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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小叔

来源:文汇报 | 路明  2018年07月28日09:41

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

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青石板路上招摇而过,一不留神溅一脚泥——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八十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有一阵他迷上了霹雳舞,在爷爷的菜园子里日夜苦练,踩坏了数棵矮脚青菜后,江湖有传言:龙王庙出了个 “霹雳舞王子”。王子在菉溪镇独孤求败,倍感寂寞,跑去县城跟人家 “斩舞”,结果灰溜溜地回来。

后来我问起这件事,小叔有点脸红,县城算什么……上海也不算什么……他摁下烟头,眼神闪烁,现在都时兴去南边……算了,跟你讲了你也不懂。

常有些漂亮阿姨来找小叔。她们穿得花枝招展,活像西游记里一伙刚出浴的妖精。妖精们三五成群,隔着菜园大声叫小叔的名字:路建国,出来一道蛮!接着嘻嘻哈哈笑作一团。爷爷就恨恨地骂,不三不四。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幺儿从来是最受宠爱的吧。爷爷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宠成了废材。他对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 “小畜生”头疼不已,可除了打,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我喜欢和小叔一起玩。他大我十多岁,不太像长辈,倒像个大哥哥。春天捉蚂蚱,夏天钓龙虾,秋天摸柿子,冬天偷塘鱼,很少有空手回家的时候。小叔告诉我,龙虾喜欢拌了猪血的蚯蚓,甲鱼最爱吃新鲜的猪肝。他咬着一根狗尾巴草,得意洋洋地走在田埂上。我拎着一铅桶的战利品,屁颠颠地跟在他身后,像个快乐的跟屁虫。

龙王庙路家的老幺,我奶奶的心头肉,小镇第一批浪荡子弟,我的小叔。

我爸是镇上另一个异端。作为家中长子,又是南方饥饿年代出生的罕见的大个子,二十出头就长成一副四十岁的模样。我爸擅长打架,干完一架,就着缴获的双沟大曲或沙洲优黄,盘腿在行军床上看书。无论是 《金光大道》 《赤脚医生手册》,还是 《拖拉机修理技术》、高中几何课本,他都读得有滋有味。恢复高考第一年,我爸考取了师范,是镇上唯一 “考上学的”。小叔不像话的时候,我爷爷揍完,我爸接着揍,说不清谁下手更狠一些。我奶奶不敢拉。所以小叔见到我爸有点怕,说长兄若父,大概就是这意思。有几次小叔在我爸那里挨了揍,低眉臊眼的,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过了一会,他悄悄用手肘捅我,阿去钓龙虾?我点点头,像一对难兄难弟。

我爷爷的打算是,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等他退休了,小叔顶替他进 “国二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老党员,凭一双手做到工人阶级的塔尖。据说要不是脾气臭,酒后爱打人,早当厂长了。新任厂长是他徒弟,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

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我才不去国二厂……我要做生意。

我爷爷放下筷子,做什么生意?

跟阿福、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电子表,不要太好卖!小叔眉飞色舞,他们去过好几趟了,说一次能挣几百块。

你哪来的本钱?

本钱嘛……你借我一点……

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咣当一声,饭碗落地,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

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

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响当当的大厂,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逢年过节,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整条整条的大青鱼停在仓库里,等职工搬回家。在我爷爷看来,那些做生意的,跑单帮的,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国家早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我爷爷坚信,个体户再有钱,不过是一时风光,国营大厂才是千秋万代的。

那个下午,小叔给我钓了好多好多龙虾,一个铅桶装不下,我跑去同学家又借了一个。我喜笑颜开,说够了够了,吃到明天都吃不完了。小叔也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说再钓几个。

第二天小叔没回家。我奶奶翻床头柜,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

这不是小叔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少林寺》风靡全国的那一年,小叔卷走了家里所有的全国粮票,登上北去的列车,去嵩山少林寺学武。小叔哪吃得了练武的苦,没几天就跑了。等他一路玩回家,奶奶都快急疯了。

免不了被爷爷一顿痛打,几天都下不了床。

这一回,小叔是跟阿福、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还没出广州火车站,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他大概觉得回家太丢脸,硬着头皮留下来,在工地打黑工。

小叔年轻气盛,又仗着学过 “武术”,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最后一次,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工友背着他去医院,发现他口袋里连挂号的钱都没有。

肇事者跑了。工友们凑了点钱给他治病。等能下地走路了,小叔偷偷溜出医院,扒上回程的火车,一路逃票回到小镇。

他躲在阿福家里,白天睡觉,晚上偷偷摸到爷爷家门口,徘徊良久,不敢推门。

彼时腊月,天寒地冻。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家里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变,摔下饭碗冲了出去,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

我几乎认不出他。眼前的这个人,套一件油腻腻的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蓬头垢面,分明是个乞丐。

过完正月十五,爷爷提着木棍,把小叔赶进屋子。爷爷锁上房门,吩咐 “没我的话,谁都不许进来。”

屋子里传出鬼哭狼嚎, “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奶奶坐在院子里,一句话不说。

“姆妈,姆妈救我呀!”

我咚咚咚敲门,门不开。我又跑去拉奶奶,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我怕爷爷把小叔打死了。

奶奶坐着,纹丝不动。突然间,暴起一嗓子——“打得好!”

回头一看,她满脸的泪水。

打你个年少轻狂,打你个游手好闲,打你个不辞而别,打你个没心没肺。

我爷爷拎一瓶泸州大曲、一条红壳子 (牡丹)去了厂长家,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用爷爷的话,“老子一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过”。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每天一身黄灰色电工制服,骑着自行车,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换灯泡,给师傅递烟泡开水,帮师傅扶梯子,听师傅吹牛皮。在此期间,他跟同厂一个叫淑珍的女工谈起了恋爱,去县里看过三四场电影。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更离谱的,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帮,成了一名厉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爷爷奶奶都匆忙赶去,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最远一次去了新疆哈密,只因为电视新闻里的一个侧影像小叔。淑珍来过爷爷家几次,哭着来,哭着走。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钱,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

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奶奶一个人在家,桌上摆了一只鲜奶蛋糕。那时候的小镇,蛋糕还是个稀罕事物。

我欢呼一声,扑了过去。等我大快朵颐,抹着嘴巴问奶奶,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

奶奶笑了,今天是建国生日……便宜了你个小鬼。

十年过去了。

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只上半天班;老街上,显赫一时的供销社拆了,原址建起一座 “温州皮鞋城”;电影院关门,新华书店开始卖各种人体摄影集;塌扁头入了狱,阿福承包一家校办工厂,成了大老板;当年找小叔 “蛮”的“妖精”们,一个接一个嫁了人。我常看见淑珍骑着助动车,驶过尘土飞扬的街头,送她儿子上小学。

关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传言。有说他在煤矿出了事,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井下;有说他死于黑帮械斗,尸体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么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差点送了命。那天奶奶在纺织厂上着班,突然一阵心口疼。她说母子连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觉得到。

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不是骂他没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骂他没良心,赚了钱忘了爹娘。骂完瘫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渐渐地我才明白,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情愿他是个孬种,情愿他忘恩负义,而不愿去相信更残酷的结局——小叔已经不在人世了。

或许爷爷觉得,自己已经和命运之神做了笔交易。他妥协了,那么更坏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他不过是假装抱怨这笔交易不公平罢了。

那天爷爷把我叫到跟前,很严肃地问我,偷渡的人是不是很难回来?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国外管得严。我不敢看爷爷的眼睛,我怕毁了他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

渐渐地,大家开始回避小叔的名字。在一次大装修后,小叔的房间成了厨房,锅碗瓢盆替代了昔日的吉他。床拆了,墙上谭咏麟的海报被撕下,旧衣服塞在樟木箱里,搁在大衣柜顶上,书和磁带大多被我带回家。

往年的年夜饭,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从这一年开始,这副碗筷撤下了。

有一次,奶奶招招手叫我过去,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屁颠颠跑去一看,是一张我和小叔的合影。奶奶笑着说,他们怕我多想,把你小叔的照片都收掉了。这张是我偷偷留下来的,你看看,那时你几岁。

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我嘻皮笑脸地站在小叔身边,个子刚过他的腰。小叔穿一件皮夹克,歪着头,左手放我的肩上,像个好莱坞明星一样神气。大概是被抚摩过太多次,照片有点漫漶不清,像隔着无声的风雪。

爷爷老了。他不再大声说话,不再发脾气,不再昂首挺胸地巡视他的菜园子,像个土匪头子一样用力地吐痰。他的躺椅放在那张世界地图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人死的时候,最先丧失视觉,然后是味觉和触觉,最后是听觉。爷爷去世前,用力睁大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瞳孔慢慢地散开。我知道,他已经看不见了。我多想在他耳边说,建国回来了。

用一个弥天大谎,换他最后的安心。可是我没有。

突然间,哭声四起。我也跟着哭了起来。

泪眼矇眬中,我朝门外望去。我总觉得小叔会突然冲进来,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跪倒在爷爷的灵床前,哭喊着 “我来晚了”。

奶奶的手颤抖着,合上了爷爷的眼睛。从此绝口不提小叔。一场葬礼,宣告了两个男人的死亡。

两个姑妈不放心奶奶一个人,都想接她过去住。奶奶不肯,说我一个人过挺好的,别的地方住不惯。她甚至不愿去子女家过年,宁可一个人守着老屋。

爸爸想带奶奶出去旅游,被拒绝——老胳膊老腿了,不想折腾。

有个地产老板看中了这院子,跑去跟奶奶商量,被轰了出来——多少钱也不卖。

奶奶的生活很规律,这多少让子女放心。每天五点起床,在院子里做一套自己发明的健身操,早饭是咸菜热粥,吃完出门散步,去附近的公园坐一坐。钟点工阿姨过来做午饭,吃剩下的晚上热一热再吃。下午打个盹,看看电视,偶尔有老相识过来聊些闲话。晚饭后早早锁了院门,躺在被窝里听收音机。

墙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簇拥着奶奶,祖孙四代,前后三排,站得密不透风,不觉得少了一个人。奶奶眯着眼睛,笑得很开心。

前年除夕,我和爸妈回老家陪奶奶守岁。奶奶在爷爷的照片前点上三炷香,放上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鳜鱼。暮色昏黄,屋外的鞭炮开始此起彼伏。

夜里,我睡在老屋里,点着火盆,压着厚厚的棉被,沉重而安心。

半夜,不知为什么醒了。我走出房间,看见院子的大门开着,零星的烟火,照着一个苍老的背影。

是奶奶。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个人。

伫立良久,奶奶轻轻地合上了大门,没有插门闩。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拖着那条痛风的左腿,走回房间。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熟悉那些温情小说的路数。我应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拉开大门,在门外弄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或者在门闩上放一个红包。第二天早上,奶奶会以为小叔回来过。

可是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