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

我重新找出那张让我怦然心动的照片，细细端详。

此Y确实是彼Y，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二者不太像同一个人？个中缘由我琢磨了半天，也还是不明就里，但这种感觉就是莫名地挥之不去。

Y在兴隆宣传队的微信群中十分活跃，但在另一个“北大荒人”的微信群里却自称是 “潜伏的鱼”。这条鱼潜伏在浩淼的深海里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对群里那些常见的转发链接，自晒照片，煲心灵鸡汤之类的事情，他似乎不感兴趣，若是冒泡，那肯定是对一些时政大事发表见解。宏论说完，马上又潜入海底，游得无影无踪。

感觉上，在这个群里，Y既深邃、又高冷，但知识渊博，见地异于常人。

我尝试着给他发去微信，表达了我想写兴隆公社知青文艺宣传队的想法，并小心翼翼地问能否采访他。

Y很久都没有回复我，但我还是继续执拗地在微信中给他留言：大家都说你是文武全才的多面手，但我觉得你在宣传队里的真正角色，应该还是乐队的小提琴手吧？照片上的那把小提琴，在宣传队里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呢？

这一次Y发来了回信：乐队里，小提琴不是主力。那时候，宣传队排演节目的主打重头是革命样板戏，小提琴的发音，不适合为京剧伴奏。而手风琴声音高亢、豪迈，胡琴的发音有特色，且响亮。所以，他们才是乐队主力。

Y简短而退居幕后的回答，与他在兴隆宣传队的微信群里回忆当年青春往事时，那种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与他在“北大荒人”群里自谓“潜伏”的性格，倒很吻合。

但我不死心，依然隔三差五地“纠缠”他。

就在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采访Y，而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各种托词婉拒采访，让我很无奈时，突然有一天，我不经意中看到了当年宣传队的组织者何学敏大姐发在“北大荒人”群里的一条微信：

你走到门外的雪地里，站着，站着……以为你想好会拉琴了，但你让我们失望了。只透过窗户，看到你走过雪地的脚印。

这段文字乍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似乎有点没头没脑，我差一点就忽略过去了，但在划页的一瞬间，我发现下面有Y@何大姐的两条留言：

@学敏 其实你们想听的那支曲子很简单，但不知为什么，那时要拉这样一首简单的曲子却又很困难。可能是沙龙的情调已被洗刷了很多。

第二条留言有点长：

@学敏 自下乡以后，小提琴对于我经历了几个弯道。那个冬天之后，记得附近兵团的北京知青来我们这儿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好像是忆苦思甜的。一个女生拉着小提琴伴奏，我突然看到一个农民（我记得很清楚，叫老孟）满脸泪水，他使劲地擦抹，泪水还是刷刷地往下流。当时我的心震撼了！我给一位也拉小提琴的二龙山插友写信，记述了那个场面和我当时的内心感受。我说：看来音乐对于农民是有用的，我们应该重拾。这位插友很快给我回信，说看了我的信，他的眼泪也忍不住涌出。

我看着Y的留言发了一会儿呆，再回过头去看何大姐的那一条微信就有了某种触动，只觉得心里流淌过一阵难言的感伤。

虽然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可以想象，一群远离家乡的女孩子，想让Y给她们拉一首小提琴曲，Y不知为何却走到屋外，站在寒冷的雪地里。女同学们在屋里等着，Y却在雪地里站着，沉默着……最终他还是没拉，一步一步地走远，在雪地里留下两行脚印。

我在何大姐和Y交流的这几条微信中，看到了“拒绝”和“重拾”，而在这两个词的背后，我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往Y内心的路径，这条路径的标识就是：小提琴。

我将何大姐的微信和Y在后面的留言截图发给Y，问他，对何大姐说的事情是否还有印象？能不能和我完整地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Y回复说：依稀记得有那么一回事儿。去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只有我和几个女生留在知青点，队里三十几个知青第二年的口粮都堆在女生的屋子里。我每天去跟她们一起搓苞米，手搓得又疼又粗糙。歇工后，她们要听我拉小提琴，我觉得没情绪，但又无法面对她们期盼的眼神，只好走出去了。我在雪地里站着，捻着自己变得越来越粗糙的手指，心想，我还能拉琴吗？

不知道是何大姐的微信唤起了Y久远的回忆，还是我锲而不舍地追寻知青往事，让Y动了恻隐之心，就在回复我这条微信的第二天晚上，他在微信里向我讲述了他拥有的第一把琴的故事。

我用的第一把琴，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妹妹从一位要好的同学那里借来的，那好像是1967年。

那段时间，“文革”烈火越烧越旺，同学中许多人都热衷于革命、造反、大批判、去全国各地串联。而我却游离于革命洪流之外，狂热地迷恋上了小提琴。

那把琴，一拿到手中，就觉得有一种敦实感，琴身比平时所见的小提琴略窄，腹部隆起，使F孔垂直张开，朝两侧角度放音。琴身漆面呈现一种金红的虎皮花纹，只有精选的枫木，才会有这样令人目眩的色质。由于这把琴的高腹，使得延伸到指板的四根弦也略微提高，如果不用力按弦，琴声就会发虚，但是一旦按实了弦，弓也压紧了，拉出的琴声就会变得高昂清亮，特别是A弦和E弦，发音尤其华丽。

一块儿玩的琴友说，你这是一把外国人的大爪子用的琴。用这把琴拉中国式的婉转之音，表现不出它的特点，而演奏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犹如歌唱一般美妙。

琴盒里有一张透明的蜡光牛油纸，上面印着一行拉丁文古典花体字，落款时间是“17××”，17后面的数字已经磨损，看不清了。后来有个懂行的琴友看了这把琴惊叹道：哇！这是一把意大利著名的“斯特拉迪瓦里”琴！我赶紧找来书查看，原来斯特拉迪瓦里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师，他制作的琴都是用海水浸泡过许多年的枫木做琴身，杉木做琴面，全手工精雕细作，蜚声世界。

原来这是一把有来头的大师之琴，我自然是如获至宝，格外小心爱护。

有一次，我为了擦干净琴码周围面板上的松香粉末，试着用酒精拭抹了一下，不料大事不好，面板上的琴漆竟然随松香一块儿被融化了。没想到酒精挥发后，面板上留下一条融化后又重新凝固成光滑晶亮的漆面，看上去不仅没有损伤漆面，反而有一种更加剔透的感觉。

这一下我胆子大了起来，经过慎重考虑，我干脆用酒精把整个琴面都仔细地擦拭了一遍，松香粉末不留一点痕迹，整个琴面焕然一新，好像刚刷过一层新漆。我意识到，这把琴的油漆是最原始的天然树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种纯天然的树漆早就无处可觅，完全被化工漆取代，而化工漆是不溶解于酒精的。这就证明了这把琴确实是十八世纪制作的老琴，琴盒里标识的“17××”日期应该无伪。

我真庆幸这样一把有着历史风霜积淀的世界名琴，辗转到了我的身边，依偎陪伴着我。我一直拖延着，舍不得将这把琴还给妹妹的同学。

1969年春天，我带着这把珍贵的琴，来到北大荒。

大嘉和Y走在去公社宣传队报到的路上

Y讲述的故事虽然波澜不惊，但却显示出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玩琴的小提琴爱好者，他将小提琴带到北大荒，恐怕也不只是为了在艰苦劳作之后业余消遣。假如不是因为“文革”父母被打倒，又假如不是因为知青运动把他这个黑帮子弟送到了北大荒，以Y对音乐的热爱和天分，以及其深厚的专业素养，或许他会是一个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首席小提琴家，也或许他会成为音乐殿堂里教书育人的小提琴老师。

我问Y：那张照片上你去宣传队报到时，手里提着的，是不是这把斯特拉迪瓦里名琴？

Y很快回复我：不是，那是另一把维多利亚名琴。

我追问Y：维多利亚名琴？难道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一次，Y没有马上回答。

直到几天以后，Y在“北大荒人”群里@我，我才读到了他的第二把琴的故事。

快乐的宣传队员

下乡的第一个冬天，新兴大队的男生们都走光了。因为只有我一个留守的男知青，队里安排我在老王头家搭伙。在老王头家吃饭，吃完总要呆一会，跟他唠嗑。我那时候因为天天搓苞米，手搓得很粗糙。天冷，手又冻裂了，开着血口子。老王头告诉我，等杀牛的时候，捡一节骨头梗子，挑出里面的黄脂油抹裂口，很快就能愈合，特别管用，而且这种黄脂油能使好几年都不会坏。老王头还教我怎样扒拉油灯捻子能省油，我们知青点那塌陷了一大块的旧炕，等到化冻以后，如何脱坯补炕。说得没话了，我就掏出一本书挨着炕尾读，老王头也不吱声了。就这样，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思路观察着我们，我们用我们的生活习惯打量着他们，相互怎么结合？不知道。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就听老王头的媳妇唠叨，说我扛到他们家的那袋白面已经吃完了，流露出我正在吃她家粮食的意思。我脸皮薄，听不得这话，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回杭州，这个冬天不和他们结合了。女生屋里堆着的明年的口粮苞米搓完没有，塌陷的旧炕啥时候补，都去他娘的了。至于生产队当年的收成咋样，社员们交完公粮还能不能拿到现钱，一概不去思量。我那年挣的工分钱，出纳给多少就多少，无所谓。衣食无着、前途莫测、心无所愁，就那么混着。反正上面有伟大的光照着。

我回杭的路线是从佳木斯到天津，然后从天津换车到杭州。我心里想着，回杭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买一把真正属于自己的小提琴。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我再喜欢，也不能一直占着不还给人家。

上路时，我穿着那身刚下乡时发的、已经不堪入目的假军装棉衣裤，戴一顶瘪三式的狗皮帽子，脚蹬一双校官皮鞋。虽然这身打扮有点不伦不类，但我也没有别的行头了。

到了天津，我一出站就打听旧货店在哪里。虽然我这副来历不明的样子让人有点狐疑，但还是很顺利地得到了指点。

终于，在天津一个不起眼的旧货店里，我发现了两把小提琴，并排躺在角落的一个玻璃柜里。琴很老旧，却闪着光泽。我的心欢跳起来，定了定神，问店家价钱，恰好都在我能承受范围的极限边缘。于是我说，拿出来试试。

那个店员是个老头，本来对我爱搭不理的，可能怀疑我的来路，觉得我根本不会买。见我要试试，便兴奋起来，小心地拿出琴让我看。

我先看制作标志，年份都不浅，一把是“Victoria 1897”,另一把是拉丁文的西里尔拼音“捷克190×”.我心怦怦在跳，但脸上却不动声色，不慌不忙地调音，掏出自带的定音器，绷紧弓，一根一根将四根弦完整调齐。很快两把琴都调准音了，然后用弓轻轻击打琴弦，感受着琴体的振动和共鸣的敏感度。相比之下，那把年份近些，牌子名气不大的捷克琴，反应要好得多。

小提琴是多瑙河流域的民间乐器，好家伙多得很，不可小觑。再试，反复试，还是那把捷克琴音色更美妙。当然，那把维多利亚琴也很不错，但捷克琴更好，好得不一般。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谐振的传导感，弓在弦上一碰，一种温暖的振动刹那就顺着左臂酥酥地传进身体。拉奏旋律，那把捷克琴就像在唱歌，温和、顺从、舒畅，那感觉，真是无以言表。

“维多利亚”报价七十五元，“捷克”报价八十五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不菲的价格。

我藏掖在身上的钱是八十元，只够买下“维多利亚”，剩下的五元，还要应对回杭后半段路程的花销。但我实在是对那把“捷克”恋恋不舍，便问老头：这一把，八十元行吗？我心想，若是能八十元得到“捷克”，接下来我就是不吃不喝，抱着它打滚也能回到杭州。

老头摇摇头，说了几句当铺规则的行话，我也没有听明白。

犹豫了半天，老头耐心地等着，他已看出我是良家子弟，手里的钱有点窘迫，但他并没有半点让步的意思。

有时候，再多的钱，换来的只是尘土；而有时就差一分钱，百年一遇的稀世珍宝就会擦肩而过，永远消失。但没有办法，事情就是这样。

我付了“维多利亚”的钱。老头拿出一个陈旧却皮革细腻、棱缘光滑的琴盒，“维多利亚”放进去正合适熨帖。

我问：是原盒吗？

老头回答：是的，卖家拿来就是这只原装盒。

我满心欢喜地抱着“维多利亚”走出旧货店。毕竟这是一把相当不错的老琴，除了G弦的沉重感不够，其余三根弦的音色都很美丽。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北大荒干农活的插队知青来说，能拥有这样一把质地优秀的名琴，还想奢望什么呢？

我没有想到，那张照片上的Y，手里拎着的貌不惊人的琴盒里面，却藏着一个由享誉世界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大师带给一个年轻人的梦想，躺着一把由这个梦想带来的、历史悠久的维多利亚世界名琴；我也更不会了解，这位踩着草甸子上尚未封冻的积水，欢快地向前走着的Y，其实在下乡之前，已经自学过小提琴系列教程，研读过大量世界著名音乐人的传记和音乐理论书籍。照片里的他，走在去公社宣传队报到的路上，虽然这可能离他的梦想很远，但他脸上流淌出来的笑意，还是让你觉得，他对宣传队有一种向往。

等到Y真正卷入宣传队的演出生活，在老乡们期盼的眼神和热情的掌声中他才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南辕北辙，自己和手中的小提琴正在渐行渐远，样板戏和《大刀舞》其实并不需要小提琴的伴奏。从那时候起，Y就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和“维多利亚”分手，那种骨子里的忧伤，有谁会知道呢？

果然，几年以后，Y将心爱的“维多利亚”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对此琴觊觎已久的琴友。纵然心中有千般不舍万般纠结，但摸着自己被农活弄得粗糙不堪、已经完全不适宜拉小提琴的手，想到自己不知道还会在北大荒待多久，前途越来越渺茫，他还是狠狠心和“维多利亚”再见了，同时也把自己的理想给埋葬了。

做出这样的选择，心里究竟有多痛，Y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曾经离朝思暮想的艺术殿堂似乎很近了，但最终却擦肩而过，连门槛都没有迈进。

1974年，Y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读的是石油专业。他用这卖琴得来的一百二十元钱，买了一块“SEIKO”全自动手表,算是告慰自己和“维多利亚”忍痛分手的遗憾。手表很华丽，但是他一直喜欢不起来，心里还是常常想念“维多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