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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2018年第4期|陶纯:我的两个战友(选读①)

来源:《十月》2018年第4期 | 陶纯  2018年07月30日08:41

有一天,年轻女作家小夏有些忐忑地叫住我说:“陶老师,昨天下午,我在龙山公园遇到一个人,那人五十来岁,穿一身军队的迷彩服,眼神好像不大对劲,嘴里嘟嘟囔囔的,也不知说啥,后来他唱起军歌,嗓门挺大。别人问他话,他也不搭理。我老觉得,那人像您一个老战友……”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说了。小夏像做了什么错事,头一低,拎上包跑掉了。

下午,我从市文联大楼溜出来,没坐车,步行沿着喧闹的街道,朝龙山走去。马路对面有一个壮阔、整齐的院落,那是原军区机关所在地。军区大院和市文联相隔不远,里面有我的老战友,以前我常进去,现在听说改换了门庭,变成某某战区了,因为老战友退休,我有半年多没迈进这个大院了,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得而知。

原军区大院过去不远,就是龙山公园。龙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制高点,山上郁郁葱葱,满山遍野都是松林和白杨,市民们喜欢到这个地方来遛弯锻炼,这里每天都人气旺盛,歌声喊声不断。我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台阶,朝山上走去。快爬到半山腰时,就听到前方的松林里,有个熟悉的嗓门在吼歌。路边树下有几个老头老太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

不用说,就是他了。

其实,小夏对我讲的时候,我就猜到是他。

他叫李和平,我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曾经是军区宣传部长,大校军衔,现在变成了老百姓,而且是老百姓眼里的异类……

1982年春夏之交,原84军政治部在军直教导队举办了一个新闻报道培训班,前来学习的都是各基层单位的年轻干部,每团一到两个名额,学员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热爱新闻报道工作,上级殷切希望这些苗子日后能够成为各单位的新闻骨干。

我本是A师政治部宣传科电影组的放映员,彼时刚从军区步兵学校毕业回来,还没有任命职务,依惯例我得下连当排长带兵。而我想留在师部,当电影组长也行,在师部文化站当个干事也行,图个轻松自在。听说军里要办这么个学习班,就去找宣传科长磨叽,终于争取到一个名额,盘算着先混过三个月再说。

欢天喜地到教导队报到,房间里已经有一人先我而至。此人中等个头,面相白净,吐字清晰,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军中秀才。果然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和平,B师步兵三团宣传股副连职干事,兼职新闻报道工作,已经有数十篇稿件被军报、军区报社等新闻单位刊用。

一个房间住三个人,另一位当天迟迟未露面,第二天上午才匆匆赶来,学习班已经开课,他少上了半节课。此人一进教室我就料到,他是我们同一个宿舍的。看上去他有一米八的个头,身板笔挺,浓眉方脸,面相忠厚,稍显木讷,有个标准的军人模样。午饭后回到宿舍,这位名叫张无私的后到者介绍说,他是安徽人,C师警卫营一连的排长,本来是他们连副指导员来学习,可是昨天正要来报到,突然接到电报,老婆早产,副指导员赶回河北老家了,营里请示师里后,临时把他派来顶替。他搓着大手,坦率地说:“我是来充数,咱干别的还行,就是玩笔杆子不灵。”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无私不是谦虚。

四十七个同学里面,若论文笔,李和平似乎是最棒的,他个人也自信满满,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样子,除了我内心有些不大服气外,其他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龙城人,打小就热爱文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会两下子,尤其爱好写诗,上高中时就在《龙城青年》杂志上发表诗作,曾在学校引起过不小的轰动,高中毕业特招入伍,被选到A师电影组工作——电影组的几个放映员个顶个都是小能人,没有两把刷子是进不来的。入伍后,我写诗的热情不减,前前后后在军区报纸上发表过十几首短诗,在师里也算挣到了一点名气,有一件事为证:我名叫陶鲁,特喜欢聂鲁达的诗,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陶鲁达——把我跟大诗人聂鲁达联系到一起,对此,我不仅不反感,反而沾沾自喜,暗暗得意,做梦都想当中国的聂鲁达。正因为有这些特长,我被师里推荐上军校提了干。写诗,当诗人,在那个年代,用如今的话说,那叫高大上、帅、酷!不像现在,你说某某是诗人,那跟讽刺挖苦他差不多。在那时,我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跟他们这些搞新闻报道的人相比,谁高谁低,还用说吗?在本人眼里,新闻报道,无非是写点豆腐块、萝卜条,要文笔没文笔,要才华无才华,有什么值得显摆?

当然,我并不是有意贬低李和平们,我只是内心自我感觉良好。半月后,三人混熟了。一个月后,三人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李和平知晓了我的成色,在我面前不再托大,他与我,就算是惺惺相惜,彼此佩服吧,关系迅速推进。至于张无私,他永远是那么谦恭,脸上挂着善意而自卑的微笑,把扫地、拖地、打开水、擦窗户之类的杂活,全包了。轮到我和李和平出公差,比如帮厨什么的,他也是抢着去。他说自己来这里纯粹受罪,他以后也不可能搞报道写稿子。“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你们两个大才子。”他由衷地说。

说心里话,我和李和平没怎么把张无私放眼里。那时的部队,像他这样老实巴交的人很多,你看不出他有多大前程。有一天,李和平揶揄道:“无私呀,你都有哪些拿手的?亮一下给我们瞧瞧嘛。”张无私吭吭哧哧想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我喝酒可以。”

这话把李和平和我逗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几天之后,培训班搞了一次聚餐,大伙把目标对准我和李和平这两个所谓的大才子,轮番过来敬酒,我二人都不胜酒力,很快缴械投降,洋相频出,要不是张无私站出来保驾,我二人是下不来台的,结果就是,他当场把自己灌醉,几乎不醒人事。我和李和平把他架回房间,他一边走一边吐,搞脏了我们的鞋和裤腿。其实他的酒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也就半斤多的样子,只不过是他人实在,敢喝,不要命罢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发现,我们脏了的鞋子和裤子,都被他连夜洗涮清理干净。这让我二人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培训班临近结束时,我心血来潮,突然冒出个念头,说:“和平、无私,咱们仿效桃园三结义,搞个军营三结义,好不好?”

张无私积极响应。李和平略一犹豫,最终点了点头。我们都笑了,笑得特别开心。

三人都是1958年出生,1977年入伍,李和平月份最大,张无私次之,我最小。我总结说:“古有刘关张,今有李张陶,哥仨以后就是铁杆兄弟了!”

说起来,我们三人性格迥异,文雅老成的李和平确实有点像刘备;忠厚能干、相貌堂堂的张无私蛮像关羽;我虽爱好诗文,本应儒雅一些,但我为人做事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缺乏心机,性格使然,倒更像张飞。

散伙的前一天,李和平作为老大,主动到营区门口的小饭馆置办了一桌酒饭,既是庆祝兄弟结义,也是为了告别。喝到高兴处,“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重复了无数遍。酒足饭饱,觉得还不尽兴,便冒雨跑到一块庄稼地里,手挽手吼起《战友之歌》——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你来自边疆,

他来自内地,

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

我们相约,五年后,到军部聚齐。军部所在地阳城,是一个繁华的地级市,交通便利,生活条件优越,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基层的兄弟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军部,感觉那地方就跟天堂一般。

五年不到,我和李和平实现了当初的志向,先后调到了军部。

李和平最先调过来。从培训班回到团里不到一年,他就因为上稿多,成绩卓著,先是被B师宣传科要了去。三年后,军宣传处又盯上了他,想调他过去当教育干事,也就是说,不再让他搞报道,而让他改行写公文材料。

这时候的李和平,相当春风得意,据说不光是军宣传处看上了他,干部处也在考查他,他炙手可热,面前的路子很宽。大凡脑袋清醒点的人都知道,干部处是管干部的,职能相当于地方的组织部,是最有实权的部门,能迈进去,近水楼台,好事落不下,想不上去都难,厉害呀!应该毫不犹豫去干部处。

但是,李和平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到宣传处报到。他的理由是,到干部处当干事,只能填填表格打打电话,他的文字功夫会荒废掉;到宣传处才有用武之地,至于改行写材料,他不但不怕,反而很乐意接受新的挑战。

多少年之后,提起这件事,张无私感慨道:“清高害了他,他错过了人生最好的机会之一。”又说:“光会耍笔杆儿顶什么用?会办事才顶用,来干部部门,才能够多交朋友多办事。”而我记得,张无私曾经很羡慕我们这类耍笔杆子的秀才,看来人的世界观是不断变化的。

我是踩着李和平的脚后跟来军部的。在A师当了四年多的电影组长,我厌倦了,烦了,想换个环境。当然,这一时期我发表的诗歌也越来越多,属于狗掀门帘,不时地露一小手,混成了本军乃至军区的文化小名人。恰逢军宣传处下属的文化站缺人,我稍一用力,就调了过去——那个年月,会写点文艺作品还是挺招人喜欢的,不像现在,你得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笑话你。

就这样,李和平和我都成了军宣传处的人,不同的是,他在机关,我在下属单位。

年底,就在我们都认为张无私拖了后腿时,有一天,他给我和李和平分别打电话,说他马上要过来。

后来了解到,张无私调到阳城,颇有戏剧性。此前他在C师司令部军务科当队务参谋,不显山不露水,这个岗位能混个科长就算不错,更难有往上级机关调动的机会。

但是,他抓住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军里杨政委带工作组下到C师搞调研,每天杨政委的座车都数次经过营门口,他总是见一个青年军官站在警卫战士身旁,此人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目光专注,腰板笔挺,敬礼的动作刚劲有力,一点不比仪仗兵差。遇到的次数多了,杨政委就问同车的C师领导,这人是谁。师领导看首长很欣赏这人,自然垫了不少好话。

据说,杨政委离开C师那天,凝视着一如既往顶着北风站在营门口、身上落满了积雪的张无私说,在军部,我就没见哪个人动作有他好,把他调军务处吧。

就这样,张无私赶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来军部报了到。

在向张无私表示祝贺之后,李和平却又对他颇有微词:“就凭会敬个礼,就能调到军部?这也太那个了!”

唯有我清楚,为了练好敬礼这个动作,张无私下了多大功夫。有一年我去C师找他玩,房间里找不到,有人告诉我,他在操场上练呢。外面下着雨夹雪,我以为他练习踢正步,到了操场发现,他在练习敬礼。天气寒冷,呼气成冰,虽然他原地不动,却是浑身热气腾腾。我问他:“你怎么不练正步?”

他说:“练正步有什么用?我又不到天安门阅兵。你们笔头子硬有饭吃,我会什么?我得想点自己的招。”

“你练个敬礼,顶屁用!”我不屑一顾。

他咧嘴笑笑,憨憨地说:“管他有用没用,先练好一门功再说,等到有用时再学,就赶不上趟了。”

果然让他赶上了一回。看来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一点没错。

不管怎么说,三兄弟齐聚军部,可喜可贺。

而这时候,我们84军经过整编,番号变成了第84集团军。

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接踵而来——有一天,张无私给我打电话说,他马上要调整到司令部办公室,给政委当秘书。

杨政委选他做秘书,在机关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人想不明白,就连我们的老大李和平也想不通——你看吧,他不能写不能画,嘴皮子也笨,着急上火时还有一点点结巴,他凭什么到首长身边?或者换句话说,杨政委看上他哪一点了?

起初我也是有点懵。但我相信首长不会随便用人,首长自有首长用人的原则,首长一定是高明的。渐渐地,我想通了一点:张无私缺点是不少,但是优点也不少啊!我对李和平说:“你瞧,无私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嘴巴严实,心也细致,杨政委看中的,也许就是这个吧?”

李和平轻哼一声:“我更愿相信傻人有傻福。”

他刚当上政委秘书那一阵,很多人等着看他笑话,看他怎么出洋相。作为兄弟,我与和平也着实为他担心。有一天,我们凑到一起喝酒,我把担心说了出来。他便讲了两件事情给我们听。

其一是,跟上首长,应酬多了,为了提高自己的酒量,更好地为首长保驾护航,每天晚上临睡前,只要身体允许,他都要空腹喝上大半瓶,然后倒头睡觉,这样练了一阵,酒量已大有进步,喝一瓶不在话下,喝两瓶也不至于出洋相。本来他就实在,酒风好,即使喝倒,也从不耍奸使滑,所以政委已经好几次在重要场合夸奖他说,酒品即人品,你们都要向无私看齐。

其二是,首长就餐时,他十分注意观察——菜上来,首长爱吃哪一口,盘子里的菜,哪一种剩的多。以后再陪首长参加宴请时,他心中有数,首长爱吃的菜,多给他布一点;不爱吃的,不给他夹。为此,政委对他很满意。

听到这里,我算放心了。和平微微一笑说:“侍候人,真不简单哪!我是干不来,打死也干不来。还是安心写自己的破文章吧。”

我知道和平打内心里是不大瞧得起无私的,一直瞧不起。本来我二人与无私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路是路,桥是桥,各走各的道,世界很丰富的,这都正常,只要兄弟情谊永远在,就可以了。

给杨政委当秘书的头两年,张无私可谓风光一时。军里主要是杨政委说了算,他这个秘书自然跟着吃香。他很快调了正营,本来他职务比李和平慢一级,现在竟然跑到了和平的前面,更是把我远远甩在后头。我当然不在乎这个,只要多给我一点自由,让我多写点诗,我可以什么都不在乎——诗人嘛,就得有超然物外的禀性。

但李和平是在乎的。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在乎。

一天,谈到无私坐直升飞机一般的进步,和平说了这么一句话:“一时之功在于力,一世之功在于德。”显然,他话里有话,对无私是有看法的。

凭良心说,无私并没有因为是首长身边人而张狂,尾巴夹得还算紧。但是因为他调级够快,扶摇直上,把同龄人压在身下,因此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不一般。他再谦虚也是假的。

张无私风光的时候,也正是李和平最难熬的时光。

和平搞新闻报道,相当成功,集团军数得着,但是让他另起炉灶,转而写公文材料,起初他认为没有什么能难住他,不过是下这张床上那张床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

头两年,他写的材料一直不过关,从处长到政治部主任,再到副政委、政委,都对他甩过脸子,领导原本想把他作为材料大王培养的,后来发现,他似乎不是那块料,充其量是个平庸的写手,难成大器,处长都有了让他重搞新闻报道的想法。

他为此失眠、焦虑,到后来简直快把他逼疯了。他嘴上不服气,心里开始怀疑人生,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写豆腐块萝卜条,驾驭不了大材料?这时候,他撂挑子脱军装转业的心思都有了。

我和无私劝他坚持,绝不能退缩,尤其不能改当新闻干事。无私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真改回去,别人立马看扁了你,会认为你除了写报道,别的啥也干不了。”

我们都清楚,当初他乐意改行,就是担心领导认为他路子太窄。光靠写报道,想当个处长都困难,更遑论往上走。在政工部门,尤其是在宣传部门工作,材料为王,那些能够驾驭大材料的人,才是唱主角的,领导真正看重的是这种人。搞新闻报道,不过是雕虫小技,锦上添花,顶多算敲边鼓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调来军部时他才不惧另起炉灶——如果能够华丽转身,在领导眼里,他就成了可堪大用的“全才”。

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退缩?我和无私为他的前途着想,拼命给他打气助威。还好,硬着牙又熬过了一阵,他给王军长写的一份讲话稿,破天荒获得了军长首肯,军长还在小范围内表扬了他几句。这层窗户纸一旦捅开,他就可以甩掉包袱,轻装前进了。

从此,他找回了自信。那个曾经妙笔生花的笔杆子李和平,终于又杀回来了!

作为兄弟,我和无私都很为他高兴。无事闲聊时,他洋洋得意把写材料的法门透露给我们。我主搞文艺创作,无私当秘书,现在的秘书都不亲自写稿,所以他也无须担心我们把他的窍门“偷”去。

依他的经验,写材料主要注意四点,一是跟,笔端的事尽量往上级精神和首长指示上面靠;二是新,观点论点一定要别出心裁,要新颖,不能人云亦云;三是抄,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平时多积攒收集好的材料、文章,以备抄用;四是编,要学会做无米之炊,料不够,靠拼凑,不会拔高的写手,不是好写手,就好比不会兑水的调酒师,不是好的调酒师……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和平成了军里不可或缺的人物,凡是重要的公文材料、首长讲话等等,领导都会点名让他参与进来。由此看来,他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对于和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写材料”,无私却有他的看法,一次,他忍不住对我唠叨:“和平光闷头干活哪行,得多交朋友,不能上炕只认老婆,下炕只认得鞋,上班只认材料。不然,领导把讲话稿念完一扔,谁还记得你?”

他的意思是,和平这样下去,会成为书呆子,光会写材料还不行,得多几条路子,那样才能走得远。

世上什么最公平?要我说,天最公平——给你点甜头,马上再给你个苦头尝尝。

这不,张无私遇到麻烦了。

麻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先说第一个。他作为随员,跟随杨政委去军区开会,住进军区一所。要进会场了,政委脱下便服,换上缀有少将牌牌的军装,这都没问题。但是问题紧接着来了——政委伸手取军帽,顿时愣了!

一旁的张无私等人,惊愕地看到,政委那顶将军帽的黑色塑料帽檐,不知何时折断了!此刻提在政委手里,帽檐耷拉下来,像大鸟折断的一根翅膀,十分刺目。

首长的军服,原本盛在一个特制的小皮箱里,每次外出,都由秘书负责保管。后来人们回忆,可能是他们乘火车从阳城来龙城的路上,小皮箱不小心被一个大箱子压住,压折了政委的将军帽檐。

不论怎么说,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秘书的重大失职。张无私心乱如麻,大气也不敢出。

问题是,马上要进会场,政委的帽子却不能戴了,几个随员都是校官,校官的帽子与将官的帽子差别很大,无法替换。人们为此急得团团转。

要不是随行的干部处陈处长想了个办法,政委可真要出情况了——不戴帽子,会场上见到军区首长,连个礼都不能敬。

在这紧要的关头,干部处陈处长想起招待所斜对面是军区司令部的干休所,干休所里有一位刚退下来的老将军,陈处长认识他,于是陈处长顾不上打电话,百米冲刺一般跑去了老将军家,借来一顶大檐帽,才把事情圆过去。

本来这事过去就算了,偏偏有好事者瞎琢磨胡分析——帽子呢,戴在老百姓头上叫冠,戴在大官头上叫冕。冠,很平常,甚至连猴子都可以戴;冕就不同了,那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将军帽,绝不是一般的帽子,折了,断了,不吉利啊,预示着什么?预示着杨政委的仕途,到头了!

话传来传去,总有传到杨政委耳朵的那一天。于是在张无私眼里,政委的脸子,越来越不好看。

无私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抽空跑来找我减压。我安慰他:“人有错手,马有失蹄,这很正常。谁没有一点点失误呢?要相信首长大人大量,不会计较的。”

真让我说对了,这事并没有影响到无私。

但是不久,第二个麻烦来了。

麻烦出在北京。张无私等人跟随杨政委到北京开会——看来一离开营区,就容易出幺蛾子。

会议期间,杨政委想上街转转,并且决定不带随从,独自行动,不要车,坐出租。无私当然不干,保护首长安全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让首长一个人坐出租车外出,万一路上遇到情况,出点事咋办?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死缠着政委不放,一块出了宾馆,执意陪同。政委拗不过他,苦笑一下,只得点头。

杨政委吩咐司机拉他去通州——那时候还叫通县,并且自言自语打哈哈说,去看一个老熟人。至于什么样的老熟人,政委只字未露,无私也不便问。到了通县的一个小区门口,下车后政委让无私先回,不要等他,他自己想办法回宾馆。无私嘴上答应了。政委进了小区之后,他没挪地方,蹲在路边看人修理自行车,一直等到政委四个小时后露面,他迎上来,竟然吓了政委一跳。

还好,看上去政委心情蛮不错,并没有责怪他。政委只是轻描淡写地提醒道,来通县,最好不要对外人讲。

不就是去趟通县吗?无私并未当回事,很快忘到脑后。回到阳城军部后,有一天,政委夫人李阿姨与他闲聊,无意中说,她有个熟人在通县,老头子去北京开会,一去那么多天,也不知道抽个空去看看人家。无私急忙解释道:去了,阿姨,政委确实去了,在通县待了四个小时呢!

闻听此言,李阿姨愣了半天,脸色由白变绿,两手都在哆嗦。

后来无私才知晓,事情牵扯到一个叫于小凡的人。于小凡曾经是军部的打字员,北京女兵,号称84军一枝花。在我们三个调来军部之前,她已经退伍回通县了,所以我们都没见过她,只是偶尔听人提起过,她复员后好像在邮电部门工作。

那几天,政委家里内战不断,政委脸上还被划了一道指印。无私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预感到,这个秘书当到头了。

不久,无私给调整到政治部干部处当干事。前面说过,干部处是最令人羡慕的单位,按说这个安排还算不错。

和平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无私差不多给废了。”我不解:“怎么废了?那么好的单位,多少人进不去。”

和平深刻地分析说,单位是不错,可你看看他分管什么?不管任免,不管调配,让他管老干部,显然把他边缘化了。最要命的是,杨政委还有五年才到点,政委不走,他别想翻身,人生好时候能有几个五年?识相点的话,他最好早点向后转,再待下去没啥意思了。

和平的分析把我吓了一跳,冷静想想,他说的没错,无私以后很难有机会了。

一个周末,我二人把情绪低落的无私拽出营区,拉到街上散心,陪他喝酒。我们用苍白的语言劝他想开点,不当那个破秘书更好,伴君如伴虎,世界上最难办的事就是侍候人,换个环境,重打锣鼓另开张,凭自己本事,照样能干好,不是吗?

无私表现得很平静,平静得甚至有点吓人。他诚恳地检讨自己,说帽檐事件也好,通县事件也好,都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走到这一步,不能怪首长,要怪只能怪自己粗心,不慎重,不成熟,不老练,太毛糙。当秘书的没能保护好首长,给首长添那么大麻烦,造成那么大后果,他很痛心,很后悔。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愿以后还能有机会补救……

那天怕他喝多,我只带去一瓶酒,而且大部分让我和和平抢着喝了。和平近来状态极好,已经有人视他为全集团军最棒的笔杆子,多年难得一遇,他最困难的时候过去,最好的时候到来,甚至有传言说,下一步他要破格当副处长,所以他扬眉吐气,意气风发,抢着说话,抢着喝酒。酒桌上,他提出,愿手把手教无私写材料,保证不出两年,把他带出来,让他成为干部处最好的写手。和平拍着无私的膀子说:“有了金刚钻,能觅瓷器活,到那时候,谁还能不用你?谁还敢忽略你?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看我们俩脸红脖子粗,要醉的样子,无私反而安慰起我们,说:“人这一生总有几个坎,邓小平主席还三起三落呢,毛主席也落难过,对不对?关键是不能服输啊,如果服输,那可就真输了。”

他又说:“人生如棋,赢也罢输也罢,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不会太在意。今天输的,明天我要想办法赢回来,到老了时,你们会发现,我是赢的一方。”

无私一番话,把我和和平说愣了。老天爷,感情他不需要我们劝,他内心蛮强大的,好像并不是装的,看来在首长身边几年,他确实进步很大。如此说来,受点折腾,值了。

都以为无私会是第一个向后转的,结果呢,第一个向后转的,是我。

在一个地方搞业余文学创作,时间长了,有了点小名气,难免就翘尾巴,到末了,领导一定烦死你。

有一天,宣传处长热情地对我说:“陶大诗人,你怎么不想想办法调军区创作室,那地方更能发挥你的长处呀。”

这分明是下逐客令了。不错,军区是有个创作室,养了十几个专业作家、画家,我很想去,我家是龙城的,正好可以调回家乡,一举两得。

创作室主任老韩是个老诗人。同行是冤家,写好了,他防你;写不好,他瞧不上你,反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折腾好一阵,眼看快办成的时候,杀出一匹黑马,85集团军一个业余女诗人捷足先登过去了。那好吧,我只剩下华山一条路——此处不要爷,自有爷去处,往后转,回龙城!

年底,我确定转业。离开部队的头天晚上,和平、无私大张旗鼓为我饯行,我们喝了很多酒,都醉了,还流了泪。喝到最后,扯起嗓子吼歌,反反复复唱《战友之歌》。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仿佛要把未来大半辈子要说的话说尽,到最后,话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一件事:我提出,给他二人三年时间,三年后,希望二人都能调到军区机关去,兄弟三人到龙城相会。机关大,庙堂就大,当和尚的,好混日子。

然而,这个愿望终归没能实现。

大约有两年时间,我与和平、无私没再见面,我们只是电话里偶尔聊两句,聊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题。离得远了,感情也许会变浓,但是可聊的话题,似乎越来越少。

当初转业安排时,有两个单位可供我挑选,一是税务局,我妻子的表舅在那当局长,可以安排我当局办公室副主任,这种单位福利待遇好,有社会地位,转业干部打破头想挤进去;二是电视台,龙城电视台的书记与我家沾点亲戚关系,可以通过他帮我在台文艺部谋一个小职务,电视台也算是个蛮不错的平台,肯折腾的话,名利双收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孤傲成性,最大的臭脾性恰恰是不愿求人。况且我是个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作家协会的会员,视写作为生命,靠笔杆子安身立命足矣,我凭什么非要靠关系低声下气找饭碗呢?

最后,我义无反顾、拼了命一般不可阻挡地进入市文联,当了创作员,这个岗位没有转业干部跟我争,因此进来得很顺利——不能进军区的创作室,我回地方上当专业作家,也算是了却我一个心愿吧。

文联当然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用我老婆的话说,全世界最差的单位就是它,猪不理狗不闻,苍蝇都绕着你飞,无人待见。由于非要进这个“破单位”,我老婆三个月都没怎么搭理我。

以前我在部队,我们两地分居,感情还好,现在住到一起,关系反而变糟,这让我不由怀念起在部队的光棍生活。文联工作唯一的好处是不用坐班,但我不愿意在家看老婆脸色,每天都去单位,周末也不落,早出晚归,名义上抓紧搞创作,实际上也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以前搞业余写作,新作不断,真当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时间,反而激情骤减,作品量变少,质也没见提高,真他妈邪性!想出本诗集,出版社早就定了稿,却以订数不足为借口,迟迟不开印,责编提出让我包销三千本,首先我老婆就不同意,说只要把书拉回来,她立马就卖到废品站去。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入错了行。

李和平当上了副处长,我妻子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对我又是一顿讥讽,说人家李和平写文章,为做官,能做官,做了官;你写那破东西,图个啥?换回什么了?今年过去一半了,那点小稿费,也就能买三筐苹果;同事问我,你挣多少外快,吓得我头都不敢抬,转身就溜……

对此,我真是烦不胜烦,晚上都不想回家了。

这天下午三点多,我靠在椅子上打盹,一个传呼吓了我一跳,低头拨弄一下BP机,看到一行新留言:“陶鲁达,我在你单位门口,速下来。”后面并没有署名。起初我以为是什么人搞恶作剧,换个姿势继续打盹——突然意识到, 本市无人知道我这个外号,呼我的,一定是老部队的人,脑子立马清醒,急忙披上衣服下楼。

大门口果然有个身影站在那里朝这边张望,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没想到竟然是张无私!他怎么突然跑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给我搞突然袭击吗?我顾不上想别的,拔腿跑过去,与他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激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好久没这么开心,仿佛他是专门来给我送快乐的。

本想请无私到我办公室坐坐,看一眼我战斗的地方,却又想到办公条件那么不好,破桌子破椅子破门破窗户,墙上都是地图,漏雨造成的,索性不请他进去了,直接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茶室,打算先泡壶茶喝,傍黑再就近找个饭馆请他好好喝一顿。

两年不见,无私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精干。不像我,脱下军装,感觉突然间变老了,腰都有点弯了。以前电话里听和平说起过,无私在干部处半死不活地混日子,随时可能会步我的后尘向后转。但是此刻看上去,他心情蛮不错,像是藏有什么喜事,却又不便唐突问他。

坐下后,他说领导派他送几个老干部的档案过来,昨天半夜坐上的火车,今天中午到的,下午一上班就去了军区老干部处,很快把事情办妥,出了军区大院,抬眼看到文联的牌子,一下想起我在这里工作,便就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打传呼。

他没有谈自己当前的处境,只说到和平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宣传部早就盯上他,想调他过来,军里不放人,和平本人也不着急过来,想趁热打铁,当上处长再说。我提醒道:“不要忘了咱们当初的约定,你们两个将来都要过来。”他淡淡一笑说:“争取吧。”

无私可能看出我有点颓废,给我打气说:“陶鲁,到了新单位,得有个新气象,你得好好干,给自己定个目标,争取五十岁前当上文联主席。”我诺诺称是,心里发虚。他又说:“你写的东西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我觉得比和平写的东西有味道,他写的那些材料,都是应景的,到底有什么用,鬼才知道。”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无私抬腕看看表说,他得走了。他说走就走,如此神秘,饭也不吃,像做地下工作,令我感到很吃惊。我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要留他住一晚。他这才透露说,此次出来,他主要目的是去北京办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方便请假去北京,便借来龙城出差的机会,迂回到北京去,六点半的火车,票已买好,明天晚上之前必须赶回阳城军部。至于什么事,现在不能说,事情办成了,一定告诉我;事情办不成,就没必要说了。

看我发愣,他又补充说:“这个行程目前只有咱俩知道,我连老婆都瞒着。”我明白他的意思,事不秘则废,怕我告诉和平,于是再三表示不会向任何人说起。

我陪他到外面打车,想到他连晚饭都没吃上,赶紧跑到一个水果摊那儿,买了一网兜水果塞给他,他没推辞,默默接过。临上车前,他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男人到世上来,不是混饭吃的,而是来争口气。”

无私坐上出租车,很快消失了。我感觉眼窝里湿叽叽的,想必那是泪。一时没搞清他说这句话是给我打气,还是自我打气?

张无私正迎来他生命中的重大转折。许久以后,我才陆陆续续知道他两年来的一些真情实况。

他名义上负责老干部工作,实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每年军里会有一些到龄的干部离退休,他帮助办办手续,移交一下完事。另外,阳城南郊有一个干休所,住有一百多户离休干部,这个干休所编制不在军里,而是直属于军区政治部,军里只负责就近代管。所里编有所长、政委和数十个工作人员,所里的具体事务不需要他管,遇有情况,他只负责上传下达;八一、春节两个节假日陪同领导象征性地走访一下;再就是哪位老干部去世,他协助所里张罗一下后事。都是一些程式化的事项,不需要费多少脑筋。

龙城干休所的老干部,都是早早退下来的师、团级,年龄最大的九十二,小的也有七十多。更高级别的老干部都去了龙城或者其他大城市安置,由于此处没有重要的老干部,加上建所较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落成了,每家都是面积不大的简易平房,因此这个干休所条件差不说,主要的是冷冷清清,平时少有人光顾。

有人觉得,老干部退下来,时间一久,没啥用处了。张无私可不这么认为,离开杨政委之后,他的“资源”就是这些老干部了,他相信这些老干部里面,一定会有“金子”的,因此,有空他就去南郊干休所“摸情况”。当然,发现哪位老首长家里有困难,需要帮助,他自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映,积极协调,尽量给人家解决,都是老革命,老了老了,更应当尽心尽力照顾好他们。

果然就摸到了一位。

这位老首长名叫林法五,七十五岁,是名老八路,老家是阳城本地,离休后叶落归根,从外省移交过来安置的。前些年,有传言说,北京总部的一位大首长,战争年代曾当过林老的部下——这位大首长威名赫赫,不便直呼其名,就称他为C首长吧。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龙城,甚至从北京赶来看望林老,84集团军近水楼台,看探望他的人更多。奇怪的是,林老对来人一概否认他与C首长的关系,只说二人抗战期间在一个团待过不假,但不是一个连队,二人素无交往,他不熟悉C,C也不可能熟悉他。他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半个世纪了!我倒想认识认识他,可能吗?你们谁帮我引见引见?”

碰壁的人一多,无人再上门,林老渐渐被人遗忘了。

张无私不信这个“邪”,无风不起浪,他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认真查了林老的档案副本(主本在军区干部部),查到林老抗战时期的经历主要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工作,分别担任过该团三连战士、三连排长、二连连长、一营副营长、该团副参谋长。紧接着他去查C首长的革命经历,当然无法查档案,只能从各种出版物上去寻找。军里有个小图书馆,他从一本书籍上查到,C首长抗战期间也曾在三团工作,分别担任战士、班长、副排长等职务,但这个结果于事无补,因为林法五早就说过,他与C确曾在一个团待过,这已无须证明。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资料能证明林法五与C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连队有过交集。

大约半年时间里,张无私成了阳城图书馆的常客。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在他查无可查就要放弃时,从一本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六几年出版的《星火燎原》上,看到曾担任过三团团长的一位著名战将写的回忆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他跳了起来——某次战斗中,他命令排长林法五率领战士C某某去炸鬼子的一个碉堡!

自此,张无私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干休所的所长告诉张无私,林老是个怪人,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包括住在一个院里的老干部们。他有一双儿女,但都不在身边,儿子在深圳,女儿在南京,都非军人;他老伴身体不好,很少出门,老太太见了人也不大吭声,像个哑巴。每家的小院里都有一小块空地,勤快点的,就种些菜和花什么的,林家的小院啥也不种,常年荒芜着,稀稀拉拉冒出一些杂草。

张无私说:“老人最好有点爱好,有利于健康长寿。”

所长说:“林老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如果说爱好,只有一个——打太极拳。”

张无私专门抽出两个月的业余时间,练习打太极拳,本来他身形好,有打军体拳的基础,对各种动作领悟快,这回又经当地一位名师的指点,水平提高很快,两个月后,名师夸奖他说,你可以去参加比赛了。

一天凌晨,他精神抖擞地去了“赛场”——南郊的小清河边。河边一片空地上,氤氲水汽笼罩下,已经有一个精瘦的老头在聚精会神地打拳。他在一旁观察了一会,老头的拳打得并不怎么样,但动作认真,心无旁骛,一副完全入定的样子。他选一个地方,不看老头,同样入定一般,一招一式丝毫不含糊地打自己的拳。

一连打了七个早晨,二人各打各的,并不搭话。老头收身走了之后,他急忙收拾衣物,骑自行车赶回单位,有时顾不上吃早饭,直接去办公室,换上军装按时上班,饿了啃一块干面包。

第八天早晨,老头打着打着,停了下来,饶有兴味地看他打。他目不斜视打完一轮,收势,面不红心不跳,冲老头笑笑。老头也冲他笑笑,说:“你比我打得好。”他说:“打拳打的是心情,心情好,比啥都好。”这是教他的那位名师说过的话。

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往老头这边靠了靠,不再说话,定定神,重新开打。老头居然跟着他的节奏,在他侧后方打了起来。从这以后,二人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碰面,一起打拳,但很少说话。

老头从未问过他是哪个单位,干什么的。他也从不问老头任何问题。他想老头一定猜出他是个军人——只有军人和军人站到一起,才这么和谐吧?

这种无声的交往持续了大约三个月。这年的八一建军节那天,他跟随政治部副主任到干休所慰问走访,走进林法五家时,老头一眼看到穿军装的他,张开缺牙的嘴,极为开心地笑了。

这以后,他以军里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干事身份,再来林老家里,就显得很正常了。林老家里的陈设十分简陋,见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套布面沙发用了二十年都不止,一坐上陷进去半个屁股,吓人一跳。这里不像一个正师职离休干部的家,而像一个下岗老工人的家,太寒酸了,让他感到心酸。

下了一场大雨,林老家的房子进了水,整修房子时,他一直在场守着,爬上爬下,搞得一身泥水,比干活的工人都卖力。他不是刻意表现,而是打心眼里敬佩林老这样的老军人,林老革命一辈子,三次负伤,老部下如今在北京身居高位,而他默默无闻,对生活的要求如此之低;再想起自己当秘书时,经常出入首长们的家,看到的都是豪华和排场……一时他拿不准,哪个是自己的榜样呢?

破沙发进了水,他劝林老借机丢掉,换新的。老头让人抬到外面晒晒,想接着用。他咬咬牙,照着老沙发的样子,从商场里买了一套新的,运了来。老头脸红了,说:“我不是没钱,我的钱花不完,只是从小到老,节俭惯了。”他以为老头会让他把东西运走,但老头没那么做,爽快地收下了,可是钱必须自己付。

他与林老前后交往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老头没收过他一块钱的礼,就连老人过生日那天,他送去一个蛋糕,临走时老头竟然送还他一瓶酒,非要让他带回去喝。他彻底服气,知道自己的事情永远说不出口了。

早晨到小清河边打拳的日子仍在继续,直到有一天,打完一轮后,老头说,今天就打到这。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儿打拳。他愣在那里。老头说,他和老伴要到深圳投奔儿子,儿子靠自己的本事发了财,买了别墅,非要老两口过去住,这一去,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他脑袋嗡嗡地响,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头说:“年轻人,需要我做点啥?”

他欲言又止。对这样的老人,他虽然有要求,但是张不开嘴呀。老头拉他在河边坐下,对他讲起一个人——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人。老头说,以前他不承认北京的小C是他老部下,是因为自个帮不了那么多蜂拥而至的人,再说,想通过这种途径往上爬,很不合适。

“你也是这个想法吗?”老头目光炯炯望着他,似乎要把他的心事看穿。

他困难地摇摇头,说:“我不是,我不是……”

“不是就好。小伙子,谢谢你陪伴我。”老头轻松地一笑,站起来,穿上衣服。

他眼冒金星,感到面前有一根线,这根线颤动着,似乎马上要断掉。他咬咬牙,追上老头,喘着粗气说:“林老,我不求升职,只想调走,到军区去,就为换个单位重新开始……”

老头停下步子,拍拍他肩膀,示意他不要紧张。他憨憨地一笑,抹抹脑门上的汗珠。老头再次拉他坐下,讲起他和C的过去,说1942年,小C家的房子被鬼子点火烧了,是他动员他参加了八路军,头一回上战场,小C吓尿了裤子,打了两仗,就啥也不怕了。抗战后期,小C随大部队去了东北,从此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但他相信小C不会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小C官越当越大,他从未找过他,没给他添任何麻烦。

“他快退了吧?现在找还赶趟。老林麻烦小C一次,我想,他会很高兴。”老头咬咬嘴唇,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像小孩子一样冲他腼腆地笑笑。

他差一点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