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卫华，浙江省海宁市人。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嘉兴市网络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有《诡湖密码》、《象墓》、《星图密码》、《最美好的时光》等，《苹果树下诺言》荣获第五届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1948年12月的某一天早上，寒风凛冽，天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雪了。谷超豪戴上围巾和手套，正准备出门去学校，忽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男子，穿着件棉大衣，领子竖起来包裹住下巴，只露出上半张脸，但看着有点眼熟。

门外那人见谷超豪看着自己发呆，笑了起来，问：“谷超豪，你不认得我了吗？”

谷超豪仔细一看，激动地叫了起来：“张叶明，怎么是你？这一年多来，你去哪里了啊？”

张叶明曾经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是出了名的活跃人物，参加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等。同在浙大数学系的谷超豪也是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两位进步青年当然有过不少接触。只是在1947年8月，张叶明毕业后，就不知去向，二人便断了联系。

谷超豪当然知道，老校友在这个时候突然登门造访，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连忙把他让进屋内。

张叶明知道时间宝贵，长话短说，他告诉谷超豪，他现在在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下属的雷达研究所上班。自从上个月的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对国民党军发起第二次战略性进攻（也就是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全面迎战，结果却是节节败退。他们担心挡不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很快就要打到江南来，一方面继续顽抗，另一方面已经在着手全面撤退的准备。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纷纷从首都南京撤离，南下广州；雷达研究所也在撤离的名单之中。

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巧妙策划和机智安排，阻止了雷达研究所迁至广州，并迫使它从南京撤到了杭州；但是，研究所还有继续南迁的可能。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它留在杭州。

张叶明来找谷超豪，就是来商量对策的，希望杭州的地下党能接过他们的任务，继续阻止雷达研究所南迁。他担心谷超豪不太了解雷达，就把雷达的重要性，和此前他们做过的工作，作了简单的介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达与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等少数国家才拥有这些尖端技术，就连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中途岛海战中，吃足了美军雷达的亏之后，才开始重视和发展雷达技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落后，十分需要这样的先进武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7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成立了雷达研究所，主要负责修理那些旧雷达。

维修好的雷达被发往国民党军驻守的各个要塞，主要作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用来探测解放军的渡江船只，在各场战役中都派上了特殊用场。雷达研究所也因此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军事部门。

1948年初，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吕东明，联系到进步青年张叶明。得知张叶明的父亲与雷达研究所副所长叶彦世是同学，吕东明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打入国民党重要军事部门的一个契机，就让张叶明打着父亲的旗号，去找叶彦世帮忙。

张叶明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又是叶彦世的故交之子。叶彦世自然对他特别照顾，亲自把他引进雷达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又让他担任研究所的上尉工务员。

当时，吕东明因工作原因被调往上海，另一名地下党员施雅风，担起了与张叶明接头的任务。施雅风是进步团体“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员。这个团体表面上是中立组织，实际上核心成员都是地下党员。在施雅风的介绍下，张叶明加入了科协。张叶明又把所内的另外两位进步青年，同是浙大校友的程嘉钧和范复礼介绍加入科协。施雅风要他们三人尽量多交朋友，开展团结科技人员、保护物资器材的工作。

张叶明经常偷偷地把《科学时代》杂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刊《文汇报》、《展望》和《文萃》等刊物拿到研究所里，给同事们看，并暗中向大家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

在潜移默化中，雷达研究所中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技术人员们，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了。张叶明告诉所里的郑乃森等技术人员，可以自己改装短波收音机，用来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可是，大家都不敢，因为这在所里是明令禁止的。

张叶明就对大家说：“你们怕什么，副所长叶彦世都在偷偷地听，只要我们不说出去就行了。”大家都知道，张叶明是副所长叶彦世的人，对他的这些话，自然是深信不疑。

于是，大家都悄悄地改装短波收音机，偷偷地收听来自解放战区牡丹江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了人民解放军发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好物资器材等消息。

1948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研究所技术人员郑乃森，突然接到副所长叶彦世的电话，说海军需要派一名雷达技术人员去台湾，可以领双份薪金，问郑乃森愿不愿意去。郑乃森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叶彦世就又找另外的技术员，结果都被拒绝了。因为郑乃森他们通过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已经知道解放军马上就打过长江，他们都在等待解放军的到来，所以都拒绝得十分干脆。

战斗打响以后，国防部下令，让雷达研究所及早撤往广州。所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江浙人，一听说要迁到广州，甚至是台湾，都开始抱怨起来。

程嘉钧曾经在台湾工作过，这是大伙都知道的，他对大家说：“台湾远离大陆，又隔着宽广的海峡，路途遥远，远离亲人，来去不方便不说，而且那边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是不想再去了。还有，如果我们撤去了那里，一旦解放军解放了江南，那我们还能回得来吗？还能见得到亲人吗？还不如留在这里，等待解放。”

所里有不少技术人员，本来就对国民党不抱希望，这时也都纷纷表态，不想南撤。

张叶明却想到，就算雷达研究所不顾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拒不撤离，但国民党在全面溃退前，很有可能把所内的雷达设备全部炸毁。眼珠子一转，对大家说：“就算雷达研究所要撤离南京，也不一定非要撤去广州，其实杭州就很好，历史上杭州从未打过大仗，而且我们中有不少是浙江人，这样可以离家近些，更能安心地工作。”

他的这几句话，立刻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虽然都没有明确表态，但内心早已经打定了主意，尽量拖延时间，不让研究所南迁广州。

国民党国防部已经几次催促雷达研究所南迁广州，研究所方面总是以设备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为借口，故意拖延撤离的时间。国防部就命令海军拨出船只，协助雷达研究所撤离人员和设备。

张叶明知道无法再拖延下去了，就找来程嘉钧和范复礼商量对策。

程嘉钧说：“海军的船只都已经到了，我们总不能把船赶回去吧？这下难办了。”

张叶明说：“要是这艘船中装满了别的东西，再也装不下雷达设备，那我们就又有借口，可以拒绝南迁了。”

范复礼突然大叫了一声，说：“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了，不过，需要大家的配合，再想办法拖延两三天时间就够了。”

张叶明说：“这个容易，所里的工作人员正在拆卸雷达设备，我去和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工作不要太积极，尽量拖延时间。”

国民党的形势越来越坏，军政要员们都在准备向南撤离，他们拖家带口，都在发愁找不到舱位，可以把更多的财产带走。就在这时，突然有一条小道消息传了出来，说雷达研究所的设备来不及拆卸，不走了，相关部门正在把分配给雷达研究所的舱位送人情呢。

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马上先下手为强，雷达研究所的舱位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有的人甚至连家具都搬了上去。当国防部得知雷达研究所的舱位被抢后，当然是大发雷霆。可是，能抢到舱位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国防部可不敢得罪那么多的军政要员，这事只能不了了之。这就样，雷达研究所的撤离工作又被搁浅了。

其实，雷达研究所的所长葛正权，和副所长叶彦世也都不想南迁广州，他们派往江西和湖南的调查组，也没找到合适的撤离地点。无奈之下，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只得批准了雷达研究所先撤杭州，日后再迁到广州的计划。

就这样，雷达研究所的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地从南京撤到了杭州。

雷达研究所转移到杭州以后，暗中保护它的重任，就落到了杭州地下党的肩上。张叶明在杭州安顿下来以后，冒着寒冷，来到浙大教工宿舍，找原浙大学生会负责人、地下党员谷超豪。

谷超豪在浙大毕业以后，表面上是留在学校里担任助教，其实是杭州地下党的中坚力量，主要的工作是团结杭州的科技工作者。

张叶明把雷达研究所的情况向谷超豪大致说明了以后，又说：“雷达研究所作为新式武器的研究部门，国民党肯定舍不得放弃，迁来杭州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留在杭州，迎接解放的到来。”

谷超豪点头说：“好，我会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指示。”他当天就把雷达研究所要南迁的事，报告给了上线联系人徐恭慧。

没过多久，徐恭慧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要谷超豪把雷达研究所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同时要和张叶明保持经常联系，共同努力，力争把研究所留在杭州。

为了不引人注意，谷超豪和张叶明一般约在校外接头。他通过张叶明，了解到雷达研究所内的技术骨干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只重视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思想并不反动，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并不愿意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是一位较正直的物理学家，同样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是可以争取到的。主要反动势力是副所长叶彦世，还有一批曾在军统局或国民党其他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但人数较少；其他一些技工、学徒、士兵等人，都是为了谋生才来研究所工作的，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杭州地下党通过对雷达研究所内人员的分析，制定了“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张叶明、程嘉钧和范复礼已经成为党在雷达研究所策反工作中的核心，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在所里有目的地接近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员，努力拉拢他们；同时，引荐进步分子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科学时代社举办的活动，一起参观了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并借鉴了其他单位保护物资器材、团结职工的工作后，几位进步青年在研究所内成立了应变委员会。

就在张叶明等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工作时，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来到杭州。

原来，国防部看到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没有继续南迁的打算，十分生气，就派钱昌祚来下最后的通牒。

此时，副所长叶彦世已经辞官不做，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研究所内的工作，由所长葛正权一个人处理。

葛正权和钱昌祚的私人交情不错，而且两人无论在军衔，还是在知识界的地位，也是旗鼓相当。葛正权估计，钱昌祚此来也就是劝劝他，不会有什么实质行动。就目前的形势看，用不了个把月的时间，解放军就能渡过长江。心中早已拿定了主意，继续用器材多、经费少、运输工具搞不到等各种借口搪塞钱昌祚，尽量拖延时间。就算钱昌祚态度强硬，他也没有权利罢免自己这个中将所长。

钱昌祚来雷达研究所后，看到上至所长葛正权，下至普通员工，都没有南撤的意思，心中十分无奈，对葛正权说：“看在你我朋友一场，我还是要提醒你，早点撤出杭州吧，广州更安全，万一你落在共军的手中，成为他们的俘虏，就算不杀头，也得把牢底坐穿，何苦呢？”

葛正权此时已经铁了心地要等解放的到来，反过来很隐晦地对钱昌祚说：“老钱啊，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有时也要懂得顺势而为，良禽择木而栖啊！”

钱昌祚知道无法说服葛正权，只得长叹一声，拍拍他的肩膀，说：“那就各自珍重吧。”便匆匆告别。

1949年3月，杭州解放在即。谷超豪代表杭州党组织，指示张叶明等人仿照学校工厂护校护厂的方式，保存物资、器材和技术人员。

张叶明、程嘉钧等几名核心成员立即行动起来，他们知道稳定人心和保护器材是最重要的事。

可是，自从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以后，国民党国防部只给所里的工人们发过一个月的薪水。没有生活来源，人员很快会散；全所100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所长葛正权就把国防部给雷达研究所搬迁用的美金拿了出来，当作生活费，但杭州无法兑换美金。程嘉钧就主动站了出来，和另一名工作人员牛智德一起赶去上海，把美金换成了黄金。全所人的吃饭问题才得以解决。

有了粮食以后，为了稳定人心，谷超豪指示张叶明等人组织起来的应变委员会要团结群众，保持警惕。应变委员会就提出了“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并让工作人员们把家属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同时成立防护队，在研究所内日夜巡逻，防止国民党溃兵和坏人的抢劫破坏。

终于等到了5月3日，广播电台里传来了“我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新闻。程嘉钧听到后，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声呼叫：“解放啦，我们终于等到解放啦！”迫不及待地开着雷达车，出去迎接解放军。

正在外面接头的张叶明和谷超豪，看到大量的杭州市民欢呼着涌上街头，就知道解放军到了。张叶明兴奋地大叫：“我们终于等到了光明！”两人跟着人群也冲上街头，看到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列队进入杭城，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下午，解放军就接管了雷达研究所。研究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雷达、器材物资、车辆和文件档案等全部保存完好。我国惟一的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终于成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1950年4月，雷达研究所扩充了人员和设备，组建成空军电讯大队(后改称雷达第101营)，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雷达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