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冬：我要上清华
大山深处的榆树村，斜倚在半山坡上，安静得像个熟睡中的孩子。从草坯房到砖瓦房，从暴土扬长的土道，到水光溜滑的水泥路，从柳条板杖子到红墙绿琉璃瓦，几经变迁的小村落，给了我星空般的灵性，也给了我大山般的执着。
1970年出生的我，和别的山里孩子一样，吃着玉米面菜团子，穿着姐姐们穿不上的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当别的孩子就知道挖坑撒尿、捞鱼摸虾、傻呵呵地跳草绳、摸瞎胡、扔着嘎拉哈疯玩的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读书。我第一本印象最深的书，是在村委会的小院子里捡到的几页《妇女之友》，在那本书上，我知道了中国有个大学叫清华，我从那本书里知道，要是读了清华，人就一定有出息。刚上一年级，我就心生向往，我要上清华，那年，我八岁。
背着母亲用姐姐们破旧的衣服上较为结实的部位剪下来的小花布拼成的书包，每天几次往返于村里的小学校，小学校是个不足八十平米的房子，一共三间，中间正对屋门的是老师办公室，两边的是教室，全校一共四个班，两个老师，每个老师教两个班，每间教室坐着两个班大约十个、二十个孩子，教室里的地面是土的，即使没有一点垃圾，我们都把地扫得溜溜光，每天都会扫出来一撮子的细土。长此以往，教室地面被扫出了坑，进教室就像进地窖。冬天烧废旧铁桶制成的炉子，烧上能烤死，不烧能冻死。夏天教室里终日潮乎乎的，一年到头，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夏天不用开窗，直接把塑料布撕掉，任由风雨吹进来，冬天再找些塑料布糊上，糊里外两层。北风呼啸，塑料布乎嗒乎嗒，节奏鲜明。
课桌虽是四条腿着地，可四条腿之间已经不知用了多少条三脚架做了加固支撑，那还时常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声。所有学生从不会在教室里打闹，都害怕一旦不经意碰了桌子，散了架怎么办？五冬六夏，宁愿在室外人脑子打出狗脑子。
凳子是很粗糙的长条凳，坐着都会咯屁股的那种，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的裤子上为什么最先破洞的部位总是这。这且不说，单说我的当年的同学至今都纳闷，每次聚会都问起我，问我用了什么手段魔法让我同桌那么害怕我，我同桌在那时算是班里的魔头，欺负人特别有一套，花样百出，举不胜举。可就是奇怪，不仅不欺负我，而我每次似乎都在吆五喝六地欺负他，可人家却还好像感恩戴德，言听计从、有求必应。每每这时，我都会含笑不语，弄得他们各个胡蒙乱猜，竟然有人归结到说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同桌就暗恋我。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五年里，我一直握着我同桌的一个隐私。
五年里，教室潮湿的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酸不拉叽的恶臭味，每当同学们或捂着鼻子或扇着本子愤怒地质疑：“谁？谁？谁又放屁了？”的时候，我早已从凳子的另一头感受到我同桌终于憋不住的气流冲击到凳子上的震感。在那股恶臭还没有散开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防范，深吸一口气等待那恶臭散去，然后或用手轻敲一下凳子，或斜眼用白眼珠多于黑眼珠的目光，狠狠地剜同桌一眼，他便立刻低三下四地讨好我，因为，每每这时，我就会若无其事地说一句：“是吗？有放屁的吗？我没闻着啊。”使得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我同桌。
我为他保守了五年的秘密，换来他死都不愿意调座，换来我超大肺活量，换来他日日给我背书包，次次替我做值日，而且，别的孩子可能因为被臭屁的来源困扰，分散了学习、听课的注意力吧，而我却因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从没有分过心，小学毕业考试，我以全乡第三的好成绩升入了初中。
我暗自庆幸，心中窃喜，我离清华又近了一步了。
从村里到乡里，大约要走三十里的山路，山路蜿蜒崎岖，下雨天，泥泞陷脚，兽蛇出没；下雪天，大雪封道，好几天没有车辆出入，刺骨的寒风割得脸疼痛难忍，如此路况，每天通勤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住进了学校唯一的宿舍。
这宿舍，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都还刻骨铭心。
夏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盆盆罐罐接着漏雨所发出有节奏的水花碰击金属的声音，偶尔用雨水洗洗脸、洗洗衣服，竟然比地下水井里摇上来的水滑溜多了。
冬天，七八个人挤在不足两平方的炕上，每个人只能铺褥子的一半，裹上被子。躺在炕头的，身下如烙饼；躺在炕梢的还直叫唤冰凉。炕头的热得受不了，把手和胳膊腿深出被外，一会就又冻得酸麻；炕梢的半夜冻得直往人家被窝里钻。睡不着看着天棚愣神，最最经典的一幕出现了，墙与房顶的连接处竟然能看到天，看到星星，呼啸的北风吹着口哨从缝隙里探进头来，立刻让人毛骨悚然。
现在想来这一幕当时真的让我心潮澎湃，或许我的一点点文学素养就是从那时候灵感一现开始存在的。因为每每那时，我就开始构想我的一篇文学巨制：一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一个可心的单位里做着自己可心的事业的当代“宋濂”，回忆起自己当年“寓逆旅，四肢僵劲不能动，以衾拥覆，久而乃和，无鲜肥滋味之享”的日子，那一定是激发人励志的千古佳作。
睡不着觉数着星星，酝酿着自己的鸿篇巨制。终于睡着了，第二天起床，靠近鼻息的地方挂了一层白霜，下地洗脸，头晚打来的一盆洗脸水陡然结成了冰……
每周回一次家，带点咸菜、带点饭，夏天常吃长白毛、绿毛的馒头。冬天就好多了，虽然常啃冻得杠杠硬的，可至少没有了馊味。
这样的条件，同村一起升学的十二个同学，不到初二就辍学了八个，到了初三，家庭条件稍好的两个，一个去了山东，一个转学到了穆棱七中，还有一个又背起了行李卷回家了。
看着我时常感冒的状态，时常双手双脚冻得肿老高的样子，父母亲就开始以“女孩子读书就是给外姓人读的，何况你连个做伴的都没有了”为借口劝诱我退学。我就一句话：“我要上学，我要上清华，谁也别想改变我。”
每周回家，几乎都跟父母置气，她们甚至以不给我蒸馒头、弄咸菜来要挟。幸亏家里人多，每顿做出来的饭差不多能让我吃好几天。我就自己收拾收拾，趁他们不注意装进布袋子里，没有熟咸菜，就直接去咸菜缸里捞一两个辣菜疙瘩，背上就出门。
自己害怕走山路，那就在村头的岔路口等邻村的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学校。说实话，抗争的感觉真舒服，每次出门都是斗志昂扬，都是一副“我的人生我做主”的不可挡之势。
初一时，学校里没有成套的桌椅，我所在的共和乡地处林区，优势凸显。班级里就两组，这两组桌凳都是由两块长4米，宽0.3米的大板钉起来的，没有抽屉，我们每个人都是抱着书包上课的。每排四个人，两边靠墙的同学进班晚了，外面的三个就得依次走出来，站在过道里等里面的进去，再依次落座。里面的同学便时常被外面的同学推推搡搡、指东道西说风凉话。有点涵养的，不吱声就算拉倒，有点小脾气的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外带口出不雅，班级里自然乱成一锅粥。
我倒是没受到过这样的境遇，因为我个头小，排座自然排在第一排，进出座位都是靠钻的。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常被桌面磕疼了脑瓜，但至少没因此跟同学起争端。而且，最让我庆幸的是，我少了很多憋屎憋尿的情况。听有些同学说，因为出入不便，为了减少下课上厕所的机会，时常憋得肚子疼。大概那时我的同村同学不上学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当然，拥挤的教室里还是时常有臭屁味，但四人一桌的局面只能让臭屁的始作俑者屡屡深藏不漏。柯南、福尔摩斯来了又能怎样？厚厚的长木板，已然能够承受得住那股气流的冲击，即使震感强烈时，大家也只能把“作案目标和范围”缩小到“另三人”，鱼龙混杂、官司不断、课上课下的纪律实在没法用“良好”来形容。
就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得天独厚的座位和早就历练出来的超大肺活量，让我总是微微一笑，置身事外。即使偶尔有些男生像是故意欺负我一下，考验一下我的涵养，让我心绪不爽的时候，我就低头默念“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要上清华的人跟你这套号的一般见识，本小姐就不是本小姐！”
初一结束，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初二时，也许学校发现了此种班级管理模式实在有违常规，也许是新来的校长的大刀阔斧，学校居然做出了空前绝后的大胆决策——撤板换桌。课桌何来？学生自备。
这一举措实在是力度太大，大到差点葬送了我的清华梦。
本来就不热衷让我上学的父母，终于以“咱家没桌子、咱家没凳子、咱家也没有车子，即使有车子你也不会骑”为借口，打算一举斩断我继续上学的念头。
初一升初二的暑假，为了能继续上学，我哭过，闹过，后来就偷偷的趁大姨家大表哥不注意，推了他的大金鹿自行车出来骑，个头不够高，就掏裆骑（身体在大梁的下面站着蹬）为了不被发现，我常把自己摔得少皮没毛。车子要倒，我宁愿让自己的身体垫着自行车。结果好像没有几次，聪明的我就学会骑自行车了。我告诉父母，我会骑车了，买吧，没有新的买旧的也行。父母还是不置可否。
我憋着一股劲。不就是桌椅问题吗？我自己解决。那一段时间，现在想来都有点神经质了。只要一在大街上走，我的眼睛就搜寻人家的院墙篱笆，就观察哪个杖子板宽一点、平一点，暗暗地记在心里，看到另一个就跟之前看到的比较。直到有一天黄昏，我趁人不注意，把自认为最好的那块给拔了下来，之后就开始依法踅摸可以做桌子腿的方子，我要自己做桌子凳子，只要能上学，上天入地，在所不惜。
说实话，那个年代，每家都是挺穷的，谁家有个高桌子大板凳那都算得上是奢侈品。记忆里我们一大家子人，向来都是围着落地的小桌小凳吃饭的，一悠吃完了撤桌，另一悠再吃，往小凳上一坐，憋屈的吃不几口就饱了的感觉。话说回来，就像母亲说的：也幸亏这样，那年头，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你们吃饱啊。
说来我是幸运的，当我为了桌凳犯愁不想吃不想说的时候，我竟然在露天电影场地里捡回了一条三条腿的小杌子。我欣喜若狂搬回家，开始酝酿第四条腿。看到我好久没露出的笑脸，父亲母亲终于瓦解了，父亲说“行了，别着急了，开学前，凳子桌子车子给你制备齐行了吧。”
唉，新校长的英明举措啊！害我苦恼揪心了一个暑假。
开学了。父亲亲自赶着他的老牛车，把我的桌凳送到学校，一进班，全班同学一片哗然。我的桌子是我们家放到堂屋正中间，有三个抽屉、两边有柜门的“两头沉”的大桌子。这大家伙一落座教室，立刻引来了围观。而且当场就有三个人表示要给我当同桌，我大方的点头，可心里想的却是：最好有一个，一个没有显得咱没人缘，人太多了该影响我学习了。
心想事成，班主任果然只安排了一个没拿桌子的男生（后来知道是老师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做了同桌。这男生老实话少正合我意，或许也是因为用我的桌子的缘故，他或多或少对我是充满感恩戴德之心的，有时他也想说话打闹的时候，我只要恶狠狠的一个眼神过去，他就立马闭嘴收手。为此，我的学习和听课效率都非常高，初三中考预选考试，我已经跃居全校第一了。
可是，那时候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参加考试而要有预选，这次的预选考试。竟然彻底埋葬了我的清华梦。
考试成绩一出来，全校第一。我正沾沾自喜的时候，学校通知要填写报考志愿，我毫不犹豫的填报了高中，因为，我要上清华。
结果从班主任到教导主任再到校长轮番找我谈话，后来还动用了我的父母姐姐们，谈话主题就一个“你学习成绩这么好，必须报中师，上高中完全白瞎，你的成绩完全可以拿来参与全穆棱县的竞争，完全可以金榜题名，接下来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吃国库粮、挣工资成为国家干部。”姐姐们更是劈头盖脸“就你又笨、又迂、没灵性，三年高中下来还不定咋样呢，当个老师就算咱家烧高香了，还想上清华，完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几番“完全”下来，我的清华梦真的“完全”破灭了。
都是学习太好惹的祸！1987年9月，我以全穆棱县第16名的成绩成为了牡丹江师范学校的一名师范生。四年后，我回到了共和乡中学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阔别四年回到我当年做学生的那间教室里，我百感交集。教室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棚顶掉麻雀蛋、地下窜老鼠崽的教室了。双人桌、单人椅、窗明墙白，无论什么时候，也闻不到年少时那久违的臭屁味了。站在讲台上，看着班级里四十多个仅仅比我小五六岁的学生，我的第一节课就是给他们讲了我的清华梦破灭的历程。
学生们看着、听着、倍受鼓舞吗？我不得而知，可是，三年后，我这个班中考成绩斐然。又三年后，我教过的这个班里真的出了一名清华大学生。我的清华梦有人替我圆了吧！我为此欢欣鼓舞，我把培养清华生作为我的为师宗旨，27年孜孜以求。
后来，学校平房教室改建扩建成了楼房，共和环境条件更好了。每接一届学生，我都跟他们讲我的“清华梦”。
再后来，我从乡下学校调到了城里，标准化、大屏幕、多媒体、电子白板，条件越来越好，每接一届学生，我还给他们讲我的“清华梦”。
再再后来，我反复给我的女儿讲我曾经的“清华梦”，许多学生包括女儿也有过嗤之以鼻，不屑置辩的神态。而且我发现，条件越好，我的努力还没有减少，可经我手培养出来的清华大学生却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呢？真的是清华门槛太高，不是我们这类凡夫俗子所能够逾越的吗？我不得而知。
2007年，北京奥运之前的那一年，我们一家三口进京旅游，第一站便是游清华园。古朴典雅、厚重勃发，蕴涵着我所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历史与文化底蕴的清华园再次让我心潮澎湃。
如果，我只能说如果，三十年前我能在这个园里留下身影，我的命运和人生又该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
丈夫说：“那你就嫁不出去了！”
女儿说：“那你就没有我这个这么优秀虽然没上了清华的女儿了！”
是啊，如果，让当年我那小小村落里的小学或初中同学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一定会说：“幸亏你没上清华。你要上了清华，我们就不认识你了，不过，你没上清华还真白瞎了……”真的，我没上了清华，简直太白瞎了……他们一定理解我，理解当年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
是啊，清华，曾经的梦想，我只能望洋兴叹了吗？
突然有一天，丈夫兴冲冲地跑回家：“本哥们决定了，圆你的清华梦。”我一头雾水，丈夫竟然甩给我一打纸，住房合同——清华城小区。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2015年8月6日，我搬进了新家，坐在清华城装修一新的家里，看着窗外优雅的小清河沿河公园里的美丽景致，我百感交集，发展中的穆棱啊，还是你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会。
轻叹一声：我终于还是“上”清华了！
如今，搬进“清华城”新居快三年了，我每天开着私家车上下班，行驶在高楼林立的城区里，行驶在又宽又直的柏油马路上，往返于我的学校和家之间……
突然，我笑出了声:瞧瞧，我已经上“清华”很久了，而且，现在和未来的我都将天天“上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