个贫穷的、一泡尿可以屙到头的江边小镇上,竟有两座教堂,一座基督教的,一座天主教的。我的父亲趿着中国的桐油木屐,却穿着一床宽大的牧师袍子,就像裹着一床被单,胸前挂着郭约翰给他的十字架。我的父亲被称为假洋人。在我的童年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每天在基督像前祈祷,在身上画着十字,他不停地念道:主啊!你是窑匠,我是泥工,我愿受你雕塑,满有你的荣形。靠着生命与圣灵的能力热心行善,成就上主之旨,得众民的喜爱。阿门!他用我们小镇的方言念着那些佶屈聱牙的经文和祷词,真是不厌其烦。在那个长江边的山坡小镇,他面对长江,高声喊道: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其实解放前他曾掩护过地下党,兴山最大的赤色农会组织大刀会,就是在我父亲的教堂成立的,并作为交通点。解放以后他不知怎么被打成了右派,在我们小镇的制帽厂里学会了踩缝纫机缝草帽。“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他患了重病又要拉出去批斗,只好一头扎进了长江。在他留下的笔记本上,他最后的字迹是:主啊,我知道舍去并不意味着缺乏,牺牲并不代表消失。将会使更多的生命随之兴起。我愿效法那一粒默默承受舍去和牺牲之痛的麦子,将生存的希望与快乐留给他人。阿门!他还写道: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记得这句话,我永远记得。我在想这个基督为何有那么大的神力。父亲给我们说过的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基督怎样降世为人,基督是怎样全知全能,创造万有,基督是怎样复活和升天的,而且基督会再来。关于基督会再来的热望我慢慢地淡忘了,我在家里没有工作,勉强读到初中,因是右派子弟,也不能升高中,更不能安排工作。我的母亲拉扯我们,甚是辛苦,我只能做些小工,比如背棉花匣子啦,给收购门市部打包啦,给食品站下河赶猪啦。有一天,神农架林区在小镇招收伐木工,有饭吃,有工资,我就报名来了。我的老婆是我的街坊,一个长得没有多少特点的、瘦里瘦气、黑不溜秋的女人。过去没结婚前,我对她没有特殊印象,她的家用石头砌在一个乱石成堆的水沟旁,好像随时要垮掉的样子,一大窝姊妹,父母又邋遢又没有文化。镇上的人给我作介绍,说就是田茅匠的三丫头。我努力回忆起那个三丫头,才从记忆里扒出一个灰头土脸的姑娘来。我说,那就结吧。我大她八岁,我给她家拿去了盒装的点心,草纸包的水晶糕,还有一段花布,加上从神农架带回的一只腌了的麂子,两个麝香囊,乌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就成了家。他们都知道我是右派苏牧师老实巴交的儿子,在神农架砍伐木头,三十岁了还没找对象。每年春节回来的时候穿着工作服,脚蹬大棉靴,在伐木队拿工资,还算神气,虽然有点呆头呆脑,长相老扮。

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来信说老婆生了,我也没多少惊喜,我接到信,在冰天雪地的伐场里,我一个人坐在雪山上看了家里的信。信是老婆请人写的。让我给儿子起个名字,我就回了信,说就叫苏兵吧。就这样,叫了苏兵。我依然在伐木,早出晚归,睡在伐木队的统铺上,吃着没有油水的洋芋和鱼儿掺沙(苞谷加少许大米)。再后来,我的女儿又出生了,又是来信,要我取名,我回信说看着办吧。我想不出好的名字来,后来我回去,女儿都有了名字,叫燕子,学名苏燕。我也没问谁取的,就燕子吧。无所谓,我已经到山上守塔了,我一个人吃着懒豆腐,观察火情,筒着手在神农顶上走来走去,远在兴山的女儿叫什么,那关我何事呢?莫非我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不是这样。我一年回去一次,顶多两次。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我发现我那淘气的儿子竟在江边玩水,而我那连走路都不稳当的女儿也在江边扔石子。西陵峡的水是相当急的,我吓出一身冷汗,跳进江里拽上我的儿子就是一顿猛揍。我在想,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每天跟在儿女身边卫护他们才是。那一阵子,我成天提心吊胆,生怕他们又跑到江边玩水去了。可是,我无法天天如此,我又回到了遥远的神农顶上,在三千米的高峰上。我总是朝兴山的方向望着,一闭上眼就是西陵峡黄浆似的湍流与漩涡。然而,过几天我就淡忘了,遥不可及的事情,被眼前我的工作,我的瞭望与巡护,我的磨黄豆和每日三餐的烦事儿给冲淡了。就是这样,眼不见心不烦,我与他们,我的老婆和孩子没有了感情。牵挂吗?没有牵挂。说真的,没有。只有见到他们,我才记起我是一个父亲,或是一个丈夫。在生活的漫长暗示和默认里,我以为我原本就是一个人,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一片山间的无根云而已。

可是我的女儿上山来跟我作了几天伴,在这儿玩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是太爱她,爱他们,我的孩子们了。大约在八八年的夏天,有一天傍晚,两个去罗圈套和百步梯清山的护林员带着一个瘦筋筋的黑皮女孩来到了塔里,两只猴板栗似的褐色眼睛滴溜溜地乱转。我问他们:“你们带的是谁呀?”他们说:“这是你的女儿。”嘿,我已有两年多时间没回家了,我的女儿当时已经有七八岁,而我最后见到她时,她才五六岁。我哪认得呀,我认不得她了。我的女儿又不喊我爸爸,歪埋着头愤恨地、警惕地朝我望着,手上拿着一个脏兮兮的书包。我说:“你是燕子?”她也不做声,只是瞪着我。到第二天她才喊我一声“爸”,那是因为她饿了。她问我:“爸,那是什么花呀。”这闺女,她对花感兴趣。我就告诉她那是一种很毒的羊角七的花,另一种却是蹦芝麻,圆筒似的,小酒盅儿,麻黄色。我就爱摘这种植物叶子下到懒豆腐里吃。我还告诉她碎米荠花啦,舞鹤草花啦。我就带她去山上挖野菜,什么地白菜、藁本叶、山马齿苋,都好吃。特别这高山上的天葱天蒜,往往一坡一坡都是的,我们到了天葱岭,空气里全是浓郁的野葱野蒜气味,且长得特别茁壮茂盛,好像是神仙撒了一把种子似的,这么高的山,荒凉无人,那不是神仙种下的葱蒜又怎么可以理喻呢?山上的一切对我那个在长江边出生的闺女来说,都是新鲜的:从山褶里飞漱而下的轰隆的泉水,整天在树上窜来窜去的、摘食云雾草和嫩树叶的可爱的金丝猴、松鸡、松鸦、灰椋鸟、苦恶鸟、歌鸫、雉鸡、毛锦鸡,以及偶尔可以见到的麂子、九节狸、豪猪、野猪甚至老熊,到处的鲜花,激浪翻滚的云海,她都喜欢。我们摘了满满一筐的野菜就回去磨豆子。我推,燕子喂。这妮子鬼得很,她先是一把一把地喂,我就说,你能不能少喂几颗呀?她就少了,她一颗一颗地喂。那推什么呀,全推磨齿,磨齿磨平了,豆浆里还全是砂。我说,你能不能三颗四颗那么喂呢?她就数半天,数三颗四颗。我说,大致就行了。她说,你要我三颗四颗嘛。她说,爸,你来喂,我推。她硬要推,推又推不动,磨子也推翻了,黄豆、豆浆全洒到地上。我吼了她几句,她竟不吃饭了,就睡在沙发上,也不进房去睡。山上的夜晚虽是夏天,那可是要盖大被子的,还要生火。我怕她着凉了,我抱她进去,她不去,死犟。我说:“那你到塔顶去。”她就去了,嘿,这妮子,那可真是犟木头打出来的。塔顶上没有灯,到了半夜,我怕她着凉,就学鬼物叫。她终于受不了啦,连滚带爬下了楼梯,冲进了房里钻进被子。我说:“你只有这大个胆子啊。”我嘿嘿地笑,她就哭。第二天,她还是不理我,要她吃饭,不吃。我说:“不吃就滚下山去,回到你妈那儿去。”嘿,又一个田菊英!她这小小的年纪,拿上她的书包,就顺山路走了,我一直追到巴东垭才把她追到,把她抓住了拽回来。我说:“山上全是老虎,你走到哪儿呀?”小女孩嘛,一吓,就把她吓住了。可这孩子的气大,像一个汽轮机。只在山上几天,她就得掉一层皮,山上的紫外线太强。她揭去了一层皮,过几天,又揭去了一层皮,嗬,那个油黑脸不见了,蜕了两层皮,细皮嫩肉了,脸红扑扑的。我说:“好哇,燕子,换了一层皮,就不再像你妈了。”“我要像她,又怎么样,不要你管!”她护着她的妈。她说:衣裳是你给我们缝的啊?扣子是你给我们钉的啊?米是你给我们打的啊?早上去学校是你给我们热饭吃啊?她这么说,我就没话了。我问她,是哪个指使你来的?是不是田菊英说的,要你死到你的神农架爹的山上去。燕子说不是的,是她自己要来的。她问她的妈,说,别人都有爸,咱为何没有爸呀?你看,两年不回去,连我的女儿都把我忘了。她这一说,她妈就说,你爸不是在神农架吗。这样一说,她就硬要到神农架来,要收拾书包去山上看她爸,看我。这样,她妈就给了她车钱,让她一个人到神农架找我来了。先是到我的局里,后来就让巡山员把她给带上来了。她说这个经过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女儿,泪差一点掉下来了。这么小一点年纪,还想着她爸,上山找我,还没被人拐走。人都说女儿恋爸,儿子恋妈,这真是没错的。

暑假结束后我把她送回了兴山的家去。我那滚得像泥猴的儿子正拿着手罾在江边捞虾子。就像小时候的我一样,一模一样。可是,我不能回来,不能带着我的儿子去捞虾子,然后,父子踩着慵懒的夕阳走回家去。那一次,我才真正感到了对孩子们的亏欠,感到为人之父其实应该有一种责任。并且,我还知道了,在两代人中间,真的有一种感情,有一种无私的、发自心底的感情。我在内心里说,我爱你们。可是我无法爱这个家。家对我太陌生啦,家使我觉得像住在别人家里一样,根本没有神农顶那个古堡似的石塔自在。我想,我是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我是不是像个老和尚了?我的老婆数落我,要我一定调回来,我说我找谁去呀?我这样的一个守山人,又没有亲戚当国家干部,又没有门路。她要我去找那个小镇书记,我又不认识那个人。我害怕与人打交道。我的老婆也是个临时工,找那个不相识的书记办调动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没有谱的事我可是从来不做的,连试都不试。但有时忽想,我是得调回来才好,我那两个孩子不能没有我。就凭着这一点想法,我与田菊英就去了,好歹把她喂的两只鸡捉去了。那个书记说,你调回来做什么呀。我说在码头上扛包都可以,扫街都行。书记说你在神农架还有工资发,我们这镇上好多单位都垮毬了,连吃饭的钱都发不出。人家一口回绝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就说,菊英,我们回啦。我们出了门,那个瞟花眼书记瞟着两只鸡说:你们把鸡提走。我就把鸡提回来了。我那老婆想拦我也没拦住,说,人家一句话,你就真提上了。书记不晓得吃了别人多少鸡,那是个顺口话。我说,我哪知道呀,我以为他很清廉呢。她骂我是个苕,几十岁了还没开窍。我说什么呢?第二天我只好回到了神农架。我这么舒服地住在山上还拿工资,我凭什么要在那个瞟花眼书记面前低三下四求爹爹告奶奶地请求调动?而且,我跟我那老婆没有一点感情,我真回去了,与她住在一个屋檐下,天天睡一张床,我如何能受得了!我还记得我老婆骂我是个苕、几十岁了还没开窍的话。我想,算了吧,我还是离婚吧,她带一个我带一个;我带燕子。就这样,我跟她提出了离婚。春节时我回去,我是想带点儿什么回去的。大雪封山后的一天晚上,一只几十斤重的麂子因为饥饿和寒冷躲到了我塔底的柴堆里。那时我还有一只老猎枪。我见到了麂子,我就本能地拿起了枪。我要射杀它,那可是太容易了,在伐木队时我打过猎,特别是晚上射鸟,手电筒照到了,一枪一个准。可现在,当我一个人在这大雪封山的瞭望塔里,和一只饿得浑身发抖的美丽的麂子对视,四野无人,也许只有我们两个活物在此了,我失去了射杀的勇气。我端着枪还在想,我春节提几只麂胯回去,给镇上的书记两只胯子煮汤,谁不知道麂子汤是天下最鲜的汤呢,然而我不知为什么垂下了端枪的手。我已经与这山上的一切有了一种依恋之情,就像山下的单位一样,一个人要和领导同事搞好关系,我一个人在山上,谁是我的领导?天空。谁是我的同事?群山、树木、草甸、鸟和野兽,以及无边无际的云海,它们是我的同事。我感到了那隐隐之中它们的灵性,它们的知觉,我可不要跟它们搞僵了,我要与它们相处,不能剑拔弩张,拔刀相向。我要在这山上平静,也得让这儿的一切平静。哪一个发了毛,都会发毛,你若害死了它们中的一个,其它的都会来暗害你,它们的魂,都会涌向瞭望塔,而我将多么孤立无助。就是这样,上山后我没再杀死一只野兽,它们是我的邻居。到以后禁了山,我就更没有射杀的欲望了。只是偶尔一次,在帮鲁磨匠守庄稼时,我打死过一头野猪,那是害兽,它要将我守庄稼的棚子拱倒,我才动了枪,那头猪,也作为我对鲁磨匠留下的孤儿寡母的一种补偿。就这么一次,我还做了不少的噩梦。

我回到兴山,过年空手而回,只带了一斤我自己采的蘑菇,还有我的女儿喜欢吃的一大捆天葱。可我的老婆埋怨我带回的钱不够,过年买肉,鱼,开年后两个孩子的学费,都要开销。我有什么办法,我就那么一点工资,我在山上除了抽那么点烟外,又不嫖,又不赌,莫非让我连一条裤子都不穿么?而我的老婆说,她跟着我几年都没有一套新衣裳了,两个孩子就是无爹的娃儿,穿得比叫花子都不如。我说:“我又吃了什么,又穿了什么?我的头发还是自己对着镜子胡绞的呢……那就离婚吧,你再去找个男人享福去吧。”“离婚是不可能的。”她说。我就买了一条红梅烟,在正月初五去了镇人民法庭庭长家。庭长要我把烟拿走,他给我敬的是长“健”烟,他说我只吃外烟。他说,宝良哥,别想那个美事了。我判你们离婚,镇上的街坊不骂我丧尽天良。看一看你老婆娃儿在家过的是啥日子吧。你老婆在家给你拉扯两个孩子,你照了一点闲?她又没什么坏名声,没偷人养汉,你凭什么要把她蹬了?你这个案件我受都不会受理,受理了,一街的人骂我,还以为你给了我多少好处。我走上街就拆了那条烟来抽,我可没抽过那么好的烟。我抽着红梅烟,口里全是苦的。我怎么办呢?哪是我的家呢?我还是回山上去吧。

我永远记得那个正月初六的雪天。我坐车到了木鱼坪,还是一辆个体户的破中巴车,他们才有那个胆量在大雪天开。到了木鱼坪,没有车了,要翻过皇界垭到鸦子口,这段路十公里,然后还有十八公里到神农顶。雪足有一米厚,且又全是上坡,我背着个破旧的大牛仔包,在公路上跋涉,好不容易走到鹞鹰岩道班,一个值班的职工邀我进去坐了坐,烤了衣裳,并给我吃了一碗饭。他听说我要赶回神农顶去值班,便出来送我,为我背牛仔包。当时天已经黑了,北风呜呜地响,气温很低,公路上没有脚印和车辙印,雪越来越深。那人在前面走,他让我踩着他的脚窝。一直上了皇界垭,他已经送了我四五里地了,我要他转去,他却表示一定要把我送到鸦子口,但是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又下起了一阵雪子儿。我对他说,你不回去我就不走了。他只好回转,把包给了我,要我一定注意脚下,慢慢走,不要走到悬崖边去了。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是那么的温暖,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我才想起我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可是风雪吞没了他。我背上包,向皇界垭的南坡走去。我还后悔我没把竹雪橇带着,下山时放在了鸦子口。那竹雪橇太长,有一米多长,是我自制的,把箭竹砍来,用铁丝烧红了穿上,穿五六根即可,然后再配两个竹抓子,在神农顶的雪山上健步如飞。那一刻虽没有竹雪橇,我下山依然还很有劲儿。那个陌生的养路工给了我一股力量;我在神农架碰到了太多的好人,神农架给了我一种亲切感,在风雪弥漫的寒冬也不会有心寒的感觉,不一会就会补充一些暖意,看到的到处是和蔼的眼睛,连树木和天空的投注都是,我爱这儿,我不想到别处去,到哪儿都不如这儿自在,到哪儿我都做不好了。我还是只能做这种活儿,望望天空,守守山林,谛听它们的动静,分清云彩和烟火的区别,迅速地报告,或者自己把它扑灭。

(中篇节选)

选自《钟山》2002年第2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