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审视人称在叙事结构中的意义，回眸自己的阅读脉络，厘清“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区别，这些严谨又细致的交流，是视听时代全面来临之前，我们对“文学何为”所做出的积极回应。7月15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张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评论家陈晓明在威海展开了以“凝视与讲述”为题的对谈，共话小说的浪漫诗情。本次活动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语言文学学院联合主办。

第一人称是有难度的叙事

浪漫主义的诗情表达和第一人称叙事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关联，主体性对抒情类文本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在二十世纪的漫长历史中，主人公“我”常常被扼制。如何把个体“我”发出自我的声音，而不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一个，这的确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自鲁迅以来，第一人称的叙述在整个上世纪中国小说史中都不多见。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红色经典中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这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大多数都采用了第三人称的视角。

“中国当代的小说很少用第一人称来写，因为我们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风格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实主义风格把历史客观化，小说的叙事主要是历史自在展开的过程，类似《创业史》《暴风骤雨》《白鹿原》还有你的《古船》，其中都包含着很深的历史维度，”陈晓明在对谈伊始就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的《你在高原》一直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

“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但第一人称写作的确是有难度的。”张炜如是说，“我写长篇一般也不采用第一人称，大致来说有两个原因，一是避免读者把小说中的‘我’和作者本人对号入座，二是作家更愿意隐蔽自己，让自己超脱出文本。”

张炜的全部长篇小说中，《柏慧》《远河远山》《独药师》是全部用第一人称完成的，其中《独药师》谱写19世纪20年代山东半岛养生术的故事，距离作者的生活年代较远，而《柏慧》《远河远山》的故事发生时间则正合张炜的成长年代。“有时候写到我明明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总是以我来带入很容易把个人来写进去”，但在写作过程中又有很矛盾的地方， “然而有时候很奇怪，构思一个作品，就是要把我摆进去才能构思，叙述的动力也来自这个”。张炜在回答中表示，第一人称这种有难度的叙事需要不断让作者调整叙事的口吻和整个写作的状态，“除非是写自传，否则都不愿意把自己放进小说里”。

“苏俄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陈晓明认为，诗意化的情绪和第一人称叙述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他是一个诗人，也出过诗集，随后的小说创作中始终游荡着浪漫的诗情”。对于张炜来说，这种“诗情”并不是纯粹的奔放和瑰丽，《你在高原》的叙述一直营造着一种有距离感的氛围，但随着氛围的浓厚，就一点点地呈现出来二十世纪里面血淋淋的斗争。“你的小说似乎就是这样，在宽广的历史中有具体情景的表达，叙述上大开大合，仿佛视点从遥远的地方一下子就捕捉到近景”，陈晓明说，“能看得出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赫尔岑对你的影响是非常有力的。”

论及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张炜显然很有话说。“俄罗斯文学对我们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晓明刚才说的三位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还有后期高尔基的创作都对我们影响极深。”在张炜的阅读记忆里，20世纪初欧美的大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非常推崇，冷静又公平，但后来因为政治上否定东方阵营的同时，也否定了苏联文学，同时把俄罗斯文学也都降低了评价。“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张炜说，“从雨果到巴尔扎克我都读了很多，但找不到一个像肖霍洛夫一样的作家给我巨大的冲撞，给我留下感念和感激，没有欧美文学给我带来这种强大的对话的冲动。《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写的真是太棒了，为什么苏联作家能够写出这么激动人心的作品，是因为靠技巧去控制和文字的美是不能持续的，但生命力所推动的激情是永恒的，这种力量在每一个细节都灌注的饱满，让一部作品变得伟大。”

“但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要走得远，吸收国外的文学营养是很重要的，但一定要有一个根。”对于汉语文学传统和自己写作之间的关系，张炜有着明确的答案，他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红楼梦》对他的影响很大，但更重要的文本是《诗经》《楚辞》《史记》《全唐诗》这些，“我很少对中国古代的小说有什么继承，所以你很难从我的作品中看到通俗小说的痕迹”。

然而什么是通俗文学？为什么张炜对通俗文学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首先应该区分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概念。“在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之外，其他三部都是民间文学。《三国》《水浒》《西游》都是这样，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地域里，无数的人一起修改完成，最后又一个文人加以完成整理。”尽管民间文学常以通俗文学的面貌出现，但张炜认为“通俗小说是一两个人创造出来的，缺乏打磨和集体修改的过程，而民间文学是经历了几百年人们讲述的故事，这个过程使一个叙事作品无论在意境、转折、细节上都汇集了不同人的思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张炜说，“民间文学实际上和雅文学完全可以打通”。

视听时代已经到来，文学何为？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有一段经典的论断，“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每一代文学的不同，不仅体现在文体形式上，更反映为内在的精神品质。但文字和文学终归是书写时代的产物，在视听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文学会走向何方？

“在互联网和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我们今天怎么重新拥抱文学，这的确是一种难题，其实在很大程度来说，文学是作为前一个文明的产物面临着新文明到来的挑战，它终究是会消失的，这有一个过程，但它最终会成为历史。”陈晓明对文学的未来忧心忡忡，他认为电影这一形式已经将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学等等学科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同时电影的思维越来越具有先锋性，它对文学构成着极大地挑战。“这真的是让我无比忧伤的事实”，陈晓明说。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忧虑而终结了我们的事业”，张炜认为，作家应该做的就是用独有的语言保持对纯文学的担当。“其实对于雅文学消亡的担心，并不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的，雨果在《论莎士比亚》中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时代有手机有互联网影响读者对文学的关注，雨果的时代也有各种新兴的娱乐方式对文学受众进行吸引和分化，但事实上，我们的文学印刷量已经是雨果那个时代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陈晓明和张炜一致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任自觉肩负。二十世纪的伟大文学已经是纪念碑一样值得致敬的存在，而新的时代到来也不可抗拒，这确实需要我们延迟文学的终结，并对未来文明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