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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葛小明:姜事(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 | 葛小明  2018年07月18日11:12

很难找到一首描写“姜”的古诗词,不知为什么,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没有太多地进入文人视野。《本草纲目》却有篇幅不短的记载:“姜,辛,微温,无毒。生姜温,要热则去皮,要冷则留皮。八九月多食姜,至春多患眼,损寿减筋力。古人云:秋不食姜,令人泄气。亦有秋姜减寿之语。”数千年来,人们种姜、养姜、食姜,却不赞美姜,亲密接触却又划清界限,关系暧暧昧昧。在鲁东南,不止是我,无数个和我相像的人,一生紧紧与这种植物连在一起,关系明确,脉络深刻,分也分不开。

大地上的事物,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暧昧关系,风吹草动,月出鸟惊,一粒沙子就可能改变蚂蚁的一生。众生在大地之上新陈代谢,树枝戳破天空,落叶沉入湖底,花开花谢,一旁经过的蜜蜂却不知其用意,只需采蜜够了,只需保持忙碌就够了。姜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诞生的,与它一起诞生的,还有祖祖辈辈的养姜人。生在大地之上,就注定要把一生留在大地,为此,爷爷给父亲起了一个带“土”字旁的乳名,坡儿。后来的几十年,农村条件好一些了,起的名字也跟着好了一些,我的名字“姜”,就是在新时代诞生的。姜,在鲁东南的乡下,是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它换来了集市上的水果,换来了孩子们的学费,换来了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希望。养姜,理所当然成了跟养孩儿一样重要的事。

土地和土地有大差别,虽然它们都能养活人。庄稼人最懂土地,他们能够准确地分清土地的类型,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那块地长什么更有利。姜的矫情,首先反映在对土地的适应上。鲁东南多山,丘陵地相对贫瘠,缺水缺肥,向下不用十厘米就会摸到石头,姜很难在这种土地里存活。只有离村不远的低洼地,才适合养姜。村落近水向阳,且相对平坦,可以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就适合姜居住。在这里,炊烟的根部稳健,袅袅而起,直上屋顶,再上面是太阳描绘的天空,大而宽广,四面都是生机,处处充满希望,于是,整个世界跟着热闹起来。

自留地最肥沃,但是数量有限,每户分不到多少。这些地无疑会用来养姜,一年又一年,代代不息。外面的地可以荒一点,但是自留地不能,庄稼人不允许一棵杂草出现,更不允许一寸土地闲置,所以你不能用自留地来评价一个庄稼人是勤快还是懒惰。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命根子,伺候不好,就会挨饿。除了极个别的单身汉会在自留地里种上玉米、小麦等比较容易收割的庄稼外,其他人都会养姜。而养姜是从冬天开始的。冷会让一切清醒,会迸发出破坏性的力量,所以最有生命力的事物往往都在低温中厚积薄发。经历过严冬,才能经受住鸟语花香的诱惑,不为花儿蝶儿所动。这要从雪开始说起。

每年家里的老皇历翻到“大雪”,父亲都会喊上贪睡的我。“姜,今天大雪了,得早起来暖姜呀。”听到这话的时候,往往是早晨六点左右,父母早已经在外忙活一个多钟头了。姜从村外的洞子里运出来,小心翼翼地经过每一双养姜人的手,进尼龙袋子,上小推车,吱哟吱哟晃进了千家万户的院子。我是不用出去的,跟我名字一样,我是家里的宝贝,不用在这么冷的天出去运姜。大寒,无法知道外面马路上结的冰有多厚,也无法看见风吹进母亲脖子后她瑟瑟发抖的样子,我只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冬天逼近,雪厚了,家里却暖和异常。

“姜,快扶着车子,要歪了。”

“哦。”

“姜,过去把门开开呀,进进出出的很费事。”

“哦。”

“姜,麦草铺好了吗?怎么这么磨蹭。”母亲也急了,“你要多长长眼色,看你爹忙的。”

“哦。”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父亲形成了坚实的默契关系,一方“撒急”(山东方言,着急的意思),另一方会自然而然地跟着“撒急”。我则成了他们共同使唤的对象,鉴于此,成长过程的好多年我都耿耿于怀,认为我是他们的矛盾中心,我的叛逆心也随着炕头上的姜慢慢发酵。

暖姜是养姜过程中的最初环节,轻松也最重要,因为如果暖不好,第二年姜的发育和成长都会成为枉然。地点是炕头,就是庄稼人睡觉暖心的地方。为了暖姜,人们把炕头让出来,最柔弱的姜种一上去就苏醒了,它们藏在麦草中间慢慢发育,慢慢酝酿,直到春天前来敲外面的窗子。麦草就是麦子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它们柔软、干燥、轻盈又易搬运,是暖姜的不二之选。母亲和我,一手捧着姜,一手抓着麦草,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放一层麦草,再放一层姜,再放一层麦草,再放一层姜,就这样把幼姜整整齐齐地排在炕头的麦草里,一个挨一个,抱团取暖。躲在麦草和热炕头中间,幼姜什么都不用担心,不会出现疾风暴雨,也不会有大事发生,但是这个冬天注定不平凡。父亲母亲和无数个被姜挤出炕头的庄稼人一样,在一场又一场大雪里瑟瑟发抖,这种冷是暂时的,因为春天已经跟着姜芽早早地走进他们梦里。庄稼人的梦简单而朴素,他们不会梦到被撤职,不会梦到被同事排挤,也不会梦到大鱼大肉的酒桌。他们只会梦到地里的庄稼突然长高、树上的果子大得出奇,只会梦到春雨纷纷、稻穗饱满,梦到高粱一节一节长着,差点高过了所有的苦难。

惊蛰一到,姜就暖好了,被催醒的幼芽茁壮、有力,等着亲近刚刚翻整过的土地。生于何处就归于何方,姜并不留恋热炕头,到了日子,就出去。如果待在炕头时日过多,幼芽就会无力,挪进地里也长不高。它们有它们的活法。与姜接触久了,庄稼人也会沾上姜的性情,他们朴素而坚毅,不留恋于短暂的诱惑,他们懂得热炕头再舒服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鸡叫头一遍便匆匆穿起衣服出门了。早饭是后来的事,乡下的早晨不在闹钟里,也不在逛菜市场的路上,它们往往会落在一片玉米叶上、一滴折腾了一夜的露珠里。种姜开始于黎明之后、早饭之前,这个过程并不短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有可能。城里人最要紧的早餐,在这儿会被自然地延后,没有准点儿,忙累了才回去吃。女人可以早回去半个钟头,因为要做饭;孩子通常不用早起,这里的孩子没有准确定义,在乡下没有结婚都是孩子。

我比其他家的孩子更贪睡。种姜的日子,清晨听到的最早的声音来自母亲。

“姜,我和你爹去家北种姜了,你听着点儿门。”

“姜,你要是饿了,就先自己做点儿。”

“姜,起来别忘了喂鸡。”

我是不必应的,因为永远都是这三句。母亲总是担心家里会进贼,因为村子里偶尔会传出谁家的鸭子被偷了,或者哪个收破烂的把院里的破锅拿走了的事情。她担心的事情很多。再说吃饭,这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即使再挑食的孩子,种姜的那几天里也会变得很乖,随便吃点就行,不敢争宠。我的童年吃得最多的是煎饼卷鸡蛋,一个鸡蛋,一点切细的白菜头,煎一煎卷进煎饼,就是一顿可口的饭。每家每户的孩子都会煎鸡蛋,简单,营养,廉价,因为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鸡有三个目的:一是可以吃到免费的鸡蛋,二是出门走亲时可摆脱空着手的尴尬,还有一个就是当闹钟。公鸡很有默契,觉得人们休息好了,就喊几嗓子。看见人们差不多都起床了,就赶紧打住,叫多了惹人烦。

种姜首先考验的是腰。谷子、稻子、高粱、养姜人,都有一个好腰。他们越近迟暮,腰弯得越好。姜种从筐子里一个一个地取出,几乎是用手捧的,因为新芽毕竟脆弱,一不小心碰到就会断裂,前功尽弃。筐子很大,起身,取一个姜种,弯腰,蹲下,按进松软的大地。这一按的力道刚刚好,大部分进土里,露一点儿头,芽要全部在外面。然后再起身,弯腰,蹲下,起身,弯腰,蹲下……一垄地需要好几天才能种完,而每一天都要弯腰数千次。量化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如果不仔细数,没人会在意这些,但当真正量化起来,你就会为此担忧。他们毕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时地出现各种病痛。弯腰是最接近土地的动作,这让人难过,养姜人却习以为常。初春的早晨很冷,但是忙活的人感觉不到,等第一缕温暖的阳光落下来,他们早已经累得汗流浃背。

幼苗怕晒,尽管春天的阳光并不暴烈,就像刚刚移栽的茄子一样,需要想方设法为幼苗遮阳。在鲁东南一带,首选的遮阳物是柞树枝。柞树是丘陵地特有的树,主要用来放养柞蚕,秋天的时候,人们提前把多余的树枝剪掉,以备姜用。柞树枝要保留叶子,因为叶子能够遮挡更多的阳光,而树枝本身的作用只是方便插在地里。经过一秋一冬的晾晒,使用时树枝已经完全干枯,分量相对轻了不少。后面要做的就是挑一个好天气,将这些树枝插到姜的向阳面。弯腰,不停地弯腰,再次成为姜地里出现的最多的动作。这动作和活计都是个人独立完成,也就是说每个人进行自己的“插枝”,不必与人合作。姜地里排与排之间的空隙很小,幼苗脆弱,所以需要小心地踩在排与排之间,一手揽着一捆树枝,一手弯腰插进去。不能离姜苗太近,那些熟睡着的小生命最怕刮伤;也不能太远,远了,就挡不住南面泼下来的阳光。基本上是插一根,直一下腰,再插一根,再直一下腰,如此不止。就这样,人们在大地上反复进行着虔诚的动作,弯腰,叩拜,朝圣,影子越来越厚重。

浇姜是我参与最多的事情。最初的几年,姜是不怎么浇的,直到后来,几百里外的安丘养姜发了财,当地人去取经才知道,姜是需要大量浇水的。可怜祖祖辈辈的养姜人,傻傻地靠天吃饭,一样起早贪黑,收成却寥寥无几。回来的人说,安丘的姜能长到四五斤重,而我们这里的却一斤都难。于是,浇水成了增加产量的重要环节。姜的根系不发达,耐旱抗涝性能差,故对于水分的要求格外讲究。

浇姜一个人很难完成。庄稼地里重要的事,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祖一辈,下一辈,整整三代人都得参与进来。一方面重要的活计量往往很大,时间却急迫,比如抢收麦子。夏天的鲁东南酷热,但又常常大雨不断,麦子就在晴和雨的缝隙里成熟,收麦就成了一家三代人的事。这时候,不论年纪,不论钟点,能上的全部出去。所有庄稼人都变成了地里的庄稼,发芽长大,开花结果,直到慢慢老去。另一方面,重要的事需要格外谨慎,一个人干活儿会影响到整个活计的进度和质量。就像浇姜,如果中间随便谁没有参与好,就会造成大水漫溢或者角落无水,结局就是减产。减产是庄稼人最难过的事情,侍奉泥土的人都很虔诚,对天,对地,对秋天的收成,皆是如此。如果没有好的收成,就意味着你的心离开了土地,投在地里的影子是不干净的。而我们家的上一辈都没有了,奶奶在给父亲起完名字后就离开了,爷爷走的时候我还不会下地。所以在我们家,浇姜变成了两代人的事。

水成了夏天最珍贵的东西。当然,水从来也很珍贵,它不仅养活了万物,也纯粹了万物,不知道有多少阴谋和欲望,在一场又一场水中淹没,燥热的东西在水面前降下温来,留下的只有平静和朴素。姜对水的需求格外多,因为村里都养姜,旱下来的时候,所有的庄稼地都缺水,村子的塘坝和井又很有限,浇姜就成了难事。好在村里遵循着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谁家先放上机泵,谁就可以先浇,浇完后一周内则不能再浇。于是占井成了浇姜的第一步,需要起得很早,可能是凌晨三点,披星戴月对庄稼人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它少了一些诗意,多了几分辛苦。这个环节是母亲完成的。

鸡还没叫,母亲就起来了。同样的调子和嘱咐:

“姜,我去占井了,你听着点儿门。”

“姜,你要是饿了,就先自己做点儿。”

“姜,起来的话别忘了喂鸡。”

占完井后,母亲进了山里,那里有一些其他的庄稼要打理。姜最忙的时候,花生也忙起来了,地里会出现杂草,叶子上会长蚜虫,还需要防着野兔,它们啃起幼苗,简直是一种糟蹋。总之,山里谁也闲不下来。父亲一个人去了姜地,我继续睡在梦里,不知道睡了多少年,做了多少安稳的梦,好像这样的梦可以永远做下去。

快六点的时候,母亲从不远的山里回来,喊我起床。

“起来吧,你爹一个人肯定忙坏了,浇姜是大事,一个人做不好的。”

“啊!”

这一句比什么话都重要,因为我们都心疼父亲。瞬间,我全身都充满了罪恶感,是啊,那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让父亲自己去做。他肯定浇不好地,说不定早就被管子里水喷了满身,泥巴沾到裤腿上,沾到手心里,沾到擦过的额头上。也有可能机泵突然熄火了,他一个人来回于机泵与姜地长长又黑黑的路,不知道奔波了多少次。看不到地头上的水走了多远,也看不到井里的水还剩多少。一个人浇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

穿好衣服,什么也顾不上,就去找父亲了。天还不太亮,机泵隆隆的抽水声格外刺耳,但却是美妙的,它说明机器没有熄火。看一看大口井里的水还剩多少,确定一下机泵没有问题,便沿着管道去姜地了。父亲很矮,天又很黑,只能看到一个蹒跚又模糊的身影,在姜丛中间缓缓地晃动,动作娴熟,却很小心,绝不敢怠慢了任何一棵姜。

“吃饭了吗,姜?”

“还没。”

“你应该吃了再来,不然待会儿饿得慌。”

“不饿。”

“你娘回去了?”

“嗯。”

他问的几句话都是最重要的,问完了就不再多说。父亲的一生沉默寡言,在我心中他不像山,因为他没有那么高大,我甚至经常会担心他突然倒在地里爬不起来。从小母亲就带给我这种担忧,有时候父亲下地,过了晌午还没回来,母亲就说,你快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她一这样说,我就害怕,拼命地往地里跑,因为我太怕失去父亲了,太怕桌子上少一副筷子了。到了地里,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心突然就轻松了,我想“如释重负”这个词应该也是起源于庄稼地里才对。见面后往往也是几个字。

——“你来干吗,姜?”

——“你娘回去了吗?”

——“嗯。”

我知道自己的作用不大,可是我就愿意待在地里,和父亲在一起。浇姜的时候,我的主要作用是站在地的另一头,看着水过来了没有。水到头的时候,再浇几十秒,让它满一会儿,然后告诉父亲。他便换另一排。哦,对了,姜跟其他常规作物一样,成行成排,主要是为了方便浇水。父亲的耳朵不太好,加上水声,喊他往往听不见,所以水满的时候,我只需摇一摇手,他就懂了,也不说话,微微点一点头,水便向另一排姜浇去。这种默契,是血浓于水的配合,也是天长日久磨合出来的。一排,两排,三排,一块地有好多个一排两排三排。但是无论地有多大,终究会在反复地摇手与点头中慢慢完成。

浇水的过程,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水可能会冲坏垄沟,溢到外面,父亲便拿着铁锨冲过去,一锨一锨地把裂缝堵上。几十年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下一下填补了家里的一切所需。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我们也不贫穷,有父亲母亲,有孩儿,有粮食,有姜。比如机泵,太老旧了,我们不舍得换,也没有闲钱换,所以经常会坏,直接的表现就是熄火。一旦熄火,就需要跑回去重新拉动机器。是的,机泵需要手拉动,有一根长长的线,藏在机器里,需要用力拉动它,有时候拉十几次才能拉开。再次启动后,父亲迅速松手,跑向姜地。太远了,水奔跑的速度快于父亲,我从地里远远地看见他跑了过来,那奔跑,是我见过最难看的动作。他两手举得高高的,因为袖子和手上都是泥巴,沾到衣服全身就脏了。其实我很想对他说,坡儿,不用举着双手跑,你的全身已经都是泥巴了。坡儿,你的动作真的很难看,真不知道当初怎么找到对象的。坡儿,但是我不希望你被泥巴覆盖,我希望你能从泥巴中永远地挣脱出来,世界太需要你。

姜在父亲和水的呵护下慢慢长大,一起长大的,还有埋在地底的希望,那是一家人的收成,是孩子的学费,是生病时敢进医院的勇气。姜永远不会知道大地之外的人和事,在它看来,水和汗是一样的,柔软,澄澈,养活万物。

姜喜水,喜肥,喜温,怕冷。霜降一过,地里的姜就会受冻,很快便坏掉,所以霜降之前姜必须收完。霜降,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上,霜降在所有的农事活动中都举足轻重。我国古代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每一候都是致命而又充满悲伤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作为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过后,天气更冷了,露水凝结成霜,庄稼人的收获也基本完成,剩下的事就是窝在火炉旁守冬了。这是秋天的结尾,是一年劳作的总结,无论如何都要收好尾。一项轰轰烈烈的大事,在秋天深处开始了,所有人,所有车子,所有筐子袋子,全部上阵,人们再次在大地之上演绎一场空前的抢收。

空着出去,满着回来,中间是养姜人的步履蹒跚。刨土、掸土、剪茎、装筐、上车、进窖,简单的几个字,忙坏了一群养姜人。收姜需要把姜从地里刨出来,掸掉上面多余的泥巴,用刀或剪刀去掉姜的叶茎,装进筐子,抬上车子,运进山洞里备存。等上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等一个相对高的价格。等价,就像炒股,等到了能卖个好价钱,等不到可能会亏本。无论等到等不到,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姜都在窖子里完好无损。

“姜,我和你爹去家北收姜了,你听着点儿门。”

“姜,你要是饿了,就先自己做点儿。”

“姜,起来别忘了喂鸡。”

太阳首先照到我,然后父亲,再后面才是母亲。母亲长父亲一岁,长我三十六岁,长地里的姜好几辈子,剩下的时光我们无法平分,太阳却给我们做了最公平的裁决。如果一个家庭一生收到的阳光是定量的,那么父母总会把自己的那份分给儿女,少睡一会儿,早走一会儿,多干一点儿。大山深处,无数个家庭在这样的分与匀的过程中亮了起来,那是风中屹立不倒的力量,那也是细水长流的日子。

父亲双脚稳稳地站在大地之上,握紧“三叉”(一种北方常见的农具),左右手的配合恰到好处,高高地扬起来,高过头顶,高过早起的太阳,高过世间所有的贫穷。这一叉下去,要准,要稳,要正好把一株成年的姜挖出来,近了会伤到它,远了会费力气,坚持不了多久。三叉落地的声音沉闷而短暂,与大地接触之后,一株姜就完整地挖出来了。父亲会习惯性地用手甩一甩上面的泥土,尽可能地干净,因为下一个接手的是他的妻子。挖完一排之后,母亲出场,她的主要活计是掸掉姜上的泥土。年轻时母亲从不带手套,她说戴手套干活不麻利,耽误工夫,后来年纪大了手便承受不了过硬的泥块,终于带起了手套。我看到母亲弯着近乎九十度的腰身,一点儿一点儿地掸掉泥土。其实何止是掸,在乡下,程度太轻的词往往用不到,这里的掸实际上是挖,是抠,是用尽十指的力量做一件事。整个过程漫长而细致,就这样,父亲母亲一先一后,走近深秋。收获是乡下最复杂的动词,这个词里包含着辛劳、坚忍、忙碌、割舍和喜悦。有时候,父亲走得快了,就停下来,等等后面的母亲;有时候母亲快了,就慢下来,候着前面的父亲。自始至终,他们都保持着一排姜的距离,不会快一步,也不会慢一步,这种默契,是经历了二十年、三十年、一生一世,才慢慢形成。