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直想去石门，但没有契机。今年申报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项目，终于前往。其实，石门离我的老家并不算远，只是道路不畅，往返两地，往往需要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近些年，交通条件陆续改善。我驾着越野车，赶到百里之外的县城，绕道而行。奔跑几个小时之后，我才踏上石门的土地。

迎接我的是乡政府的一个干部，他带我去看当地的移民安置工程。早就知道，省委领导帮扶石门，但当我赶到安置现场时，还是对眼前的景象赶到惊讶：在一块荒凉的山坡上，排列着几十栋别墅般的民居。我知道石门地处高寒，风大雨疾，每逢冬天，地面就会结上冰块。我敲着一块木板说，在这种地方，板材因该很快就会走样变样。乡干部回答，木板是经过特殊加工的。接着，他指着一堆贴墙的石板，不无得意地说，就连这种东西，也是专门从外地运来的。我不禁想，一群贫困之民，住在这种豪华的房屋里面，会是怎样一种景况。

我最感兴趣的，是石门的麻疯病院。许多年前，麻疯病难以治疗，一旦沾染，就会遭到驱赶，然后像野人一样生活在深山野岭。甚至，有的被灌醉之后，塞进麻袋扔到江里。直到后来，有人建起麻疯病院，才把这些患者收留下来。

我请两个乡镇干部，领我去麻疯病院。我们开着特意找来的北京吉普，顺着陡峭的山路往前跑。我虽然生长在大山里面，仍被眼前的山路吓了一跳。由于地势陡峭，每次下坡，我都抓紧扶手，担心吉普车一头栽下山去。路面上，中间鼓如牛骨，旁边是两道深深的沟糟。吉普跑在上面，颠覆不止。在我看来，这种地方，不消说行车，就是马匹也很吃力。

走到沟底，吉普轮胎陷进土坑，再也跑不动了，我们于是弃车步行。靠近麻疯病院，一个老者，像条扔在路边的破麻袋，表情淡漠地看着我们。钻进院子，我们找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认识同行的乡干部，很快就和我交谈起来。不知觉间，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经不住乡干部催促，我收起录音。临走，我问了一句，听说沈从文的孙女沈红每年都来石门？那个老人说，不止一趟，有时一年还来几趟哩。我愦憾没能碰到沈红女士，不仅因为她是沈从文的孙女，更因为她是石门文化的研究者。

在石门的这些日子，我跑过不少地方。百姓之贫穷，已经超出想像。我钻进一所破旧的茅草房，墙壁布满裂缝，周围黑糊糊的。尤其让我震惊的是，由于年长月久，屋里出现一个大土坑，向简直像个鱼塘。悲哀的是，这塘里养的不是鱼，而是一个无所依靠的老人。

我实在无法把眼前这块贫穷偏远的地方，和西南苗族的文化圣地联系在一起。百余年前，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石门，在这里兴建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伯格理还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当时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到石门足球队的声名，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来参加比赛，两负一胜后，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建国初期，石门的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石门曾是中国现代教育水平的最高地。上世纪的前半期，石门出现过一个“博士时代”。那批由传教士和成长起来的苗族精英掀起的乡村建设行动，赫然与东部平原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知识分子的作为遥相呼应。既使现在，石门的交通也不算便捷，但在数十年前，如果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送到。

随着时间的流淌，柏格理及其继任者们开创繁盛时代辉煌不再。这个苗族文字的发源地、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农耕技术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

近年，落漠的石门才重新回到世人的视线。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石门成为了省委领导的帮扶点。骤然之间，数不清部门和资金纷纷涌来，让蛮荒的石门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听着响亮的机械声，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将在这里碰撞，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将在这时交汇。我守在石门，等待这块土地即将迸发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