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宇：“红楼”下的记忆
贾樟柯《二十四城记》中说“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成都东郊的”红楼”，经历了40多载的风霜雨雪，依然傲立在那里，它的功用早以废弛，再次伫立在”红楼”下，惊叹成都改革开放的翻天巨变，感慨我的人生竟然和这座”红楼”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1980年，那年我17岁，名叫文青。父母都是由北京机械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量具刃具厂（后面简称“刃具厂”）的职工。母亲在卡尺分厂铣工小组干活，而父亲在工具科从事技术管理工作。6月的高考失利，让我放弃了对学业继续深造的梦想，我开始渴望工作，进入这座国有企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悄悄对我说：“文青，你哥哥马上要生小孩儿了，现在我们厂还可以实行‘顶岗’制度，要不你顶替我进刃具厂上班吧？”我满心欢喜的给了母亲一个深深的拥抱，就这样，我和这座”红楼”情缘从那一年就开始了。
“顶岗”的程序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母亲又是体检、填表和找关系，为什么要“找关系”？因为母亲当时身体不错，不满足提前退休顶替我上班的条件，所以私下寻找关系，认识我们刃具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希望开据一个身患慢性疾病的证明。经过一系列折腾，程序完成了，我收到了通知，第二天进厂报到，母亲看见我高兴的样子，笑着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第二天早上，母亲带着我来到了刃具厂的大门——”红楼”前，我第一次和它邂逅。给我的感觉，它是多么的雄伟。周围光秃秃的荒野映衬出它的自豪与荣耀，一座带有浓郁莫斯科建筑特色的”红楼”立在眼前，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五期间原苏联援建的。我站在”红楼”前许久，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文青，以后的路靠你自己了。去吧......”我回过神来，跟着母亲来到大钻头分厂报到，我被分到了大钻头分厂外圆磨小组做了一名磨工。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略带一些自豪：我进入刃具厂工作了，我也是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了。
1986年，是我人生中的一次拐点，我在这一年恋爱了……人生或许就是那么奇特，从进厂开始，我始终没有松懈，踏实工作成为我的指导理念，以至于连续3年获得“三八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这样的殊荣更加推动我的工作积极性。5月13号那天晚上，因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红火，全场生产线的部门几乎都加班。我也不例外，加班到了8点，拖着劳累疲惫的双脚刚走到”红楼”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雨具，肚子又饿，心里正烦躁不安，突然身后有个大手拍了我一下，“来，拿着。”我转身一看，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微笑地看着我，我一边接过伞，一边问他姓名时，他快步跑入了雨中，消失了。我一边欣喜一边疑惑的回家了。一连好几天，我拿着他的伞，想把雨伞还给他，但是都没有见到他。就这样到了年底，我又一次被分厂评为“先进工作者”。于是依照惯例，每个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要集体到”红楼”下合影留念。这一天很无心的合影居然让我意外的又一次看见了他。我俩以“感谢”为话题展开，聊了很多。原来他叫徐刚，是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厂工作的，他母亲也是我们厂小钻头分厂的工人，父亲是火车司机。我们的开始就在1986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合影照上留下了。当然，紧接着就开始了看电影、公园约会。
1987年，我结婚了。因为我哥哥、嫂子以及小侄子在我妈妈家里住，而徐刚家里弟弟和妹妹也都没有结婚，家里的空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租了一个单位筒子楼单间，单间的空间比较狭小，并且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虽然刚开始不太适应，不过仍然有一种独立的自豪感。工作也发生一些变化，从原来的磨工变成从事描图、资料管理工作。
1988年，是我的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一年。我怀孕并生下了和徐刚爱情的结晶，是一个儿子，取名徐宇。在下半年经分厂领导推荐，我参加了刃具厂职工大学的成人高考，幸运的被录取，并开始了三年的脱产学习。
1991年6月底，我顺利的毕业了，最后全班二十多个同学在”红楼”前拍了一张毕业照。7月回到大钻头分厂继续工作，荣幸被推荐担任团支部书记，兼顾处理团的工作。9月从描图、资料管理工作转为人事管理工作。
1999年，我和丈夫幸运赶上最后一波“浪”，购买了刃具厂修建的内部集资房，告别了12年的筒子楼的拥挤生活，拥有了单独厨房和洗手间的房子。巧的是内部集资房的位置就在”红楼”的旁边，我家又在顶楼7楼，每天拉开客厅的窗帘，我都能够第一时间看见”红楼”。
2002年，我告别了22年的大钻头分厂，被调到了电子量具分厂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从原来进了”红楼”往左拐变成了往右拐。
2006年，让我感触很深。根据成都市政府发布的《成都东郊老旧工厂改制搬迁规定》，我们一家人进行了今后工作的思考和讨论。首先是现在成都市二环路东三段的厂区要往三环路以往搬迁。因此，所有的老厂房全部拆毁。这些景象可能以后只会出现在我们东郊人的记忆中，大家最为牵挂的还是那座见证刃具厂发展的”红楼”的命运。最初计划是一并拆毁的，后来厂领导和成都市委领导多次协商，终于同意保留下这唯一的建筑。其次，就是老厂拆迁，新厂地址位于成都市新都区三河场，鉴于距离很多厂里职工距离远的问题，工厂发布消息，愿意继续在刃具厂工作的职工，按照工龄的遣散费的30%发放给个人；不愿意继续在刃具厂工作的职工，按照工龄的100%发放给个人。我和丈夫商量了很久，还是决定一起跟着老厂，继续工作。于是把现在成都二环路旁房子卖了，在新厂附近买了一套住房，从那年起，我离开了那座”红楼”。
2014年，我们电子量具公司被卡尺厂收购，变为电子量具工段，我被任命为电子量具工段工段长。从2014年到2017年，我带领工段的职工努力工作，连续三年是产值最高的工段之一，连续三年在年终总结大会上以“优秀工段领导”的身份讲话并获得表扬。
2018年，我到了退休的年纪，单位领导本来想等我退休后。返聘我继续工作。但是我的母亲在今年过年之后突然瘫痪，只能依靠轮椅行走，父亲的腿脚也不灵便。全家人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哥哥现在家里压力很重，所以不能退休过来照顾母亲。弟弟现在在成都某科学研究院担任领导工作，正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期，也不能回来照顾母亲。我看见这样的情况，毅然决定结束我的工厂人生，回家来照顾我的母亲。于是，我在2018年3月我就提前了半年退休回家。每天的生活从工厂转移到了母亲家里，从早上起来做早餐，到推着母亲到楼下花园里透透气，再到中午做饭，下午给母亲按摩，最后到晚上做晚饭，每天重复单一而充实的事情。但心里始终对原来的工作有一份怀念，不时地还要给单位的同事电话寒暄两句工厂的现况才觉得心安，最想念还要数那座见证了我人生的”红楼”。因为厂房的拆迁后，我和母亲都买房到了较远的地方，离开了那座”红楼”，一眨眼12年了，真想再回去看看。4月5日，我和丈夫照常来到母亲家里给母亲做饭，中午吃饭时，母亲给我说：“文青，今天是清明节。我们在成都也没有什么扫墓的先人。今天天气不错，我很久没有去原来老厂了，正好徐刚今天休息，我们下午开车去看看吧。”母亲一句随意的话让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满口同意了。饭后，丈夫开着车，我和父母亲一起来到了老厂，已经完全面目全非。原来厂区已经盖起了通瑞浅水半岛的商品楼房。厂医院的地方修起了成都中铁二局玛塞城的商品楼房，厂小学变成了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变得模糊，只有唯一那座”红楼”还屹立在那里。我推着母亲，丈夫和父亲走在我身旁，一起来到”红楼”的面前。这样一座”红楼”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年我进厂时，第一天走到这大门前时，它是周围最高大的建筑。而如今，它是最矮小的一个。我此时此刻想到了很多，第一天进厂工作、劳模的拍照、我和丈夫的第一次邂逅、职大毕业的合影、集资房的窗等，这一切的一切，仿佛一种命运的安排，让我和这座”红楼”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它见证了我的事业、爱情、家庭，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成都的变化。想到这里，我的眼眶红了，母亲坐在轮椅上，抬起头看看我，我轻轻地拍了一下母亲的肩膀，对她说：“妈妈，当年刚进厂第一天，你对我说以后的路靠我自己了。今天，你对我还满意吧。”母亲看着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