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任茂谷，山西临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艺术报》等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著有散文集《回乡十日》 等。

（杨忠平原创摄影《希望的田野》）

1

二姐家的新窑修好了，她急切地想让我看到。等了一年，我终于等到一个回内地出差的机会，办完公事，专程绕道去她的新家。我一路都在想，她见到我时会是怎样高兴得意的样子？

二姐是我家最努力、最操心，和我最亲近的人。

说二姐最亲，不是说大姐不亲。我这一代人，一般都有姊妹兄弟四五个，每个年龄差两岁，大小间着带。老大带老三，老二带老四。二姐带我，跌东倒西一起长大。她老说，我小时候她一直背着，无数次尿在她背上。刚懂事时，她这样说，我死不承认。再大一些，想想也是，可脸上挂不住，恨着说：“偏尿你！”再后来，她不说了。

我儿时的记忆里，二姐占了很大的位置。

二姐继承了母亲的心灵手巧，心又强。不幸的是两岁前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一只脚萎缩变形。母亲每次说起都后悔，念念叨叨：“看着学走路了，好好的又爬着不走。忙得管不上，感觉不对时，找了个小车车让她推着走，就看见瘸了。”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村里搞大跃进。大人忙得没有白天黑夜，家家生活都紧困，顾了上顿没下顿。小孩子小灾小难不算病，长大全靠老天照应，夭折就是天收了。

不幸的母亲们遇在一起时伤心叹气：“谁身上长的肉谁心疼呀！”

母亲总念叨二姐的病，说归说，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一直为二姐抱屈，她要是能坚持上学，一定能成为一个更了不起的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她一起恨那个让她不能上学的人，恨命运对她的不公。

那时候上学总是劳动。国家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不劳动怎么行。回想起来，那时的优越性也不少。村里的孩子只要愿意都可以免费上学，自己只花买本子铅笔的钱。但要好好劳动。孩子们农忙时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播种跟着牛屁股点种子，夏锄提着罐子给大人送饭，收秋跟着掐穗背秸秆。岁数长着，劳动的强度和难度在前面等着。生产队给学校划有菜地、粮地，供老师的生活。这些地当然要学生耕种。学校还让捡东西，杏核、桃核、旧布条什么的拿到供销社卖钱。拾猪粪、牛粪送到学校的地里。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

二姐是个瘸子，但她爱劳动，爱集体，爱学习。字写得整整齐齐，就像缝衣绣花时均匀的针脚。老师说她是身残志不残的好学生，只让她干轻便活，不让她到学校的地里干重活。

三年级时，村里调来一位新老师，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是一位女老师，自带公办指标。高个子，长黑脸，脖子右侧长个很大的瘤子，把脑袋顶着斜歪到左边肩膀上。她的五官也就斜了，被她看着的人感觉十分不对劲。她脾气不好，特别能骂人，可能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不对，看谁都不顺眼。我还没有上学，只懂得痛恨她对二姐的咒骂，把她看作恶毒的怪物。

她是公办老师，有正式工资，却比民办老师更看重学校地里的收成，更重视学生的劳动。她很快发现二姐不参加学校地里的劳动，还发现二姐其实很能干，于是不点名批评，其实是指桑骂槐：有的人在学校是瘸子，回家就不瘸了，跑得比谁都快……这充分说明一个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品质有严重问题。

这种批评，让二姐心里难受得转不过弯。好强的人脸皮薄，有残缺的人更好脸面。二姐好强又爱认个理。残疾是她心中不能碰的疤，谁要骂她“瘸子”，她会哭得死去活来。老师这样的批评，戳到她心里的痛处，还上升到“社会主义思想品质”的高度。那个年代，思想品质出现问题，基本就算和阶级敌人臭味相投，臭成一堆了。

二姐在家里哭得死活不去上学。母亲去找老师解释，说她不是不愿意去地里劳动，是大人可怜她不让去，之前的老师们也不让她去。老师要她去也可以，就是不要说“思想品质有严重问题”的话。老师立即感觉是家长上门找事，把问题想得更加严重。母亲百般劝说，二姐回到了学校。“歪脖”老师却不依不饶，骂：你个歪腿瘸和尚，想翻天，让家长找麻烦。想翻案变天，真是痴心妄想。

母亲劝说：“你上自己的学，又不是给别人上，把书读到自己肚子里，任谁也骂不走。”

二姐毕竟只是个身患残疾的孩子，她巴望老师能放宽度量，改变冤枉她的极端说法。老师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更加拿二姐的残疾发泄情绪。

二姐哭了白天哭黑夜，最终没有打动老师的心。她只好离开了学校。两年后，“歪脖”老师调走了。二姐上学的念想还没有倒，可同龄的姐妹们都已小学毕业，她的学生生涯就此断送。

2

二姐不上学了，跟在母亲身边学做衣裳，母亲是无师自通的裁缝。我常听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夸二姐手巧，见花画出花，见鱼画出鱼。捻毛线，裁衣服，纳鞋底，绣鞋垫，见啥会啥。

二姐处处都心强。自从不上学，家里的活，地里的活，什么都干。做饭，喂牲口，钻沟爬山挽猪草，啥都不落人后。

有一天下午，我跟着她一起去挽猪草。我们去了庙沟，走了很远的路，在生产队的庄稼地里穿梭。那年头，人们挽猪草的篮子里总会藏点人能吃的东西，拿回家做饭时放进锅里，让筷子在稀汤寡水里能搅到点啥。生产队为制止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小偷小摸”，会选性格孤直的鳏寡之人看田。看田人山上沟里转悠，看到挽草割野菜的，随时翻篮子底。发现“严重问题”，就会把人押到大队部去处理。

那一次，我们的篮子下面压了一些“问题”。黄豆地里间种油菜，油菜刚开花，肥厚的叶子油绿油绿，撒一点面粉蒸着吃，水嫩水嫩的一点儿都不苦。我们的篮子底，压了厚厚一层油菜叶，太阳落山时高高兴兴往家走。走着走着，一抬头，发现看田人站在前面的必经小路上，像是专门等我们。我们站住不走了，他也看着不走。我们慌了神，怎么办？二姐决定与他耗。他不走，我们也不走，他来追，我们反身往沟里跑。一直耗到太阳落了山，黑黑的天幕拉下来，银白的月亮升起来，把山拉出巨大的阴影。我们躲在阴影里，心想着不要怕，身体不停地发抖。

突然，沟里面传来几声长长的狼嗥。我的头皮一下麻了，像有根绳子往紧勒，头发一根根竖起来，感觉一头恶狼张着大嘴，正要从后脑勺子一口咬下来。我俩没命地跑出来，看田人可能早就回家了，反正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我们一路狂奔回家，家里人正慌着要找。夜露打湿衣裳，连惊带吓，第二天，二姐和我都病了。

这是我跟二姐干活的一次。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虽然像块石头土疙瘩，毕竟小，总是拖累她。

我跟着二姐长大，后来把挣工分当大事。那年头，工分是农村人生存的凭据，分粮、分菜、分红，除了按人口分一少部分，主要的东西都要凭工分。我家人口多，谁也不闲着，大人小孩人人有份。大人出工一天十分工，小孩可以挣到二到五分。

每年秋后修梯田是捞工分的好时候。自从大寨大队的人民把杂草乱石的虎头山修成层层平整好看的梯田，“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插上虎头山，村里每年秋收之后都要大修梯田。

我的家乡是黄土丘陵地貌，古时候山上植被还好，人口也相对较少。山顶是树，山沟是树，人们只种山腰平缓地带和山下平川的好地。延安成了红色之都，家乡与陕北一河之隔，很早就是解放区。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首要的问题是吃饱肚子。为了吃饱肚子，就要多种粮食、多开荒。家乡的大片森林很快变成了农田，粮食产量空前增长，每年的收成，是八路军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森林砍伐了，每个山头留着一小片，远看一个个山头像容光焕发的汉子长着一头乌发。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山顶的“头发”全都剃光。树木为大炼钢铁献了身，光秃秃的黄土山被雨水冲得沟壑纵横，每一场大雨都会带来滔滔山洪。过去相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变得暴虐无常，曾经的温饱之地变得贫穷不堪。“农业学大寨”掀起修梯田的高潮，保水，保土，保粮食。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一大二公”，唯有修梯田计件挣工分。队长在山坡地画出一条一条的线，人们用方锨把黄土拍出一道光滑垂直的高塄，再把斜坡上的土取高填低找平，造出一条条次第平整的梯田。田里的土深挖三尺，才算暄暄的“海绵高产田”。工分按队长步幅量出的长度计算，修得多，挣得多，有苦力的人一天能挣到几十个工分。

我家自然不甘落后，分组行动。我跟二姐一起干。修梯田最难的是拿方铁锨拍塄，要力气，还要技术。先沿队长画出的线把土堆起来，再拿方锨对着湿土一脚垂直踩下去，挖一锨方方的土端起来，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反手扣到土堆上，再用锨面拍实，形成垂直的土塄。层层高筑，达到两米高。一锨湿土十几斤，铲起来，挥出去，空中反转，一点不洒地翻回来，准确拍到指定位置，没有力气，缺少技术都做不到。二姐因为残疾，在全家个子最矮，力气也最小。可每年修梯田的一个多月，她一天不落。那时学生每年放寒、暑、秋三个假期，修梯田时正是秋假期。我跟着二姐，给她打下手填土，后来也能熟练地反手拍出光滑垂直的土塄，单独挣一份工分。

3

二姐心灵手巧，啥都不输人，因为残疾，嫁给老实巴交的二姐夫。她食指很长，几乎要超过中指，算命的说食指用来指督人，这样的手相一辈子都能说了算，进了公家门，肯定能当官。二姐夫一身好力气，一副好脾气，任她如何说，从不生气。二姐多少次说她实在憋气，里里外外，大小事情全要她一个人拿主意，全家连跟她吵嘴的人都没有。还真应了算命的话，她是家里的绝对“领导”。当初说亲时，母亲知道二姐心强脾气倔，受不了委屈，说要找一个身体好、脾气好的，家里穷点也不怕。聘礼什么都不要，只要一架缝纫机。二姐夫本人的条件对上了，缝纫机也买了，可他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他们村离我们村翻山抄近道十里路。我第一次去她家，被那可怕窑洞震惊了。从山上往下走，半山腰出现了几户人家，一条很窄很陡的小路斜通到一个小院。小路窄到不能两人并行，挑一担水，扁担只能侧着通过。收秋时，背一背庄稼，身体朝里，背子朝外，侧身挪着走。一旦失去平衡，就要掉下深沟。进到小院，其实也不算院，只是半山腰开出的一个无阻无挡的小平台。平台靠山就是她家“一炷香”式的土窑洞，从没有錾齐整的土崖上直接挖进去，四周还长着杂草。我感觉那根本不是住人的地方，充其量只能用作放柴草，就连圈牲口都不安全。进到里面，黑得啥也看不清，眼睛适应好半天。定神往里走几步，就是锅台和炕，两边靠墙一边是两只木箱，一边是几只放水和粮食的黑瓷瓮。最醒目的是炕上的新被褥和门口的缝纫机。天哪！炕头上面的窑顶居然有一条裂缝，一根横木在两头撑着，防止塌下来。那窑洞，无论从宽度还是高度，远不及我家的三分之一。我家虽不富裕，住的却是祖传的三孔石头接口大窑洞，每年粉刷窑里，糊新窗纸，要用长凳搭架子，踩着梯子才能行。窑面由长方体石块垒成，石面錾出细细的石纹，窑顶上伸出一排整齐的屋檐，阻挡雨水对窑面的冲刷。门口是二米多宽的圪台，圪台下是宽宽的院子，与正面窑洞相对的是一排三间瓦房，一间放杂物，一间做牛棚，一间放柴草。大门东南开，门外圪塄下是大路。大门正对的是小河自然形成的瀑布和下面深深的翠潭。那是我们清新自然的小山村。二姐家也是一个小山村，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她的脚还不方便。

她见我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啥时能修起新窑，离开这个黑窟窿呀！”

这句话成了她人生目标，二十多年省吃俭用，拼了命向这个目标奋斗。

她一嫁到那个村，就是村里最好的裁缝。她说挣几个毛毛小钱，管嘴勉强还可以，要攒够修新窑的钱，不知要到哪个驴年马月。

好在离得不太远，她实在憋屈得不行了，就回家来住几天，有母亲给她说叨宽心。那时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

第二年，母亲撒手而去。她再回家来，永远不再是寻家宽慰，而是操劳我们的事情。

又过一年，她生了儿子。婆家没有人管，二姐夫来请娘家人。娘亲已经不在了，只有父亲和我们几个光头弟弟。我上高中，当时正在放暑假，只有我去给她伺候月子。

二姐没有嫌我这个弟弟毛手毛脚。左邻右舍的人到她家来串门，她很劲夸我心细，做饭好吃。我就不停地变着自己会的几个花样给她做饭。煮小米粥、擀面条、揪面片子、蒸发面馍。她在炕头指挥，我按她说的操作，这一顿做不好，下一顿重来。她越夸，我越有心劲，还觉得自己真的很能干。直到自己娶妻生子，才知道伺候月子远非马马虎虎做点饭那样简单。

我在她家整整一个月，每天晚上睡着之前，看着窑顶上那道长长的裂缝，担心什么时候会突然塌下来。这个窑洞就会变成我们的坟墓。这个念头一出现，我会觉得不吉利，就要克制不要这样想。但这个念头却像一根剌，越克制，越往心里钻。我只能做到不把心里的担心说出来，说出来会更加不吉利。以后每次去她家，忍不住要看那道裂缝，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我暗暗祈祷土地爷，保佑那条裂缝永远不要扩大，保佑这黑黑的窑洞永远不要塌下来。

二姐修新窑也成了我的心愿，经常不自觉地主动和她说起。

外甥学走路了，我们担心他从那没有院墙的院畔掉到下面的沟里去。二姐修新窑的心情就更加紧迫了。

二姐和母亲有一样的好心，给村里人做衣服收钱很少，裁剪下的布头要全部包好给人家。村里的姑娘媳妇找她要个花样子、鞋样子，问她织毛衣的各种花样针法，她都能给一一满足。她到哪里都有好人缘。村里人都知道她一心想修新窑，就随着她说，你这样有本事、有好心的人，住这样的黑窑真是受屈。

二姐的公公在一家国有煤矿当工人，他一开始就承诺，等二姐和二姐夫结婚后就给他们修新窑。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继续承诺，将来一定帮助他们修新窑。二姐夫还有个弟弟，眼看着弟弟老大不小还没有找下媳妇，她公公答应开始修新窑了。二姐有了看得见的盼头，赶紧张罗。她找村里的干部，很顺利地批得沟里平川地，修四眼窑洞的宅基地。

来年动工，二姐劲头十足，信心百倍。开始她想自己雇石匠修，最后实在苦于管不过来，就花几千元承包出去。但工地上的事情她还是不放心，整天跑得脚不沾地。几个月紧忙乎，辛苦劳累，工程终于竣工了。四眼崭新的石头窑洞修起来，二姐高兴得睡觉都在笑。说好两兄弟一家两眼，紧接着就给弟弟找媳妇。弟弟结婚了，新进门的弟媳寻死上吊要独占四眼新窑。二姐的公公无奈妥协了，二姐嘴上说坚决不行，最后也没有了法子。看着辛苦修起的新窑空着，自己还住在黑窟窿，心头气愤难平。

那几年，我早已远离家乡。二姐和我无法见面，每次通信都说这件事，我也为此气愤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