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应邀参加新版电视剧 《红楼梦》的筹备座谈会，把2010年的那个版本又看了一遍。这一看，又看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们知道，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礼法森严的大家族，即便骄纵如贾宝玉，按老祖宗的说法， “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这种隐然存在的礼数，在此版电视剧中的许多场合被改编了。比如，元春让众姐妹入住大观园，贾政有他自己的理解，吩咐说是把宝玉监管起来。但新版电视剧加了一段王夫人当着孩子的面反驳贾政的话，说，娘娘让宝玉是入园读书，老爷如何说这是监管呢？这在今天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反驳，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还有，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打秋风，王熙凤让人安排她吃饭。她去旁屋内吃了，又过来回话。但是，在此版电视剧中，变成王熙凤直接来到她饭桌前，跟她对话，还有板儿在桌边打饱嗝作陪衬，虽然画面具有戏剧性，但同样是非礼的。类似的非礼之举，在此版电视剧中还有很多。

也许，以今人的眼光看，那些长幼之序、主奴之分的礼数，不可能再如传统社会那样，在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在今天也难以得到贯彻。所以，在演绎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故事时，尽管主创人员在许多场合都声称他们忠实了原著，但是，现代社会张扬自我个性的意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反思自我、客观看待历史的能力。其结果，只是把当下生活的局部经验代替了历史的整体经验，把历史加以同质化、简单化的理解，让人看不到一个差异化世界的存在，达到的只是 “无礼而取闹”的戏说效果。

说了那么多，其实并不是想谈电视剧，而是想谈对礼仪问题的重新认识。把传统社会的礼仪文化凸显出来，其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强化我们对一个差异化的历史经验的认识，它具有对人的当下行为起借鉴、指导作用的普适意义，这有待于我们从这种差异化的经验中剥离出来。

儒家经典 《礼记》中有一个相当著名的 “曾子易箦”故事，说的是贤者曾子弥留之际，睡在他不该睡的贵族专用席子上，经奴仆提醒，他让家人和学生把席子换走，也就在换席那一刻，他去世了。 《礼记》记录此事的用意，当然是赞扬曾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有对礼仪其实也是儒家宣扬的等级制度的不苟且。

不过，有学者提出了异想天开的解释，认为曾子不是病死的，而是羞愧死的。他破坏礼仪，睡了不合他身份的席子，开始时还装聋作哑，只是在奴仆的提醒下，不得已更换席子，因失礼之举被下人点破，终于羞愧而死。这位学者很想讽刺儒家礼仪的虚伪，但这样的解释，似乎不符合历史语境，也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我当然不是一概反对新解。但是用 “玄思妙想”的揣摩来吸引大众眼球，有关传统文化的类似新解，今天并不鲜见。什么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搞了婚外恋，没脸见自己的妻子；什么屈原心理有缺陷，因过于自恋而最终自杀；什么愚公移山中的愚公到90高龄才想到去挖山是在向老天行苦肉计，挖了几筐土，就让老天不忍心了，叫神来把山背走；什么《红楼梦》的秦可卿本是皇太子的私生女，与她公公贾珍有真正的爱情，等等。这些观点的特征，都是在割裂文本和所处社会历史的语境，以曲解经典来张扬所谓的学术创新，而本质上，其实都是在迎合一种被商业操控的大众文化。

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使是按照传统的理解，像 《礼记》这样的经典对我们大众生活已过于遥远，而奴仆所恪守的礼仪及其对曾子发生的影响，恰恰是在自觉捍卫一种不平等的礼俗。尽管在当时，对支撑社会秩序、维护稳定起过积极作用，但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种恪守和捍卫，似乎迂腐可笑。我们是否还有读它或者接受它的必要？或者说，对于类似的内容，这样的一种礼仪制度，我们是否应该用现代人的行为方式来改造它、同化它？

仍以 《红楼梦》中的礼仪文化为例，看一下贾探春的精神世界。

从人情上说，她与生母赵姨娘自觉保持疏远的关系，也不愿意照顾赵姨娘的兄弟，似乎做到了大义灭亲。因为她牢记着自己的主子身份，在抄检大观园时，当王善保家的假装去搜她身时，被她打了狠狠的一巴掌，理由就是要以主子的身份来教训不知高低的奴才。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一巴掌打得大快人心，但须知，探春的理直气壮，也是以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为有力支撑的。这种等级制度，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而探春自觉维护它，铁面无私地支撑着它，其对于维护大家族的稳定，有一定合理性。虽然从现代人的常情与公正看，又觉得她做得过分，更不用说缺乏起码的平等意识。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我们不会忘记，她对于自己的丫鬟，有着绝对的保护意识，决不允许抄检者搜查她丫鬟的东西。这也是礼仪文化的题中之义。虽然她用的是另一种说法：

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礼仪文化，既有违背人情、强调等级观念的地方，但也正是礼仪，给了这一等级体系中互相支撑的力量，人与人彼此间似乎成了统一的生命体，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来互相保护。在它支撑起那样一个大家族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人与人互助式关系以及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传递到了当下社会，关于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有过深入讨论。

这也让我们进一步联想到：用趋同性的简单思维对文化资源加以同化式接受和改造，并不能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这样的形态跟尚具活力的民间文化无关，是被商业操控的大众文化。虽然在商业文化无孔不入的今天，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但是，对文化的差异性保持敏感，是我们必须有的基本态度。让民众既了解差异化的历史，又理解可以传承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才能强化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创新，也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